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的问题，人们往往有现成的答案。比如，他们知道自己的名字、地址和党派。但人们通常不知道自己快不快乐，有多快乐。无论何时，面对“你快乐吗，你有多快乐”的问题，他们都要思考好一阵子才能给出个答案。
——丹尼尔·卡尼曼
本书的目标之一，就是阐明哪些内在因素和条件能增进快乐，哪些会减少快乐。社会心理学研究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20世纪早期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主要关注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的研究和治疗。如何发掘从“正常”状态转变到最佳状态的潜力，一直未受科学界重视。不久前，随着认知科学和“积极心理学”受到极大关注，情况开始慢慢变化。
有人快乐，有人不怎么快乐，这是天生的遗传倾向吗？我们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如何影响主观的幸福感呢？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性格特质并产生持久的满足感？哪些心理因素能促成这种转变？在过去的30年里，大量研究关注这些问题。约70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开展了数十万个相关研究，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1
现有的研究得出三个主要结论。第一，外部条件和一般因素，如财富、教育、社会地位、爱好、性别、年龄、种族等，对人们的幸福感有间接影响，但权重仅占满意度指数变量的10%～15%。2第二，快乐具有遗传倾向，基因决定了大约25%的快乐潜能。但是，基因的作用更像是个蓝图，可被充分发掘，也可完全忽视，实际影响据环境不同而有所变化。第三，人们可通过调整生活和思考的方式、看待事情的视角、对事件的反应，极大程度地影响自身对快乐和不幸的主观感受。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如果快乐的能力是固定的，那么研究快乐或试图持久地增进快乐，就毫无意义了。
作家和哲学家经常嘲笑以下观点：“快乐有益健康”“乐观主义者活得更长久、更幸福”“快乐是一种可以‘培养’的技能”。而现在这些关于快乐的观念逐步被科学研究证实，也逐渐为公众接受。
快乐的一般条件
不少研究都将快乐定义为生活质量，更准确地说来，是人们主观上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欣赏程度。这些研究使用的调查问卷十分简单，甚至过分简单了。例如，被试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你感到非常快乐、快乐、有些快乐、不快乐，还是非常不快乐？”此外，被试要提供他们的社会地位、婚姻状况、收入、健康状况、生活中的重要事件等信息。研究者对搜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分析。近来，有些研究实时监测人们日常生活的情感体验，以获得必要的数据。诺贝尔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认为，这些研究采集的数据减少了记忆偏见和其他人为因素的影响，对主观幸福感的估计更准确。
这些研究发现，如能确保居民的基本生活资源、充分的教育机会、充分的信息获取，确保他们更安全、更自治、更自由，人民的幸福感就会更高。在自由和民主得到保障的国家，人们明显更幸福。这个结论完全符合预期：和平环境中的公民更幸福。不管经济是否富裕，生活在军事统治之下的人幸福程度都会低一些。
融入社会、参与志愿服务、从事体育或音乐活动、加入休闲俱乐部等活动，能提升快乐的程度。快乐的程度还和保有私人关系的数量和质量高度相关。
一般说来，结婚或同居的人比单身、丧偶、离异或分居的人快乐得多。单亲家庭子女遭遇社会、心理或学业问题的可能性，是非单亲家庭孩子的两倍。3
有工作的人往往更快乐，失业人群的死亡率和疾病、抑郁、自杀、酗酒的发生率则明显更高。然而，家庭主妇的生活满意度和职场人士一样高。有趣的是，退休不会使满意度下降，反而会提高生活满意度。老年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比起年轻人，快乐程度只有轻微的下降，但是总体说来，他们的满意度更高，情绪也更积极。看来，人的智慧也会随着年龄而增长。健康且精力十分充沛的人，往往更快乐。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除了北方高纬度地区因冬夜漫长而导致的抑郁症患者外，快乐的程度和气候无关，生活在阳光充足地区和阴雨地区的人们，快乐的程度没有显著差别。
休闲娱乐能提高生活满意度，尤其对那些不工作的人（退休者、受赡养/抚养/供养者、失业者）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能更自主地决定自己做什么。假期能平静心情，增进健康，故而提升幸福感。休假的人只有3%有头痛问题，而处在工作状态的人，有21%的人会遭受头痛困扰。疲劳程度和易怒程度，在上班的人和休假的人中，差异也非常明显。4尽管电视很受欢迎，但只能微微提高幸福感，这点值得人们重视。而长时间看电视的人，平均说来幸福指数更低。美国人和欧洲人平均每天花3.5小时看电视，这等于每七年中，就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全都花在电视上！
金钱买不到快乐
显然，对于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的人来说，金钱是关乎生存的问题，获得更多的财富必然会带来满足感。然而，进一步的研究结论令人大跌眼镜：达到相对较低的财富门槛后，即使收入继续上升，生活满意度也不会发生改变。例如，1949年至今，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两倍多，而认为自己“非常快乐”的人不仅没有增加，甚至还略有下降。
伦敦经济学院的理查德·莱亚德指出：“我们有更多的食物、衣服、汽车，更大的房子、更多的中央暖气、更频繁的国外度假、更少的工作日、更好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们更加健康。然而相比以前，我们并不觉得更快乐……如果想让人们更快乐，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条件能带来快乐，以及如何培养这些条件。”5
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与家人、同事和熟人攀比。莱亚德认为：“客观上，很多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主观却感觉生活更糟糕了。例如，东德工人的生活水平在1990年后迅速提升，幸福水平却下降了：因为随着德国统一，东德人开始与西德人比较，而不再以前东欧的其他国家作为参照。”6
反复地比较自身和他人的处境是一种心理病态，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不满和沮丧。当发现一种新的乐趣或拥有一辆新车时，我们会感到兴奋，觉得自己是最大的人生赢家。但是我们很快就习惯了，兴奋感也随之消退。一旦新的款式推出了，特别是周围的人都有新款时，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老款不够好，只有得到新的才能满足。这就是菲利普·布林克曼（Philip Brickman）和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所说的“享乐跑步机”（hedonic treadmill）。7在跑步机上慢跑时，我们必须不停跑动才能保持在同一个位置上不掉下来。同样，我们必须持续努力，不断获得新的东西和新的兴奋点，才能保持目前的满意程度。
不断得到更多外物才能保持自己对生活的满意度，而一旦周围的人比我们过得更好，就会让我们坐立不安。这种状态和物质条件无关，显然是心理出了问题，由心中的羡慕、贪婪和嫉妒而起。有谚语说：“知足如握如意宝。”而不知足的话，即便如意在手，有了一个还想要第二个，就会陷入永不满足的恶性循环。
“快乐的穷人”是个有趣的问题，吸引了心理学家的注意。人们发现，富人压力大，而穷人往往比富人更快乐，更无忧无虑。由罗伯特·比斯瓦斯-迪纳（Robert Biswas-Diener）主持的研究项目发现，加尔各答无家可归者和贫民窟的居民，在许多领域（家庭生活、友谊、道德水准、食物和开心程度等）的满意度不比大学生低。8而奇怪的是，住在旧金山大街上或是庇护所里的人，往往没有任何社交关系和情感寄托，认为自己非常不幸。社会学家对这种差异的解释是，加尔各答的穷人对改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不抱任何希望，故而也没有任何由此而起的焦虑。此外，任何东西都能给他们带来满足感，哪怕是一点儿食物。
穷人的快乐不是粉饰真实的世界。当年，我曾住在德里的贫穷街区，在那里印制藏经。我认识很多人力车夫，他们整日劳作，靠拉老旧的三轮车载客为生。冬天的夜晚，他们捡来破纸箱，在街头点起火堆，聚拢在一起取暖，大声谈笑，甚至有时还唱起流行歌曲。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他们就蜷缩在三轮车的座椅上。他们都生活得很艰难，但我总觉得，善良的天性和豪放的性格，让他们比巴黎广告公司或股票市场里压力重重的人，生活得更快乐。我还记得一位年迈的不丹农民。一次，我们寺院里年轻的住持送给他一件新衬衫和1000卢比。拿到礼物后，老人显得有些不安。他对住持说，他手里的钱从来没超过300卢比（约合7美元）。住持问他有没有什么烦恼，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道：
“有。雨季在森林里行走的时候，害怕蚂蟥叮我。”
“还有什么吗？”
“没了。”
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住在一个木桶里，曾在这个著名的木桶里对亚历山大大帝说：“陛下，我比你更伟大，因为我鄙弃的东西，比你拥有的东西还多。”不丹农民的话虽然简单，不像第欧根尼说的那么有哲理，但显然，快乐、满足感都和财富不成比例。
美国人中，80%声称自己很快乐，真实的情况却糟糕得多。尽管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但目前美国抑郁症的发病率是1960年的10倍，而且患病人群也越来越年轻。40年前，美国人第一次患上抑郁症的平均年龄是29岁，但今天这一年龄指标下降到14岁。9全世界每年死亡的人中，有2%死于自杀，多于战争和谋杀导致的死亡人口。10在美国，双相抑郁症（原病名为“躁郁症”）是女性青少年第二大死因、男性青少年第三大死因。11瑞典自1950年来，学生自杀率上升了260%。
1950～1980年，美国有记录的犯罪上升了300%，英国上升了500%。虽然此后犯罪率有了明显下降，但仍远远高于50年前的数据。与此同时，影响幸福的外部因素，如医疗条件、购买力水平、教育状况和闲暇时间，一直不断改善。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矛盾呢？
理查德·莱亚德分析了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犯罪率的增长和很多因素有关，例如人们的信任感降低，家庭破裂，暴力电视作品越来越多，独居的人也越来越多，文化、体育、政治、慈善等协会社团参与率走低，贫困人口和老年人服务削减。12
例如，信任感的下降非常惊人。1960年，在回答“你认为大多数人值得信任吗”这一问题时，58%的美国人和同等比例的英国人表示同意；到了1998年，这一比例下降到30%。现在，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指望谁”。13
马丁·塞利格曼认为：“我们的社会风气强调毫无道理的自尊，激发普遍的受害者心态，鼓励猖獗的个人主义，导致了幸福感下降的流行病。”14他认为，愈演愈烈的个人主义能够解释西方社会抑郁症急剧增加的现象。同时，当人们“找不到比自己更重要的事”，就会产生强烈的“无意义感”，这也能部分解释抑郁症的激增。此外，从佛法的角度看，人们孜孜不倦地追求外物和外部目标，忘记享受当下，享受爱人的陪伴，享受宁静的自然；最重要的是，忘记滋养内心的平和。而只有内心宁静平和，才能赋予生命的每一秒崭新的、不同的内涵。
不断增强的感官刺激、嘈杂、狂热和情色娱乐产生的兴奋和享乐，不能代替内在的幸福。过度的刺激原本为了使我们摆脱冷漠，但往往带来的是神经疲劳和长期的不满。
快乐的遗传特性
快乐或不幸是天生的吗？基因和遗传的影响是否会超过其他心理因素，比如儿童期的经历、环境和教育？环境和情绪因素能改变基因的表达吗？我们的大脑能在多大程度上、多长时间内适应重大的改变（即大脑可塑性）？这些观点引起科学界的激烈讨论。科学家们研究从一出生就被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试图从他们身上找到答案。同卵双胞胎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组，但如果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成长，心理上会有多少共同点？科学家也研究被收养的儿童，将他们的心理状况分别和亲生父母及养父母比较。最终这些研究发现，在愤怒倾向、抑郁倾向、智力、生活总体满意度、酗酒倾向、神经质倾向等许多方面，出生时就分离的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有更多共同的心理特征。同样，领养的孩子在心理上更像没有养育过他们的亲生父母，而不是抚养他们长大的养父母。
美国心理学家奥克·泰勒根（Auke Tellegen）对数百个案例的研究，让他的团队得出以下结论：快乐45%由遗传而来，在泰勒根团队考察的所有性格特征中，基因决定了近50%的变量。15
然而，也有其他研究人员质疑泰勒根的结论过于极端和教条。在泰勒根的研究中，那些出生即分离的双胞胎，大多被长期寻求收养的富裕家庭领养，因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但是，如果双胞胎中的一个受到养父母的溺爱，另一个在街头或贫民窟长大，结论可能就会大不相同。质疑者认为，受基因影响的性格特征变量不会超过25%，且这些基因的最终表达还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故此基因仅反映了性格特征的潜在可能。
加拿大道格拉斯医院研究中心的迈克尔·米尼（Michael Meaney）团队进行了一系列有趣的实验。16他们把携带极端焦虑基因的大鼠，在出生十天内交给极尽呵护的鼠妈妈照料。鼠妈妈不停抚摸、舔吻鼠宝宝，尽可能多地进行身体接触。结果显示，这些大鼠宝宝的压力响应基因被阻断（这一过程名为甲基化），且除非受到重大创伤，该基因则终身不再表达。相反，没有得到母亲足够呵护的大鼠后代，对压力有强烈反应。最近的研究表明，母亲的影响是可逆的。如果没有受到母亲关爱的大鼠幼崽被爱舔吻孩子的鼠妈妈“收养”，生长发育也能呈现正常状态。母亲照料水平的差异，不仅会影响后代未来的抗压能力，还会影响其大脑发育和认知能力的发展。接受母亲细致照料的大鼠幼崽，长大后面对压力表现得更平静，而且具有更好的学习能力。米尼团队正在探索，这个大鼠实验得出的结论是否适用于人类。研究人员预测，如果人类也存在类似的现象，那么那些年幼时母亲疏于照料的孩子，出现攻击行为和注意力缺陷等问题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这一结论也符合佛教的观点，即孩子需要持续的关爱，幼年得到的爱和温柔强烈地影响我们对生活的看法。研究表明，儿童期遭受性侵的人，青春期和成年后罹患抑郁症的风险是正常人的两倍，许多罪犯童年时都有缺少关爱和遭受虐待的经历。
我们必须指出，有些个人特征具有强大遗传基础，很难改变，例如体重。但从个人转化的角度看，通过生活环境和心灵的修行，也有些个人特征能够发生变化，17尤其是恐惧程度、悲观倾向、快乐水平等特征。
个人特征
快乐和智力、性别、种族、美貌无关。快乐不能通过智商测试测量，然而“情商”这个概念能将快乐的人与不快乐的人显著区分开来。情商指正确感知和考虑他人感受的能力，由彼得·萨洛维（Peter Salowey）定义并阐述，丹尼尔·戈尔曼将其推介给公众。情商也是能清晰快速地识别自身情绪的能力。
心理学家马格纳斯（K.Magnus）的研究团队认为，快乐的人普遍比较开放，故而能外向和共情地表达自己的人，往往比较快乐。18快乐的人认为个人可以控制自己和生活，不快乐的人则认为自己受命运的摆布。一个人越能控制自己所处的环境，他就越快乐。有趣的是，日常生活中，外向的人会比内向的人经历更多积极的事件，神经质的人则比心态稳定的人经历更多消极的事件。有时，人们觉得某一阵子总是很倒霉，或者觉得问题和麻烦不断。但要记住，其实让我们一次次处于相同境地的，是我们自己的性情，无论是外向、神经质、乐观、悲观、自我中心，还是利他主义。心胸开阔的人能更好地克服艰难的环境，狭隘局促的人则会倍感焦虑，在应对情感、家庭和社会问题上，处处受挫。
精神上有追求（无论是宗教的精神追求还是非宗教的精神追求）能帮助我们设定生活的目标，弘扬人文价值，促进仁慈、慷慨和开放的精神，进而使我们接近幸福，远离痛苦。愤世嫉俗的人认为生活没有方向，不过是“人人为己”口号下私利的你争我夺。精神追求能帮助我们摒弃这种愤世嫉俗的观点。
人们一般认为，健康状况对快乐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患有严重的疾病，只能生活在医院中，我们将不再快乐。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便患有严重疾病，人们也会很快就恢复到患病前的快乐水平。研究发现，癌症患者的幸福指数并不比其他人群低。
快乐和长寿
心理学家黛博拉·丹纳（Deborah Danner）的团队研究了20世纪初出生的178名天主教修女的寿命。19这些修女住在同一个修道院，并在美国密尔沃基市的同一所学校教书。这个案例有趣的地方在于，修女们生活的外部环境惊人地相似：她们过着一样的日常生活，有同样的饮食，不吸烟、不饮酒，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和医疗保障。这样的条件消除了许多环境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干扰。
修女们宣誓进入修道院之前，都撰写了自传式的体会。研究人员并不了解这些女性，但通过分析修女们创作的文本，评估她们自述中表达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有些修女在自述中反复提到，想到自己即将进入修道院生活，为别人奉献，就感到“非常快乐”或“极为喜悦”。有些修女则很少或完全没有表现出积极的情绪。研究人员依照修女们简短自述中表达的喜悦和满意程度，将她们分成了四组，发现分组结果与修女的寿命有明显的相关性。
研究显示，分在“最快乐组”的那1/4的修女，90%的人寿命超过了85岁，而“最不快乐组”的那1/4的修女，这一比例仅有34%。研究人员对这两组修女的自述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分析，排除了可能解释寿命差异的其他因素，如信仰虔诚的程度、自述所体现的思维复杂程度（即智力因素）、对未来希望的热忱程度等，未发现寿命和其他任何参数相关。故此研究的结论就是，快乐的修女比不快乐的修女更长寿。
同样，研究人员对2000名65岁以上、在美国生活的墨西哥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发现那些常常表现出负面情绪的人，比情绪积极的人，死亡率高一倍。20芬兰对96000名丧偶者进行的研究显示，伴侣死亡一周内，丧偶者的死亡风险也高了一倍。21丧失亲人的悲伤和沮丧会引起免疫系统防御能力下降，从而导致死亡率上升。
拥有一切条件又怎样
快乐和财富、健康、美丽只有10%～15%的相关性，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埃德·迪纳（Ed Diener）认为：“想要得到快乐，感知世界的方式比客观环境更重要。”22而我们为生活设定的目标，也是影响快乐的重要因素。23有人将致富作为主要的人生目标，拥有大量金钱必然会使这些人更快乐。而有人认为财富没那么重要，金钱对他们就几乎不产生影响。
社会心理学进行了很多相关性研究，但是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两个相关的因素中，我们不知道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例如，研究表明友谊和快乐相关，但我们不清楚，因为有很多朋友我们就快乐呢，还是因为我们快乐所以才有很多朋友。外向、乐观和自信是我们快乐的原因吗？或者因为我们快乐，所以才外向、乐观和自信？快乐促使我们长寿吗？还是活力充沛、健康长寿的人才有快乐的性情？相关性研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