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有着不同的特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两者都必须属于基本、天定的人的本性，它们不会异于或违背人性，它们是人性的一部分。对于心理学和哲学来说，这一结果是革命性的。大多数的文明（以及它们的政治、教育、宗教学说等）是建立在与这种信念相抵触的基础上的。总的来说，它们假设，人性中动物和类本能的方面是严格地局限在对食物、性之类内容的心理需要之内的。指向真理、爱、美的高级冲动被假设为是在本质上内在地不同于那些动物性的需要。进而，这两者又被假设为是相互敌对、相互排斥的，并为取得控制权而处于永恒的冲突之中。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所有的文化以及它们的功能机构，都是站在高级需要的一边，反对低级需要。因而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抑制者和挫伤者，至多也是一个不幸的必需物。
一、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的差异
这一章将要论述那些被称为“高级的”与“低级的”需要之间存在的真正心理上以及作用上的差异。这样做是为了证实机体自己规定了价值的不同等级。这是科学的观察者的记录，不是他们的创造。由于许多人仍旧认为，价值不过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趣味、偏爱、直觉、未经证实或不可证实的假设所做的任意规定，这样，就有必要论证清楚这一问题。本章的后半部分将要引出论证的结果。
从心理学中排除价值，不仅削弱了心理学，阻碍其全面发展。而且使人类陷入超自然主义，或陷入道德相对论。但如果能证实机体在先与后、强与弱、高级与低级之间进行着选择，就不能认为一件好事与任何其他好事价值相同，或者认为在任何恒久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是不可能的。基本需要在相对潜力原则的基础上按相当确定的层次排列。这样，安全需要比爱的需要更强烈，因为当两种需要都受到挫折时，安全需要以各种可以被证实的方式支配着机体。在这个意义上，生理需要（它们位于最底的一个层次）强于安全需要，安全需要强于爱的需要，爱的需要又强于自尊的需要，而后者又强于个人特质的需要一—我们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是选择或者说优先的顺序，它同时也是下面所列举的各种其他意义上的由低级至高级的顺序。
（1）高级需要是一种较晚的种系的或进化发展的产物。我们和一切生物一样具有对食物的需要，也许与高等类人猿一样具有爱的需要。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类独有的。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为人类所特有。
（2）高级需要是较迟的个体发育的产物。任何个体一出生就显示出有生理的需要，也许，还以一种不完全的方式显示出有安全需要（例如，个体可能会受到恐吓或震惊，当个体所依靠的世界显示出它可信赖的足够的规律与秩序时，个体也许会更好地成长）。只有在几个月以后，婴儿才初次表现出有与人亲近的迹象以及有所选择的情感。再晚一些，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除了对安全以及父母的爱的需要外，婴儿还表现出对独立、自主、成就、尊重以及表扬的要求。至于自我实现，甚至莫扎特式的人物也要等到三四岁。
（3）越是高级的需要，对于维持纯粹的生存也就越不迫切，其满足也就越能更长久地推迟，并且，这种需要也就越容易永远消失。高级需要不大善于支配、组织以及调动机体的自主反应和其他能力（例如，人们对于安全的需要比对于尊重的需要更偏执、更迫切）。剥夺高级需要不像剥夺低级需要那样引起如此疯狂的抵御和应激反应。与食物、安全相比，尊重是一种非必需的奢侈品。
（4）处于高级需要的水平上，意味着更大的生物效能、更长的寿命、更少的疾病、更好的睡眠和胃口等。心身医学研究者多次证实，焦虑、害怕、爱和优势的缺乏等，除促成不良的心理后果外，往往还造成不良的生理后果。
（5）从主观上讲，高级需要不像其他需要一样迫切。它们较不容易被察觉，容易被误解，容易由于暗示、模仿或者错误的信念和习惯而与其他需要相混淆。能够辨清自己的需要（即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是一个重要的心理成就。对于高级需要更是如此。
（6）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安全需要的满足最多只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无论如何它们不能产生像爱的满足所导致的那种高峰体验、极度幸福、令人心醉的爱，或是宁静、理解、高尚等感受。
（7）对高级需要的追求和满足代表了一种普遍性地趋于健康的趋势，一种远离心理病态的趋势。本书第三章为此提供了证据。
（8）高级需要的满足需要有更多的前提条件。遗传占优势的需要必须在高级需要的满足之前得到满足，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因此，对爱的需要在意识中的显露，要比安全需要的出现依赖于更多的满足。在更一般意义上可以说，在高级需要的层次上，生活是更复杂了。寻求尊重、地位比寻求爱要涉及更多的人，需要有更大的活动场景、更长的过程、更多的手段和阶段性的目标，以及更多的从属性步骤和预备步骤。对爱的需要与安全需要进行比较时，同样存在上述差异。
（9）高级需要的实现要求有更好的外部条件。要让人们彼此相爱，而不仅是免于相互残杀，需要有更好的环境条件（家庭、经济、政治、教育等）。
（10）那些两种需要都得到了满足的人们通常认为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他们愿为高级需要的满足牺牲更多的东西，而且更容易忍受低级需要满足的丧失。例如，他们将比较容易适应禁欲生活，比较容易为了维护原则而面对危险，为了自我实现而放弃钱财和名声。见识过两种需要的人普遍地认为，自我尊重是比填满肚子更高级、更珍贵的主观体验。
（11）需要的层次越高，爱的趋同范围就越广，即受爱的趋同作用影响的人数就越多，爱的趋同的平均程度也就越高。在原则上，我们可以把爱的趋同解释为，两个或更多的人的需要融合为一个单一需要的优势层次。当然，这是程度问题。两个相爱甚笃的人会不加区别地对待彼此的需要。对方的需要，的确也就是他自己的需要。
（12）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具有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越高级，就越少自私。饥饿是以我为中心的，它唯一的满足方式就是让自己得到满足，但是，对爱以及尊重的追求却必然涉及他人，而且涉及他人的满足。已得到足够的基本满足继而寻求友爱和尊重（而不是仅仅是寻找食物和安全）的人们，倾向于发展诸如忠诚、友爱以及公民意识等品质，并成为更好的父母、丈夫、教师、公职人员等。
（13）高级需要的满足比低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于自我实现。假如我们接受自我实现的理论，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区别。除此以外，它还意味着，对于那些在高级需要层次上生活的人，我们可以期望发现他们有更多、更大程度上的趋向于自我实现的品质。
（14）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这可能显得与前面的陈述矛盾。前面的陈述指出，生活在高级需要层次意味着更多的爱的趋同，即更多的社会化。不管听上去是否符合逻辑，它却是以经验为根据的事实。实际上，生活在自我实现层次中的人既是最爱人类的，又是个人特质发展得最充分的人。这完全支持弗洛姆的论点，即自爱（或不如说是自尊）与爱他人是协作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弗洛姆关于个体性、自发性、自动化的见解也是中肯的（Fromm，1941）。
（15）需要的层次越高，心理治疗就越容易，并且越有效。而在最低级的需要层级上，心理治疗几乎没有任何效用。例如，心理治疗不能止住饥饿。
（16）低级需要比高级需要更局部化、更切实有形，也更有限度。饥和渴的躯体感与爱相比要明显得多，而爱则依次远比尊重更带有躯体性。另外，低级需要的满足远比高级需要的满足更加切实有形或更可观察。而且，低级需要之所以更有限度，是从它们只须较少满足物就可平息这种意义上来说的。我们只能吃这么一点食物，然而爱、尊重以及认识的满足几乎是无限的。
二、需要层次存在的后果
上述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具有不同的性质；第二，这样的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一样必须归入基本的和给定的人性储备中（而不是不同或相反）。这一定会在心理学和哲学理论上引起许多革命后果。大多数文明同它们的政治、教育、宗教等理论一道，一直是建立在与这一信念正好对立的观点之上的。总的看来，它们假定人性原始的及动物的方面严格地限制在对食物、性之类的生理需要上。追求真理、爱、美的高级冲动，被假定为在内在性质上不同于这些动物性需要。而且，这些兴趣被假定为相互对抗、排斥，为了优势地位而不断发生冲突。人们是从站在高级需要一边而反对低级需要这个角度来看待所有文化及其工具的。所以，文化必然是一种控制因素和阻挠因素，充其量是一种不幸的必需品。
认识到高级需要恰如对食物的需要一样是类本能的和动物性的，这必然具有很多影响，我们可以列举如下几种：
（1）也许，最重要的是明白认知和意动的两分法是错误的，是必须予以澄清的。对知识的需要，对理解的需要，对人生哲学的需要，对理论参照系统的需要，对价值系统的需要，这些本身都是意动的，是我们原始的动物本性的一部分（我们是非常特殊的动物）。既然我们也了解我们的需要并不完全是盲目的，了解它们能为文化、现实以及可能性所更改，那就可以进而推出，认知在它们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角色。约翰·杜威主张，需要的真实的存在和界限是依据对现实、对满足的可能和不可能的认识而定的。
（2）许多古老的哲学难题现在必须重新对待了。它们中有些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建立在对人类动机生活误解基础上的假难题。例如，这可能包括自私和不自私这两个概念的尖锐区别这样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类本能的爱的冲动，使我们从观看自己的孩子吃美味中，相对于我们自己吃美味时，得到更多的个人的“自私的”愉快，那么，我们应怎样解释“自私”，怎样把它与“不自私”相区别呢？假如对真理的需要与对食物的需要一样具有动物性，那么，为真理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比为食物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更少一些“自私”吗？假如从食物、性、真理、爱或尊重的满足中能同等地得到动物性快感、自私的愉快和个人的愉快，那么，快感理论就显然需要改正。这意味着，在低级需要快感衰落的地方，高级需要的快感很可能会持续存在下去。古典浪漫主义的酒神与太阳神的对立必定会解决。至少就它的某些形式来说，它同样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动物的低级需要与非动物或反动物的高级需要的分裂之上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然对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理性与冲动之间的对比以及作为本能生活对立物的理性生活的一般概念，作很大的修正。
（3）伦理哲学家可以从对人的动机生活的严密审查中学到很多东西。假如我们最高尚的冲动不是被看做勒马的缰绳，而是看做马本身，或者相反，假如我们的动物性需要被看做具有与我们最高的需要一样的性质，它们之间明晰的分歧又怎么能够维持得下去呢？我们怎能继续相信它们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呢？
进一步说，假如我们清楚而彻底地认识到，这些高贵而美好的冲动的存在和日益强大从根本上说是首先满足更迫切的动物性需要的结果，我们当然应该更少谈到自我控制、禁忌、纪律等，更多地谈到自发性、满足以及自我选择等。在责任的威严与快乐的愉悦之间，对立似乎比我们预料的要更少。在生活的最高层次上（即存在），责任就是愉悦，人热爱“工作”，工作与休闲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4）我们的文化概念以及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的概念必须沿着本尼迪克特称之为“协同作用”（synergy）的方向改变（1970）。文化可以是基本需要的满足者（Maslow，1967，1969a），而不是需要的禁锢者。此外，它不仅是为人性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由人性的需要所创造的。需要对文化——个体二分法进行重新审查。应该更少强调们的对抗，更多强调它们的配合协作。
（5）人性中最好的冲动显然是内在所固有的，而不是偶然的和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价值理论来说一定有着巨大的含义。例如，它意味着，从逻辑中推断出价值，或试图从权威或启示中找到价值，都不再是必要的或值得的了。显然，我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观察和探索，人性自身中就蕴含着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我怎样才能成为善的？我怎样才能幸福？我怎样才能富有成就？通过由于这些价值被剥夺而生病、这些价值被满足而成长的事实，机体告诉我们它所需要的是什么（从而也就告诉我们它珍视什么）。
（6）对这些基本需要的一个研究表明，虽然它们的性质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程度上是类本能的，在许多方面它们却不像我们如此熟悉的低级动物的本能。所有这些区别中，最重要的一个意外的发现就是，与本能是强大、令人厌恶和不可改变的这样一个古老假定相反，我们的基本需要虽然是类本能的，却是较赢弱的。能够意识到冲动，了解我们的确渴望和需要爱、尊重、知识、哲理、自我实现等——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难得的心理成就。不仅如此，基本需要层次越高，它们就越弱，越容易被改变和压制。最后，它们不是坏的，而是中性的或好的。我们用一个反论来概括，就是：我们人性中剩余的本能是如此赢弱，以至于它们需要保护，以抵御文化、教育、学习的干扰，一句话，防止被环境所压垮。
（7）我们对心理治疗（以及教育、抚养孩子，一般意义上良好性格的塑造）的目标的理解必须有相当大的改变。对于许多人来说，它们仍然意味着要获得一整套对固有冲动的禁止和控制。纪律、控制、镇压就是这样一种管理制度的口号。但是，如果治疗意味着一种旨在打破控制和禁戒的力量，那么我们新的口号必须是自发性、释放、自然、自我接纳，对冲动的感知、满足、自我抉择。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被理解为是值得赞美的，而不是令人憎恶的，我们当然希望给它们以充分表达的自由，而不是把它们禁锢起来。
（8）假如本能较弱，并且较高级的需要在性质上是类本能的；假如文化比本能冲动更有力，而不是更软弱；假如基本需要最终被证明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那么，人性的改进也许可以通过对类本能倾向的培养，以及通过促进社会改良来实现。的确，改善文化的意义就在于给予人们内在的生物倾向以一个更好的实现自身的机会。
（9）由于高级需要层次上的生活有时可以相对地不依赖于低级需要的满足（甚至不受高级需要满足匮乏的限制），我们就可能有一个办法来解决神学家们的古老难题。他们总是感到有必要努力整合肉体和精神、天使和魔鬼——人类机体上高贵和低贱的东西却没有一个人找到过令人满意的方法。高级需要生活的机能自主似乎就是答案。高级需要的发展有赖于低级需要，但最后一旦牢固建立，就可以相对地独立于低级需要（Allport，1955）。
（10）在达尔文主义的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之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出“成长价值”（growth values）。它不仅有利于生存，也有益于个人的成长，使人性更完美，使人的潜力得到发挥、追求更大的幸福、更深的宁静以及高峰体验，走向超越，获得对现实更丰富、更准确的认知，等等。我们不再需要仅仅依赖于纯粹的生存权来作为我们谴责贫困、战争、专制、残酷的唯一证据。我们也可以因为它们降低了生活、人格、意识以及智慧的品质，而把它们看做是丑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