作者：接着谈你回国，还是接着谈柳青？
陈冲：回国没什么好谈的，都让人传滥了。
作者：听听你的版本。
陈冲：让我想想……上飞机之前，柳青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答不上来。好像一去不复返的劲头。所以我才说：“咱俩私奔吧！”仗着要走，说话可以放肆，不负责任——就是我当时的心理。人一般都有这心理，对吧？惹事就惹事，反正我走喽！
作者：（笑）没想到回国又惹了事。
陈冲：（晃脑袋）那是真没想到。
陈冲决定回国去。那是一九八五年春节前，是她离开中国四年的第一次还乡。
从来没有离开家、离开外婆这么久过。四年的留学生活，她倒是几次与母亲聚散。一次她们母女竟在德国慕尼黑团圆，俩人恰都有出访事务，并恰恰在同一个时间。修了一阵德语的陈冲成了母亲的随身翻译。
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架将西越太平洋的美国联航的机舱里坐着陈冲。她倚窗往陆地看去，洛杉矶的花园、小房变得密匝匝的，被纵横的公路割成网络。飞机在上升、上升，这块新大陆朦胧起来。她想她在这块陆地上开创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带走什么又撇下什么。在渐渐远去的那块陆地上，有她四年多的心血和泪水，有她成摞成摞读完的课本和写完的作业，有她刚刚上坡的事业，有那辆老马般的忠实、老马般识途的汽车——在通向好莱坞的路上，它曾载着她的希望去，载着她的失望归。还有那位刚刚认识的、诚笃热情的柳青。
柳青说他将会看她“起飞”。他有言下之意的。
柳青大约不知她真正的心思。当她对他说：“我要回国了，我们私奔吧！”她心里被一个不很明显的念头鼓舞着：这回回去，也许不再回来了。这个念头并不被她的理性认同，但它存在着，并显示着奇妙的主宰力。
似乎在决定回国的一刻，她心里有种坠入温床般的舒适。陈冲喜欢一切旧东西，她觉得旧的东西上留有人迹，留着人情味。一些她用旧的东西，她总是随身带着，有时拿出来，对它们发愣或傻笑一会儿。因此她也无可救药地留恋自己的旧生活。外婆卧室里的旧书味，妈妈衣橱里的樟脑味。还有，那不用睁眼就能抵达的旧朋友家。那朋友家弄堂口有个街道工厂，再就是一部传呼电话，她仰颈子朝楼上喊：“闵安琪！……”
这些个“旧”几乎使此刻机窗畔的陈冲战栗。
在决定回国的一刻，她感到自己对这份不息的奋斗够了。实在是疲惫：哪天早晨想再伸伸四肢躺一小会儿，总被一阵类似犯罪的感觉惊起——还有书没读，还有功课未完成，考试在一分一秒紧逼过来。她在学校的功课百分之九十是优等分数，她的英文写作被教授评价为：“高于一般美国学生”。那又怎么样？她在好莱坞不再是那个“不知哪来的，不知是谁”的ChenChong；她的事业眼看在振翅。那又如何？……这四年多，天晓得，她对得住自己的时间太少了。她对自己太狠了。“舒服”在陈冲的字典中渐成了贬意：你舒服，就证明你没再学进任何新东西。她捺着自己的脖子去学习、去工作，去一字一句地学说英语。终于讲一口美国人标准、漂亮、见学问的英语了，用她那为汉语的咬文嚼字而发展成型的口腔与声带肌肉。她的人为己达到了自然，要在好莱坞正式、隆重地登场，她一切都齐备了——
那又怎样呢？
她终于踏上了归途。
陈冲没想到回归后发生的这一切。首先是在香港海关。她所持的中国身份和护照竟招致一大堆麻烦。没完投了地回答，直到深夜。她烦躁起来，开始与这个海关官员争吵。
“喂，你以为我会赖在香港？！”
“你没有过境签证，就不能在香港停留……”官员一再重复这句话，像一部坏了的录音机。
陈冲冷笑：“为什么他们（她指其他旅客）不用签证？”
官员：“因为他们持美国护照。”
陈冲：“美国护照进入中国的香港不必签证？”
官员：“对。”
陈冲：“你们只是拒绝中国护照？”
官员更正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陈冲狠狠看着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的龙的传人，这张犬类的铁面无私的脸。
之后是扣留、审核，翻来覆去，闹到半夜十二点，她才被允许去旅馆休息。她本来只想经由香港转火车去广州，一番周折，使旅途陡然添出烦恼和疲乏。到了广州她便病倒了。
在广州有预先安排的机场记者采访和座谈会。两天下来，陈冲的咽炎恶化，几乎到了欲呼无声的地步。而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听说陈冲的归返，马上安排她在春节晚会上与全国观众见面。陈冲欣然接受了邀请——四年多了，她怎么也该向曾经的观众打个照面，拜个年。
陈冲的病在忙碌中加剧，却又被兴奋给忽略。到了上海，终于从医生那儿来了“禁声”的命令。她不可能从命。四年多憋了一肚子话、一肚子故事要讲。再说，到了与全国观众面对面的除夕晚会上，她总不能哑着拜年。
这个疼痛的喉咙说出的几句话却给她带来那么多的不愉快。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已闻知赴美的陈冲回来了，将与大家见面。于是电视机在年夜饭席间或席后打开了。
陈冲出现在银屏上，微笑着说：“我在美国留学四年了。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所以就系了一根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
注意：这里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条“红腰带”。本来陈冲生性随和，最怕隆重仪式，最怕自己弄出个煞有介事的形象。她有比这更精彩的话要讲，但她知道大年夜谁也不想听“报告”。人们渴望人之常情，渴望亲近家常。陈冲是在这种感悟下触发了以上的几句话。
不久出现于报端的批评使陈冲十分地“丈二和尚”。文章不长，五百字左右，口气却是不饶人的。
文章说：
在今年中央电视台的除夕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陈冲和大家见面。我们都寄予了热望。要看一看在美国留学的陈冲有什么进步，将为我们表演些什么。结果陈冲和大家见面了，并讲了话。
她讲的原话大致是：“我旅居美国四年，本来不打算回来，但是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我算了个卦，我有两个礼拜的假，应该可以回来看一看；我又系了一条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听后不禁使我茫然良久。
撇开迷信味儿不谈，陈冲去美国四年，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陈冲很年轻，这样讲话，使老年人听了很难过。我认为这不能责怪陈冲，中央电视台为什么要安排这种讲话呢？而且她的即席讲话也与整个晚会气氛有关。
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观众不是平日一般观众，还有平常没有工夫欣赏节目的人。有各行各业，有各种民族，有海外侨胞，甚至还有外国人。这次晚会不是给观众“团结、奋进、欢快”的感觉，而是令观众感到庸俗无聊。陈冲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平日可能要求自己又不严，说出那种话来，也就不奇怪了。
陈冲的几句家常话，怎么就使这篇文章的作者如此“难过”呢？似乎还有爱不爱国的涉嫌。看到这篇文章后，陈冲仔细回想自己在讲话时的情绪：她的确激动，并由激动带来少许的语无伦次。但她哪句话讲得如此不得当、如此欠正确，引出人如此之严重的感慨呢？她自信是没有任何出格。“现在中国”与“红腰带”没有任何伤人感情的地方。她本意只想在当下的同胞生活中显得入流些，凑趣些。人们的个人生活刚刚与政治生活有所脱离，人可以有人味了，人可以正视自己本性中的欲望，诸如“发财”了。不是好事吗？为什么陈冲非得例外，非得气宇轩昂地去唱“我爱你中国”的高调呢？
刚一不唱高调，就有人以高调来训斥你了。
陈冲感到委屈和不解。只因为她是陈冲，只因为她曾被人拥戴喜爱，只因为她曾经的天真无瑕、未谙世故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只因为她不顾自己的美好印象断然出了国，只因为她在美国生活了四年多，就足以使人对她几句最普通不过的拜年辞如此分析，如此不依不饶吗？
她一腔回乡的感情似乎受了伤。的确受了伤。她这样轻易地就得罪了观众，（尽管不是多数）以后怎么去与他们相处，谈你在自己祖国发展事业呢？她几乎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几年的留洋生活改变了我？把我变成了一个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的怪物吗？我真的不伦不类到连几句家常话也说不好了吗？……
同时，陈冲也意识到，四年多的时间使许多东西改变了，包括观众对她的要求和她对观众的要求。因此就有这个非沟通的交流，它必然导致误解。
家里人也能感到她的委屈。他们看到陈冲刚回国时的兴致、情绪的热烈。她那么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个、拥抱那个；她和旧日上影厂培训班的伙伴们抱作一团，若可能，她似乎会拥抱整个家、故乡和故园。她没有吃上大年夜饭，独自颠沛北上，去为那个除夕晚会忙碌；她当夜赶回上海咽喉已脓肿得嗓音全无。怎么会想到，高高兴兴的几句话，招来这么劈头盖脸一通谴责。尤其文章中这几句话：“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句话莫名其妙的义愤之词，使陈冲和全家都意外和不知所措。
尤其是外婆。外婆甚至比陈冲本人对此事的反应更激烈，更觉得一腔冤枉。“什么意思？是隐射陈冲对中国不敬？对祖国不爱吗？又来这一套——扣大帽子！”她愤愤地说。
外婆是全家读陈冲来信最仔细的人。不仅读，并且总是咂摸外孙女每封信的情绪。陈冲极少在信中谈不愉快不顺心的事，但外婆能八九不离十地从信的字面语言听出字面下的真实心境。她的不顺利、她的艰苦，她的不屈不挠的上进心，她一如既往的好胜，外婆全都明白。外婆还把陈冲的一封封来信结集起来，不时拿出来重读。“……总是在图书馆待到很晚，不知为什么不想回去。因为回去也不是自己的家。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我能把它叫做家的，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读到诸如此类的段落，外婆总要放下信笺，神伤许久。她太懂得自小看大的外孙女：一旦在国外遇到好事或坏事，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国家。“中国就不会有这种事！”她会说。“中国要有这东西该多好！中国人要都能吃上这个……”她也会说。她甚至把自己的国家，自己同胞对自己的信赖和宠爱当成她感情的积蓄：没有亲情的冷土上，她靠这些积蓄来补足自己情感的需要。对于好莱坞的一次次出击，她是在一种有恃无恐的心情下：我有我自己的国家做我的大后方，我进可攻退可守。在美国的四年多，每当她受挫，她会想到那些曾给她写信谈心的观众们。然而她这几句拜年辞，无非存一点俏皮企图，却招至这么一场指摘。
外婆耐不下去了。她起身出门，找到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门上。老人希望杂志能刊载她的一篇文章。她不仅是为陈冲辩护，也为一些不健康的民族心理忧虑。作为一个中国普通公民，而不是一个有名的青年明星陈冲的长辈，老人希望能从自己的立场上讲几句话。
外婆以本名史伊凡署名的文章被刊出了，题为“陈冲的讲话”。文章认为舆论对于陈冲这样一个二十四岁的女留学生是不公正的。“……短短的几句话，体现了一个女孩子的纯情和幽默，可是有人却不公正地横加指责……”老人还写到：“更令人不理解的是，直到最近，还有一位署名‘花甲老人’的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杂文说：‘大概这位电影明星已经忘记她是炎黄子孙了。……就在当时，脑子里立刻显现出另外一个名字……一个网球明星……但愿这位电影明星不会变成这位网球明星！’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不由得毛骨悚然。……对于这种拿一个人的几句话，指鹿为马、上线上纲的做法，我是打心底里反感的。……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对一个人不能这样，一个人有缺点、错误，尽可以批评，但涉及到爱国不爱国的大问题，不能不慎重。”
从不同立场观点出发，以“陈冲的讲话”为中心的文章不止以上两篇。在那篇批评文章出现之后，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陈冲一辩”的文章——“陈冲有什么缺点错误，同样可以批评。文章特别点了陈冲的名，好像陈冲寥寥数语的即席讲话，是这台糟糕的晚会代表作。但是，文章对于陈冲的批评，难以令人信服。，陈冲即兴感言，谈牛年、算卦，红腰带云云，无非也是想活跃一下联欢晚会的气氛，增添一点风趣幽默。有什么出格、走火的！想不到由于她的难脱稚嫩，以致授人把柄。其实‘迷信味儿’是谈不上的，正像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漫不经心地脱口而说‘感谢上帝’、‘菩萨保佑’一样，并不使人感到这是在宣传‘迷信’。而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迷信味儿’还是轻的，可以‘撇开’不谈；更不能原谅的是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叫‘中国’、‘现在中国’，那又叫什么呢？难不成开口非得‘我们中国’、‘我的祖国’才配做炎黄子孙？就是该文作者批评陈冲的这篇文章里，就有“‘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不是有一句话也‘竟叫我们中国’吗？如果按文章的逻辑，他‘自己又算什么’呢？”
这篇文章以理服人的文风，强悍的逻辑感与那篇“发难”文章形成对比，也形成公道、非片面的反驳姿态。这使陈冲的全家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抚。
然而，社会上的舆论仍很盲目。民间口舌一向人云亦云；爆冷门的消息和评论一向更具刺激性。批评陈冲的文章当然是爆了大冷门。说法很快便传得沸沸扬扬：“陈冲闯祸了！”“陈冲在春节晚会上放了厥词！”“陈冲在除夕对全国观众说：你们中国人……”
对于有些走样到完全离谱的议论，谁也无力纠正。陈冲既无力，也无心。比起归国时嘻天哈地的她，陈冲似乎晓得了一点“世态受凉”。
她感到自己离开美国时“回国去发展”的想法未免心血来潮，未免一厢情愿，未免情绪化，孩子气。她明白自己对祖国、故土的感情，这就够了，不必解释。喋喋不休地解释自己是愚蠢和造作的。“一个人问心无愧，就把误会交给时间吧。”她这样写道。
她决定启程，回到她洛杉矶暂时停泊和好莱坞外围的生活中去。朝彼岸飞去的飞机中，陈冲对自己说：没退路了，向前走吧。
作者发现，陈冲在谈到这段“回国事件”时的态度是无所谓的。像讲她孩童时期一件事，当时认为了不得，天塌了；长大后，“那也算个事？”她竭力淡化当时她的情感反应，嘻哈着说：“就觉得没人疼没人爱了，走人吧！好像整个感觉挺悲壮！”
作者却认为这事不那么简单。它是使陈冲成为“争议人物”的一个重要起端。因此作者决定继续“挖掘”她。
作者：从来没经历报上点名批评的事？
陈冲：那时候没有。现在什么都听得进。怕人骂就不要干抛头露面这一行。那时我从来没听过公众的反面意见，一直听好话。四年后回国，刚一露头就挨了这一下子，当然吃不消。有点……给打蒙了。虽然不几天我外婆收到一瓶酒，是谢晋送来的，表示对外婆也对我的慰问，也是给我们全家压压惊的意思。上影厂过去的一些同学朋友也都来我家，为我说些出气的话，我还是觉得挺丧气的。好像被人抓破了脸，跟一些观众大伤了和气。觉得自己出国几年，连中国的客套话、吉利话都讲不来了，还能在中国社会生存吗？我在美国也常常接受采访，有的话也说得不妥，说重了，像我评论过美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太轻率，但没人揪住我不放啊……
作者：（插话）在做你的书面研究时，读了你所有的答记者问，你在谈到中国的国情时，基本是护短态度……
陈冲：（大声打断）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太缺乏了解，或者是一种卡通式的图解。在他们想象中，中国就是缺衣少食、男尊女卑，每个家庭都是家破人亡，其实中国不是那个情况。假如他们不懂得中国的三千年历史和几代人的理想教育，他们不可能有一个了解中国的基点。不能概括文化大革命就用：“哦，全疯了！”一句话吧？大概我也不能避免我的片面性。但谁要用揭短的态度来谈中国，那就没任何可谈。
作者：咱们再回到那个风波上去吧？
陈冲：（笑）别叫它风波好不好？
作者：历史地看问题嘛。当时它不是有一定的舆论性吗？我当时在北京，也听说了。然后就找来那篇批评文章看……
（电话铃声，陈冲抱歉一声，到隔壁去接电话。作者便顺着她未及说出的话思索下去。时隔七年，这篇批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神经质、自卑。一些中国人长期养成了一种自卑的民族心理，而表现出来又是自大。于是神经敏感到了病态的地步。某人的某句话出来，比如“现在中国”这句话，马上就让他犯神经质；马上他就听出一个尊卑的地位来了。你出国四年，“洋”了四年，他本来就留心你是否拿出一副“洋”的、“尊”的态度；你一个“现在中国”，好了，正刺在他那根神经上。因为他下意识里把“洋”摆在优越的地位上。你不可以说“现在中国”，但他自己说无妨。因为他把你划分到“优越”一档，你一说“现在中国”便是尊者对卑者的指手画脚。他就要拿出民族主义、爱国精神来压你的“优越”和“尊”。实际上洋=优越=尊是他心里得出的等同式，你根本浑然；你脱口而出“现在中国”，他便恼了：“她自己又算什么呢？”数这句话最为好笑。因为这句话让人听出那一腔悲愤，而悲愤又毫无来由。
“她自己又算什么？”言下之意：你以为你就算个洋人了吗？洋人可以叫“现在中国”，或者“你们中国”，因为是洋人嘛，也就容他指手画脚，也就咬咬牙，忍了，气全发在你身上。你也敢说“现在中国”？你也敢有这个局外人姿态？“竟叫我们是中国，”——这里的“中国”似乎是很不好听的一个词，被你陈冲硬叫到了他头上。紧接着便催出“她自己又算什么？”的悲愤。悲愤至此，便有了这般以牙还牙的逻辑：“骂我××，她自己呢？！”
这时陈冲结束电话，回到客厅。）
作者：就是说，挺扫兴？
陈冲：什么扫兴？
作者：第一次回国。
陈冲：（半玩笑）到现在还有余悸：我回上海总是悄悄的，很少接受采访，生怕又讲错话。有次上海的东方电视台提出要给我做个专题采访，我一直没有答应。他们好几次跟我谈判，最后说定不直播，我才答应。干吗呀，讲几句话让人当靶子？我已经很不习惯在几句话在争来辩去了。所以回国我从来不声张、不露面、不讲话。——唉，咱们谈柳青吧？
作者：能了能录音？
陈冲：随你。不过我没有腹稿，会讲得无头无绪或者千头万绪。
作者：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