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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那个老人身边回来不久，听说他的病越来越重了。这期间老人又跑去看了几次，每次回来都很沮丧，脸色铁青。我长时间不敢问他话，一些情况都是他自己讲出来的。他讲得断断续续，什么组织上来人拉他到医院里去，他用一只手揪住被子和炕席，硬是不走。直到他昏迷过去了，人们才把他抬到医院里。他醒来一看是在医院，又嚷着踢着要回去，不吃不喝。没有办法，只得把他抬回了。再后来又是出事，没法只得在炕上看护，那儿的条件当然很差了。“他最初是因为得病，才坚持住到山村里，理由和所有人都不一样。我的这个老战友比所有人都倔，战争年代的那股拗劲又上来了。他的理由你想不到。他这样说：从他记事起，村子里的人都是死在自己炕上的。那么多人能，他为什么就不能死在自家炕上？他为什么就要到锃明瓦亮的大医院里去死？有人告诉他，现在不比过去，现在条件好了，村里的人到病危时刻也要抬到医院里。他说那好吧，就把我抬到乡医院吧！”
老人讲这些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我想起了东部平原，还有后来去过的南部大山——那里的人只要到了五十多岁，得了病就很少往医院送了。他们都是躺在自己的炕上捱，顶多请几个乡间郎中来看一看。有时候数遍一个村子也找不到一个人在医院里合上眼睛。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躺在自己家的大土炕上……想象着那个倔犟的老人，他的行为——他大概是以这种方式，替所有山里人表达一种悲凄的心情，表达自己对贫穷的抗议……我说不明白，反正他在以这种方式表达那种特殊的心绪，表达了他对死亡的极度藐视。
老人叹息着：“我这个老伙计还说了这样一件事：在他工作的那个部里，部长病危时曾立下一个遗嘱，其中有一条就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家都很感动，有好几个人受这个启发，也这样提出来，希望骨灰能撒到他们流血流汗、印下战斗足迹的地方。可是那一天在执行部长遗嘱的时候，他亲眼看到撒骨灰要出动这么多人，先是乘火车，然后出动直升机和船……我的这位老战友惊呼起来：‘天哪，这要花多少钱哪，这要花国家多少钱哪！’他为此特意改了遗嘱，说自己死了之后一定不要开追悼会，也不要向遗体告别；至于骨灰嘛，随便埋到哪棵树下都行，埋到哪儿方便就埋到哪儿吧。前几年他卧床不起后又重新改了一下，要求把骨灰先存一个地方，等将来由他的大女儿花儿亲手埋在老伴骨灰盒旁边——最好找一棵老枣树……”
老人告诉，那个老战友一生里有一个最大的哀痛，就是得罪了村里人。那个贫穷的小山村看起来挺寒酸，沉默寡言，实际上蛮有自己的主意。“人哪，千万不要轻看了自己的故土。”老人长叹，说那个老战友的事情他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那真是给人警醒的一个大故事。刚开始村里人都为自己这儿出了一个“老红军”欢欣鼓舞，走到哪里都说谁是他们村里的人；后来，自从他跟自己的结发夫妻分手后，就再也没人提到他了。他得了重病，被抬回村里，躺在原来的那个小瓦房里的大土炕上了，还是没人同情。他们都说：“活该！”他几次昏迷过去，村里人都很少来看他的，原来他们还是不能原谅他。直到前不久，都说老红军眼看不行了，这才有三三两两的人来瞅上一眼。那些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同辈人大多都去世了，比他年轻的人像来看一个稀罕似的，瞅上一眼就走。他们对这个人并没有多少感情……
老人说这一段故事时，给我留下了至深震撼。我久久咀嚼这其中包含的什么。
这个秋天好像在一夜之间加快了步伐。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那一丛美人蕉的叶子有几片好像被寒气冻蔫了，衰败的花朵落了一地。还有门外那大片的苔菜叶子，有的也在卷曲，路旁的毛白杨也在开始脱叶。
也就是第二天，噩耗传来。老红军的老战友，那个前几天还躺在炕上的中风者，于前一天晚上零点去世。他就死在自己家的土炕上。
老人一声不吭蹲在了院墙外边，面向着那个小村的方向……落日滑下去，最后消失在一溜山阴后边，他仍然那么蹲着。夜深了，儿媳莫芳走出来，为他披上了一件宽大的风衣，又走开。我站在他的旁边。
星星出来了，他仍然在那儿蹲着。他让我回去，我没有听。后来他只好站起，扳着我的肩膀一块儿进屋。
第二天他去跟老战友告别。我随他一同去，他摇摇头。
两天之后，村里要开一个追悼会，老人说要举行一个葬礼——小村人决心不理老人生前的遗嘱，也不管组织上准备怎么办，反正这次要自己干。老人说他要参加葬礼，还说要讲点什么。他说在这整个城里，和这个人在一块儿战斗过的只有他一个人了，“我们老哥俩谁也代替不了，我们才是真正的老哥俩，他不过先走了一步”。
我提出同他一起，他默许了。
葬礼是在那个老人死去一个星期内举行的。花儿和她母亲到处寻找一棵像样的老枣树，后来就在村子最东边、山的豁口下边、太阳一出来能够最早照亮的一个山坡那儿找到了：一棵长得歪歪扭扭、树干上满是伤疤和瘤子的异常茁壮的老枣树。据村里人讲，这棵树活得年纪最长了，而且迎着阳光望去，很像是一个挺不直腰身的老人，正不眨眼地望着这个村子。这是守护啊！这儿的人都觉得那棵老枣树和死去的老人有点相像。几乎没有什么争执，就在那片开阔地上，村里人准备埋下死者了。
晚秋时节，雨声沙沙……到后来这雨水越来越小，却仍然使人们身上湿漉漉的。这个对遗弃了结发之妻的老军人冷落了几十年的小村人，突然间都从四面八方汇来了。有的甚至是村外的人，他们得到消息也来了。人们都口口相传，说那个打过很多仗的老红军死了——这儿剩下的惟一一个老红军也要赶来参加葬礼。在这最后的时刻，小村人一手包办了所有的事项，好像故意瞒住了官方，而且也不向那个城里妻子生下的孩子通知一声。后来可能是有人觉得这未免过分，还是在最后时刻通知了他们。
于是就让我们看到了在骨灰盒旁边伫立的那两个哼哼唧唧、用力忍着眼泪的孩子。他们都白白胖胖，戴着眼镜，一眼望去，与满场的人都有极明显的差异。村里负责人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瘦骨伶仃，一双眼睛老盯住一个地方，不善言词，说话简短。开始时他站在老枣树下，四下里望一望，说一句：“他去了，是咱村里的，咱大伙儿来送他。嗯，都来啦，好，一个不少。”
他说这话的时候，那双沉甸甸的眼睛往四周转了半圈。我不由得随他的目光看去。我发现，小娃娃、老人，走路艰难不得不拄着拐杖一步步挪来的老头老婆……围了很多，使人很难相信在这山旮旯里竟然藏下了这么多的人。更令人惊讶的是，不光是人，所有的狗也都来了。它们大概是跟着自己的主人来的，这时候神情肃穆地站在那儿，没有一个蹦跳的，都老老实实面向这棵老枣树。负责人的话刚刚落地，人群里立刻是一片不安的议论声，有人呜呜哭泣，先是老婆婆，后来是老头子。年轻人一声不吭咬着嘴唇，又抬起眼睛寻找花儿和她母亲、那两个白白胖胖的城里孩子——他们正摘下眼镜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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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上没有发现上级组织的派员，连老人所在单位的花圈都没有一个。我有些不安地问了问老红军，他小声说：“这是村里人的疏忽，这儿太偏僻；不过这也好，不会有人干扰这个葬礼……”是的，这已经完全是小山村自己的事情了。
村里的负责人最后说的是：“今后花儿和她娘有什么事，就是大伙的事。眼下老哥是咱的人了，老哥回了村，就躺在自家大炕上去了，咱就把他手里的事接过来办了，是吧？我敢说是哩！好啦，老少爷们说道说道，有个说道？没有……”他的眼睛四下看看，突然大声喊了一句：
“让红军老哥给咱说道呀！”
一片迎合声。流泪的眼睛都仰起，盯着我身旁的老人。他头顶的一团闪闪白发这时往下一点点滴着雨水。他擦也不擦往前走，一直走到老枣树下。我发现他一直挺着的腰板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弓了，站在老枣树下，一双瘦瘦的大手显得那么长，差不多快碰到自己的膝盖了。他的目光落在旁边那个比他矮小得多的村里负责人的肩上。这样看了一会儿，好像在琢磨什么。后来他说话了，令我有点惊讶的是他已经不用普通话了，而改用了与这个小村人完全相同的、浓重的山地口音。我发现他说的词儿都是山里人常用的，很容易听。我明白了，他在和山里人说话。他这番话就算是葬礼上的演讲了。
一开始他简单地回顾了死去这位老战友参军的情景，经历了哪几场重要的战斗、立了哪些功，还有，战争结束之后他干了些什么、最后与其交谈了些什么、他死前最看重最挂记的是什么……这些都说得很简略。但我觉得这浓重的地方口音尽管压得低低，却像是在山间滚动的雷声。他不紧不慢，仍然那么低沉，像在跟村里人面对面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