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朝的历史，经过海内外学者几十年的积极研究，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我写的一本小书《万历十五年》，能够将16世纪末期的情形，作侧面的解剖，即是因为各种文献，已经大量地翻印传播，专家的著述，也层出不穷，给我们一种综合各种资料的机会。
虽然史不厌详，我们现在对16世纪中国社会的情形，总算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如果学者不怕文词粗俗的话，则是这社会形态，有如美国所谓“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成万成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今日我们看来，无法避免它守旧落后的观感。
但是这种评论是否公允?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对20世纪的情形不满意而借题发挥?假使我们认为旧社会亟应改造，那改造的程度应当到达什么限度?我们既称革面洗心，是否对中国文化全部否定?如果明朝历史不对，那么是否“反明”的思潮和趋向，即可以导我们于正轨?这都是有待于历史学家解答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最近二十年来，明代史已被滥用。指槐骂桑或指桑骂槐是中国文人恶习。16世纪的人物与言行，一经渲染立即可以改头换面，成为政治上的工具。我们既不赞成这样的学术歪曲事实的办法，但是如何可以避免别人对我们作同一批评?
这些问题，不能在明代史本身上得到完满的解答。最好的办法，是将我们认作真理的环节，和外间侧面的事务印证，要能前后衔接，方为可靠。有些明史内的问题，其明显的答案尚不在明代史范围之内。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却只有经常和明史接触的人，才可以一眼看穿。这篇文章建议我们互相越界窥察，也希望明史外的专家，向我们作同一提示，因此彼此的研究更和真理接近，庶不致各造空中楼阁，反以学术上分工合作的办法当做个人规避责任的张本。
以下是我个人在这程序下尝试的初步结果。
第一，我们指责明代人事时，不能忘记大明帝国本身是亚洲大陆天候地理的产物。
明史里有两点地方，极易引人注意。在政治史上称中央集权，非常显著，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每个县令的任免，全由朝廷号令行之。地方政府的税收与预算，也不能就地斟酌，而中央政府有很多管理限制的办法。在社会史上讲，则以伦理观念代替法律，其程度之深，超过其他任何朝代。
这一方面固然是明朝人的眼光狭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环境使然。中国文化大部肇始于黄河流域，因为河水经过疏松的黄土地带，夹带着大量泥沙，容易阻塞河床。冲破河堤，常有酿成巨灾的趋向，局部治理无济于事。这情形在春秋时代已然。如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即有盟誓；在各种经传有不同的传说，诸如“无曲防”、“毋曲隄”、“毋雍泉”和“无障谷”都是。《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他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洪水者，仁人所恶也，吾子过矣！”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他颂秦德的碑文，录于《史记》，自称“决通川防”。可见因为大规模治水的需要，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在公元前即超过时代上其他条件，也不能闻问技术上是否合理，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前后皆然。
而季候风给中国农业的影响，也是强迫造成全国统一，逼成中央集权的重要原因。中国夏季的季候风由菲律宾海的方向吹来。这气流中带有水分，但是并不能保障下雨，而需要由西至东，及至东北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以致温度降低，其水分才凝积为雨。这也就是全国农民的耕作物，全靠这两种气流适时碰头。假使它们彼此错过，则成旱灾；要是它们在一个地区经常碰头，则此地必有水灾，而有时水旱并至。只有庞大的帝国，才能对付这种问题，这情形也始于公元前。假使我们打开《左传》一看，内中有许多因灾荒而发生战事的情节。《汉书·食货志》所说：“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姚善友从《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计算，中国历史里2 117年，曾有水灾1 621次，旱灾1 392次，其程度之高，值得朝廷注意Shan-yu Yao，“The Chronological and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Floods and Drouth in Chinese Histo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6(1941-42),,“Flood and Drouth Data in Tu-Shu-chi-chr’eng”,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8(1944-45),。这种情形与《孟子》里面经常提出的“老弱转乎沟壑”及“若大旱之望云霓”有关。而孟子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为明代人士所讲习，也不可能与这种情节分离。
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逼，也使中国不能施行地方分权，造成彼此不相顾盼的趋势。传统中国的国防线为 “万里长城”。实际上因时代的不同，筑城的地点前后移动，但是总与十五英寸的平均雨度线相去不远。这也就是说在长城以北以西的地方，每年的积雨量低于十五英寸，无法耕种农作物，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区，他们遇有灾荒或者趁到中国分裂之际可能大规模来犯。中国即取攻势也不能解决这地理上的问题，只能加强向地方政府的控制，以均一雷同的姿态取防势。
这些地理上的因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尤其在近代史上讲，甚为不利。中国人经常说：“如欲攘外，必先安内。”但是其所谓安与攘都是大规模的工作，数量重于质量。其用心设计之余，只能维持政治上超时代的统一和雷同，不能在技术及经济上讲求功效。因为后者的增进，总是参差不齐的。明朝加强中央集权，用伦理的社会力量保持各地均衡，防止各地方政府产生特色的趋向，也可以从它的科举制度看出来。科举制度肇基于隋而确定于唐。初时遇有明经明法等科，到宋时还用策取士，也仍有经义词赋。到明季中叶之后则只有八股文。邓嗣禹说：科目日趋简单，方法日形复杂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1967)，页73。，也表现整个文官组织逐渐单元化，它不能掌握社会多元的情形，更不会鼓励这样的发展。
然则“打破砂锅璺到底”，则我们不能不相信天候地理的力量可怕。而今日去明代覆亡又已三百四十一年，这种力量虽然没有以前的厉害，也还没有随朱明王朝而全部消灭。
第二，在中国传统历史上讲，明朝的收敛性和唐宋帝国的扩张性相反。
钱穆作《国史大纲》时，称唐朝“政权无限制解放；同时政府组织亦无限制扩大”钱穆，《国史大纲》(台北，1966第十版)，上册，页312。。其实这趋势也相次继续于宋代。
唐朝继承杨隋、北齐、北周，及北魏拓跋氏之后，在中国历史上自成一系统。其立国精神，受《周礼》的影响甚大。如魏之“三长”、“均田”，以及各朝的“府兵”，都系用“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作基础，也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广泛地推行于各地区，行不通时，互相折中迁就，只顾大体上在某种程度上的可行，无意以条文做主，凡事认真均田制及租庸调制，只代表一种理想，实际施行时，又待当时当地的“活用”。所以崔瑞德(Denis CTwitchett)作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Cambridge,1963)时，以《旧唐书·食货志》为蓝本，虽然引用了很多参考资料，仍称其所叙不过是“理想上”的制度。有些在敦煌“活用”的地方，可参考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1964)。以公元755年为唐代财政的分水岭，是崔著的重点。。这种办法行至公元755年安禄山叛变时，已不能继续。以后所谓“藩镇之祸”，乃系各地军阀自行抽税募兵，与日本之“大名政权”相似。
按：其实这种有效的地区政府，不一定比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低劣。只是中国士人习于官僚政治，没有朝廷合法及道德的名义陪衬，就感觉得不安。而五代十国间，契丹之辽进据幽燕十六州，包括今日的北京。中国之外患，迄西夏、金、元以至朱明王朝之建立，历四百年未止。
这中间的经过无法凡事镂刻比较，只是和明朝作风颇相针对，而对明朝颇有决定性的影响者，则为北宋，而且王安石的试行新法更是宋史中的一大分水岭。明朝之采取收敛及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所以研究明史者注意新法实施的经过，并且将宋朝虽在经济高度发展下而仍不能替中国打开出路的原因仔细琢磨，将来再回头读明史必可事半功倍。这两者一经比较，更能增进读者了解能力，也容易看出西欧后来居上，在明清之间超过中国的原因。
最简单地说来，则是现代的金融经济，有商业型的独占性，它必须在政体、思想、法治、社会生活间全部被接受才能顺利地展开。中国在宋朝及明朝都没有具备上述这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