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一部里描述的作家都生活在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自那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除了童年曾遭受身体上或心灵上虐待的某些受害者会去寻求心理治疗，帮助自己摆脱最原始的伤痛所造成的后果之外，其实并没有多大变化。然而，不只是受害者，他们的心理治疗师也一样，常常对看清童年的所有真相有所顾忌。如果个案能真正抒发出他们的情绪，有意识地感觉情绪，并能对某人吐露这些过去从未被允许说出的情绪，有可能就能让症状出现短暂的好转。但只要心理治疗师本身依旧依附于某个形象，无论他是耶稣、弗洛伊德或是荣格(31)等，他就不太可能协助个案进行治疗。第四诫的道德规范常会使得双方动弹不得，而受害者的身体则将为此付出代价。
如果我今天告诉大家这种牺牲并非是必要的，人们可以摆脱传统道德与第四诫的不平等条约，而不必为此受到惩罚或伤害他人，那么我很可能会被人批评为天真的乐观主义。一辈子都被第四诫束缚，甚至依赖这种束缚的人，他们可能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这种束缚的人生，我又如何能劝说他们摆脱束缚呢？我透过破解了自己的童年故事而成功地获得自由，但我必须承认自己并不是个好例子，毕竟，我花了超过40年的时间才抵达目前所在之地。我知道有人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成功地挖掘出自身的真相，由于揭开了真相，他们逃离了逃避现实的秘密基地。我的这趟旅程之所以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我多年来都必须独自探寻真相。直到接近终点时，我才找到了可以疗愈我的陪伴关系。
我在找寻的旅途上，遇到了一些也在追寻自己故事的人。他们想了解自己为什么必须保护自己、是什么让他们害怕，以及这些恐惧与早年受到的严重伤害对他们一生的影响。他们大多和我一样，必须对抗传统道德的独裁专制。不过他们并不是全然孤独的，已经有很多书籍和团体可以帮助他们更轻易地解放自我。一旦他们证实了自己的感知之后，便不再迷惘，他们越是接近自己的真相，就越能去接纳自己的愤怒与惊骇。
亨里克·易卜生(32)曾使用“社会栋梁”这个词，指代那些利用自身权力位置且得利于社会的虚伪的人们。我希望那些认清自己故事且已经摆脱传统道德谎言的人们，可以成为未来社会“觉醒的栋梁”。作家都希望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但他们却不去追寻自身真相与创造力的来源。如果无法觉察到我们生命之初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在我眼中，再优秀的文化或作品也是一场闹剧。因为大多数作家都害怕如此一来会丧失写作的能力。我在很多画家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恐惧，有些甚至非常明显地被呈现在画作之中：例如弗朗西斯·培根(33)、耶罗尼米斯·博斯(34)、萨尔瓦多·达利(35)，以及许多其他的超现实主义派。他们虽然透过自己的画作努力寻求沟通，但其实是在他们自喻为艺术的层面上维护他们对童年经历的否认。将艺术家的人生故事纳入作品的观察里，这在艺术产业里是项禁忌。但我认为正是这些无意识的故事一再地激发出艺术家呈现的新的表达形式。对艺术家与社会来说，这些故事必须保持隐密，因为它们可能会揭穿早期因不正确教养而遭受的苦痛，并导致“敬爱你的父母”这项戒律遭到蔑视。
几乎所有社会体系都支持这种对真相的逃避态度。毕竟，这些体系是基于人类这个群体而运作的，对一部分人来说，光是“童年”一词就让他们觉得害怕。这种恐惧感随处可见——在精神科医生的病房、心理治疗师的诊室，在律师的咨询室或在法庭上，其中以媒体最为突出。
一名在书店工作的女性职员在我上次造访时，提到了一个谈论儿童虐待问题的电视节目。这个节目列举了极端残忍的案例，其中也包括一位所谓的“孟乔森妈妈”(36)，这位母亲是个护士。她带孩子去小儿科看病时，营造出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关切孩子的母亲形象。但在自家，她却故意利用药物让孩子们患上各种疾病，最后导致孩子们死亡，然而并没有人怀疑这位母亲。书店女职员对于节目邀请的专家们没有讨论这种行为的原因感到非常愤怒，专家们反而暗示一切都是命运造成的，没有特别的原因，犹如这是上帝施加在父母和孩童身上的灾难一样。
“为什么那些专家不告诉我们真相？”她问我。“为什么他们不想想，或许这些母亲在童年时也曾遭受虐待，而且她们的所作所为很可能只是在重复那些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我告诉她：“如果那些专家知道这些原因，他们会这么说。但显然他们并不知情。”
“这怎么可能呢？”这位女士坚决地说。“虽然我并不是专家。但是我读了一部分相关的书后，我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就大大改善了，连我都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作为专家他们却说极端的虐童案例很少见，且还不清楚它的起因呢？”
这为女士的态度让我明白我还必须再写一本书——即便这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让许多人认为这本书可以帮助他们减轻苦难。但我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透过自己的经验，证实了这本书所揭露的真相。
我想将早期童年经验的深远影响告诉梵蒂冈教廷，对于那些从生命之初就学会将真实的、自然的感觉强力压抑下去的男男女女，要唤起他们的同理心是多么困难，因为他们真正的自然感觉显然已经荡然无存了。他们不再对其他人的感觉感到好奇。童年心灵遭到残害的人们俨然活在一个内在的防空洞里，他们在里面向上帝祷告。他们把自己的愿望交付给上帝，乖乖地跟随着既定的规章，避免因任何一点疏忽而被惩罚。
萨达姆在2003年底被逮捕后不久，由于梵蒂冈的倡议，对这位肆无忌惮且一直令人害怕的暴君，突然多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情之声。我认为我们在批判暴君时，不能单纯只因为对他个人的一般同情心，就忘掉他的所作所为。
根据传记作家朱迪思·米勒(37)与萝莉·麦尔罗伊(38)在1990年出版的《萨达姆与波斯湾危机》一书中的记载显示，萨达姆于1937年4月28日，出生于一个靠近提克里特的农民家庭，家中非常困难。他们家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萨达姆的生父在他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他的继父是个牧民，经常用侮辱性的词语羞辱萨达姆，继父会毫不留情地殴打他，用各种残忍的方式折磨他。为了剥削这个无法独立的孩子的劳力，直到萨达姆10岁为止，继父都禁止他上学。继父经常在半夜叫他起床，命令他看管牧群。在这最易受影响的年纪，每个孩子都会发展出他独特的世界观以及对生命的评价。愿望会在心中滋长，期待着实现的那天。对于萨达姆——这个继父手里的囚犯来说，他希望得到的只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无限权力。或许在他的脑海中构筑的概念是：他只有在对别人拥有了像继父凌驾于他之上的那种权力时，他才能找回自己被偷走的尊严。他在童年时期完全没有其他模范、没有其他榜样，只有继父完全的操控。于是长大成人后的他，便根据这种模式在该国组织起集权结构。因为他的身体除了暴力之外不认识其他东西。
所有独裁者都会否认曾在童年遭受的苦痛，并且尝试透过妄自尊大去忘记那些苦痛。不但是一个人的无意识心智会将他完整的故事都刻划在身体细胞里，这些潜意识的里的故事终有一日会逼他去面对自己的真相。萨达姆携带巨款找到的避难处正好位于他的出生地附近，他小时候从未在此获得任何援助，他选了一个根本不可能保护他的危险地区。他选择躲避追捕的这个地方，恰恰反映出他童年的绝望，而且清楚说明了他强迫性的重复。他已经无法逃脱追捕，而他在童年时，同样也没有任何逃脱的机会。
事实证明暴君的性格在他人生的进程中不会有所变化，他会用毁灭性的方式滥用他的权力，直到不再有人反抗他为止。因为他真正的、无意识的或隐藏在一切有意识行动背后的目的，依旧没有改变，那就是透过权力来掩盖童年经历与被否认的屈辱。但这个目的却从未达成。只要否认当年的苦痛，往事就不会被抹灭，也不会被克服。因此，独裁者努力想要达成的目标也注定会失败。强迫性的重复会不断被复制，会一再有新的受害者被迫为此付出代价。
希特勒(39)通过他个人的行径，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他的父亲是如何用毁灭性的、毫无同情心的、炫耀的、肆无忌惮的、吹嘘的、性反常的、自恋的、短视的以及愚蠢的方法对待还是个孩子的他。希特勒透过自己无意识的模仿，依旧忠于父亲。独裁者都是出于相同的理由，例如伊迪·阿敏(40)和萨达姆，他们的恶行都非常相似。萨达姆的一生即是一个突出的案例，在童年遭受了极端羞辱的他，日后为了复仇，让成千上万的受害者成为他复仇的牺牲品。我们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到的否认也许显得很荒诞，但造成否认的原因却不难理解。
肆无忌惮的独裁者想唤醒的是曾被殴打的孩子们心中压抑的恐惧和焦虑，这些孩子不可能去指控自己的父亲。而且即便承受着苦痛，他们依旧对自己的父亲忠心耿耿。每个独裁者几乎都在依附着父亲，期望有朝一日能透过自己盲目的追随，将父亲的爱召回。
或许是这种期望激发了罗马天主教会代表们展现出对萨达姆的同情心。我在2002年，曾将有关研究虐待孩童会导致的后果的相关资料交给梵蒂冈，并请求他们能启发年轻的父母。我曾向几位主教寻求支持，不过如前所述，对于那被全世界忽视但至关重要的孩童虐待问题，并未引起任何一位主教的兴趣，甚至连任何一丁点怜悯的迹象也没显露出来。而如今他们却明确展现出他们的怜悯之心。但特别的是，他们怜悯之心的对象既非受虐的孩童，也不是萨达姆的牺牲者，而是针对萨达姆本人，针对一个肆无忌惮的令人害怕的暴君。
曾经遭到殴打、折磨与羞辱的孩子，如果不曾接受“协助见证者”(41)的帮助，一般来说日后将会发展出对拥有父母形象之人所做出的残忍行为的巨大包容心，而且会冷漠地对待同为受虐儿童所遭受的相似的苦痛。他们完全不想承认自己曾经也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份子的事实，冷漠的态度让他们不必张开双眼，即便他们深深相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但依旧会因此成为恶行的辩护者。这些人自小就学习必须去压抑、否认自己的真实感觉。他们必须学习不去信赖这种感觉，只能相信父母、师长以及权威的规定。他们长大后，又因为不同的职责而无暇去体会自己的感觉，除非这些感觉完全符合他们脑海中的父权价值体系。即便这个体系是极具毁灭性的。对暴君的仰慕者而言，只要通往他们自身童年苦痛的入口依旧牢牢封闭着，那么暴君的行为在他们眼里就是可以被宽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