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这时的高层机构，是英皇与议会(parliament)间牵强的平衡。封建制度间的安排，英皇平时以他自己土地的收入供应他政府的开销，只有特殊情形才能召开议会请求津贴(subsidy)，不能随便抽税。17世纪的冲突一开，双方都用成例作借口，其实则目下的发展，早已超过成例之外。亨利第八别出心裁的宗教改革，使英皇成为英国教会的首长，已把他自己和他的继承人吹成半个教皇。一到17世纪，民间的趋向则是信男信女做主的一种集会性质的教会。17世纪初期的使用司法权也发生争执。因为普通法不能对付新社会的问题，一个补救的办法，则是英皇的“特权法庭”(prerogative courts)。这些法庭的取舍，各书所叙不同。但一般包括皇廷牧师的法庭、财政大臣的法庭、英皇巡行法庭、高级委员会(High Commission)的法庭(管宗教事宜)，和“星房”(Star Chamber)法庭(管刑事)。这些法庭不用普通法，而以“公平法”(equity)为准绳。公平法本身非法律，只代表一种法律观念，以天理良心做主，也受有罗马法及教会法影响，在它裁判之下，案情处置以合情理(equitable)为原则，对于是否合法(legal)倒没有提及(合法务必遵成例)，足以打破普通法凡事推宕，坚持以前没有做过的事统统不能做的习惯。这程序已开始于16世纪，只是一到17世纪，英皇已因税收和宗教两桩大事不孚人望，议会派更怕皇室用公平名义自作主张，去支持寡头政治。所以内战前夕，议会通过法案，将当中最犯众怒的两个特权法庭即高级委员会和星房撤销。
从 1642年到1689年近半个世纪，政治上纷至沓来的事迹不在本文叙述范围之内。好在介绍这段时间的历史资料格外丰富，教科书也写得详细。我们提及资本主义的形成，则要一跃面前，跳到这1689年头上去。前面说过资本主义的技术条件在资金流通、产业聘用经理及技术公用的原则，一到某种场合，这三个条件都会造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英国，我们认为1689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的成功，表现着这关键的来临。
威廉第三以女婿推翻岳父，但是他是荷兰人，对英国内政无实际兴趣，被邀才做成了一个“被选举的君主” (elected king)。最重要的是，他到任五年，英伦银行成立，英国承认公债是国家的一种制度，皇室不用对国计一身担当。这样免除了好多在宪法上的争执。过去的事，像查理第一的提用商人存放在皇家铸钱局的金银、查理第二的停付银匠借款和克伦威尔强逼东印度公司借款，都不再重演，间接地保障了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在此事前一年，即1693年，“皇家矿产法案”(Mines Royal Act)公布。以前民间所有矿产，内中若发现金银，利归英皇。其实皇室用这种名义抑制一般民营矿场，又授权某某人可以例外。此法案通过后，皇室放弃了这权利，于是矿业大兴。英国矿产开拓公司(Mine Adventures of England)的资本十二万五千镑，在极短的时间募足，在当日是前所未闻的大数目，这样投资放在有广泛性格的企业上去，也刺激了工商业全面的增长关于 16、17世纪英国皇室阻碍工矿投资见B，Commercial Crisis and Change in England，1600-1642：A Study of A Mercantile Economy(Cambridge)，p227;William Rees，Industry Before Industrial Revolution(Cardiff，1968)，p386.关于英国矿产开拓公司见Rees,。诸事互相印证，我们就此领略到资本主义总以在民主制度和立宪君主制下，才容易展开。极权政治一般的趋向，会阻碍私人资本的成长。
1689年不流血的革命称光荣革命，因为它实际上改造了英国的高层机构。兹后英皇只成为仪式上的君主，实际大权在议会手中。英国的政党政治和内阁的组织也已具雏形，虽说他们当日的粗胚胎(prototype)，不能与以后的情形相比，但我们已可以看出他们是成直线型的发展。因为政局稳定，宗教上的冲突就慢慢地被遗忘。
为什么英国在17世纪末年有这样的成就，而世纪中期，虽有克伦威尔的领导，仍不能有这样的成就?我们以中国历史上的经验作参考，当高层机构如此突破环境而成熟的时候，其下层机构也必有显著的改进，不然立法不能联系。因此想象英国一到17世纪之末，土地制度必和世纪初年的情形有很大的差别。统计上的数字，尚付之阙如，事实上如何完成，我们也无从知晓，可能永远无法明了。只是1692年所征收的土地税，用统一的税率加诸全国，不再用承包收税人(tax-farmer)，全部收入解入国库者逾二百万镑，超过以前皇室一年收入的总和Bromley,ed.，Cambridge Modern History，，(Cambridge，1970)，pp285-286；Maurice Ashley，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ambridge，1977)，p175.。这断然不可能在五十年前，土地主权紊乱，全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情形中完成。
我们知道，在内战前夕，很多有企划心的地主，就已经在购买土地的时候去瘦存肥，将一部放弃，一部收纳归并，使地产的使用管理合理化。内战期间，两方的军事组织，又都是由地主领导佃农及小自耕农，则前述趋势只会继续扩展，不会收缩倒退。我们又知道17世纪中期，自由产业人已不付赁金，自成业主，有如今日情形。租赁产业之代替抄本产业，也是一般时向Thirsk,pp648-668；Stone,p73。那么我们可以跟着唐尼教授(即前提及的 RHTawney)所说，英国内战，实为一个“大熔炉”(melting pot)。他说：“地归业主，以打仗的方式执行，要比法庭告状便宜得多了”Tawney,“The Rise of the Gentry，1558-1640，”Economic History Review，11(1941)，pp1-38，也不只是诙谐轻松的道白，而确是言之有物。事实上这土地的领有集中和使用的规律化，以新兴的地主为领导，排斥异己，并且淘汰一批不能跟着时势进化的地主，更要将最大的压力，加诸一般抄本产业所有人。这些穑夫的子孙，少数的运气好，成为自由产业所有人，其他或被逼为佃农，或挤出于农业之外，成为城市内之廉价劳工，事实俱在。只是这是一个长时期的运动，与战前战后的发展联系，所以一到18世纪，仍有不少的抄本产业所有人GWSouthgate，English Economic History(London,1970)，参考G，The Gentry：The Rise and Fall of a Ruling Class(London，1976)，p173.。在这些情形下，我们提及1689年英国的低层机构必有显著的改革，而不用绝对字样，这是一种相对的看法。这也不是研究英国土地制度或英国内战的一种论断，而是对英国资本主义形成的一种解释。这些专题对于“大熔炉”有不同角度的看法，因为立场的不同，其论断必定也有程度上的差异。
有了这样的解释，我们才能对以下所说法律之演进，看得明白。英国的议会派虽说想支持普通法庭的至高无上，实际上这法律与时代相去过远。公平法被皇廷牧师法庭(Court of Chancery)引用，事实上无从阻止，1660年查理第二的复辟之后尤甚。此时被引入的案件，牵涉到若典当间死亡，当时借方的权利、子女财产权的保障、破产、合同、股份和船舶所有的支配，以及欺诈内涉及“过分的施用诱导力”(undue influence)的原则Plucknett,pp690-691。而且引用的情节积少成多。当初公平法不顾成例，现在它自己也创成例，于是公平法与普通法对流。1689年贺尔特(Sir John Holt)为首席法官(他任职于King’s Bench，此法庭与Court of Common Pleas同为普通法庭)，他即决定今后有关商人的案件，照商业习惯裁判同上，p246.。假使社会上没有相似的变化，他的更革，纵不引起普遍的反对，也难行得通。
光荣革命的前后，政治制度的改革，不以立法和行政做主宰，而以司法为主。克拉克爵士综合前后情形，有下面一段观察：司法衙门和法庭不断地工作，除了几个月之外，用法庭的裁判去树立法规的情形总是在进度之中。［相反的］改革法律的呼声虽高，但是危机一发生，纵在最革命的关头，有关土地［的买卖占领押当］与商业合同各事，却连一桩立法，也没有做出来Clark，The Wealth of England from 1496 to 1760(London，1946)，p114.。立法和行政总还不免“通令”的格式，有立即强迫下面照上级意志做事的情调。而资本主义牵涉私人财产权，务必在真人实事之间，判别得明白，所以司法权成为有效的工具，它有试验性质，也能积少成多地以成例创造制度。克拉克的解释尤其使我们不会忘记这高层机构与底层机构间的联系。
我们再看英伦银行的组织，更相信布罗代尔教授所说资本主义的成功，在它能与国家互相印证的真谛。1694年银行的股东，以英皇和皇后领头，其中有一千二百六十七人，“无例外的”都是伦敦商人，他们宗教的剖面，则是“彻底的新教徒”。所凑集的资本，不是现金，而是由于他们供应政府的军需，所得财政部的收据(tally)和存在银匠店里的金银，由银匠所发的收据。他们把这些资本，共一百二十万镑，贷与政府，年利八分，政府即以关税和酒税作担保，只要年利照付，本金可以永远继续地借下去。而且有了这样的保障，英伦银行虽为私人资本，却可以发行钞票，也达一百二十万镑之数。银行既可以用放款的方式使钞票流通于市面，也就是一举两得，在贷与政府及放款于民间，两头生息，这也是信用膨胀(credit inflation)的开始在这题目最有用的参考，乃是John Giuseppi，The Bank of England：A History of Its Foundation in 1694，reprint(Chicago，1966).。
1694年9月，银行刚成立不久，政府要它汇款二十万镑到弗兰德斯去接济与法国作战的英军。这并不是开一张汇票，让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Duke of Marlborough，是第二次大战时首相丘吉尔的祖先)在比利时兑现。当时尚五分行，国际的信用也尚未开始组织。事实上的办法，是银行的董事会全部到丘吉尔军中去，筹款的职员也派往西、葡、荷、瑞士和意大利各处，包括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欧洲商人一听说伦敦商人都站在英军后面，也把他们能够控制的资金，放贷于组织战事的丘吉尔。所以英国的打败法国，是有北欧、南欧的财政支持。这中间一段的活动，也使国际信用的组织具体化，而英国又采取了主动地位。
信用膨胀也同样在继续之中，一方面因为在大陆上的战争，英国的支出从1702年的每年五百万镑，增至1714年的每年八百万镑。英国的国债在同时期中由一千三百万镑增加到三千六百万镑。英伦银行的资本也同样地在扩充Giuseppi，p35；PGMDickson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of England：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1688-1756(London，1967)，pp42-46；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VI，p285.。
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因为英国土地所有权已大致固定，农场组织也比较坚固，又因为公平法和普通法合并，商业性的法律可以使用于农业社会里面去，就引起农业的资金与工商业的资金对流，滨海与内地融结为一，生产与销售的距离缩短。17世纪末年的一个征象，乃是“土地银行”(land banks)纷纷组成。他们希望一方面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自己手中的田土，一方面即以这所有权作信用的根本，获得现金。只是组织不良，求功过切，又纷纷失败。还要再等几十年，这些错误才被更正。18世纪中期以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地方银行、乡村银行才如雨后春笋一样地显露头角，在伦敦也有很多私人组织的小银行出现。于是信用货币不仅膨胀，而且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李约瑟博士和我的“检查单”提到雇用经理和服务性质的事业，还提到立法防止欺诈、惩办假冒、惩办监守自盗(embezzlement)的程序、保险公司的形成、现代有限公司的组织、邮政的设立、付费公路(turnpike)的修筑、报纸刊物的出现。凡此都要延伸到18世纪以后，才逐渐完成。但是在光荣革命前后，都已初步创立。所以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这在英国，1689年是一个具体的关键。没有这时间上汇集的话，则零星资本主义的因素和抽象资本主义的观念，都不能构成一个言之有物，在历史书上站得住脚的资本主义。
英国之能进入资本主义，是世界史上一件大事。一个人口六百万，面积不到六万平方英里的国家，今日实为小国，但是在17世纪，还是欧洲大国。这样一个有农业基础并且法制传统坚强的国家，竟能使全国的管制数字化，首尾相应，有如一个自由城市，实在是历史上前所未有。过去英国的军事力量，没有法国和西班牙坚强，航海探险也在西、葡各国之后，商业组织，也让意大利和荷兰占先。至此，它以最紧凑的组织作本钱，竟在效能上超过上述诸国，因之称雄于世界达几个世纪。
马克思虽没有直接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他的写作中，到底已经指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的体制。揆诸事实，他的叙述，和英国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最为接近。《共产党宣言》所勾画的阶级斗争，在英国历史里，也并不是没有根据。只是三两句文字的勾画，不足以概括几个世纪变化的曲折。
1978年我离开英国的时候，李约瑟博士和我的一片好奇心，总算获得局部的满足。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涉入这问题的动机，是要解释何以现代的科技产生于西方，而不产生于中国。多年摸索之后，才知道这问题不能局部解答，要解答也应由两方社会的组织与运动间找寻线索。有了上面这一段经验，我们更深信和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比较，以至与中国传统的官僚主义我的一篇论文，对中国官僚主义，有初步的解释，见《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李老博士所称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例证》，载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Shanghai,1982),英译载Ming Studies,16(Spring,1983)。现收入本书。社会比较，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社会以数目字管理。因之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互相更换(interchangeable)的零件；更因之社会上的分工合作可以繁复。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这在推进科技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
但是这未定的结论，纯粹系相对于欧洲中世纪及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并以14世纪到17世纪(大致与中国明朝同时)的一段时间为限度。当然，这不是我们对现今政治的见解。李约瑟博士对当今政治的见解，已有他在各处发表的文字和演讲阐明。此公有他无可仿效的独立作风，也用不着我代为画蛇添足。
并且我写这篇论文的动机，乃是不久之前，我在纽约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及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对外界的挑战，不是一错再错，而且其反应是和世界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相符的；这篇文章曾引起有些年轻学者的质疑。这篇文字最后一段，即提到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所以应由我个人负责，将我现下对这问题的看法提出，作这篇论文的结论。
我们在20世纪末年，提到资本主义，有几点值得提醒所有学人注意的地方。我们从技术角度(不以意识形态作出发点)看来，资本主义不外一种国家的组织，通过社会经济诸因素；有如亚当·斯密所说，施用“商业的系统”(system of commerce)“去增进国民的财富”。在这大前提之下，就不期而然地包含了一个个人“有识见的私利观”(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倘非如此，其下层机构就组织不起来。所以私人财产应有保障，以及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中发生庞大的影响，都成为必然的趋势。
这种组织由地中海传播于北欧，穿透过英国，表现着从小国到大国，从水中的国家到滨海的国家，从没有农业基础的国家到农业生活方式组织相当严密的国家，成为世界一般趋势。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则注重加速交换(exchange)。时代愈进化，后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点更为暴露，其国民对其政府之无能益抱不满。我敢说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展开至1917年俄国之二月革命，都仍由这基本的原因发动。
从威尼斯到荷兰民国到英国，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放弃中世纪的立场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个国家都要透过它历史与地理的特点，暗中摸索一段时期，而后不期而然地找到它的方案(如荷兰采取联邦制度，英国利用司法)。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英文的constitution一字解释。 constitution一方面是宪法；一方面是一个有机体的功能组织和结构。写一纸宪法，是相当容易的事；改变一个国家的功能组织和结构，有时等于令一只走兽蜕化为飞禽。在农业国家尤难，这因庄稼之事，关系人民的生存，稍一不慎，可以引起普遍的饥荒。通常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困难，则因美国历史及日本历史有些特殊的地方，令人发生错觉的缘故。
美国之殖民地时代，土地占有牵涉极少的封建因素，一般土地都可自由买卖。普通法和公平法的结合，也大致已在英国完成。美洲殖民地里，只有极少数地区有两种法庭同时存在。所以自始至终，农业的组织就能和工商业合流。又能将这一组织，在一个空旷的地区，跟着科技的发展而推展到两洋的沿岸，但却也仍有“谢斯叛变”(Shays’Rebellion)、“威士吉叛变”(Whiskey Rebellion)、各州不承认联邦通过的法案(Nullification)及四年内战。又因组织银行、发行货币、管制工会，取缔托拉斯和协定各州间的商业(interstate commerce)，发生无数纠纷。总之，这好多纠纷是在美国的成长的长时间内发生，所以一般人并未想象到各事业丛猬在一处，又有一个旧社会在后面作祟，又没有空间作转圜的困难。
日本是一个海洋性的国家，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经有了诸藩(封建诸侯)的“藏元”(财政经理)、“诸仲间”(各种商业集团)、“问屋”(批发商)和“回船”(定期航线，并带有保险业务)等等的组织。政府缺乏中央集权的传统，商业组织和商业资本却早已在继续成长之中。明治维新，表面上好像是突过时代的改革，实际则是以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摆在一个已经规模粗具的低层机构上。我们不审察这特殊的情形，则以为日本能如此，其他国家都应如此。
然而特殊与否、困难与否，这种改革，成为世界趋势，已无可避免。资本主义有很多令人不满的地方。也不待马克思说明。亚当·斯密著《原富》时就指出英国商人的私利观，缺乏有识见的度量，在对付殖民地时，有很多不公平及短视的事。就像对现代经济学作过实质贡献的凯因斯男爵(John Maynard Keynes)和前述的罗宾生教授，也对现代资本主义会有过极苛刻的批评。在这些地方，我们应该想到孙文所说，对现代经济组织采取“病理家”的地位一定和一个“生理家”的地位迥然不同。现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纠正错误，给改革过迟的国家一种自卫的手段。但是在以商业的组织使全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承认个人的私人财产权，提倡资金流通，人才活用，技术因素共同使用，基本上仍与资本主义相同，只有程度上的区别。英国在第二次大战之后，有时候资本主义的重点强，有时则社会主义的重点强，也用不着作体制上的更变。美国为当今资本主义发展最高的国家，其政治措施，有时仍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这中间的奥妙，则是资本主义在三百年前组成时，和欧洲当时的习惯信仰大相径庭，所以要在学理上造成一个绝对的地位，才能无懈可击。今日之世界则无此需要。况且那绝对的立场，技术上也不容易维持，即有如人类之性善或性恶、定命论的真实性格，属于宗教上的问题。又有如洛克的“劳力价值论”在17世纪形成。当日生产方式简单，要说某人能将自己劳力混合于自然的资源之内，即将这一部资源，当做他的私产，还讲得通。而今日最有商用价值的广告事业，以无线电的电波在空间广播，则就要使前谓劳力价值论作硬性的解释，发生困难了。
所以我认为针对今日中国的改革作辩论，一定要澄清这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体制，只有宣传上的效用，没有学理上的意义。一个尚待开发的国家，连最基本的现代组织都未完成，就奢言实行共产主义，甚至完全否定个人私利观，那才是颠倒历史。我们也看到对这后项运动作学理解说的著作，总不免包含着错用名词、不顾世界历史发展程序诸种办法，结果是与时代不合节，只能再度造成中国传统里“金字塔倒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