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感受与躯体
虽然我不能清楚地说出，是什么激起了我对推理的神经机制的兴趣，但我清楚地记得，我是从何时起确信那些阐述理性本质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从小就有人告诉我，明智的决定来源于冷静的头脑，情绪和推理就像油和水一样互不相溶。我也曾一直坚信推理机制不受情绪的干扰，它存在于心智的独立组成部分中。当我对大脑进行思考时，我也认为推理和情绪应该是大脑中各自独立的系统。在当时，推理和情绪之间的这种关系，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神经层面，都被大家广为接受。
不过，现在有这么一个人站在我们面前，他是你可以想象到的最冷静、最不情绪化的一个智力健全的人。然而他实际的推理能力受到了严重影响，表现为他在生活中游手好闲，经常错误百出，一直做出违反社会规范甚至违背个人利益的事情。他曾有过一个健全的心智，直到神经系统疾病损伤了某个特定脑区，从此以后，他的决策能力受到了严重损害。而通常认为的，对理性行为十分必要的脑区则完好无损，他具备必需的知识、注意和记忆力；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无可指摘；他可以计算；他甚至也可以厘清抽象问题的逻辑。与这种决策缺陷同时发生的只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验情绪感受的能力显著受损。脑损伤同时导致了决策能力和感受能力损害，这种关联喻示着，也许情绪感受也是推理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上述现象在我20多年的脑损伤患者的临床检验和实验中反复出现，我相信这个假设是经得起检验的(1)。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告诉人们，推理过程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或希望的那样纯粹，情绪和感受根本不是推理过程中的干扰因素，无论情绪或感受的作用是好是坏，二者都交织在推理的网络中。如果没有生物调节机制的引导，人类推理策略无论在演化层面还是在个体层面，都无法发展起来，而与这种调节机制最相关的便是情绪感受的表达。而且在推理策略形成之后，该策略能否被有效利用，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可持续的情绪感受能力。
我们并不否认，在特定情况下，情绪和感受会导致推理过程紊乱。与传统观念相一致，新近的研究也表明情绪偏差会对正常的推理过程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同时还有一个违背传统观念的新观点，即情绪和感受的缺失同样会严重损害人类的理性。而正是理性使人类独一无二，使人可以根据远景、社会习俗和道德原则作出决定。
这并不意味着当感受有积极作用时，它就会代替人们作出决策；也并不是说，人类不是理性的生物。我想表达的观点是，情绪和感受加工过程的某些方面与理性密不可分。感受在发挥其积极作用时，可以为我们指出正确方向，带我们去正确的决策空间，让我们得以利用逻辑作出正确的决策。当我们作一些无法避免的道德决策时，常常面临着不确定性，而且在决定人际关系时，或考虑用不同方式来避免老无所养时，抑或为未来生活作规划时，也是如此。此时，情绪和感受及二者背后的生理机制，可以帮助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预测不确定性、规划未来，从而成功地作出这些令人为难的决策。
我们将从19世纪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即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的案例出发开始分析。盖奇的案例第一次揭示了理性损害与特定脑损伤之间的关联，然后我将进一步检验一些与盖奇类似的病例，并且回顾针对动物乃至人类的神经心理学研究。在此基础上，我将进一步提出并阐述人类推理依赖多个大脑系统的观点，与推理相关的系统是在不同神经组织层面协同工作的，而非只存在于一个“推理中心”中。从前额叶皮层到下丘脑再到脑干，高级“脑区”和低级“脑区”互相合作，共同完成推理的过程。
推理的神经结构的底层一方面调节情绪和感受的处理，另一方面调节机体存活所必需的功能。相应地，上述底层结构还与几乎所有机体器官保持直接和双向的联系，并由此使躯体也加入了一条运转回路。这条回路进一步作用于高阶的推理、决策，甚至作用于更广泛的社会行为和创造力。就这样，我们机体的低阶运转进入了高阶推理的回路中，情绪、感受以及生物调节得以在人类推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人类独特的心智功能依然残留着演化的痕迹，这点依旧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尽管达尔文在论及人类机体上存留的不可磨灭的低级起源印记时曾暗示过这一发现(2)。然而。高阶推理对低级脑结构的依赖并不意味着高阶推理会退化为低阶推理。当人们遵照伦理去行动时，大脑中的低级回路会参与其中，但这并不会削弱伦理的价值。道德不会受到威胁，伦理大厦不会崩塌，而且在正常个体中，意志依旧存在。所能改变的只是我们的看法，即生理因素对特定环境下的伦理起源有怎样的影响。在这些特定环境中，拥有相似生理特性的个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感受是本书的第二个主题，同时也是中心主题。为了尽力理解推理和认知的神经机制，本书主题的选择是基于必要性而非主观设计。本书的第二个观点是，感受的本质不是与客体相关的难以捉摸的心理特征，而是对躯体情势的直接知觉。
一部分神经疾病患者因脑损伤损害了体验感受的能力，研究他们的案例让我想到：感受可能并非如我们想的那样难以捉摸。人们或许可以在心理层面上描述它，并可能发现这些感受的神经机制。我的观念与当下主流神经生物学观点相左，我认为感受依赖的神经网络不仅包括传统提到的大脑边缘系统，还应包括部分前额叶皮层，更重要的是包括映射、整合躯体信号的脑区。
我将把感受的本质抽象化为窗户外面的景色，该景色是不断更新的躯体结构和状态的表象。想象你从窗户向外看去，躯体结构就是那个瞬间你看到的景物结构，躯体状态就是那个瞬间景物的明暗、声音和运动，这些景物就是内脏，即心、肺、肠、肌肉，景物明暗、运动、声音表征的是此时器官的运转状态。总的来说，感受就是某个瞬间躯体状态的“景色”。
感受有具体的内容，即躯体状态；以及支持感觉的具体神经系统，包括周围神经系统以及整合躯体结构和调节信号的脑区。因为在产生躯体状态感觉的同时，其他一些不属于躯体的知觉或回忆也会产生，如一张脸、一段旋律或一缕清香，于是感受最终成为这些事物的“限定物”，即与之绑定。除了上述特性外，感受还有其他特点。正如我接下来将会提到的，感受可以限定躯体状态，无论这个状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感受都伴随着或围绕着对应的思维模式：当躯体状态是积极愉快的时候，思维敏捷、想法多变；而当躯体状态痛苦失落的时候，思维也会变慢，踌躇不前。
从上述角度来看，感受就是探测器，用来探测天性和环境是否匹配。我这里说的“天性”，不仅指我们通过遗传得来的一系列适应性行为，也包含我们在个体成长过程中与社会环境互动时有意或者无意习得的行为。感受同其情绪源一样，是必需品。感受作为内部向导，帮助我们与其他种类的信号进行沟通，另一方面，其他种类的信号同样也会指引感受。感受并非无形的，也并非高深莫测。与传统科学观点相反，感受和其他知觉一样是认知层面的。它们是一种最神奇的生理安排的结果，这一安排把大脑变成了躯体的非自愿听众。
感受让我们可以完全从生物学角度对有机体一窥究竟，并反思生命本身的运行机制。如果人类失去了这种与生俱来的感受痛苦或快乐的能力，那世上也就不会有痛苦或福报，没有渴望或慈悲，更没有人类的悲剧与辉煌了。
初看上去，我们提出的人类精神的观点，有点违反直觉或让人不舒服。在试图阐明人类心智这个复杂现象时，我们冒着被误认为是诋毁人类心智和诡辩的风险。其实只有当我们混淆了现象和其独立组成部分或背后的运行机制时才不得不这样，我并不是很建议这么做。特定感受依赖于若干脑系统和躯体器官的交互，这个事实并没有弱化感受在人类中的地位，爱情或艺术带给人们的兴奋或失落，不会因了解到这种情绪反应背后纷繁复杂的生物机制而贬值。与之相反，我们应该更惊讶于复杂精巧得如同魔术般的生物机制。毕竟千年以来，感受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灵魂或精神的基础。
本书还有第三个相关的主题：在大脑中表征的躯体，可能构成了心智不可或缺的参照框架。我们的躯体而非外部现实构成了人类的基本参照，我们利用这个参照构建身边的世界与主观体验；我们最缜密的思想、最完美的行为、最巨大的喜悦、最深沉的伤痛，都是以躯体作为参考标准的。
这个思路听起来令人惊讶：心智存在于躯体并为躯体而存在。如果没有在演化过程中、个体发展中及在当下发生的躯体和大脑的交互，我们的心智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心智首先必须是跟躯体有关的，否则就不能作为心智而存在。在躯体持续不断地提供基本参照的情况下，心智才能与其他许多真实和想象的事物有关。
本书的观点植根于以下论断：（1）人类大脑和躯体构成不可分割的机体，这个机体的整合依赖于生物化学和神经调节回路的双向互动。这些回路包括内分泌、免疫和自主神经系统；（2）机体以其整体和环境互动：躯体或大脑无法单独进行这种交互过程；（3）我们称之为心智的这种生理过程来源于人类结构和功能的整体，而非只来源于大脑：只有在某个大环境与机体互动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完整地理解心理现象。考虑到机体的活动本身也在这个环境中，我们研究心理现象必须强调这些交互的复杂性。
一般而言，我们讨论大脑和心智的时候不会提到机体。一直以来，心智来源于神经元的活动这一事实太显而易见了，以至于我们讨论心智时只限于讨论其与神经元的关系，好像神经元的运作可以独立进行似的。随着我对大量脑损伤患者以及他们表现出的记忆、语言甚至推理障碍研究的不断深入，我越发感觉到几乎所有心理活动都需要躯体和大脑的共同参与，不论这种心理活动是简单还是复杂。同时，躯体对心理活动提供的不仅是简单的支持和调节，更为大脑表征提供了一个基本主题。
我的观点是合理的，并得到了许多证据支持，我也有理由证明为什么事实应该如我设想的那样。重要的是，我在这里提出的躯体优先的观点有助于阐明自人类探索心智以来最困扰我们的问题：人何以感知世界，何以习得所知，又何以知其所知。
根据我上述假设的观点，爱恨善恶、科学研究乃至艺术创造，都基于大脑的神经活动，前提是大脑需要一直跟躯体交互。灵魂通过肉体呼吸，切肤之痛、臆想之痛，都与肉体密不可分。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假想我在和一个聪明睿智的朋友对话，他虽然不懂神经科学，但生活经验丰富。我们商定：双方都要受益于这次对话。我的朋友可以学到关于大脑、心智的知识，我在努力解释关于机体、大脑、心智的观点时，也可以从朋友的生活经验中获得灵感。我们同意不将这次对话变成无聊的讲座，也不过激地反驳对方，也不试图讨论太多内容。我将在本书讨论有事实支持的观点，以及尚存疑问的证据，还有我的假设，即便这些假设只来源于我的灵感。我将讨论一些研究工作，其中一些正在进行，另外一些尚未启动。双方都了解，为了让这次谈话更有价值，话题中间会有转移，一些话题如果一次说不清楚，为了厘清相关问题，我会再说一次。因而你会发现，有些话题我会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
一开始我便意识到了科学的局限性：我对科学假设的客观性和绝对性保持怀疑，我曾经一度厌倦阅读科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神经生物学的。我把这些成果当成临时替代品，只能适用一段时间，然后就被一个更好的解释取代。但是，对科学进展的怀疑，特别是涉及心智的研究，并没有使我在这个领域求索的热情失去魅力。
或许因为人类天生的局限性，我们研究的议题将永远没有准确答案，由此可看出人类心智的复杂性。又或许我们根本不应讨论这个难题，就当成一个谜团，在可以用科学解决的问题和不能用科学解决的问题间设立一个界限(3)。但是，我对那些不相信我们事实上可以解决“谜团”(4)的人抱有同情。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依赖于我们还未掌握的知识，我对这些人也同样抱有同情。我始终相信，我们终将会知晓真相。
现在你可能认为，尽管本书讨论了心智、大脑和躯体，但讨论的主题并不是笛卡尔或其他哲学思想。我的朋友建议这场谈话应该在笛卡尔的体系下进行，因为我们的讨论无法避开这位探论过心智、大脑和躯体三者关系的代表性人物。我意识到，这本书将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来讨论笛卡尔的错误。当然，你很好奇这个错误是什么，但我先保密。我承诺会告诉你的。
正式的讨论将从菲尼亚斯·盖奇和他奇特的故事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