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贾没有鲜花卖。唯一像样的超市是法国人开的，合营的还有一个法国家具店，里面卖的是做得极其精美、高雅的假花。我一向和假花不共戴天，但法国人在审美上毕竟世故，他们做的假花假得非常诚实，绝不制造哪怕是一刹那的乱真效果。在简洁到极致的现代家具中，三两枝插在玻璃筒里的假花竟比真花看上去更相宜。像所有现代主义的艺术一样，假花在这里有种离间感。好比布来希特的戏剧，它不要你完全进入情境；它使你在现实和仿造的现实中保持绝对的冷静。也使我想到现代艺术大师们的绘画，正是画中人物那种对于规定剧情的超然感觉奇妙地震撼了我。如马奈的名画《林间的午餐》，并不是裸女的出现使人诧异，而是她超然度外的中性神情造成的离间效果，给作品带来了一个新的审美层次。
在这个无人光顾的家具店里，我突然改变了对假花的一贯恶感。但我还是不能允许自己买这些假花，因为我无法为它们提供一个冷冷的舞台。我们粗陋的房子里装着艳俗的壁灯，塞满线条烦琐的仿殖民时期的深色家具，每次坐在其中，我就苦笑：美国外交官们被派到非洲已经有放逐的意思，还要拿如此丑恶的居住环境来惩罚他们。我一到阿布贾就被这样的丑陋给镇呆了，每天清晨四点起来，坐在客厅里苦思，把哪件家具扔出去，或砸掉哪一盏壁灯。来瑞请示了大使馆的内务部门，问可否将我们自己的家具从美国运来，回答是“不可以”。那么可不可以退还大使馆公用的丑陋家具，我们另买自己的呢？回答是“库房没有空间存放退还的家具”。并且内务部门觉得我的要求很无理，这些家具是某某牌的呀，某某牌的家具怎么会丑陋呢？一旦某件东西有了公论的丑与美，人们在审美上就放心了，反正丑或美的责任大家一块儿负。你要掀翻某物在审美上的地位，你是要得罪公众的。我对外交官的形象也就有了一点幻灭感，按说他们见多识广，怎么也存在这样的审美盲？全世界有多少美的东西啊，熏也熏出好格调来了，可他们对如此丑陋的室内布置毫无异议。
我相信眼睛离心灵最近，眼睛长久被糟蹋，心灵也就逐渐被毒害了。
一连几天，我在法国家具店里沉默地打转。我们的住宅面积很大，应该可以拿出一间屋子来堆放公家家具，再用自己买的重新布置一番。家具店里的东西全是设计师的作品，价钱昂贵无比，加上尼日利亚政府为了保护本土经济，将家具的进口关税提得很高，一套沙发的价格高达一万五千美元，所以一再权衡，实在买不下手。何况我们在美国的家具也是我精心选择，买得件件称心，不过是存放在库房里，不允许运过来，再花偌大一笔钱在家具上，买个暂时眼福，恐怕太奢靡了。
但眼福对于我来说比口福重要。在旧金山湾区住的时候，我常常拿着钱跑步去超市，原意是要买当晚的菜回家，一见到好花就什么都忘了，总是买上几把百合和郁金香，蝴蝶兰花或鸢尾，剩下的钱够吃什么吃什么。我站在花前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一定不亚于色徒看见少女。由于硅谷的经济衰退，来瑞所在的投资公司倒闭，他失业了近两年，而我的买花恶习照旧。口福可以欠缺些，眼福多些满足，也免了发胖的忧愁，两全其美——这是我给自己主持的公道。东坡“不可居无竹”，我没有他那样的风骨气节，并且旧金山的气候也不适于养竹，就自甘俗气吧。有时嫌买来的花太温情，太“小布尔乔亚”，我也会偶然做花贼趁夜色去偷花。在旧金山湾区我们的房子离海湾很近，开发商想造成个“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环境，把海水引来，形成小小运河，绕着人们的前院后院。风景中白鹭起落，绿颈鸭荡漾水面，加上两岸种满了花，是个人工仙境。三月花就开得十分繁盛，晚上带我的爱犬可利亚出去慢跑，实在经不起诱惑，便偷窃几束，和市场买来的花插在一起感觉马上不一样了。野外来的花无拘无束，伸枝展蔓，似乎把一阵野外的风和一片野外的天空也带到室内来了。我对花草有一些肤浅知识，但我不知它们的英文名字。有一次和来瑞一块儿散步，我向他打听某某花和某某树在英文里叫什么。他告诉我几个名字，但说他也不是很有把握。过了几天，他下班时从包里取出一块秦砖似的植物大百科全书，说它包括了全世界绝大部分的花草。书呆子来瑞对于花草这样鲜活的东西也求知于平面的、印刷的准确论述。这么多年翻查过那本百科全书多次。
一到了非洲，我首先关注花草。阿布贾户外有很多花草我都陌生。花的色彩也都狂热得很，从院墙内一直泄到院墙外。它们是唯一自由逾越锋利的铁丝网的生命。处处是花的阿布贾却没有花商，大概正因为随地有花。有时我们的车停在红绿灯路口，一下子会拥上来一大群卖手机卡的人。还有卖手表、卖零食和饮料的，我真想劝他们改行卖鲜花。
到了阿布贾一个月后，终于发现了一个植物园，那里可以买到一种鲜花，就是天堂鸟。植物园坐落在一条主要的街道旁边，地势从街道的高度一直向下延去，有两三亩地的面积。两个十七八岁的男孩是园中雇员，告诉我们植物园主要经营室内室外的装饰性植物。问他们有没有玫瑰、百合出售，他们说玫瑰、百合在这样的气候里都不好好长，说着就指着一丛玫瑰让我看，花朵果然只有核桃大。我往远处看，问他们那边金黄耀眼的一片是什么，他们飞奔过去，砍了几枝回来，我才看明白它们是“天堂鸟”。准确地说，是“天堂野鸟”，远不及它们在美国和中国的表亲那样肥硕，姿态规范。“天堂野鸟”捆成劈柴似的一大捆，看起来气势磅礴，回家插在近一米高的玻璃筒里，那四射的金黄在沉沉暮气里开了个天窗，把非洲的烈艳的生命注入了老殖民者暗色的梦想。一个淤滞的环境搏动起来，我意识到，花可以挽救多少丑陋啊。
等这一捆“天堂野鸟”败谢（注意：我改变了单位词；不再是“一束花”，而是“一捆花”），我又去了那个植物园。这回是老板娘在当班。老板娘问了我上回买花的价格，也就按同样价格卖了一捆“天堂野鸟”给我。我很纳闷，老板娘怎么会不知道自己花朵的价格。就在这时，我发现两个男孩的表情怪异，但不便问什么，揣揣地离去。下个礼拜再去时，又只剩两个男孩了。他们说头一次卖给我花是破例的，这个园子并没有卖鲜花的业务，原先想瞒着老板娘挣几个小钱，做车马费和午餐费，他们的工资太菲薄了，常常是免吃午餐的，经我无心叛卖，他们私下赚的小钱将被老板娘从工资里扣除不算，还险些砸掉饭碗。我不知如何回答他们。几回来往，我看出植物园基本是没有生意的，也不知老板娘自己的午餐从哪里挣出来。夹在主雇之间，我的同情心灵不知该向着谁，所以我决定不再去那里买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