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很可能的情况，即环境因素对反社会人格的影响与各式各样的文化特征关系较大，而与特定的抚养方式关系较小。研究人员发现，从文化中寻找反社会人格的成因，确实要比从特定的抚养方式下手来得更有成效。反社会人格或许不是童年受虐或情感依附障碍的产物，而是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神经脉络”和“终身生活在其中的广大社会”之间的某种交互作用息息相关。
这个假说肯定会让某些人大失所望，因为大规模地改变怀孕、分娩以及抚养孩子的条件就已经是个不小的工程了，要是改变整个文化价值和信仰体系，那将是一个更为艰巨且持久的任务。假如我们能够辨识出一系列有问题的抚养方式，我们就可以用尽毕生精力去改正，这或许就不会那么令人沮丧。但社会或许才是给出这些特定抚养方式的真正父母，我们终究会发现，就像英国神学家威廉·拉尔夫·英奇在20世纪初所说的，“对孩子性格造成影响的年代差不多可以追溯到他出生前的100年。”
我们根据观察记载了解到，反社会人格者（叫法各种各样）遍布世界各地，存在于各种类型的社会，纵贯各个历史时期。作为说明，精神病人类学家简·墨菲描述了因纽特人的概念“kunlangeta”，这个单词的意思是指一个“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却不去做”的人。墨菲写道：“在阿拉斯加州西北部，kunlangeta可以用来形容一个男人，比方说，说谎成性、不断骗人、偷窃成性、不去打猎，会趁其他男子离开村子时，勾引他们的配偶上床。”因纽特人心中默认kunlangeta是不可救药的。因此，根据墨菲的说法，因纽特人对付这类人的传统做法是逼他出去打猎，然后趁着没人的情况下，把这种人推下冰崖。
虽然不管什么地方、什么年代都会有反社会人格者存在，但有可靠证据表明，某些文化里的反社会人格者就是比其他文化里的数量少。有趣的是，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尤其是日本和中国），反社会人格者相对稀少。在中国台湾的农村和城市所做的研究发现，该地区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发生率极低，范围是0.03%~0.14%，虽然不是零，但已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平均值4%，即25人中就有1人。而令人烦恼的是，反社会人格在美国的发生率却在节节攀升。由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赞助的“1991年流行病集结地区研究报告”指出，在开展此项研究之前的15年间，美国年轻人群中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发生率增加了近一倍。我们很难、也几乎不可能用遗传学或神经生物学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很明显，文化影响对任意给定群体中反社会人格的发展（与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很少有人会反对以下这个看法：从过去美国西部的拓荒时代到如今的企业犯罪，美国社会似乎纵容甚至鼓励为获取支配地位而生的“以我为先”的态度。罗伯特·黑尔写道，他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正在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前进，它开始容许某些列在‘精神病态检测表’上的特质（如冲动、不负责任、毫无忏悔意识等）的存在，并开始强化这些特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将其视为珍贵特质。”黑尔的这种观点得到了理论学家们的支持，他们认为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北美文化很容易培养反社会行为，而且也倾向于对这类行为进行伪装。换句话说，在美国，操控他人而丝毫不觉得罪恶的行为已经“混同”于社会期望，其程度远远高于中国或其他讲求集体主义的社会。
我相信这件事情也有好的一面，它让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些文化似乎能够鼓励“利社会”行为？为什么有些社会能够冲破万难，对天生无能力以正常方式进行情感交际的反社会人格者施以正面的影响？我想提出一个观点：某些文化拥有压倒性的信仰体系，能够让天生的反社会人格者从认知上来弥补自己的情感缺陷。与我们极度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控制的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文化（多数都在东亚）的神学观念认为宇宙万物有着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有趣的是，这种价值观正是良知（即根植于依附感的责任介入感）的基础。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或因神经障碍无法体验到与他人的情感联系，那么“把这种情感联系当作信仰”的文化或许就能够让他严格地从认知的意义上逐渐理解人际间的责任。
从理智上理解自己对其他人的责任和从良知这种强有力的情感上着手，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但这或许足以让某些人表现出“利社会”的行为，这些人要是生活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而非强调人人相互关联的社会，他们就只会表现出反社会行为。尽管他们缺乏一种能够提醒自己人与人存在密切关联的内在机制，但强调人人都有关联的大文化会不断向他们强化这一点。这跟西方强调个人主义的文化正好相反，西方文化会掷地有声地告诉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毫无负罪感地行事能力是一个人的根本优势。这便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家庭无法挽救天生的反社会人格者，因为在这个大的社会里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在暗示，暗示反社会人格者的行为是正确的。
我们之前提到过美国人斯基普的例子，如果他出生在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度，或信仰日本神道的文化里，那么他还会杀死那些青蛙吗？也许会，也许不会。他的大脑还是原来的大脑，但他身边所有人都坚持必须尊重生命。如果斯基普生活中的所有人（包括有钱的父母、老师、玩伴，或许还有他在电视上看到的名流）还是原来那样的人，那么斯基普注定还是原来的那个斯基普。他会觉得青蛙的生命微不足道，杀死它们也不会有负罪感，不会对杀青蛙的行为产生抵触。但如果他的文化教过他餐桌礼仪以及如何融入社会（凭他的聪明才智一定会学得很好），那么他或许就会改掉杀青蛙的陋习。反社会人格者一点都不在乎他们的社交圈子，但他们的确希望而且也的确需要融入其中。
当然，我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会给斯基普这样的孩子做出不良示范，会让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残害小动物而且不会被人喝止。而遗憾的是，我觉得这一点清晰地反映了我们当前所处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