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来说，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批判性思维就相当于电影中的反派人物。当我们想要质疑某个传统的规则和观念时，这些武装的暴徒就会拿出他们的枪炮威胁我们，直到我们退回原地。
直面内心的恐惧
通过上一章内容，你一定接收到了自己的身体发出的某些信息。那么，这些信息背后联系着什么样的个人观念和规则呢？我们为什么会忽视或删除这些真实的身体感觉、情感及语言？是什么在教导我们不要注意它们或采取相应的行动？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信息吗？例如：“我必须时刻保持礼貌”，或者“我必须跟大家保持一致”，或者“我不能引发任何慌乱/冲突/争执”等。每个想法或行为背后潜藏着怎样的恐惧？
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位考古学家，此时，你正身处一个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考古现场。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把自己想象成老电影中那些穿着卡其色短马靴、戴着太阳帽、争先恐后地寻宝的角色。我想让你想象的是，当那些能够为我们解读当代社会提供线索并作为宝贵遗产的历史文物被发现时的一幕幕。起先，你会用特制的小泥铲小心翼翼地挖开一层又一层土。然后，你似乎碰到了什么东西，于是，你改用一把小软刷轻轻地去除表面的泥土，直到有价值的文物“浮”出地面。接着，你会试着去分析它和了解它。
但是，看过《夺宝奇兵》（Indiana Jones）系列电影的人都知道，找到古代的宝藏之前总要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其中最大的挑战通常来自那些反派角色，他们的任务就是想尽各种办法让主角印第安纳·琼斯远离目标。他们总是全副武装，经常使用枪、箭、火、毒等各种武器伤人，没有丝毫怜悯之情。
批判性思维——内心深处的暴徒
对于我们来说，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批判性思维就相当于电影中的反派人物。这些内心的批判性对话就像恶毒的守护人，看守着那些快要被我们发现的规则和观点。当我们想要质疑某个传统的生活规则或某个关于我们自身或行为的观念时，这些武装的暴徒就会拿出他们的枪、箭和火焰喷射器威胁并吓唬我们，直到我们退回原地。我们会觉得寡不敌众、不知所措，但是，就像电影中的印第安纳·琼斯总能够迅速保证自己安全一样，我们也能够意外地找到一些有效的途径，反抗这些驻扎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暴徒。
到底是谁的声音？
对于我们来说，那些批判性思维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从来没想过停下来听一下那到底是谁的声音。我们以为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如果仔细听一下，我们可能会发现，口音、语气或措辞都不同于我们一贯的说话方式。这是因为，这些批判性思维一般都来自过去那些对我们有重要意义的人。他们可能依旧非常活跃地生活在我们周围，并且依然对我们很重要，但他们对我们最深的影响却发生在我们的童年和青春期。因此，究竟是谁在说这些话：“你真蠢，你从来都没做对过！”或者，“你太自私了，竟然不帮助那样的人！”或者，“你就是一个失败者，永远都找不到男朋友/永远都升不了职/永远都得不到幸福！”（我故意使用了感叹号，因为我认为这些声音通常都尖锐刺耳，就像老师在对班级训话时高喊的声音。）
你可以把这些批判性话语记下来，这会很有帮助，然后冷静地读一读，看看是否能想起谁曾经对你说过这样的话。有一个咨询者意识到，她听到了匈牙利口音，那出自她挑剔的祖母之口；另一个则是曾经教过她很长时间的溜冰教练的声音。当然，很多声音都源自父母。如果你不断告诉自己你是个“坏女孩儿（或男孩儿）”，这很可能源自你的童年。但是，如果你听到的批判性声音在猛烈地批判你是个“失败者”，它则很可能源自你青少年时期的玩伴或兄弟姐妹。这个识别过程对你破除这些攻击性言论的束缚很有帮助。一旦你意识到，原来你内心的暴徒来自于你的奶奶、教练或混蛋同学，你会立刻用你理性的成人大脑提出质疑。
科斯蒂的“地狱合唱团”
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了“圣母”型母亲科斯蒂。在做了3年的全职妈妈后，缺乏自信但又自尊心很强的她变得越来越纠结。在治疗过程中，她决定参加按摩理疗师的培训。她除了照顾孩子还要兼顾很多其他责任，所以要挤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是很难的。但是，她还是坚持完成了课程，并顺利毕业。
有一天，科斯蒂应约而来，她看起来十分失落，灰心丧气。她告诉我前一天发生了可怕的事，而她已经决定放弃新工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问，脑子里想象着一些可怕的事。她回答说：“唉，我在银行排队，等着把前三周赚的钱存进账户里。其实只有二百英镑，但我觉得每一分钱都是我的血汗钱。”科斯蒂继续解释说，当她最终排到队伍前面时，她发现钱不见了。她疯狂地翻遍她的口袋和包，连笔记本的暗格都没放过，可是，运气并没有站到她一边。她告诉我，在她努力翻找那笔钱时，她脑海里响起了刺耳的批判声，“那就像发疯的地狱合唱团”。
“他们说了什么？”我问。
“他们说：‘你真蠢！你以为你是谁！哈！我就知道你会失败，因为你做什么事都会失败。现在，银行里每一个排队的人都看到了你到底有多蠢。哈哈哈！’”
这样的回忆似乎已经让科斯蒂不堪重负。“那些声音是那么的尖锐、冷酷、冷嘲热讽、无止无休。”她全身颤抖着回忆，然后陷入了沮丧的沉默。
“听起来好像你仍然难以释怀，”我说，“你能想起是什么让它们消失了吗？是不是有什么你可以依靠的亲切的声音？”科斯蒂想了想，脸上闪过了一丝笑容。“我刚去世不久的奶奶一直是最支持我的人。即便其他人都不相信我，但她会。”说到这，她哭了。
“她可能会对他们说什么？”我轻声地问。
在停顿了很长时间之后，科斯蒂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说：“滚开，让她清静会儿，你们这些讨人厌的大坏蛋，别欺软怕硬！”科斯蒂笑着说：“她说话一直很粗鲁，我是说我的奶奶。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从来都不会小心翼翼的。但她总是维护我。”
那天，科斯蒂离开时承诺，她会试着靠奶奶的声音去克服脑海里的那些恶毒的声音。一周后，当她再来到我的办公室时，她甚至带来了一个更好的计划：“我把奶奶的结婚戒指戴到了我脖子上的这根金项链上，需要时，我会抚摸它，就像得到了她的爱与支持，还有她的那些粗话！”
“接纳与承诺”疗法
随着心理治疗理念的发展，人们逐渐将原始的认知行为疗法（CBT）与很多其他理念结合在一起，构成所谓的“认知行为疗法第三浪潮”（Third Wave CBT）。其中，很多理念应用了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冥想的智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正念”。其中一种疗法被称为“接纳与承诺（ACT）”。有关这种疗法，有一本很好的书，作者是澳大利亚全科医生罗斯·哈里斯，书名为《快乐是一种陷阱》（The Happiness Trap）。哈里斯的文字非常接地气，他描述了很多你可以用来隔离、关注甚至嘲笑各种批判性思维及对话的方法。其中包括，用它们来改编一首广为流行的歌曲，比如《生日快乐歌》；或者用一种搞笑的方式把它们讲出来；或者把它们想象成收音机正在播放的节目，然后你亲手把它关掉。一位患有暴食症的咨询者说，她每次暴饮暴食后都会用这种方法。“每次狠吃一顿之后，我的脑海里总是会自动跳出一堆的负面想法，例如，‘我是个令人厌恶的人’，‘我是个软弱的胖子’等，但每到这时候，我都会把它们想象成霍默·辛普森的声音，就好像霍默在说：‘你真是太太太丑了。’这真有缓解的作用，让我能够一笑置之。有时候，我还会换种语气继续挑战它们，这主要取决于它们重复的程度。”
“接纳与承诺”疗法还包括其他一些方法。如想法识别法，例如，“我发现我有这样的想法……”，目的是为了将自己与这些想法隔离，让你能够意识到，它们并不是事实，而你是一个独立个体，与它们无关；或者，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和它们打招呼：“哦，你好，又见到你了！”然后谢谢它们提醒你是个失败者、胖子或蠢材（这里还可以包括其他带有侮辱性的负面评价）。还有一种方法是，给这种情况取个名字，例如“啊，这个‘我是失败者’的戏码又上演了”。
前英格兰国家橄榄球队运动员布莱恩·摩尔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他一生深受各种恶毒的批判性声音的折磨，让他根本无法享受球场胜利后的快乐。那些声音一直在告诉他，他这次全凭运气，他实际上就是个骗子和失败者。他解释了他是如何把这些声音当作“咕噜”1的声音来处理的。他说，他先是感谢它的关心，然后对它说：“但现在，滚开，别烦我。”
还有一种方法是，请另一个强势的保护者，或是现在或是过去出现在你生活中的角色（像科斯蒂的奶奶）代表你去与那些批判性思维对话。请它们离开，不要再欺负你。你还可以加些赞美之词：“你会很出色的，亲爱的。我知道你可以。你会成功。”或者，做任何你需要做的事，只要它们能消失。
富有同情心的好奇
几年前，我在班戈大学上过一个冥想课程。上课时，两名辅助者会做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扮演。为了表示我们通常在“受到刁难或批评性思维攻击”时的感受，一位女性站立不动，另一位女性则举着拳头跑向她，仿佛要打她。这位受到攻击的女性演示了三种反应方式，通过强有力的视觉再现让我们看到，我们面对批判性思维时最常做出的反应是什么。第一种，只是站在那，然后被推倒（如“冻结反应”）。但这并不能让攻击者离开。即便“受害者”已被打倒在地，她依然会继续攻击她。第二种反应是逃跑及灵活地躲闪，试图躲避攻击者（如“逃跑反应”）。但是，攻击者当然不会放弃追逐她。第三种反应是反击，大打一架，声势浩大（如“战斗反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方法都显而易见地激发了对方的士气。相信你也发现了。同样地，这三种我们用来应对批判性思维的方法（基本上是另一种版本的“战斗、逃跑或冻结”反应）也都大涨了批判性思维的士气。
随后，这两个人又演示了用“正念”对付批判性思维的方法：受害者转向攻击者，轻轻握住她的双手，转而与她面对面共舞。此时，她的头上扬，做出一个开放的姿势。这表示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好奇”。我喜欢这个词，因为对我而言，它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主动、开放，以及宽容与好奇。我对很多咨询者提起过这个角色扮演，大多数人都喜欢这种面对批判性思维的态度。他们常常会用与罗斯·哈里斯的建议类似的话，来实践这种带有同情心的好奇，如“啊，又见到你了，我想知道你今天怎么出现了？”只是语气更平和。
点亮一束光
让我们重新回到“考古现场”。一旦我们开始识别出这些恶毒的守护人——也就是我们脑海中那些批判性对话，并开始带着“富有同情心的好奇”去应对它们，我们便能够让那些珍贵的画卷及古老的文物重见天日，并在它们面前点燃温和的探究火炬。问问你自己：它们来自哪里？到底是谁的规则和观念？更重要的是：今天，已经长大的、理性而又觉醒的我，是否依然选择相信它们？
观念的力量很强大，并且未必只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亚伦·贝克将观念归为三类：我们秉持的关于自己的观念、关于别人的观念及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他还将条件式观念与核心观念进行了区分。前者通常以“如果（怎样）……那么（另一回事）……”的形式存在；而后者，通常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一直延伸到我们对自己的核心看法（通常以“我是X或Y”的形式存在）。
莫妮卡和艾拉的发现
对于莫妮卡，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1000瓦的灯泡”，我们来研究一下她在外出那一周的“顿悟时刻”。她终于发现了自己的身体发出的焦虑信号，即心跳加速及口干，并将其与她平时和家人一起用餐时的感觉联系了起来。“我想我的规则应该就是维护平静，让每个人都开心……比如，‘我必须尽我所能缓解各种紧张气氛，让大家保持冷静’。”
“还有吗？”我问。
“要不然，吃苦头的是我自己；妈妈会惩罚我。”
她还发现，她的条件式观念是“如果我不尽全力，人们就不会喜欢我”；而她秉持的关于别人的观念是“女人总是好嫉妒，而且危险”“男人和女人互相讨厌彼此”；她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是“你做任何事都要全力以赴”；她关于自己的核心观点是“我不够好”“我不够可爱”。
因为“坏女孩”而在社交方面留下阴影的艾拉认识到，为了避免引起想象中的朋友的不悦、愤怒或嫉妒，她一直在不断地“删除”自己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我让她弄清楚这种行为背后隐藏的规则和观念是什么。最终，我们一起发现了下面这些内容：“我不应该看起来与众不同”“我必须避免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所以我不能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我必须融入大家，保持低调”“如果我不能成为这个群体的一部分，我就交不到男朋友”。
读到这些时，你可能会想，莫妮卡和艾拉真是疯了，太不理性了。然而，实质就在于此：我们秉承的传统规则和观念通常都是不理性的，因为我们在具备更高的思考能力之前就已经屈从于这些规则和观念，那时的我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
“责任饼图”
这个练习能够帮助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那些你自童年早期便无怨无悔地秉持到现在的无效观念。例如，“那是我的责任（比如，让每个人都高兴）”；或者，当有一点点小状况时，你就会想：“那是我的错，我应该受到责备”；又或者，“我是一个坏女孩儿/男孩儿”，等等。
你可能还记得小学数学课上的“饼图”，但你也可以考虑把一个饼分成若干小块儿：
·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然后想一想你人生中的某个重要问题，可以是让你觉得自己负有责任的事，或者你觉得自己做得不够而感到愧疚的事。
·现在把问题写下来。然后问问你自己：谁才是真正应该对此负责的人？
·接着，把饼图分成若干小块儿，在每个小块儿上写上其主人的名字。做这个练习时要不假思索，让自己下意识地袒露真相，不受原来那些“应该做什么”的思维左右。
英迪拉就是这么做这个练习的。她的问题是，谁应该去照顾妈妈和爸爸？她把她的“饼”分了四分之一分别给她的妈妈和爸爸。“毕竟他们现在还很健康，他们可以管好自己的事儿。”然后，她又把另一半分成了四等份：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几个兄弟姐妹每人一份。“不能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还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的人，就意味着我必须全天候待命。”
这样做确实帮英迪拉认识到，她没必要觉得自己有义务随时对别人伸出援手，或因为自己没能帮助别人而感到愧疚。她给她的兄弟姐妹们都写了信，对他们解释说，她要找一份新工作，而且要试着在网上找找交往对象，所以他们也需要承担一部分照顾父母的责任。“这种做法有点儿蛮横，”她告诉我说，“但早就该那样了。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都很贴心地接受了，我也很吃惊。这让我有了更多空间，可以思考一些事情，并按照自己的安排行事。”
通常，当咨询者开始以这样的方式看待童年的问题时，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不应该受到责备。他们一直背负着自责，可能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所以应该承受辱骂或虐待；他们也可能会觉得父母离婚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或不够可爱。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你会看到，他们连一小块儿“饼”也没分给其他人。
原来消极的观念不会一夜之间就消失，但上面的这个练习却足以动摇它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小时候树立的观念并不是事实。这对我们来说会是大大的解放，并深深地改变我们现在的思维及行为模式。英迪拉之前觉得自己快要被家庭责任压扁了，但现在，压着她的石头被举起来了，她又可以呼吸了，并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善待自己，重新做回充满活力的自己。
把“应该”变成“可以”
这么多年，这个方法屡试不爽。所以很多人在艰难的情绪调整课（包括揭开痛苦的童年回忆、勇敢地对抗自己的父母或伴侣、勇敢地改变自己人生中的艰难状况等）结束时都对我说，对他们最有帮助的就是“把‘应该做的事’变成‘可以做的事’”。因此，在这里，我愿意将它作为一种承载着很多热心支持者的喜爱的热门课程传递下去。
这一理论同样源自亚伦·贝克的“认知行为疗法”。贝克认为，“有问题的情绪状态（例如焦虑、沮丧等）部分是由无用的思维模式引起的，尤其是‘死板的个人规则’”。关于“死板的个人规则”，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过，我想这些规则对我们理解自己思维和行为产生的原因非常重要。这些规则是“非是即非”的，或者是两极化的，因为它们不会留给我们选择的余地，中间没有缓冲地带，例如，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负担过于繁重的苏西所秉持的“死板的个人规则”就是：“我应该时刻保持冷静做一个可爱的母亲，以及任何时候我都不应该大声训斥孩子们。”于是，当她真的大声呵斥孩子们时，她不仅会感到难受，还会有一种挫败感，因为她打破了自己的规则。
然而，更糟糕的是这种打破（当然，对于完美主义者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的意义。对于苏西来说，这意味着她在变成她母亲那样，换个角度，也就意味着她的孩子们长大后会恨她，而不想花任何时间陪伴她（当然，这是不理智的）。更糟糕的是，她觉得他们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都会严重受伤；甚至有一个画面会快速地闪过苏西的脑海（当然，这也是不理智的）：她的孩子们长大后过着贫穷的日子，连家都没有，只能在滑铁卢桥下围着纸板箱乞讨。就是这些极端的想法和想象把我们困在了恐惧中。关于这一点，我会在第八章中详细叙述。
我经常与霍洛威的小组成员们分享一个非常常见的案例。这是一个关于“应该（做什么）”的例子，而且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很多个匆忙的早晨，我都会急忙忙地冲出家门，而此刻厨房的水池里还堆着未洗的早餐餐具（甚至可能还有前一天晚上的锅）。这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你应该先把这些东西洗完的。”由于我并没有做到，所以我会严厉地批评自己：“你真是懒主妇；你太失败了。连督促自己洗碗都做不到。你真是可悲。”
那么，如果你把那个句子中的“应该”变成“可以”会怎样？“我可以先洗完这些东西。”对于我而言，这立刻就多了一点点选择性。我本可以先洗这些东西，但这次我没有。看，这听起来轻松多了，不是吗？当读到“可以”这个温和的词时，你的肩膀是不是也松弛下来了？因为，就本质而言，“应该”这个词导向一种自我鞭策。它听起来很刺耳，赶走了我们的快乐。
“应该”是没完没了的，并且涵盖范围很广，从很多你人生“应该”完成的任务，如“我应该结婚”“我应该成功”“我现在应该已经成名了”等，到很多看似不重要的琐事，如“我应该常常涂口红”，或者“我每天应该喝两升水”。你可以把这些当作你人生的指南，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当它们变成死板的教条时，它们就有可能变成一个牢笼，你会觉得自己被困住了。
大象的呼吸是什么颜色？
几年前，我花钱请了位室内设计师，请她指点我该把房子刷成什么颜色。我想我那时一定觉得特别没把握，或者就像我朋友说的，我患上了“装修羞耻症”。我家的墙是明亮的地中海颜色，十年前刷的，那时我对自己的选择信心满满。但那个非常时髦、现代感十足的设计师却带着些许轻蔑的口气给出了评论。她说那是“幼儿园的颜色”“墨西哥酒吧风情”。那一刻，我觉得我的信心被瓦解了，我觉得自己很傻。经过无数叹息和无数次对油漆样本进行比对后，她最终给出了结论：“我想你应该将楼下整个漆成Farrow&Ball（F&B）公司的‘大象的呼吸’这种颜色。”现在，估计任何一个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都会感到疑惑，要不然就是觉得非常滑稽。
大象的呼吸是什么颜色？当然应该是透明的，和大多数呼吸一样，不是吗？但在当时，这是个时尚高度的问题。并且，相信我，F&B公司的“大象的呼吸”已经用到了我们国家最时尚的几面墙上。于是，我诚心诚意地接过样品罐，刷了一点儿油漆在内衬纸上，然后把它粘到了电视旁边的墙壁上。但是，就是这个地方，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不断地折磨着我。很多时候，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我会疲惫地坐下来，想借着不需要动脑子的电视节目放松一下或暂时逃避一下。可是，每当这时，脑海里总会蹦出一个想法：你应该把这间房间漆成“大象的呼吸”这种颜色。伴随着这一个“应该”，我会联想到所有其他自我批判：这间屋子太丑了；看起来就像一个墨西哥酒吧；你真是没品位；你是一个不知道讲究的失败者；在重新刷漆前，你可别邀请10岁以上的人到家里来，等等。毫不夸张地说，在整整三年中，被那个时尚女士的气势压倒并相信她的判断好过我自己的判断的结果是，我在这间屋子里根本就高兴不起来，甚至在整个房子里的感觉都是这样。（你也许会好奇后来如何，我现在已经重拾了自信，并把房间刷成了不时尚但却可爱的浅蓝色，这种颜色让我觉得平静而充满阳光。）
对于“圣母”来说，这些“应该”让我们觉得，我们被自己打造的牢笼困住了，而且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拆掉这个牢笼。这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关于“无把握”和“对比”的问题。当我们确定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的价值、品味和标准时，我们便不再在乎其他人对我们的客厅墙壁颜色的看法，也不再在乎水槽里有什么，或者我们的孩子GCSE考试考了多少分。当然，在当今世界，各种市场营销手段总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跟不上时代或低人一等（这样，我们才会为了让自己觉得“正常”而购买各种产品和服务），这种情况下，能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把握并觉得自己“对”的人简直就是稀有动物了。
找出你自己的“应该”们
我希望你能够尝试一下这个实验，只需要一天的时间，试着找出自己（对自己及其他人）说出“应该”这个词的情况。看看你能不能及时发现它们，并把它们转换为“可以”，同时留意一下你在这么做的时候，你的思想、感觉及行为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愿意，你可以多花几天做这个实验，并把结果记在笔记本上。当然，那并不是“应该”做的事。
下面列举了一系列“应该”做的事，都是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咨询者的亲身经历和体会：
·我应该将客厅漆成F&B公司的“大象的呼吸”这种颜色。
·我应该减掉半英石2的体重。
·我应该更配合一些。
·我每天应该吃五份水果和蔬菜。
·我和伴侣的性生活应该更频繁一些。
·我现在应该停止悲痛了。
·我这个年龄应该结婚了。
·我每天应该刷两次牙。
·我应该多给妈妈打打电话。
在你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之前，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你要相信，你有权这么做。美国有《人权法案》，用于保障一系列人身自由。这些权利看起来似乎是公民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学校也教授相关内容，大多数人都对其有所了解。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我们有自己的“人权法案”是在读安妮·迪克森的《女人的权利》的时候。在这本书中，她列举了11条基本人权。它们听起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极其简单，但你可能从未仔细思考过它们，而且，你可能会下意识地秉持了源自童年或社会的一套与其相悖的观念，因此你很难相信它们确实适用于你。
“个人权利法案”的内容包括：
·我有权表达自己的感受、意见及价值观。
·我有权做自己。
·我有权说“不”。
·我有权犯错误。
·我有权改变自己的主意。
·我有权说“我不明白”。
·我有权觉得自己对其他成年人的问题不负有任何责任。
·我有权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我有权不依赖别人的认可。
这个“个人权利法案”实际是在为你实践下一章的内容做准备。下一章内容不仅会告诉你，你要对自己说“你有权做不一样的事”，而且会帮助你通过实际行为巩固这些有用的新观念。
小结
这一章提出了一些实践理念，用于帮助你识别并挑战那些招致“圣母诅咒”的个人规则及观念。
·质疑你的批判性思维及“传统的”个人规则。
·让那些批判性声音失去影响力。
·尝试一下“责任饼图”这个练习，从新的角度去看待你的一些观念。
·把“应该”变为“可以”。
·了解你自己的“个人权利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