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什么也没穿呀！”一个小孩喊道。“听听这个天真孩子的话吧”，孩子爸爸自豪地说。人们也纷纷耳语重复着那个小孩的话。“他什么也没穿。有个小孩儿说他什么都没穿。”“他什么都没穿！ ”最后所有人都这么嚷嚷起来。
——安徒生《皇帝的新衣》
沉默保持的时间越长、参与者越多，迫使我们加入合谋的压力也就越大，然而与之形成悖论的是，如此一来，这场沉默合谋被终结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就是说，沉默保持得越深，则打破沉默的机会就越多。诚如《皇帝的新衣》结尾所暗示的，哪怕只有一个人不愿意否认大象的存在，那他也终将带动所有合谋者公开承认它的存在。
况且即便没有人出来打破沉默，这种可能性也总是存在的，就是说，任何一场沉默的合谋中，都有一个潜在的打破沉默者。据此，我们可以在三不猴之外再添上第四只，它随时可能触犯某个禁忌，从而破坏了这场合谋。下面这幅反应水门事件的讽剌画给这三只猴子添加了一个正在和美国头牌新闻调查员通话的新成员。这幅漫画恰切地描摹出了这样一股会暗中破坏沉默合谋的社会力量，告诫我们拒绝面对某些事物的想法，会被同样强烈的揭露真相的愿望所抵消。
喂？是杰克.安德森吗？（The New Yorker Collection 1976 Arnie Levin, Cartoonbank.com.版权所有。）
从认知到承认
终结沉默合谋，就要承认房间里大象的存在，否则，它就成了公开的秘密。而且，我们必须公开承认它的存在，私下承认并不能终结两人以上的合谋。
衣服烘干机的发明帮助人们在公众前保护自己的隐私，与诸如此类努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打破沉默，则正是要把人们一直视为隐私的事情呈现给公众。苏联许多国民当时肯定都很清楚斯大林政权的残暴行径，但这并不能打破震耳欲聋的沉默——直到赫鲁晓夫出来正式指控这些暴行，以及随后出版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中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也对古拉格体制做了让人震惊的描述。同样，尽管许多以色列人都知道40年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但多年来避免公开谈论此事的默契是被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打破的，其著作《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诞生，1947－1949》（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47－1949）一书因此引起了广泛争议。2003年伊拉克侵略战争过后，许多美国人都认识到了乔治·布什判断力之拙劣、为人之冷漠、责任感之匮乏，但人们对这些显而易见的执政缺陷默不作声，直到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新奥尔良被淹得汪洋一片时，美国媒体才终于打破了这一沉默。
一言以蔽之，打破沉默合谋，就是要使大象的存在成为公众话语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一只捂着嘴的猴子来代表沉默合谋的要素之一。没有捂着的嘴随时可能张开，暗含着公开的可能性，这恰好是沉默的对立面。作为造诣颇高的打破沉默者，比尔·马赫（Bill Maher）以自诩“政治不正确”的直言快语而闻名，在一则为《马赫脱口秀》（Real Time With Bill Mahter）拍的宣传片中，他撕下贴在自己嘴上的胶布，以一种滑稽搞笑的方式告诉我们，胶带是用封窗户的，不是用来封嘴的。
毋庸置疑，开诚布公对否认真相有着重要的阻碍和对抗作用。我们不妨留意一下，看看坦诚的交流是如何击穿儿童被性虐待的沉默之墙，以及在公众领域保留大屠杀中幸存者证词的道德诉求的必要性，还包括家庭干预对于扭转在酗酒和吸毒者与他们的家人之间典型的否认现象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海琳娜·罗歇［Helena Roche］《上瘾的过程：从成全到干预》［The Addiction Process: From Enabling to Intervention］一书的副标题用成全者来暗指他们身边的家庭成员）。此外，我们还可以看看同性恋维权者们在20世纪 80年代艾滋病流行期对显赫的公众人物，以及2004年对反同性婚姻的共和党人士的“出柜披露”（即公开其同性恋取向）。正如沃伦·乔纳森（Warren Johansson）和威廉·佩西（William Percy）合著的《走出来：粉碎沉默合谋》（Outing: Shattering the Conspiracy of Silencc）的副标题所暗示的，这些维权者所做出的努力，实际上是一场“公开合谋”，以促使同性恋者出柜，公开同性恋这一广泛却不被承认的社会存在，冲破否认的公众之墙。
在此，我们要区分使某些个体出柜和把同性恋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来曝光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同理，我们也要区分地方权力机构要让公众知晓性侵犯者身份的法律规定，和提高公众对于强奸及儿童色情犯罪的普遍认知度的社会运动，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就是揭发同打破沉默之间的根本区别。像埃米尔－左拉（其题为《我控诉》[J'accuse]的公开信打破了公众对德雷福斯事件中明显的反犹倾向所保持的沉默）和罗尔夫·霍赫胡特（其1963年剧作《上帝的代理人》［The Deputy］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对教皇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共犯身份所保持的缄默）这样的人堪称打破沉默者，他们与丹尼尔·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艾琳·布洛克维奇（Brin Brockovich），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或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nie）等揭发者的作为终究是截然不同的。打破沉默者所“揭发”的不是那些我们原本不知晓的秘密，而是那些我们都知道，却不愿当众承认的公开的“秘密”。具体说，他们公布“背景”而不是“内幕”，他们帮助把大象暴露出来，而不是告密者所揭发的“骷髅” 。
把大象暴露出来
显然，要承认大象的存在，我们就得主动注意到它，这就要求我们从“背景”（background）中拖出大象，把它作为“图景”（figure）凸显出来。要人们去注意一直无视的事物，就得把图景和背景对换过来。换句话说，打破沉默合谋，就意味着把房间里的大象推到前景来。
要把大象放到前景，就得给它打上聚光灯，还得让人们睁开眼，增加大象的可见度，就像二战时同盟国做的那样，通过展示纳粹暴行的图片迫使德国人正视大屠杀的事实。“大象”就如同我们想象中的、藏在床底下的怪物，隐匿于黑暗中，而它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汲取力量，一旦我们打开灯，它的力量就消失了。难怪我们把突然明白某事称为眼界被打开（eye-openers）。比如亚当和夏娃，他们刚吃下智慧树的果实，“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马上意识到自己赤身裸体，明明早就看到，却从未意识。然而，否认不仅仅是不看，还意味着不听。因此要打破合谋沉默，还得让“大象”听得见才行。（电影《下半生赛跑者》［Downhill Racer］有一场戏极富张力：罗伯特·雷德福德［Robert Redford］在卡米拉·斯帕夫［Camilla Sparv］的车上听着后者喋喋不休说这说那，就是不提爽约之事——俩人本来计划好一起去度假的，她却没出现。卡米拉的闪烁其辞激怒了罗伯特，他突然按起了汽车喇叭，极力想要卡米拉注意到她不愿承认的事实：他们俩之间出了问题，而她却在回避。）
广播节目主持人苏珊·德比尼（Suzan Debini）在以色列电台阿拉伯频道有一档旨在打破沉默的谈话节目，节目名称起得很贴切，叫“实话实说”（Speaking Honestly）她这样描述这个节目：“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些话题是被禁的，阿拉伯社会……人们通常能做的就是把问题都扫到地毯下面，然后说‘什么问题都没有’，于是我就把地毯撩起来，所有的问题都跑出来了。”2003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从不墨守成规的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获奖感言更是表现出了这种直言不讳。这场颁奖典礼是在美国刚发动伊拉克侵略战争几天后举办的，主办方很明显想淡化此事，在这个本来应该严格按稿子发言的正式颁奖典礼上，摩尔说：“我们喜欢非虚构类作品，我们却偏偏活在一个虚假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虚假的选举结果给我们选出一位虚假的总统；在这个时代，有这么一个人他把我们送去打仗，为的是虚假的理由。不管是虚假的胶带，还是虚假的橙色警报，我们反对这场战争。布什先生，您真可耻，布什先生，您真可耻。”和揭发举报一样，把大象拖到前景，通常是以书写的方式做到的，比如乱伦受害者的回忆录，比如致力于提高某种公众意识的“非主流”报纸——主流报纸中被忽略问题在这里被正视，比如《我们的身体》（Our Bodies, Ourselves）和《伊斯兰的困境》（The Trouble with Islam）这种自发公之于众的社会宣言，比如解读人们不愿谈论，却并不少见的婚后卧室孤独症的小说，再如那些意在吸引人们去关注，却每每被忽略了的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社会学研究。
把大象放到前景，通常要我们去命名那些难以名状的存在，以增加其可讨论性。贝蒂·弗里丹（Bette Friedian）关于主妇现实生活的批评名篇就是一例，她探讨了一直以来人们对主妇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所持的沉默（此书第一章标题为“无名的问题”，开篇写道：“这个问题被掩埋着，无人提及，这么多年，一直埋在美国女性的心里”）。另外一个例子是《晚间热线》（Nightline）一期特别节目，在这期节目中，主持人泰德·考佩尔（Ted Koppel）只是大声念出了上百名死于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士兵的名字，以强化在公众领域被淡化的人员伤亡。这种做法是以某种程度的直率为前提的。委婉语和“绕弯子”是人们用来否认真相的策略，要推翻这一策略，我们需“打开天窗说亮话”，借此打破沉默合谋。CNN记者沃尔夫·布利策（Wolf Blitzer）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直截了当地问克林顿总统，他有没有什么想对莱温斯基说的，毫无保留地质疑其对认识“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小姐”的极力否认。
把大象放到前景要做得有匠心（比如一些反抗歌曲和反战展览，“西阿灵顿”纪念活动就是一例，人们在圣巴巴拉和圣莫妮卡海滩上仿造国家公墓以纪念伊拉克战争中丧生的士兵和平民），还要做得有幽默感。我们不妨看看《乔恩每日秀》（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的一个讽刺剧，美国当局从国会报告中自作聪明地删掉28页内容，以“避讳” “9.11”袭击中，沙特阿拉伯扮演的不言而喻而令人难堪的角色，冷面喜剧演员斯蒂芬·科尔贝（Stephen Colbert）把这28页内容描述成一件艺术精品：“可是，来瞧瞧这份报告吧。我是说好好地把它瞧上一瞧。注意看看对粗黑线条的运用，再来看看这件作品在向我们发问：‘政府报告是什么东西？它需要包含信息吗？ ’读者被迫陷入痛苦的思索，重新审视我们社会对事实、名称、日期、地点等信息的依赖性……我得说‘干得漂亮，布什政府，这份报告太妙了！”难怪说围绕着性、身体机能等传统禁忌话题，以及那些本来在“政治正确”话语规范庇护下的社会群体（残疾人，少数族裔）总是有那么多的幽默因素。的确，在某些政治环境下，这是把大象安全转移到前景的唯一话语方式。毕竟，即便是在纳粹德国，人们也至少可以隐晦地指出，他们领袖的实际长相和他们高调捍卫的完美雅利安男人形象之间是有强烈反差的。有这样一句蛮有讽刺意味的笑话，完美的德国人应该“像希特勒一样白皙，像戈培尔一样高大，像戈林一样苗条”。
当然，打破沉默的不仅仅有个人，还有赖于许多社会运动致力于提高公众意识，让人们看清那些被淡化了的社会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的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集体游行，抗议对不同政见者发起的“肮脏战争”，这是用集体力量把大象拖到前景的典型实例。与此类似的，还有旨在提高妇女性暴力公众意识的“还我夜晚”（Take Back the Night）集会，以及各人权组织为促使公众去关注血汗工厂工人、难民等一直以来被忽视人群所做的努力。
盲目和失聪
和沉默本身一样，打破它也需要整个社会系统的通力合作。第一个提到房间里的大象的人，只是开启了承认它存在的过程的第一步，皇帝的新衣里面小男孩的父亲让我们认识到，其他人必须紧随其后。确实，要真正地结束沉默的合谋，那么，合谋者一个不剩统统消失才不会有人继续合谋。
可以想见，要消解保持沉默的团体压力，人们通常也会借助团体的力量来打破沉默。正如在家庭成员的戒酒和戒毒问题上，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去干预该成员对自己行为的否认，是非常有效的。“一个人说些什么，很容易不起作用也不被重视……但当全家一起劝说时，他们就很难置之不理了。团体的力量足以打碎沉默，呈现真实。”
如前所述，沉默的合谋者越多，那么那些处在少数境地，为大多数所压制的人，他们面对这种压制性的，要求其保持合谋沉默的压力就越大。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打破沉默的队伍中来，前述情况的态势将最终发生迁移，并达到一个引爆点。即要求承认大象存在的社会压力逐渐加压，最后，这种施加于剩下的沉默合谋者的社会压力将超过要求他们继续否认的社会压力。
然而，在这种可能发生之前，合谋的人们也需要对故事中那个孩子宣称国王没穿衣服一事做好准备才行。安然公司的莎朗·沃特金斯（Sherron Watkins）发现，当她告诉总裁肯尼斯·雷（Kenneth Ray）有关公司的会计方法存在问题时，她显然是低估了“国王没穿衣服现象的严重性……我说他没穿衣服，然后他转向其他围绕着他的大臣们，他们说……您当然穿了”。
确实，正如卡系德拉（Cassandra）和拉奥孔（Laocoo）警告特洛伊人对要小心希腊人的木马这个建议被无视一样，我们对于那些试图让我们看到真相的人的最常见反应，就是忽视。正是通过吞噬掉试图打破沉默的人，我们扩大了合谋的沉默，使我们免于承认眼前大象的存在，并且有效地将其淡化为背景。
再以1968年发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暴动事件为例。激进的学生领袖马克·鲁德（Mark Rudd）
从他靠近走廊的座位上起身，然后……走到了圣保罗小礼拜堂的台前……当副校长戴维·杜鲁门（David B. Truman）准备就“赞颂”马丁 ·路德·金发表讲话时，他挡住副校长先生，站在了麦克风前……“杜鲁门博士和柯克校长正在亵渎我们对金博士的纪念，”鲁德平静地说……怎么能够，他质问道，他们怎么能够一边称颂这位为清洁工人们建立工会而被刺杀的人，一边多年来与学校自己的黑人和波多黎各工人们的工会为敌？……怎么能够，鲁德继续追问，哥伦比亚大学怎么能够一边赞美一位推崇非暴力不合作的人，一边又限令禁止它的学生们参与和平抗议？……他从台上走下来……沿着座椅中间的过道，一直走出了小教堂的大门……后面跟随了另外40名学生。杜鲁门走到麦克风前，继续开始他的颂词，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事实上，这正是“皇帝的新衣”的结局。当观礼皇家仪仗队的人们开始喊叫着他没有穿衣服时，国王假装什么也没听到：“国王颤抖着，因为他确信他们是对的，但是他想，‘我必须坚持到结束。’于是他更加趾高气扬地走着，身后是两位皇家侍寝官亦步亦趋，手捧并不存在的长袍下摆。”可以想见，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忽略打破沉默的人，大多取决于他们有多大的权力。比如，如果发出宣言的不是马克·鲁德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柯克本人，那么假装什么都没听到，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一个人权力越小，旁人就越容易公开地无视他。
比如在托马斯·芬特伯格（Thomas Vinterberg）的电影《庆典》（The Celebration）中，男主角克里斯蒂安突然在父亲海尔格六十大寿的家族庆典中宣称，他和他前不久刚刚自杀的姐姐琳达在小时候都曾被自己的父亲所猥亵。尽管琳达自杀前的遗言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当他说完后，没有人对此作出任何表示，这提醒我们，只要持续被忽视，即使是被公开暴露的秘密，最终仍然会成为看不见的“大象”。
沉默的合谋者也会试图积极地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打破沉默的人那里引开（海尔格告诉侍者们给每个人的杯中斟满酒，克里斯蒂安的哥哥迈克尔则让人弹一首“好听又轻松”的钢琴曲），或者会要求人们“向前看”，不要“纠缠”于他们披露的大象。（比如小布什试图用“现在没空玩责备游戏”来转移卡特里娜飓风后公众对他的批评。此外，阿诺德·施瓦辛格在2003年竞选州长时祭出危机公关手段，试图化解多篇有关他对女性不妥行为的、令人不忍卒读的广泛报道，其手法也如出一辙。）他们通常还会质疑打破沉默者的信誉度，借此暗示大象的不可信（克里斯蒂安的姐姐海伦娜称他所说的都不是真的，他的妈妈艾斯补充说，他总是分不清现实和想象），要么，就会试图让他们闭嘴。实际上针对凯瑟琳·哈里森的《罪之吻》，有一篇充满敌意的书评就是以“闭嘴”结束的。
像告密者一样，打破沉默者通常也会被挖苦，羞辱，而且常常被孤立。除了这些立竿见影的惩罚效果之外，这些招数还被用来恫吓那些围观打破沉默过程的看客，它们也确实起到了防止更多潜在的打破沉默者加入进来的作用。
事实上，这种威胁不仅仅只是针对所谓的潜在的打破沉默者而已，它是针对所有关注的人。毕竟，只有当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说，不看，不听，我们所说的大象才能真正在房间里待下去。
原文注:
New Yorker, August 2, 1976, 19.
参见Judith L.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Books, 1992), 1.
关于干衣机，参见Ronald G. Klietsch, "Clothesline Patterns and Covert Behavio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27 (1965), 78-^80.
Aleksandr Solzhenitsyn, 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New York: Praeger, 1963 [1962]); Benny Morris,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47-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参见Yitzhak Laor, "We Write You, Homeland," in Narratives with No Natives: Essays on Israeli Literature (Tel Aviv: Hotzaat Hakibbutz Hameuchad, 1995), 133.
Donald Cozzens, Sacred Silence: Denial and the Crisis in the Church (Collegeville, MN: The Liturgical Press, 2002), 6, 8; Shoshana Felman and Dori Laub (eds.),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Helena Roche, The Addiction Process: From Enabling to Intervention (Deerfield Beach, FL:Health Communications, 1990).参见Robert K. White, "Family Intervention: Background, Principles, and Other Strategies," in Robert K. White and Deborah G. Wright (eds.), Addiction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o Motivate Treatment-Seeking Behavior (New York: Haworth Press, 1998), 12; Stanley Cohen, States of Denial: Knowing about Atrocities and Suffering (Cambridge: Polity, 2001), 222-77.
关于社会生活的“内幕”，参见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1959), 112-40.
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的犹太裔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愿承认错误，直至1906年，德笛福斯才被判无罪。——译者注
Rolf Hochhuth, The Deputy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4 [1963]).
艾斯伯格曾将五角大楼关于越战的秘密文献泄露给媒体。艾琳·布洛克维奇揭发美国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污染公共用水，并代表600多名居民起诉该公司，创下全美历史上3.33亿美元的最高庭外和解金额。以她的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艾琳·布洛克维奇》（又译作《永不妥协》）由茱莉亚·罗伯茨主演。安妮塔·希尔，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法学教授，于1991年指控美国大法官提名人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性骚扰，理查德·克拉克是乔治·布什政府的前反恐事务首席官员，在美国国会9.11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上作证，指出布什政府在9.11事件之前并没有真正采取得力行动打击国际恐怖组织。——译者注
关于社会生活的“内幕”，参见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1959), 112-40.
骷髅（skeleton）常用于短语“a skeleton in the closet”中，直译为藏在壁街里的髅。表示见不得人的丑事，秘密。——译者注
参见Herbert Fingarette, Self-Decep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39-51; Alina Kwiatkowska, "Silence across Modalities," in Adam Jaworski (ed.), Silenc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7), 330; Dan Bar-On, The Indescribable and the Undiscussable: Reconstructing Human Discourse after Traum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5; Larraine Segil, Dynamic Leader, Adaptive Organization: Ten Essential Traits for Manager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2),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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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 July 28, 2003.
此为反语，希特勒并不白皙，戈培尔身材瘦小，而戈林身型臃肿肥胖。——译者注
Fritz K. M. Hillenbrandt, Underground Humour in Nazi Germany 1933-1945 (London: Routledge, 1995), 11.参见the cartoon on 37.
参见Marguerite G. Bouvard, Revolutionizing Motherhood: The 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94).
五月广场位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心，最早是17世纪耶稣会的建筑，后以“五月革命”（即1810年5月阿根廷人民发起的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斗争）命名，是阿根廷总统府前的广场，“五月广场母亲”是阿根廷“肮脏战争”时期（见前注）失踪青年的母亲组成的团体，她们的儿子被军政府秘密逮捕或杀害。她们每周四都在广场上聚集，头戴白头巾组织抗议（白色据说为儿子尿布的颜色，代表母亲对儿子的怀念），寻找自己“被失踪”的儿子，——译者注
“还我夜晚”（Take Back the Night）又作“重获夜行权利” （Reclaim the Night）。是以反对强奸和其他性侵犯为目的的集会，在全球范围内都有行动，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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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Malcolm Gladwell, 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 2000).
安然丑闻：2001年8月，曾排名全美500强第7位的能源交易公司安然（Enron）副总裁莎朗·沃特金斯发现公司账务上有许多不正常情况，她向公司总负责人肯尼斯·雷发出督告，却并没有得到回应，最终酿成安然丑闻，并导致安然公司破产。——译者注
Time, December 30, 2002-January 6, 2003, 59.
Jerry L. Avorn et al., Up against the Ivy Wall: A History of the Columbia Crisis (New York: Atheneum, 1969), 28 [emphasis added].
Cynthia Crossen, "Know Thy Father,"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4, 1997, 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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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F. Westin, "Introduction," in Alan F. Westin (ed.), Whistle Blowing: Loyalty and Dissent in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1-15; Myron P. Glazer and Penina M. Glazer, The Whistleblowers: Exposing Corruption in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133-66; James M. Jasper,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Culture, Biography, and Creativity in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139; Joyce Rothschild and Terence D. Miethe, "Whistle-Blower Disclosures and Management Retaliation: The Battle to Control Information about Organization Corruption," Work and Occupations 26 (1999), 120; C. Fred Alford, Whistleblowers: Broken Lives and Organizational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