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许多的不幸……都是由避而不谈造成的。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考量完合谋性沉默的好处，现在我们再考察下它的代价。避而不谈在给个人和社会群体带来那么多显而易见的益处同时，也制造了严重的问题。
选择对坏事不看不听不谈论时，我们对得失的算计，其实就是在长期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的权衡。许多由合谋沉默造成的益处，往往就是在为今后的问题埋下种子。正如《沉默之后》一书的作者南希·瑞恩在强奸发生后这些年中所反思的：“我当时持续的沉默是在用逐渐恢复的假象遮掩创伤。”的确是这样，许多当下看似有益于我们的事物，却成了日后我们挥之不去的烦扰。
拒绝面对事实的本质就是欺骗，它扭曲人们对现实的感受。而当他人也加入到沉默中来，问题就更严重了。当所有人都拒绝承认“大象”的存在时，想要确信这只“大象”是自己亲眼所见，而不是想象出来的毕竟不是件容易事。正是这个原因，《罪之吻》中，哈里森被她父亲明目张胆地挑逗后，当事人双方都对此事缄口不言，造成的结果是哈里森对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产生了怀疑：“我一直都想着那个吻，但每次我想对父亲问及此事，都觉得张不开口。”部分原因是，“我有时怀疑是否真有此事。我问自己这整件事别再都是我自己臆想出来的吧”。哈里森自己对此事的否认态度被她男友的否认态度进一步强化：“‘我说的不对’，我跟我男朋友说。‘我把事情夸张了，描述得不正确。事情并不完全是那样的’。他有可能不是故意的……之前跟我男朋友讲这件事时他也被吓住了，于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成了共谋者。我们一起去忘记……我父亲做的那件事。”
亲身经历得不到他人的确证，对于小孩子来说是尤为困惑的事情。因为年幼的孩子们是要依靠他人来理解他们的经历的。那个五岁小男孩的经历不就是这样吗？他妈妈带着他和秘密情人度过了几个小时，不久后却一口否认这个人的存在。对于孩子来说，如果身边没有一人谈及她父亲有目共睹的酗酒问题，她最终会“怀疑其他人是否也真看到了这只‘大象’，或是这根本就是自己臆想出来的”，而“既然她不能向别人问及这只大象，于是她就一直这么疑惑着”。下面这则童谣，似乎刚好拿捏到了那种未经确证的经历产生的诡异感受：
昨天就在那楼梯上，
我看见一个男的他却没在那儿待，
今天他还是没在那儿待，
哎呀，我真希望他快走开。
如果一个人的感官经历得不到确凿依据的验证，他可能会变得不再相信自己的感官，就像电影《煤气灯下》（Gaslight）阴森森的描述一样，渐渐失去对现实的把握。
我们身边的人都对“大象”们的存在拒不承认的话，往往会使得这些“大象”显得更可怕。的确，沉默不仅是恐惧的产物，它还是恐惧的重要来源。这也是为什么保持沉默会妨碍精神创伤的愈合。因而，要想克服恐惧，我们通常需要去言说最初造成恐惧的那些不可言说。
如同《皇帝的新衣》中的深刻描述，合谋沉默通常关系到人们内在体验和外在言说之间的不一致：“‘什么呀！ ’皇帝心想，‘我什么也没看见呀！ ’可是他大声说道，‘真是好看极了’……所有的王公大臣们……也跟皇帝一样什么都没看见，可是他们也跟皇帝说的一样……‘太华丽了！真漂亮啊！没的说了！’他们异口同声，尽管谁的眼睛也没看到什么。”从这些尖锐的讽刺性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不一致，与奥威尔在《1984》中称为“辩证思维”的表里不一的互相关联：“他的头脑不知不觉陷入辩证思维的迷宫。去了解还是不去了解，说着精心编造的谎言，尽管知悉所有真相，同时持两种观点……尽管知道它们彼此矛盾。”这种表里不一是以某种程度的玩世不恭为先决条件的。一位原纳粹医生这样解释辩证思维的悖谬逻辑：“我不能跟克莱恩医生说‘不要把这个人送到毒气室’，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去毒气室。你知道，那是个秘密。人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但那还是秘密。”然而，这种表里不一还要求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否认自己的感受。那些纳粹医生当然知道那些犹太人“不是去被重新安置，而是被杀掉，也知道‘最终方案’指的就是把他们全杀光”，但他们使用这些麻痹人的委婉用语的意思，就是“杀戮……不需要……像杀戮那样被体验”，他们越是使用这样的语言，就越深地陷入“无感的状态”，感情变得日益麻木。
不消说，这种对自身感受的否认是很累心的。“别想那事了”，哈里森告诫自己，试图忽略她对于和父亲乱伦关系的感受；然而她慢慢意识到，对这种感受的抗拒“似乎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此外，沉默合谋还可能引发孤独感。个人实际觉察到的和周围的人声称觉察到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会销蚀人们对社会性的核心——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寻求，因而滋生出深深的隔离感。敞开心胸的交流把我们的距离拉近，而沉默使我们彼此疏远。“话语，哪怕是最对立的话语，”托马斯·曼如是说，“也使我们保持着联系——是沉默让我们彼此隔离。”(14)就仿佛一位悲痛的诗人在绝望中恳求道，
哦，求求你，说出她的名字
哦，求求你.再说一次“芭芭拉”
哦，求求你.咱们来聊聊房间里的大象。
…………………………………………
可否我对你说出“芭芭拉”而你不把头转向一边
因为我不这样，你就会离我而去
留我……独自待在房间……
和一只大象。
出于同样的理由，尽管“那么多的神职人员都是同性恋者，却从没人谈及此事也没人承认……”曾经是神学院学员的一位同性恋者回忆道，“所以我觉得自己是个异类，生活在为我而私设的地狱中”。相同的心理机制，在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里那些得不到满足的主妇中间也很常见。“她们太羞于承认自己得不到满足，因而她们永不会知道还有多少女性跟他们有同样的遭遇。”
乱伦和强奸的受害者时常经历的强烈孤独感，主要就来自这种合谋的沉默。《潮浪王子》中，深切的孤立感加深了强奸留给汤姆以及他的母亲和妹妹萨瓦娜的创伤，而这种孤立感，正是由他们强加给自己的沉默造成的：“我觉得强奸带给我的创伤，和去恪守我母亲要我们保守秘密的规定比起来，后者要比前者的影响深远……我们甚至彼此之间都不谈论此事。这是一个秘密的……契约，签订契约的，就是这样一个愚昧和不惜把否认现实的约定变成灾难的乡村家庭。在沉默中我们将保持我们的声誉，使那件事成为禁忌。只是，萨瓦娜打破了这契约……三天后她第一次割了腕。”这个故事正突出了群体场合所能发挥的治疗作用，即鼓励经历过创伤的人们彼此交流痛苦往事，以期消融他们的孤立感。
然而，沉默合谋所造成的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实上，许多问题毫无疑问是社会性的。
人们可以想见，忽视一只“大象”是要付出许多共同努力的。公开的秘密终究“算不上秘密。要避免注意到或者谈论到这些秘密，是要消耗大量的社会能量的……如果某个家庭有这么一个秘密，那就如同在客厅中间有一块十吨重的巨石，然而谁也不许提及它。那人们就得绕过它走路，椅子也得摆放在不同的位置，可能可以朝那个方向斜瞄几眼，但绝不能直视。一系列的话题都渐渐成为禁忌”。如同在蛋壳上行走这个意象所寓示的，这样的房间感觉更像是个雷区，我们在交谈每个话题时都“小心翼翼地溜边走”，十分“清楚我们随时都可能踩上地雷”。
这样的谈话可以是围绕着任何话题，当然，那只大象除外。
我们聊聊天气。
我们聊聊工作
我们什么都聊——
除了房间里的大象。
结果我们聊着“无关紧要却无伤大雅”的内容，讲述着微不足道的故事，为的就是掩盖住那些没说出来的事儿。为了确保不会无意中碰到那只大象，从而默认了它的存在，我们也会通过只谈论“安全”话题、避开那些有可能让我们一不留神落到禁忌领域的话题，以此来与大象保持安全距离。可以想见，我们的谈话能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小，我们渐渐住进了社交迷宫，里面满是关闭的大门和愈发狭窄逼仄的通道。
毋庸置疑，大家一致忽略房间里的大象需要每个人的齐心协力，与人的交往因而变得疲惫不堪。自然，沉默也会造成很大的张力。真的是这样，沉默保持得越深，周围聚积的张力就越大。
一起合作忽略掉大象所做的努力，可能会遍布这些沉默合谋者相互交往的方方面面。的确，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被这只大象扭曲，因为他们不能提到它，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一位曾经历过乱伦创伤的人这样描述她的家庭生活：“我们的秘密活在我们之间，玷染着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由此看来，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本来沉默合谋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保持群体团结，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它在暗中破坏了团结，因为它妨碍人与人之间建立坦诚相见、彼此信任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建立是以开诚布公的交流为先决条件的。的确是这样，在“保护”群体的努力下，沉默合谋却往往使该群体运转不良。
沉默也会使道德腐化，因为它为丑陋行径开了方便之门。难怪说沉默和保密是坏人们的重要武器。毕竟残酷和腐败都是在“暗中滋长壮大，要想把它们去除掉，需要我们用最明亮的光束去照射”。
俗语说，沉默就是认同。对不当行径保持沉默相当于帮它正名，相当于去鼓励这些潜在的罪人认为这一不当行径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从而纵容了他们的行为。如果一位母亲佯装不知道她丈夫侵犯她女儿的事实，她就通过默许助长了这一恶行。看到领导对教授和学生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不闻不问，其他教职员工也在暗中被教化成对这样的越界行为不以为然，这就好像军队里士兵目睹了他们的长官公开违反军规，却谁都不言语。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把三不猴这个喻指否认真相的惯用形象放在一则反强奸的广告中，借此来批讽这种文化风气，并附上文字说明：“说到强奸时要压低嗓音。否则不知会冒犯谁……让谁难堪……甚至把谁送进监狱。但也许是该讲出来的时候了——大声讲出来——强奸受害者们的不公平遭遇。如果你这样觉得，那就讲出来吧，比如讲给在选举中你投票支持的对象。”在诸多类似的文字中，我们不妨也来看看这首民主德国诗歌，作于20世纪 60年代：
对时代的声音充耳不闻，
对身边的事件视而不见，
心知肚明却不言不语，
这样的人才能活下来终老，
当然，但是，得有个条件：
要想这么活，
他得是石头刻成的。
的确，许多人都把打破沉默看作“最了不起的道德之举”。如同马丁 ·路德·金所说：“我们看到真相却一言不发之时，便是我们走向死亡之日。”确实，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回首对犹太人的那场大屠杀时，让我们记忆深刻的不仅仅是庞大的遇难人数，更是笼罩着这场大屠杀的深深的沉默。
鸵鸟和大象
我们为了回避“大象”不知疲意地努力着，这就说明“大象”确是让人犯难。然而回避它们丝毫也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回避可能还把事情变得更糟了。
“大象”不会因为我们假装没看见就自己走开。“每个人都希望，如果我们拒绝承认它们的存在，也许……它们会自动走开”，但大家都知道鸵鸟的典故吧，它把头扎在沙土中，巴望着麻烦自己消失，结果也不能如愿。否认真相从根本上说就是欺骗性的，它可以让我们不必去认知身边不愉快的事情，却不能让这些事情烟消云散。一位有过乱伦经历的人对其噩梦中的一幕，这样生动地描述道：
那是一所度假别墅，我们全家一起来度假：我丈夫，父母，祖父母，我妹妹妹夫，还有我的叔叔婶婶都在。这所房子就是一个大房间，空荡荡的，褐色的地板锃亮。大房间四壁有许多扇门通往卫生间。只是没有一个马桶能用。有的马桶巳被拆下来，换上了垃圾筐。所有的马桶和垃圾筐都是满满的粪便。可每个人都表现得兴高采烈，说起话来高亢而做作，好像这房子没有任何的不对劲。”
合谋的沉默造就了这种对真相的集体性否认，阻止我们直面问题并继而解决问题（而且，正如许多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家庭所表明的，这些问题还有可能传递给以后的几代人）。又比如说，对实际发生的乱伦事件保持沉默，只会让造成乱伦行为的变态家庭机制愈演愈烈。纳尔逊·曼德拉向公众宣布自己的儿子死于艾滋病并发症，并敦促南非人“去公开谈论死于艾滋病的人们”，以使艾滋（病毒）成为一个不用遮遮掩掩的公开话题，他的这一举动正回应了同性恋维权者们的预先警示，“沉默＝死亡”，并告诫我们，公众对于艾滋病毒正在我们中间可怕蔓延这一事实，如依然保持沉默，则只会让它更具杀伤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我们为否认大象如影随形的存在所做出的共同努力，才使得这些大象成为庞然大物。一旦我们开始承认大象的存在，它们便神奇般地缩小。只有当我们不再商量好了去忽略这头所谓的大象，才能最终把它赶出房间。
原文注:
Nancy V. Raine, After Silence: Rape and My Journey Back (New York: Crown, 1998), 121 [emphasis added].
Kathryn Harrison, The Kiss (New York: Avon Books, 1997), 86.
Ibid., 74 [emphasis added].
Eviatar Zerubavel, Social Mindscapes: An Invitation to Cognitive Soci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83-84.参见Thomas E. DeGloma, "Memory and the Cognitive Masking of Child Sex Abuse: Framing and Cognitive Asymmetries of Power in the Family,"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tlanta, August 2003.
Marion H. Typpo and Jill M. Hastings, An Elephant in the Living Room: A Leader's Guide for Helping Children of Alcoholics (Center City, MN: Hazelden, 1984), ii.参见16.
此则童谣作者佚名，但很可能是根据Ogden Nash的一首内容相似的诗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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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on, The Kiss, 75.
主体间性：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涉到人际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的统一性问题.——译者注
Zerubavel, Social Mindscapes,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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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65 poem by Günter Kunert, in Wolfgang Mieder,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Folk Literature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7), 173. See also 174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cartoons on 17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