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19)、卡夫卡、尼采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契诃夫这两位俄国作家的作品，对年轻时的我意义重大。对这两位作家的研究，让我明白解离的机制不只是当今才有的，它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完善地运作了。当我终于成功放弃对自己父母的幻想，并且看清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我的人生所造成的后果之后，我的双眼为事实睁开了，这些事实以前对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举例来说，我在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里看到，他的父亲原本是位军医，晚年时继承了一座庄园与上百名农奴。他父亲对待这些人的方式非常残暴，以至于后来被农奴所杀。这位庄园主的暴虐必定远超过一般限度，否则该如何解释一向怯懦的农奴宁可冒着被驱逐的风险，也不愿继续忍受这样的恐怖统治？可以想象，他的长子可能同样屈服于父亲的残暴之下。因此，我想看看这位写了很多世界名著的作家如何处理他个人的故事。我非常熟悉他在小说《卡拉马传夫兄弟们》里描写的那位铁石心肠的父亲，但我想知道的是他与父亲之间真正的关系是怎样的。首先，我在他的书信中寻找相关的段落。我读了许多他的信件，但却找不到任何一封他写给父亲的信。他唯一提及父亲的地方，可以证明作为儿子对父亲绝对的敬重与无条件的爱。另一方面，几乎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其他人的信里，都在抱怨自身的经济状况，并请求财务的援助。对我而言，这些信件明显表达了一个孩子对生存状况持续遭到威胁的恐惧，他绝望地期待他的困境能被理解、能获得收件者的好心借贷。
众所皆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好。他长期失眠，并且抱怨他做的可怕的恶梦，这些梦可能显现了他童年的创伤，但他对此却不自觉。我们也知道他几十年来都为癫痫所苦，不过他的传记作家们却很少有人将他这种疾病的发作与童年的创伤连结在一起。他们同样不明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沉溺于轮盘赌博的背后，渴望着仁慈的命运。虽然他的妻子曾协助他克服赌瘾，但即便是她，也无法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知情见证者，因为在那个年代谴责自己的父亲，比起今日绝对更是禁忌。
我在安东·契诃夫的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状况。我认为在他的短篇小说《父亲》中，他或许非常精确地描绘了自己父亲的形象。他的父亲过去是农奴，也是酒鬼。这篇小说恰恰描述了一个依靠儿子过活的酒鬼，他为了掩盖内心的空虚，拿儿子的成就往自己脸上贴金。他从未试着了解儿子究竟是怎样的人，也未曾展现任何情感或人性尊严。
这个故事被认为是虚构的小说，它可能是传记体的含义完全被从契诃夫的人生中割离出来。如果这位作家可以有意识地感觉父亲实际上是如何对待他的，或许他会感到羞愧不已或勃然大怒。不过在他那个时代这是无法想象的。契诃夫非但没有反抗父亲，反而负担着全家人的经济，即便在他早期收入微薄时亦然。他要负担父母在莫斯科的公寓，并一心一意地照顾父母与弟弟们。但在契诃夫的信件集里，我很少发现他提到有关父亲的事。一旦在信件中提到父亲，便会展现出这位儿子全然的同情与体谅的态度。我完全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显示他曾埋怨过年轻时几乎日日被父亲残暴殴打的事。契诃夫在30岁出头时，曾前往当时是流放地的库页岛待了几个月。根据他的自述，这是为了描写遭受咒骂、酷刑与殴打之人的生活。他自己其实也是这些人其中一份子的认知，大概也从他的意识里分离出来了。传记作家们将他44岁就英年早逝的原因，归咎于库页岛上可怕的生活条件和严寒的气候。但我们不该忘记，契诃夫和他更年轻就因病早逝的弟弟一样，一辈子都为结核病所苦。
在《你不该知道》一书里，我提到了卡夫卡以及其他几位作家的生平，写作虽然帮助他们活下去，但却不足以完全解放那个被关在他们身体里的小孩，也不足以唤回他们失去的活力、敏感与安全感。这是因为这种解放过程中知情见证者是绝不可少的。
虽然卡夫卡有两位苦痛的见证者：米莲娜以及妹妹奥特拉，尤其是后者。他可以向她们倾吐，但却无法说出自己童年的焦虑与父母对他造成的痛苦。这仍是个禁忌。不过无论如何，他最后还是写下了著名的《给父亲的信》。但他未能把这封信寄给父亲，而是交给了母亲，请母亲帮忙转交。他在母亲身上寻求知情见证者的角色，希望母亲读了这封信最终能了解他的苦痛，并且愿意当他与父亲之间的中间人。但母亲却扣下了这封信，而且也从没跟儿子谈论信件内容。没有知情见证者的支持，卡夫卡无法面对自己的父亲。他太惧怕处罚的威胁了。我们只要回想他的短篇小说《判决》，就知道他实际上十分害怕这种威胁。可惜卡夫卡没有任何可以支持他的人，让他可以克服恐惧，给父亲寄出这封信。如果他曾经这么做，或许能挽救自己一命。可惜他不可能独自跨出这一步，取而代之的则是身染肺结核，才40出头就撒手人寰了。
我在尼采身上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我在《回避之钥》与《拆掉沉默之墙》两本书里描述过他的悲剧。我认为尼采的大作是一种嘶吼，他寻求着摆脱谎言、剥削、虚伪与他个人的矫枉过正。但却没有人可以看出（尼采自己看到的最少）他早在童年就承受了许多苦痛。不过他的身体却一刻也未曾停歇地承受着重负。他在年轻时就得对抗风湿病，这种疾病与他剧烈的头痛绝对可归咎于对强烈情绪的压抑。他还患有许多其他病症，据说在就学期间，一年内就有上百种之多。没有人能察觉他因虚假的道德规范而受苦，这些道德规范是制约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人都和他一样处在相同的氛围里，但他的身体却比起其他人更清楚地感觉到了谎言。如果有人能帮助尼采了解他身体的所知，他或许就不必因为直到生命尽头都不能看清自身真相而“发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