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曾在第1章做过一个暂时性幸福的测验，现在你已经快读完这本书了，也读到了我的一些建议，做了一些练习。现在请你翻到前面，再做一次福代斯幸福测试。让我们来看看你现在的幸福程度与你第一次做的时候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有许多不同的途径可以达到真实的幸福，每个人达到真实的幸福的方式都非常不同。
“自从以大一新生的身份在普林斯顿的长春藤俱乐部吃晚饭以来，我还没有觉得这么尴尬、手足无措过。”我对岳父耳语道。过去我唯一的游艇俱乐部经验是在迪士尼乐园，但是现在，孩子们、曼蒂和我以及岳父母却在真正的游艇俱乐部用餐。窗户外面的船也不是大号的划桨船，而是可以真正驶入海洋的大船。
坦普尔顿爵士（Sir John Templeton）邀请我到他的俱乐部用餐，我带了曼蒂和孩子们，曼蒂又邀请了她的父母。这是一个私人俱乐部，占据巴哈马群岛上新普罗维顿斯的整个西北角，拥有一英里长的细白沙滩，穿着制服的侍者说着加勒比口音的英语。像皇宫一样的别墅里住着电影明星、欧洲皇室和亿万富翁，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巴哈马宽松的税制政策。在这个非常不适宜的环境下，我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
当时有10位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聚在一起开会，讨论进化是否有目的和方向。几年前，我会认为这个问题不值一谈，是基督教教义对达尔文理论的反击，但是自从《非零年代》（NonZero）一书出版后，它在科学上的原创性和证据使我不得不从它出发，去考虑我追求生命意义和目的的方法。
我来到这个俱乐部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认识《非零年代》的作者赖特（Bob Wright），他书中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积极情绪、积极人格、积极机构如果没有更深远的意义，那它们只会在时下流行的励志潮流中随波逐流而已。积极心理学必须向下在积极生物学中找到依附点，向上到积极哲学中、甚至积极神学中找到理论依据。我希望听赖特对“非零”做更深入的阐述，我也希望能表达我对如何在生活中找到意义和目的的方法。另一个理由则是到这个度假伊甸园拜访邀请我们的主人——坦普尔顿爵士。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一间明亮的会议室里开会，巨大的乌梨木桌一端坐的是坦普尔顿爵士。多年前，他将自己在坦普尔顿基金会（Templeton Fund）的股份卖掉，开始从事慈善事业，他的基金会每年提供几百万美元支持跨宗教和科学的研究。穿着墨绿色西装的爵士是位精神奕奕的87岁老人，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是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得主，他阅读广泛，也是许多书的作者。他个子不高，皮肤被晒成棕色，眼睛闪烁着愉悦之光，他用下面的问题做开场：“人类的生活可不可能有崇高的目的？我们能有比自己创造的生活意义更深远的意义吗？物竞天择使我们不得不走上现在这条路吗？科学是否可以告诉我们，生活有没有神圣的目的？”
虽然他过去向来很宽容、很支援学术界，但你仍可以感受到会场的紧张气氛，甚至可以说是恐惧，因为学术研究是非常仰赖私人基金会的捐款的。当捐款者威严地坐在那里时，学者们会担心他们说漏了嘴而导致赞助者不快，以致多年来辛苦经营的关系被破坏。会场中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得到过坦普尔顿爵士的资助，每个人也都希望他能继续赞助自己的研究。
威尔森（David Sloan Wilson），这位杰出的进化生物学家一开始就先勇敢地承认他是无神论者，他希望这个会议是个有包容性的会议。“我不认为进化是有目的的，尤其没有神圣的目的。”希斯赞特米哈伊靠过来以007的口气对我耳语：“你不应该这样说，4号情报员，今晚你将与鱼虾共眠。”
我禁不住笑出声来，我猜想他与威尔森并不真正了解坦普尔顿爵士，我与他的基金会有过很长时间的密切往来。两年前他们突然找上我，要我去主持一个为期两天、以希望和乐观为主题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目的是向我致敬。曼蒂和我上网浏览了这个基金会的历史，发现他们赞助了很多宗教方面的研究。
曼蒂提醒我，APA的主席代表着16万名会员，许多人会想着与APA主席挂上钩，用他的名字和职位来为他们的产品或活动做广告。所以我邀请这个基金会的总裁到我家来，对他表示虽然我觉得很荣幸，但还是得拒绝。我告诉他积极心理学和我都是不出租的，但无论怎么表达，我的这席话都让人觉得很骄傲、很自以为是。
他的反应让我放心了，而且他的承诺在我们后来的交往中也都得到了验证。来拜访我的是基金会的总裁施瓦兹（Arthur Schwartz）。他指出，积极心理学所要做的事与坦普尔顿爵士所要做的事很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这个基金会注重宗教和心灵层面，但也很注重科学。我的方法是入世的、科学的，这个基金会可以通过帮助我去帮助社会科学走向研究什么是积极人格和积极价值。他向我保证这个基金会只会在两者的共同点上与我合作，不会将我吸收进去。
所以在尽力忍住笑的同时，我认为我知道坦普尔顿爵士想要什么，它们跟威尔森和希斯赞特米哈伊所想的都不一样。从20世纪80年代起，坦普尔顿爵士就一直在从事一项非常个人的追求。他完全不受基督教教条的束缚，事实上，他非常不满意从这些教条衍生出来的教义。他认为这些教义没有跟上科学的进步，也无法适应实证科学所带来的真实世界的剧烈变化。
坦普尔顿爵士的很多形而上学的观点上与威尔森、希斯赞特米哈伊和我的一样。他刚过87岁生日，想知道还有些什么在等着他，而他想知道这些并不仅是因为个人原因，也是为了人类更好的未来。爵士很有钱，所以不必独自思考这个问题，他可以请一群杰出的智囊帮他一起思考。他不想听陈腔滥调，他最想知道的是我们对那些永恒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何处去的最深沉、最肺腑的思考。很奇怪的是，我头一次认为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了创造性的见解，而我所要说的内容则是受了赖特的启发。如果我说的是有道理的，那么它会为积极心理学提供一个最重的支点，使它有所根据和依附。
赖特站到讲台上，他在这个学术高峰会议上是个奇怪的角色。他瘦长憔悴，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但没人敢轻视他的存在。当他说话时，嘴唇撅起来，好像在吸柠檬；当他回答一个他不喜欢的问题时，就好像吸的是一个酸柠檬。他的声音很柔和，有一点单调。不过奇怪的是他的学历而不是他的外表或声音，他是会场中唯一一个不属于学术界的人士（当然主人除外），他是一位新闻记者，而这个行业向来被学者们鄙视。
赖特是《新共和》（New Republic）的专栏作家，过去一百年来，把持该位置的都是非常有政治天才的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出版了一本《性·进化·达尔文》（The Moral Animal），认为人类的道德是有进化基础的，人的道德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社会化的产物。在这本书出版前的10年，他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曾经在《大西洋》（Atlantic）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印欧语系的起源，这是现行西方语言的始祖。
你可能会认为政治、进化、生物、语言和心理学什么都写的人，应该是个一知半解的业余者，但是在我跟他见面之前，我的院长普雷斯顿（Sam Preston）告诉我，他认为《性·进化·达尔文》是他读过的最重要的一本科学书。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心理学家平克（Steven Pinker）也告诉我，赖特的那篇印欧语系的文章非常重要、承先启后。赖特是少数今日尚存的业余科学家。
非常凑巧的是，赖特这本《非零年代》刚刚出版，而且《纽约时报》的书评版在上周日评论了这本书，并把它作为封面故事，这使学术界人士非常羡慕，也不敢像以前那样轻视新闻记者了。即使这样，赖特在下一个小时所说内容的深度和密度，仍然让每个人吃惊。
他一开始便说生命的秘密不是DNA，而是在同一时期的另一个发现：诺曼伊（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所提出的“非零和游戏”（nonzero sum game）。他认为生命的基本原则是一个倾向于双赢的最成功的繁殖策略，生物系统是一个天然的，被物竞天择机制塑造成的复杂的双赢情境。产生复杂的智慧是必然的结果，如果给予足够的时间，物竞天择的机制一定会筛选出复杂的智慧。
赖特说不但生物进化走上了这条路，人类的历史也是一样。几百年来世界政治的变迁都是由野蛮到文明，这就是以双赢为核心的变迁，这使得人类不断进步。一个文化越是有正向的结果，就越能存活下去，并发扬光大。赖特当然知道历史上有很多恐怖事件发生，他认为历史的进步并不像一辆不停向前行驶的火车头，而是更像是一匹负重的老马，经常不肯向前走，甚至偶尔会倒退。但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向前的，他并没有忽略那些后退的脚步，譬如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运动、恐怖主义散播炭疽病毒的行为。
我们正处在暴风雨的末期，接下来就是平静。互联网、全球化和没有爆发核战争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人类选择双赢情境的结果。赖特总结道，人类正站在一个转折点上，从这以后人类会比过去更快乐。
听众们震惊极了，学术界的人一向以自己的批评和反讽能力为傲，我们不习惯听任何乐观的观点。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前途一片大好的看法，尤其是从一个典型的悲观者嘴里说出来。我们更惊讶的是，这篇乐观的论文来自严谨的推论，而且引用的是我们都接受的科学原理和数据。我们走出会场，外面是加勒比海的正午阳光，我觉得一阵晕眩。
第二天我有了一个可以跟赖特深谈的机会。我们坐在游泳池畔，他的两个女儿伊莲娜和玛格丽特正在和拉拉和妮可玩水。黑人侍者穿着镶金边的雪白制服正在为客人送饮料。我和家人昨晚在市郊迷路了，看到了许多刻意不让外来观光客发现的穷困景象。这引发了我的正义感和公平感，为这些穷困的人感到愤怒和无助，这种感觉到今早还没有消失。我对赖特的全球化财富及双赢局面感到怀疑，我不知道这种认为世界正走向乌托邦的信念跟这个观点的持有者正享受着财富和特权是否有关。我不知道积极心理学是否只对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最顶端的人才有吸引力。乐观、幸福、一个合作的世界？我们在这个会议中究竟在扯些什么呀？
“马丁，你想通过双赢来找出生命的意义吗？”赖特礼貌的问句打断了我灰色的思绪，这种灰色与蔚蓝的天空、明亮的阳光非常不协调。
我从两个非常不同的观点切入，第一是心理学，第二是神学。我告诉赖特我一直在努力改变：身为心理学家致力于科学研究，并建构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我告诉他我并不是反对消极心理学，我从事消极心理学研究已经有35年了。但是我看到平衡积极与消极心理学的迫切性，在我们知道了那么多疯狂的病症的缘由后，是否也应该了解一下正常人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他的观点是对的，那么现代人应该更想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一直在思索美德和积极情绪，如欢乐、满足、快乐和幸福。我们为什么要有积极情绪？我们为什么不能将生活建构在消极情绪上？如果我们只有消极情绪——焦虑、恐惧、悲伤，日子一样能过。‘吸引’可以解释为消极情绪的去除，所以我们会接近能解除我们恐惧和悲伤的人；‘逃避’可以解释为消极情绪的增加，所以我们远离让我们恐惧和悲伤的人。进化为什么要在给了我们一个没有幸福感的情绪系统后，再给我们一个有幸福感的系统？一个系统不够吗？”
我接着告诉赖特“非零”可能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消极情绪可能是进化出来帮助我们应对输-赢情境？当我们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时，恐惧和焦虑是我们能够活下来的向导；当我们挣扎着要避免失败或反抗暴力时，悲伤和愤怒是我们的向导。当我们有消极情绪时，这表明我们正面临输-赢情境，这种情绪使我们打、逃或放弃，这些情绪同时也使我们集中注意去处理手边的问题，暂时放下别的事情。
那么，有没有可能积极情绪是进化出来指引我们走向双赢情境的呢？当我们在一种每个人都能赢的情境中（求偶、结伴打猎、扶养孩子、合作、种植作物、教书、学习），快乐、满足、幸福就会驱动我们，引导我们的行为。积极情绪是情绪系统中的一部分，它使我们觉察到双赢的可能性，也因此建构出一套行为，帮助我们扩展并建构各种资源。简言之，积极情绪建构我们生命的教堂。
“如果这是对的，那么人类的未来比你描述的还要好。如果我们现在站在双赢时代的门槛上，那么我们马上就会进入一个感觉良好的时代。”
“你刚才提到了意义和神学的观点，是吗？”怀疑的表情绐终没有离开赖特的脸，但因为他的嘴唇没有做出吸柠檬的样子，所以我确定积极心理学及双赢的想法已经进入他的心中。“我以为你是个不信教的人。”
“我是，至少过去是。我以前一直不相信有一个超越时空的万能造物主，一个设计和创造宇宙的神。虽然我也很想相信，但我就是无法相信生命的目的除了我们自己选择的意义之外，还会有其他意义。但现在我开始认为我可能错了，至少有一部分是错的。我目前的观点与有信仰的人无关，他们已经过着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生活，这也是我认为的意义。但我希望能为那些不信教、只相信证据的人们找到生命的意义。”
我现在说话要很小心，因为我没有读神学方面的书。当我看到神学方面的臆测时，便怀疑那是老朽的科学家大脑灰质细胞死亡的缘故。过去我一直都在无神论和不可知论中间游离，但是赖特的书改变了我。我第一次感到可能有一个比我、比人类还大的东西存在，我现在对神的感觉，是我们这些只看证据、没什么灵性，或是只有希望、很少有信仰的人可以相信的。
“赖特，你记得50年代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最后一个问题’（The Last Question）的故事吗？”他摇摇头，喃喃地说那时他还没有出生。所以我把故事大概说了一下。
这故事是说在2061年，太阳系开始冷却。科学家问一部大型电脑：“熵（entropy）是否可以逆转？”电脑回答道：“没有足够的资料能得出有意义的答案。”地球的居民于是开始逃向年轻的星球。当星际继续冷却时，他们又问一部小型超级电脑，里面存有全部的人类知识，回答仍是：“无足够数据。”这样过了一阵子，电脑越来越精良而宇宙越来越冷，答案却始终都一样。最后又过了几亿年，这个宇宙的热都散光了，人也跑光了，所有知识压缩在几乎绝对零度的超空间中的一个小物质里。这片小物质问自己：“熵可以逆转吗？”
它回答道：“让光出现。”于是光就出现了。
“赖特，这个故事里寓有神学理论，它是双赢的延伸。你提出了一个没有设计者的设计，这个趋向于复杂的设计就是我们的目的和终点。你说它是终点，因为它是自然选择和文化选择的结果，它偏向双赢。我认为这个设计的复杂性的增加就是人类知识、力量的增加，同时也是美德的增加。在小的知识、力量和美德与大的知识、力量和美德的竞争中，大的通常会赢，当然它会有不顺利和后退的时候。我要问你的是，从长远来看，这个增加力量、知识和美德的历程将走向何方？”
我第一次在赖特脸上看到了吸吮柠檬的表情，所以我马上接着说：“在基督教传统里，上帝有四个特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美德和创造宇宙。我想我们必须放弃最后这个特质，这也是最令人困扰的特质。如果上帝是个设计者，而且是一个好的、无所不能的设计者，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那么多善良的孩子死亡，有恐怖分子滥杀无辜呢？上帝创造宇宙的特质同时也与人的自由意志相抵触，上帝怎么可能创造出一个有自由意志的物种，那谁又创造出上帝呢？
对于这些问题，神学家都有很好的答案。对我们来说是邪恶的事，对上帝不可测的计划来说也可能不是邪恶的。人的自由意志与神的四个特质都是比较困难的问题。卡尔文（John Calvin）和路德（Martin Luther）放弃了人的自由意志来拯救上帝的无所不能，跟这些新教创始者相反的过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则是近代的发展，他们认为上帝造物时是以增加复杂性为目的的。但是复杂性的增加带来了自由意志及自我意识，所以人类的自由意志是上帝权力的上限。过程神学的上帝说放弃了无所不能，使人类得以享受自由意志，至于谁创造了创物主这个问题，过程神学放弃了创造论，转而说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一直继续下去， 没有起头也没有结尾。所以过程神学的上帝是允许自由意志的，但它的代价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创世纪的消失。过程神学失败的原因是它将上帝传统的特质剥夺光了，我认为它把上帝的能量剥夺得太多，而上帝变得不再万能了。但这是我所知的最好的尝试，将创物主与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及美德进行了调和。
“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承认造物主的这个特质与其他三个相抵触。这个特质是有神论的中心，但是它让有科学头脑的人无法接受。造物者是超自然的，一个智慧的设计者，它在时间之前就已存在，同时不受自然规律的规范。就把造物的神秘归到宇宙论去吧！我倒是乐得摆脱这些想法。
“这使我们现在的上帝与创世纪无关，但仍然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美德的化身。现在的大问题是：上帝存在吗？这种神现在无法存在，因为我们又会再碰到两个相同的问题：假如现存的神是无所不知、善良正直的话，那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邪恶存在？如果现在的神是万能和全知的，人类怎么会有自由意志？所以过去没有神，现在也没有神。但是问题仍在那儿，从长远来看，这个双赢的原则将把我们带到哪里？给我们带来一个非超自然的神，一个需要通过自然的双赢法则才能得到万能、全知和美德的神。或许，神就是我们的终点。”
我在赖特的脸上看到了认同，也掺杂着不确定性，但是他的嘴唇没有动。
一个不断选择复杂的过程最后一定会止于万能、全知和美德。当然，这个目的不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完成，甚至无法在人类有生之年实现。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选择自己成为这个历程中的一分子，使它前进一步。这是进入有意义的生活的门，有意义的生活必须与比我们自身更宏大的东西连结上，这个东西越大，我们的生活就越有目的。参与这个历程会使我们的生活与一个非常宏大的东西连接上，这也将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
你现在应该能知道自己的生活取向了，你可以选择走向这个目的，或选择与这个目的完全无关的生活；你甚至可以选择故意妨害它。你可以选择以增加知识为中心的生活：学习、教书、教育你的孩子，或从事科学、文学、新闻学等许多类似的行业；你也可以选择以增加力量为中心的生活，通过技术、工程、建筑、医疗服务或制造业来达到这个目的；你还可以选择以增加美德为中心的生活，通过法律、宗教、道德、政治等途径，或通过当警察、救火队员或从事慈善事业来达成你的目的。
美好的生活来自每一天都应用你的突出优势，有意义的生活还要加上一个条件——将这些优势用于增加知识、力量和美德上。这样的生活一定是孕育着意义的生活，如果神是生命的终点，那么这种生活必定是神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