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大学生曾经跟我反映，她在宿舍非常尊重别人的利益，不去影响别人，但是别人却总不能跟她一样相互尊重彼此。也有人问我，自己一直安安分分地做一个普通人，为什么无缘无故被别人针对？那么，都有哪些原因造成了以上的现象呢？
“听我的！”——控制欲是人际关系的杀手
我们知道，在动物的世界里，很多动物都会通过留下排泄物或者气味，告诉其他同类这是自己的地盘。如果别人进入到这个区域，会遭到“地主”的攻击。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对环境的控制需求，让别人不敢随意进入，进而获得安全感。
作为进化的遗留，人类也有这种需求，尤其是男性，会尽可能对自己身边的事物保持控制，从而获得安全感。虽然留下体味的原始方式已经被淘汰，但是人们的控制欲却并没有消减。
心理学家德西（Deci）和瑞安（Ryan）的研究证明，促进个人控制系统可以真正地增加个体的健康和幸福。而另一位心理学家陆贝克（Rubaek）和他的同事通过对囚犯的观察发现，那些对环境有一定控制权的囚犯——可以是一把椅子、自己开关电灯等，都会有较少的压力体验，较少出现健康问题，并且会有更少的故意破坏行为。
心理学家提莫（C.Timko）和莫欧斯（Moos）则通过对家庭和谐状况的研究发现，和我们一起住的人，如果可以自己决定早餐吃什么，晚睡还是早起，他们可能活得更久和更快乐。
很多研究都证明了控制感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一旦失去了这种对环境的控制感，动物的警觉就会被唤醒，处于备战状态。人类也是如此。
如果环境没办法给我们控制感，那么我们也会感觉到不安和警觉，更敏感更易激动。所以，当别人不能满足我们时，我们就会感觉到控制感的丧失，进而被唤醒“战斗”的应激状态。
每个人都有对环境和他人的控制需求，虽然程度不一样。尤其是恋爱中的双方，一些人会产生对对方很强的占有欲，甚至希望对方能够减少与其他异性的接触。
而在家庭中控制感的表现，则往往是父母希望子女能够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去生活和发展。而这会让孩子丧失对环境的控制感，进而触发排斥。但是这也进一步让父母的控制感降低，引起进一步的管控，进而形成一个死循环。
一些人对环境的控制需求较少考虑别人对环境的控制需求，这就很容易侵犯到他人的空间，进而造成双方的矛盾。
比如，在宿舍里，有人将视频的声音开得很大，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当我们向对方说：“你的视频开的声音有点大，可以关小声些吗？”一些控制感很强的人反而会觉得你侵犯了他的领域，不仅不会按你要求的去做，反而会去挑衅你。
因为，宿舍的空间远小于我们对环境心理安全距离的需要，但是我们却不得不与他人共享这样狭小的空间，于是每个人对环境的控制需求都很难得到满足。如果彼此无法有足够的安全感，越小的空间越容易产生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后面提到的“自我实现预言”的方式去提建议，对方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强的反应了。反过来，如果我们对环境的控制感比别人高，我们就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这其实是进化的遗留问题，并不是对方有意“侵略”。
“我就知道！”——吵架时为什么总想否定对方的一切
我偶尔听到我朋友和他女朋友吵架，有的时候他不得不跟我留在公司加班，不能赴约，他女朋友开口就说：“你一点都不爱我。”我哭笑不得，只能跟他说你有事就先去吧，这边我自己可以搞定。
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人争吵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绝对化。因为当前的事情，而延伸到全部否定。而这其实就是心理学上的“验证性偏差”——当我们在主观上支持某种观点时，我们往往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支持我们这个观点的信息，而忽略那些能够推翻我们观点的信息。
比如，很多炒股的人在炒股时，当市场上形成一种“股市将持续上涨”的信念时，投资者往往对有利的信息或证据特别敏感或容易接受，而对不利的信息或证据视而不见，从而继续买进并进一步推高股市。相反，当市场形成下跌恐慌时，人们就只能看到不利于市场的信息了，从而进一步推动股市下跌。
社会心理学家艾伯特·哈斯托夫（Albert Hastorf）和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做过一个实验。
1951年美国大学生足球赛，达特茅斯印第安人队对阵普林斯顿老虎队。这是一场非常粗暴的比赛。在整场比赛中，普林斯顿一个队员的鼻子断了，达特茅斯队一个队员的腿断了。然而，两所大学的报纸对这场比赛的评述截然不同，都认为是对方球员的犯规次数更多，更没有道德。
出于好奇，艾伯特·哈斯托夫和哈德利·坎特里尔从两个学校随机抽取了一些学生，组成两组被试者。然后，安排被试者在同一个房间观看那场比赛的录像，然后再用相同的评价系统来评价两支球队的犯规情况。
比如，当被问到是不是达特茅斯队的队员抢先动粗时，36%的达特茅斯大学的学生选择“是”，而86%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选择“是”；同样，只有8%的达特茅斯大学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球队没有必要动粗，而35%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认为达特茅斯队的队员完全没有必要动粗。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我们仍然会因为立场和态度倾向的不同，而选择相信我们想要相信的。一旦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也会相信自己所得到的依据。
而且，也有一些研究发现，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产生这种偏见。他们对自己的判断更为自信，因为他们更能够从无关联的信息中找到“可能的联系”。
我们在判断事物时，会有很多主观感情的投入。尤其是在我们社交活动中，如果我们觉得某个人不喜欢我们，那么我们就会自发地去寻找他不喜欢我们的证据，而忽视他的其他行为，这就造成了无端的厌恶。
而人的情绪感知非常敏感，当对方感知到你对他的不信任时，也会反馈以厌恶，进而让你觉得自己的直觉是对的。
这也表现了沟通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能够及时沟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所担心的事情是多余的。有些夫妻甚至会用各种方式去“考验”自己的另一半是否忠诚，而这实际上也会因为我们的主观不信任而产生我们“想要的答案”。
另一方面，则是在争执过程中，我们经常会情绪化，进入验证对方各种不好的信息搜索，以证明对方的各种不对，即使是与此事无关的陈年旧事，我们也不会放过。
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那些绝对化的词语——“你总是……”“你从来……”，而这种描述则会引发对方为了维护形象的激烈反驳，进而造成争执的升级。
因此，在争执过程中，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特点，争吵时尽量不用绝对化词语去描述对方的行为，不能因为当前的一件事而进行全盘否定。
让人“变笨”的爱——为什么有人看不见恋人的缺点
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教授调查了全球近150个不同文化背景地区的数据，发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热恋在心理和生理方面有惊人的相似：强烈眩晕的兴奋感、食欲降低，对爱人的判断扭曲（放大爱人的优点，缩小缺点），对客观世界的知觉也发生扭曲。
我们常常戏谑一些处于热恋中的人智商为0，那么，热恋到底会不会让我们的智商降低呢？答案是肯定的。
日本科学家川道博明（Hiroaki Kawamichi）与他的同事对处于热恋早期的人进行脑部成像的观察，发现他们大脑中参与“奖赏机制”的灰质减少了，这就降低了人们对奖赏的敏感性。
而大脑灰质不仅与我们的“大脑奖赏机制”有关，部分灰质与我们的注意力和记忆也有关，和我们的情绪也有关。
也就是说，当大脑灰质减少时，一定程度上，我们会变笨，也会变得更为焦躁不安一些。我们处于热恋时，我们的情绪更为不稳定，开心的事会让我们更开心，伤心的事会让我们更伤心。
除此之外，海伦·费舍尔也曾对处于热恋初期的人进行脑部扫描，发现处于热恋中的人的多巴胺奖励回路中的尾状核部分的血流增多。
尾状核是我们行为动力的源泉，它能引导我们接近目标，驱使我们追求奖励。而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可以保证这一过程的愉悦感，强化我们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会很开心地不断重复这一行为。
虽然恋爱的感觉很美好，但是它也让我们变得不客观。我们可能看不见对方的不足，认为对方很完美。
当我们处于热恋中时，我们大脑的判断中心前额皮质和影响社交认知的颞极与颞顶叶交界处会发生钝化，进而造成我们对爱人的知觉发生扭曲。恋爱中的男女右眼窝前额皮层会暂时关闭，这使得他们对对方不再持怀疑或批评态度。
但是，仅凭多巴胺刺激的热恋是很难长久的。一旦热恋过去，大脑的愉悦因子多巴胺消退后，大脑的灰质也可逆性地增长回来，我们也就会看到对方的各种缺点。
很多人过了热恋期就开始感受到对方的各种不足，就是因为大脑开始“清醒”了。所以，许多社会心理学家也不支持闪婚，因为想要拥有幸福稳定的婚姻，双方就必须要等足够长的时间。
当我们想要确定一段感情关系时，我们也需要不断对自己提问：对方的小鸟依人是否会过于黏人，长此以往我是否能够接受；或者，对方的刚毅是否存在过多的武断和大男子主义。
我们不能因为对方给我们很多愉悦感受而忽视对方性格的长久影响。而也只有在一开始考虑全面，这样的感情也才会更加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