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反社会人格者的目标是相当可怕的经历，即便这名反社会人格者并不是很暴力的那种。1944年，乔治·库克执导了一部名为《煤气灯下》（Gaslight）的心理惊悚片，英格丽·褒曼在该片中饰演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新婚妻子，她遭人设计，觉得自己就要发疯了。她怀疑自己的心智慢慢丧失，而这种恐惧实际是由查尔斯·博耶饰演的邪恶但迷人的新婚丈夫有条不紊地设计好的。肮脏的伎俩还有，博耶会让褒曼在自己外出之时听到阁楼传来的声响，还会把煤气灯弄得忽明忽暗，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所恐怖的房子里，她的姑妈多年前就是在这栋房子里被神秘谋杀的。当然，没有人相信褒曼所说的阁楼上有声响或是煤气灯有问题以及许多别的怪事，她开始慢慢怀疑自己的现实感。英文典故“被置于煤气灯下”（to be gaslighted）即来源于此。博耶并没有暴力人格，他从来都没有殴打过褒曼，但他的行径更为邪恶，他让褒曼对自己的认知丧失了信心。
一旦心生疑虑，并设法向别人解释自己曾被某个反社会人格当作了目标，那么就会“被置于煤气灯下”。当杰姬·鲁宾斯坦就多琳·利特菲尔德对丹尼斯所犯下的罪行与多琳对质完的时候，她便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绝佳例证。之后，杰姬打电话给一个朋友寻求支持，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心智正在慢慢丧失。而当她把自己所发现的关于多琳的事情讲给单位的主任时，对方虽然客客气气，但明确呼应了多琳的暗示，即杰姬和她那个妄想症的病人一样都变得不太正常了。
在杰姬指控多琳用如此恶毒的手段对待一个安分守己的病人时，我们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人会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事情？这是其他人总会问的问题（不管是公开质询还是通过暗示发问），它让人如此困惑，无法作答，以至于会让质疑反社会人格者的人陷入缄默，因为最后无非是发现自己的怀疑站不住脚。就像《煤气灯下》里面那个天真的新娘，质疑者或许也会对自己的认知能力部分或完全失去信心。毫无疑问，质疑者将会犹豫该不该再跟别人诉说自己的故事，因为揭露反社会人格者恶行的企图，只会让别人怀疑自己的可信度，甚至是自己的精神状况。这些怀疑，不论是自我怀疑还是别人的怀疑，都令我们很痛苦，而且可以轻易说服我们闭嘴。多年来，我在倾听了好几百个被反社会人格者当作目标的病人的讲述之后发现，在某个组织或某个群体里，一个反社会人格者在他最终原形毕露之前早就被人怀疑过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只是每个质疑者都会孤零零地保持缄默，都有种“被置于煤气灯下”的感觉，因此就会把自己那听上去很疯狂的秘密藏于心底。
像他那样的人怎么会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事情呢？我们经常扪心自问。“像他那样的人”的意思是说，他看起来是个正常人，跟我们没什么两样。我们指的是有着专业角色、爱护动物、为人父母或身为夫妇的人，或者某个曾经和我们共进晚餐的魅力无穷的家伙等。而对于“如此令人发指的事情”，我们指的是匪夷所思的恶行，因为我们出于自身情感和正常动机，一开始真的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有人会想做那样的事情。为什么一个像斯基普这样聪明、英俊、家境优越的男孩会屠杀小动物？在他成年以后，事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还娶了一位亿万富翁的漂亮女儿做老婆，为什么他还会冒着名誉扫地的风险折断一个女员工的手臂？利特菲尔德医生，这位心理学家，这个世界上最好心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对一个恢复期的病人发动心理攻击，而且针对的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病人？她这样一个获得了专业地位的人士，明知真相终将水落石出，为什么还要捏造一个毫无意义的谎言来吓唬一个年轻的实习医师？
这些是我们遭遇反社会人格者的恶行时会问自己的问题，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想不出一个让自己信服的答案。我们就算绞尽脑汁也想象不出理由何在。没有哪个答案听上去可信，因此我们会觉得其中一定有误会，或许是我们过分夸大了自己的观察。我们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受到良知约束的心智与不受良知约束的心智在性质上根本不同，而且反社会人格者想要的东西、激励他们的东西，完全超出我们的经验范围。我们绝大多数人只有在严重受到对方威胁，或者在强烈情绪（例如狂怒）影响的情况下，才可能像多琳那样伤害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或者像斯基普那样折断别人的手臂。正常人的情绪指令，不容许只是为了好玩就冷酷地做出如此行为。
反社会人格者，即没有“建立在对他人情感依附基础之上的义务感”的人，其典型特征是会把自己的一生耗费在人际游戏上，耗费在“赢”上，耗费在为了控制而控制上。而我们其他有良知的人，从抽象意义上也许能够理解这种动机促成的诡计，但在现实生活中亲眼见到却通常无法“看清”这些事情的全貌，因为这些事情的轮廓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陌生了。许多没有良知的人仅仅是为了玩这个游戏，便可以做出堪比毁灭自我的行为。邮票男为了享受欣赏几名邮政人员与警察在大约一小时里跑来窜去焦头烂额的场面给自己带来的快感，几年刑满后便会再次盗窃，半生都葬送在监狱当中。多琳仅仅是为了陷害一下同事，就乐意冒着赔上自己事业的风险。这些行为让我们猝不及防，甚至难于相信。所以我们首先就会怀疑自己的现实感是否出了问题。
而且我们的自我怀疑通常比较严重。为了说明此事，我们不妨看看一名叫芭芭拉·格雷厄姆的职业罪犯的案例，她被处死已有30年，大众对她的议论还没有平息。1955年，32岁的格雷厄姆因为参与谋杀一位名叫梅布尔·莫纳汉的老寡妇，手段极其残忍，而被送到圣昆丁执行死刑。莫纳汉太太就像《煤气灯下》中英格丽·褒曼被谋杀的姑妈一样，外界谣传她在家中藏了很多珠宝。格雷厄姆和三名同伙闯入她的房子，翻箱倒柜却一无所获，一气之下，格雷厄姆（媒体给她起了一个绰号——“血腥宝贝”）用枪柄暴打这个老寡妇，把她脸上打得血肉模糊，然后用枕头把她活活闷死。
根据她行刑前的记录，血腥宝贝的遗言是“好人总是确信自己一定是对的”。她平静地说出了这句话，甚至还有几分同情和怜悯世人的意味。作为“把人置于煤气灯下”的一种有效技巧，这句话说得还是相当有力。这句遗言让很多人开始怀疑自己对格雷厄姆其人的现实感，公众注意力重新聚焦于她是生养了三个孩子的漂亮妈妈的角色之上，而不是她的恶行之上。她死后成为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时至今日，即便铁证如山，还有人坚信格雷厄姆是无辜的。出于社会大众对芭芭拉·格雷厄姆事件的自我怀疑，两部关于她的影片应运而生，片名都叫《我要活下去！》（I want to live！）。前一部片子由苏珊·海华德主演，她因在这部影片里的精彩演绎荣获奥斯卡奖，而1983年重拍的电视版由林赛·瓦格纳主演。在这两个版本里，格雷厄姆这个残忍成性的女杀人犯被描绘成一个遭人陷害、蒙受不白之冤的女人。
芭芭拉·格雷厄姆的遗言：“好人总是那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对的”，有种“煤气灯下”的效果，因为真相恰好相反。实际上，好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几乎从来都无法完全确定自己是对的。好人会经常质问自己、反思自己，而且会把自己的决定和行动置于“根植于对他人情感依附基础之上的义务感”的严格监督之下。良知会一直怀疑自我，很少会承认有绝对确定的事情，即便承认，我们也会觉得“确定性”是靠不住的，就好像“确定性”会哄骗我们对某人做出非正义的惩罚，或者做出其他一些没有良知的事情。就算“确定性”是合法的，我们也不会说它是百分之百的确定，而是说“超越了合理的怀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1]。最终，芭芭拉·格雷厄姆对我们的认识要比我们对她的认识更为透彻，她的临终遗言触动了那些受到良知约束之人的心理，因为人们担心自己所做的决定建立在“太过确定”之上。
让我们更加不安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很清楚善与恶并不是绝对的泾渭分明，而是有很多灰色地带。我们心里明白，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百分之百的好人，于是我们便假定，也一定没有百分之百的坏人。从哲学上讲或许是这样的，而且从神学上讲一定如此。毕竟，在犹太-基督教的传统里，魔鬼本身就是堕落的天使。或许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十足的坏蛋。然而，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人具备“建立在情感依附基础之上的约束感”，也肯定有人不具备这种约束感。如果无法认识到这一点，就等于把有良知的人和世界上所有像梅布尔·莫纳汉一样的人置于危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