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家不仅研究我们如何思考对方，即我们在前面那些模块中讨论的主题，而且也研究我们如何彼此影响和彼此联系。因此，在模块12~21中，我们将探讨社会心理学关心的核心问题：社会影响的威力。
这些影响我们但又看不见的社会力量是什么？它们的威力到底有多大？有关社会影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无形的却推动着我们的力量。这一编将向我们展示这些微妙的力量，尤其是性别态度的文化根源、社会服从的力量、说服的途径以及群体参与的结果。
了解了这些影响如何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起作用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人们为什么会那样想以及会那样做。而且，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抵御那些不良影响的操纵，并更好地把握我们自己的行为。
模块12 人类的自然天性和文化多样性
我们有哪些差异？又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对于这个不断社会多元化的世界来说，这些都是核心问题，就像历史学家亚瑟·施勒辛格（Schlesinger， 1991）所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爆炸性问题。”在这个由于种族、文化和性别差异而逐渐分化的世界中，我们能否学会接受我们的差异，尊重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并重新认识我们人类彼此间亲密关系的范畴呢？我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会这样认为呢，首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人性的进化和文化的根源。
进化与行为
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我们的相似性都大于差异性。作为拥有共同祖先的大家庭成员，我们不仅在生态学上具有共同点，还具有共同的行为倾向。我们都要睡眠，也会醒转，都会感到饥渴，并能够通过相同的机制习得语言。我们都偏爱甜味而不是酸苦，对颜色光谱的分辨也很类似。我们和整个地球上的同类都可以理解他人的皱眉和微笑。
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构成了紧密联系的社会（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加入团体，适应环境，并识别来自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我们会知恩图报，惩罚冒犯行为，并且会因为孩子的夭亡而悲伤。在婴幼儿时期，我们8个月左右就表现出对陌生人的恐惧。而长大后，我们会偏爱自己所属团体的成员。我们会以戒备或消极的态度对待那些持有不同态度和特性的个体。人类学家布朗（Brown， 1991， 2000）识别出了几百种这样普遍的行为和语言模式。仅以字母“V”开头的单词为例，所有的人类社会都会有动词（verbs）、暴力行为（violence）、探访（visiting）和元音（vowels）。
体现人性的普遍行为源自于我们的生物相似性。我们可能会说“我的祖先来自爱尔兰”，“我的根在中国”或者“我是意大利人”，但是人类学家在追溯我们的祖先时发现，在至少10万年前，我们都是非洲人（Shipman， 2003）。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寻觅食物，更好地生存繁衍，很多祖先离开非洲，进入亚洲、欧洲、澳洲次大陆和美洲寻找新的家园。为了适应新环境，早期人类开始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异。根据人类学量表的测量发现，这些变异是新近产生的并且表现在外貌上。比如，那些留在非洲的人有较深的肤色，这被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Pinker， 2002）称为“热带地区所需的遮阳罩”，而那些迁徙到远离赤道的北极的人则进化出更浅的肤色，以便在缺少阳光直射的地区合成维生素D。总之，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非洲人。
正如史蒂文·平克（Pinker， 2000， p.143）记载的那样，“人类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积累大量的新基因，因此目前只能暂时认定人类起源于非洲”。事实上，研究人类基因的生物学家已经发现：我们人类——甚至是像吉姆和惠子这样看起来截然不同的人——都是极其相似的，很像一个部落的不同成员。尽管人类的数量比黑猩猩更多，但黑猩猩之间的基因差异却比人类更大。
为了解释物种特性，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Darwin， 1859）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他主张重视基因的作用。与当代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ennett，2005）“金牌应该奖给任何有最佳想法的人”的观点一样，达尔文也认为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使进化得以进行。
这一观点可以概括为：
● 生物体有许多不同的后代；
● 这些后代在环境中互相竞争以求生存；
● 某些特定的生理和行为变异会提高他们在相应环境中繁殖和存活的概率；
● 存活下来的后代更有可能将他们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
●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特征可能会发生变化。
某些基因会增加物种生存和繁衍的几率，因此自然选择意味着这些基因的数量会越来越多。比如，在北极严寒的条件下，北极熊的那些可以形成白色厚实毛皮的基因就会在竞争中获胜并占据主导地位。
自然选择早已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原则，而近来也成为心理学界的一条重要原则。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也译作“演化心理学”）不仅研究自然选择如何影响那些有利于适应特定环境的生理特征，如北极熊的毛皮、蝙蝠的声纳系统和人类的色彩视觉等，而且还研究那些有利于基因存活和延续的心理特征以及社会行为（Buss， 2005， 2007）。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人类就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在我们祖先众多的后代中，自然选择了那些拥有我们如今特性的个体，比如，偏爱食用营养丰富、高能量的甜食，讨厌有毒食物的酸苦味道。而那些没有这类偏好的祖先不太可能存活下来以繁衍后代。
我们作为活动的基因机器，继承了祖先为了适应环境而形成的生理和心理遗产。我们渴望拥有任何有利于祖先生存、繁衍并养育后代的事物，并以此保证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心脏的目的就是要输送血液，”进化学派心理学家巴拉什（Barash， 2003）说，“而大脑的目的就是协调好我们的器官和行为，从而使进化取得最大的成功。这就是进化的真谛。”
进化论的观点强调我们人类共同的属性。我们不仅具有相似的食物偏好，而且对一些社会问题也会有同样的回答，例如，“我该信任谁，害怕谁？我应该帮助谁？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和谁结婚？谁可以支配我？我又能控制谁？”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对这些问题所做出的情感和行为回答，与我们的祖先非常相似。
正是由于这些社会性的任务对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人们才会倾向于做出类似的回答。例如，所有的人类都会按照权威和地位来对他人划分等级，而且每个人都相信经济公正（Fiske， 1992）。进化心理学家强调这些普遍的特性乃经由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然而，文化则给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些基本社会生活的具体规则。
文化与行为
也许我们人类最重要的共同点（或者说人类的标志）就是我们有学习和适应的能力。进化使我们有能力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创造性地生存，并能适应各种环境，从热带雨林到北极冰原。与昆虫、鸟类或兽类相比，自然对人类基因的控制并没有那么严格。然而，正是人类共有的生理基础使得我们具有了文化上的多样性。它可以令一种文化（culture）里的人们珍视决断、喜欢坦率或者接受婚前性行为，而另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则可能完全相反。正如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梅斯特（Baumeister， 2005， p.29）所说：“进化产生了我们的文化。”
进化心理学也承认社会环境的影响，认识到先天属性和后天养育共同塑造了我们。基因并不能决定一切，它们的表达还依赖于环境的影响，正如同我正饮用的茶叶需要热水冲泡才能入口留香。对新西兰年轻人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是那些拥有易患抑郁变异基因的人，也只有当他们遭受重大的生活压力（如婚姻破裂）时才会患抑郁症（Caspi & others， 2003）。压力和基因都不能单独引发抑郁症，只有两者共同作用才会产生这一结果。
人类能在自然选择中胜出，不仅在于我们拥有发达的大脑和强壮的肌肉，而且文化也在起作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学习语言、与人交往、与人合作以获取食物、照料小孩和保护自己。因此，不论我们出生在何种文化背景下，自然都使得我们更易习得此种文化（Fiske & others， 1998）。文化的观点强调了人类的适应性。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世界文化研究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克里斯琴·韦尔泽尔（Inglehart & Welzel， 2005）发现，我们现在依然“习相远”。尽管我们的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我们并未形成统一的‘全球文化’，文化整合还没有出现。各个社会的文化继承是相当持久的”（p.46）。
文化多样性
人类语言、习俗和行为表现的多样性表明，我们的许多行为都受社会的影响，并非与生俱来。基因的影响是长期的。正如社会学家罗伯逊（Robertson， 1987）所言：
美国人爱吃牡蛎，却不吃蜗牛；法国人爱吃蜗牛，却不吃蝗虫；祖鲁人爱吃蝗虫，却不吃鱼；犹太人爱吃鱼，却不吃猪肉；印度人爱吃猪肉，却不吃牛肉；俄国人爱吃牛肉，却不吃蛇肉；中国人爱吃蛇肉，却不吃人肉；新几内亚的加尔人却觉得人肉很美味。（p.67）
如果美国人都像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同族群那样生活（有些美国人的确如此），那么文化多样性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就没多少关联。日本有1.27亿人口，其中1.25亿是日本人，内部的文化差异性很小。与之相反，纽约市的绝大多数居民每天都能遇到很多文化差异，因为在纽约800万人口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是美国本土出生的，而且最大族群也不超过总人口的37%。
文化多样性会日益影响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同一个地球村中，通过电子邮件、大型客机和国际贸易等方式与同伴联系。文化融合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面对不同文化，有时令人震惊。美国男性看到中东领导人和美国总统打招呼，亲吻面颊以示欢迎时，可能会感到不适。德国学生习惯于向教授致敬，偶尔看到美国学校中大多数教师办公室的门都敞开着，学生们可以自由驻足停留，一定会感到很奇怪。第一次来到麦当劳用餐的伊朗学生会很自然地在其纸袋中四处摸索吃饭的用具，直到发现其他人都是直接用手为止。你我的好习惯在很多地方都可能严重违背礼节。访问日本的外国人会发现学习日本的社会规则实在很麻烦：什么时候脱鞋，如何倒茶，什么时候赠送和打开礼物，以及如何对待地位较高或较低的人。
移民或难民的搬迁似乎在文化融合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19世纪的英国作家拉迪亚德·吉卜林曾写道：“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双方永不碰面。”但是今天，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几乎完全联系起来了。意大利有很多阿拉伯人，德国有很多土耳其人，英国有很多巴基斯坦人，其结果是友谊与冲突并存。每5个加拿大人和1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是移民。当我们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工作、玩乐或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更容易理解文化的差异和影响力。在充满冲突的世界里，实现真正的和平需要求同存异。
正如礼仪规则所示，所有的文化都有各自认可的得体行为。我们经常把这些社会期望或者社会规范（norms）视为一种强迫人们盲从传统的负面力量。社会规范确实可以成功而微妙地限制和控制我们的行为，以至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就像在海底生活的鱼类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受文化环境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必须从中跳出来才能理解文化的影响。荷兰心理学家威廉·库曼和安顿·迪克（Koomen & Dijker， 1997）说：“当我们观察其他的荷兰人用外国人所谓的“荷兰方式”行事时，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些行为具有典型的荷兰特征。”
了解我们文化规范的最好方法是观察另一种文化，看看两种文化处事方式的异同。在苏格兰生活时，我告诉孩子们，欧洲人确实用左手拿叉子吃饭，但“我们美国人却认为先用左手切开肉，然后将叉子换到右手是礼貌的。我承认这缺乏效率，但这就是我们吃饭的方式。”
对于那些无法接受某种社会规范的人，此类规范似乎过于专断和偏狭。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日本人的一些礼节显得繁交缛节，但对于日本人来说则并非如此。然而，正如演员需要知道自己的台词，戏剧才能顺利演出一样，人们同样需要明白社会对自己的期待，社会行为才能顺利发生。社会规范可以使整个社会机器顺利运转。身处陌生的环境时，如果不了解其社会规范，我们会观察他人的行为，并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
不同文化在外向程度、严守时间、打破规则以及私人空间等社会规范上存在差异。例如：
外向程度
对于比较拘谨的北欧（文化中的）人来说，热情开放的地中海（文化中的）人可能显得“热情、迷人、低效和休闲”；地中海人则觉得北欧人“高效、冷漠、过于看重时间”（Beaulieu， 2004；Triandis， 1981）。
严守时间
拉丁美洲的商人可能会在一次邀约宴会迟到之后，为北美朋友如此纠结于准时而费解。去日本旅游的北美人会对行人之间缺乏眼神交流而感到困惑。
打破规则
如果人们看到有人违反社会规则，比如违规在墙上乱涂乱画，他们就更可能以违反其他的规则的方式，比如乱扔垃圾，盲从违规的规范。科泽尔（Keizer，2008）领导的荷兰研究组做了6项实验，发现在看到他人违反社会规则后，人们违反社会规则的可能性增加了一倍。例如，附近的墙面没有乱涂乱画时，只有三分之一的自行车主会将车把上的无用传单扔到地上；而当墙面满是乱涂乱画时，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都会这么做（图12-1）。
私人空间
私人空间（personal space）是一种我们想要与他人维持的安全距离或缓冲的区域。随着情境的变化，安全区的大小也会改变。和陌生人在一起时，多数人都会保持相对较大的私人空间，大约1.2米或更大的距离。在不太拥挤的公车上、在休息室或图书馆，我们会保护自己的空间并尊重他人的空间。我们允许让朋友靠近些，通常相距半米或1米。
个体之间也存在差异，有些人的私人空间比其他人的大（Smith， 1981；Sommer， 1969；Stockdale， 1978）。群体之间也存在差异：成人比儿童的距离大。男性彼此间的距离要比女性之间的距离大。不知何故，靠近赤道的文化圈偏爱更小的距离、更多的接触和拥抱。因此，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比法国人和阿拉伯人更喜欢较远的人际距离。北美洲的人比拉丁美洲的人更喜欢较大的私人空间。
图12-1
糟糕的环境会引发堕落行为。在格罗宁根大学的一项研究中，如果附近的墙面干净，大多数人不会随地乱扔没用的传单；而如果墙面满是涂鸦，大多数人则会乱扔传单。
为了观察侵入他人私人空间引起的后果，你可以尝试突破他人的空间。你可以站在距离朋友0.3米左右的地方与其聊天，观察他是否会感到不安，眼睛看向别的地方，后退或者有其他不适的表现？这些表现都是研究者考察空间侵入的唤醒信号（Altman & Vinsel， 1978）。
文化相似性
正是由于人类的适应性，才出现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差异。然而在文化差异的表象下，跨文化心理学家发现了“内在的统一性”（Lonner，1980）。作为人类的成员，我们还发现差异行为背后的机制是相同的。 例如，一个4~5岁的孩子，无论他/她来自哪里，都具备推测他人想法的“心理理论”（Norenzayan & Heine， 2005）。无论来自哪种文化，当儿童看到玩具被人拿走，而另一位儿童并没有瞧见，他们就会推测这个孩子会认为玩具还在原来位置。
普遍的友谊规范
世界各地的人们也有一些共同的友谊规范。在英国、意大利、中国香港和日本进行的研究中，迈克尔·阿盖尔和莫妮卡·亨德森（Argyle & Henderson，1985）注意到在定义朋友角色的社会规范方面的某些文化差异，例如在日本，最重要的是不能当众批评朋友令其难堪。但也有一些普遍的规范：尊重朋友的隐私、交谈时要进行眼神的接触以及不泄漏彼此的秘密。
普遍的地位等级规范
罗杰·布朗（Brown， 1965， 1987；Kroger & Wood， 1992）提出另外一种普通规范。无论人们处在何种等级系统，他们在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说话时通常会采用较为尊敬的语气，就好像是和陌生人聊天一样。而他们对地位较低的人说话则更像是同熟人和朋友聊天。病人会叫医生“某某医生”，而医生往往会以病人的名字来应答。学生和老师之间也以这种类似的非对等的方式称呼彼此。
很多语言有两种第二人称：尊敬的形式和随意的形式（例如，德语中的Sie和du，法语中的vous和tu，西班牙语中的usted和tu）。人们通常对熟人和下属采用随意的形式——如亲密朋友和家人，甚至包括儿童和宠物。当陌生人用“Sie”而非“du”来称呼一个德国小孩时，这个少年会受到极大的鼓舞。
布朗普遍规范的第一部分——沟通的形式不仅反映社会距离也反映社会地位——与第二部分密切相关：亲密关系的进展往往控制在地位较高的人手中。在欧洲，大部分个体之间的交往都从礼貌的正式称谓“您”开始，逐渐向亲密的随意称谓“你”发展，很明显有人会控制这种亲密感的发展。你认为谁有这样的权力呢？在愉快的气氛中，年长者、富人或更杰出的人会提出：“为什么我们不用‘你’称呼彼此呢？”
这一规范也可以超越语言，扩展到每一种亲密关系的进展中。向别人借笔或者把手搭在别人肩膀上的行为，最好还是跟自己的熟人或者下属做，而不要对陌生人或者自己的上司这样做。同样，大学校长会首先邀请老师们到他家里去，而不是相反。在亲密关系的进展过程中，地位更高的人往往是关系发展的控制者。
乱伦禁忌
最知名的普适规范是对乱伦的限制：父母不可以和孩子发生性关系，兄弟姐妹之间也不可以发生性关系。尽管实际上乱伦的发生情况比心理学家原先估计的要多，但这一社会规范的确是普适的——所有的社会都不赞成乱伦。考虑到对于乱伦生育的生物学惩罚（出现与隐性基因相关的疾病），进化心理学家很容易理解为何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反对乱伦。
战争规范
人类甚至制定了跨文化的战争规范。在杀敌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已经遵循了几百年的公认规则。比如，战士必须穿上可识别身份的制服，投降必须使用屈服的姿势，并且人道地对待战俘（如果在他们投降之前没有杀死他们，你还应该给他们提供食物）。这些规范尽管是跨文化的，但是并非所有文化都是如此。伊拉克的部队打出投降旗号后转而又进攻，以及把士兵伪装成平民百姓以安排伏击，他们就违反了这些规范。美国的一位军事发言人谴责道：“这些行为是对战争法的最严重亵渎”（Clarke， 2003）。
因此，有些规范具有文化特异性，也有些规范则是普适的。文化可以改变规范，但我们的遗传倾向——人类本性——却可以解释某些规范的普适性。因此，我们认为人性是普遍一致的，而后天养育具有文化特异性。
模块13 性别、基因和文化
人类的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身高、体重、发色等等。但是对于自我概念和社会关系而言，最重要和最先适应的两个维度是：种族和性别（Stangor & others， 1992）。
在后面的部分，我们会探讨种族和性别如何影响他人评价和对待我们的方式。现在，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性别（gender）——与男女两性有关的特征。哪些行为是典型的男性期望行为？哪些行为是典型的女性期望行为？
哈里斯（Harris， 1998）提到：“人类基因共有46对染色体，其中45条与性别无关。”因此在身体特征和发育阶段的很多方面，男女两性非常类似，比如开始坐立、长牙和行走的年龄。同样，两性在很多心理特征上也极其相似，包括词汇量、创造性、智力、自尊和幸福感等。两性都有相同的情感和渴望，都宠爱他们的小孩，都有相似的大脑结构（尽管男性有更多的神经元，女性有更多的神经连接）。的确，珍妮特·希伯利·海德（Hyde， 2005）通过对46项元分析（每一次统计分析都基于几十项研究）的检验发现，大多数研究变量的相同结果是性别相似。“异性”实际上与你几乎是相同的性别。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男人和女人除了一些生理特征以外，其本质完全相同？而且这些生理特征只在特定场合才有意义。事实上，男女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并引发了许多相关研究。
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差异总会引发人们的兴趣。与男性相比，女性平均：
● 脂肪含量高出70%，肌肉含量少40%，身高矮13厘米，体重轻18千克；
● 对味觉和声音更为敏感；
● 患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几率是男性的两倍。而与女性相比，男性平均：
● 进入青春期时间更晚（约晚两年），但是死亡时间较早（世界普遍早4年）；
● 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病发率高出女性3倍，自杀率是女性的5倍，死于电击的人数是女性的6倍；
● 转动自己耳朵的能力更强。
20世纪70年代，很多学者担心研究这类性别差异会强化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差异会被解释成女性的缺陷吗？尽管这些研究结果证实了一些原有的女性刻板印象——如更少攻击性，更为关心他人，对社会关系更敏感——这些正是女性主义者与绝大多数人所欣赏的特性（Prentice & Carranza，2002；Swim，1994）。因而，许多人在评价他们的信念和感受时认为“女人”比“男人”更受欢迎就不足为奇了（Eagly， 1994；Haddock & Zanna， 1994）。
性别差异性
接下来我们比较一下两性在社会关系、支配性、攻击性和性特征等方面的异同。介绍了这些区别后，我们再思考如何用进化和文化的观点进行解释。性别差异是否反映了自然选择？抑或是文化建构的，即两性通常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处情境的反映？还是说基因和文化共同造成了这种性别差异？
独立性与联系性
男性在残酷竞争和养育关爱等见解和行为上存在个体差异，女性也一样。心理学家南希·霍多罗夫等人并未否认上述观点（Chodorow， 1978， 1989；Miller，1986；Gilligan & others， 1982， 1990），但是他们提出，女性比男性更重视亲密关系。
游戏
埃莉诺·麦科比（Maccoby， 2002）经过数十年对性别的发展研究发现，与男孩相比，女孩之间的谈话更加亲密，而且游戏也更少具有攻击性。女孩更偏向于在小群体中开展游戏，往往与一个朋友交谈，而男孩则更常进行大群体的活动（Rose & Rudolph， 2006）。由于他们各自和同性别的人交往，所以男女之间的差异就会逐渐显现出来。
友谊
对成年人而言，个人主义文化的女性更经常用人际关系的词汇来描述自己，更乐于接受别人的帮助，体验到更多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情感，并努力使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更加协调（Addis & Mahalik， 2003；Gabriel & Gardner， 1999；Tamres & others， 2002；Watkins & others， 1998， 2003）。男性谈话往往关注任务以及与大群体的关系，而女性则更多关注个人关系（Tannen， 1990）。打电话时，女性和朋友的聊天时间更长（Smoreda & Licoppe， 2000）。在电脑面前，女性花费更多的时间发送电子邮件以表达情感（Crabtree， 2002；Thomson & Murachver， 2001）。在群体中，女性之间会相互分享她们各自的生活，为他人提供更多的支持（Dindia & Allen， 1992；Eagly， 1987）。面临压力时，男性倾向于以“战或逃”来回应，通常以反抗来应对威胁。谢利·泰勒（Taylor， 2002）指出，几乎在所有的研究中，遭遇压力的女人更需要他人的照顾和帮助，她们向家人和朋友寻求支持。在大学新生中，10个男生中有5个认为“帮助有困难的人非常重要”，而女生每10个里面有7个人具有同样的想法（Sax & others， 2002）。
职业
费利西亚·普拉图及其同事（Pratto & others， 1997）报告说，总体上，男性总是会被那些增强性别不平等的工作所吸引（检察官、广告策划人等）；女性则被那些减少性别不平等的工作所吸引（公设辩护人、慈善工作的宣传者）。对64万人工作偏好的研究发现，男性更看重报酬、晋升、挑战和权力，而女性则更看重工作时长、私人关系和助人机会（Konrad & others， 2000；Pinker， 2008）。确实，在北美大部分看护职业（如社工、教师、护士）的从业者中，女性比男性更多。而在世界范围内，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职业兴趣更多地指向人而非物（Lippa，2008a）。
家庭关系
拥有母亲、女儿、姐妹或祖母身份的女性可以很好地维系家庭（Rossi & Rossi， 1990）。女性会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和老人（Eagly & Crowley， 1986）。女性用在购买礼物和贺卡的时间是男性的3倍，用2~4倍的时间处理私人信件，并且给朋友和家人打长途电话的次数要多10%~20%（Putnam， 2000）。当要求提供用于描绘自己的照片时，女性提供的照片更多地包含了父母和其他人（Clancy & Dollinger， 1993）。尤其对于女性来说，相互支持的感觉对于婚姻满意度极为重要（Acitelli & Antonucci， 1994）。
同理心
接受调查时，女性更倾向于将自己描述为具有“同理心”（empathy，也译作“共情”），即能够感受他人的感觉——为他人的喜悦而高兴，为他人的悲伤而哭泣。尽管在实验室条件下，同理心的性别差异并不那么显著，但它的确存在。在观看幻灯片或者听完故事以后，女孩会有更多的同理心反应（Hunt， 1990）。在实验室或实际生活沮丧的情境下，女性比男性更可能为他人遭受相似的经历而表现出同理心（Batson & others， 1996）。看到别人因犯错而痛苦，女性与同理心相关的脑区会显著激活，但是男性不会（Singer & others， 2006）。女性更容易哭泣，也更多地报告因为他人的悲伤而难过（Eisenberg & Lennon， 1983）。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12%的美国男性和43%的美国女性报告说因为伊拉克战争而哭泣（Gallup，2003）。
所有这些差异都有助于解释：与和男性的友谊相比，男女两性都认为与女性的友谊更加亲密、愉悦并且更易维持（Rubin， 1985；Sapadin， 1988）。当你需要别人共情和理解时，会向谁寻求帮助？两性都倾向于向女性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
对两性同理心差异的一种解释是，女性解读他人情绪的能力更强。朱迪思·霍尔（Hall， 1984）对125项考察两性对非言语线索敏感度的研究进行分析发现，总体而言，女性更善于解码他人的情绪线索。例如，呈现一段2秒钟的无声影片，画面是一位悲伤女性的面孔，女性能更准确地猜出她究竟是在批评别人，还是在谈论她的离婚事件。马斯特和霍尔（Mast & Hall， 2006）报告说，女性回忆他人外貌的能力也显著优于男性。
最后，霍尔认为女性更擅长以非言语的方式表达情绪。根据科茨和费尔德曼（Coats & Feldman， 1996）的报告，这一特点在表达积极情绪时尤为明显。研究者找到一些志愿者，让他们谈论令自己感到快乐、悲伤和生气的情境，并录下来。之后，研究者给实验参与者呈现5秒钟的静音录像，让他们猜测讲述者的心情。结果发现，在快乐情境中，参与者对女性情绪的推测更加准确。相反，男性在表达愤怒时似乎更加出色。
社会支配性
想象一下有这样两个人：一个“大胆、独裁、粗心、强势、坚强、独立和强壮”，而另一个“温柔、依赖、天真、感性、服从和弱小”。如果你觉得前者更像男人，而后者更像女人，那么按照约翰·威廉斯和德博拉·贝斯特（Williams & Best，1990a， p.15）所讲，你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从亚洲到非洲，从欧洲到澳洲，人们对男人的评价离不开强势、进取和攻击等描述。而且，对70个国家近80 000人的研究表明：男人比女人更为重视权力和成就（Schwartz & Rubel， 2005）。
这些观点、期望与事实是相符合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男性都处于统治地位。而在已知的社会中，女性通常很难居于统治地位（Pratto， 1996）。我们将看到，不同文化中性别差异的变化极大，不过在许多工业化国家，随着女性担任更多的管理和领导岗位，性别差异正在逐渐减小。但是我们还需看到：
● 2008年，在全世界所有的立法委员中，女性只占18%（IPU， 2008）。
● 男性比女性更关心社会统治问题，更可能支持保守的政治候选人和维持男女不平等的措施（Eagly & others， 2004；Sidanius & Pratto， 1999）。2005年，美国男性对死刑和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比女性高得多（Gallup， 2005；Newport， 2007a）。
● 陪审团成员中男性大约占一半，但在选举的陪审团领袖中男性却占到90%，并且大部分实验室小组的负责人也都是男性（Colarelli & others， 2006；Davis & Gilbert， 1989；Kerr & others， 1982）。
因为男性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最先发出约会邀请、负责驾车和买单的人也多为男性（Laner & Ventrone， 1998， 2000）。
男性交流的方式可以加强他们的社会权力。在领导角色并未清晰界定的情境下，男性倾向于采取专断的领导方式，而女性则倾向于采取民主的领导方式（Eagly & Carli， 2007）。在领导角色中，男性擅长指示性和专注于任务的领导角色，而女性则擅长变革型的领导角色——采用灵活的社交技巧建立团队精神，这种领导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组织欢迎。男性比女性更强调胜利、领先以及控制他人（Sidanius & others， 1994）。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相比于群体内冲突，群体间竞争（如国际战争）发生时人们更偏好男性领导者（Van Vugt & Spisak， 2008）。
男性也更爱冒险（Byrnes & others， 1999）。一项对35 000个股票经纪账户的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自负”，所以他们比女人的交易额多出45%（Barber & Odean， 2001）。因为交易有成本，也因为男人的交易更多地失败，所以他们对股市造成了2.65%的股价损失，而女性造成的损失为1.72%。男性交易员更喜欢冒险，因此收益也更少。
在写作方面，女性更多使用联系性介词（比如with）以及现在时态，更少使用数量性名词，更频繁使用现在时态。一个根据词汇使用和句型结构来判断性别的程序成功识别出920本英国小说及非文学作品中作者的性别，其准确率高达80%（Koppel & others， 2002）。
男性谈话的方式可以反映出他们对独立的关注，而女性更重视关系。男性更可能表现出权力欲——自信地谈话、直接打断他人、相互握手、更多地注视对方以及较少微笑（Leaper & Ayres， 2007）。从女性角度考虑，她们更多采用间接方式影响他人——较少打断他人、更敏感、更礼貌、更谦虚。
那么是否可以断言（就像20世纪90年代一本畅销书的名字一样）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呢？事实上，如同凯·杜克斯和玛丽安娜·拉弗朗斯（Deaux & LaFrance， 1998）提到的那样，男女之间不同的交谈方式可能与社会背景有关。我们赋予男性的大多数特征往往是属于那些处于更高社会地位的人的特性（不论男女）（Hall & others， 2006）。例如，学生在和教授谈话时会比他们与同龄人谈话时更频繁地点头（Helweg-Larsen & others， 2004）。男人——以及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在谈话时通常声音较大而且更容易打断他人（Hall & others， 2005）。此外，个体还存在差异：有些男性总是犹豫不决和恭敬顺从，而有些女性则相对自信而且专断。很显然，认为男性和女性来自不同行星的说法太过于简单化了。
攻击性
心理学家把攻击性（aggression）定义为意图伤害他人的行为。在全世界，捕猎、打斗和战争等主要是男性从事的活动（Wood & Eagly， 2007）。调查显示，男性承认自己比女性有更多的攻击行为。在实验中，男性确实表现出更多的身体攻击，比如实施（自以为真的）高强度电击（Knight & others， 1996）。在加拿大，因谋杀而拘捕的男女比例为9:1（Statistics Canada， 2010）。在美国，92%的囚犯是男性，男女比例超过9:1（FBI， 2009）。几乎所有自杀式的恐怖分子都是年轻男子（Kruglanski & Golec de Zavala， 2005）。几乎所有死于战场上的人和死刑犯也是如此。
但是，性别差异会随着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在挑衅情境下，男女性别差异会大大缩小（Bettencourt & Kernahan， 1997；Richardson， 2005）。而且在一些伤害性较小的攻击形式中，比如说扇家人耳光、摔东西或者言语攻击等，女性的攻击行为并不比男性少（Bjorkqvist， 1994；White & Kowalski， 1994）。确实，约翰·阿彻（Archer， 2000， 2004， 2007）根据数十项研究的统计分析指出，女性似乎会发起更多的间接攻击行为，例如散布恶意的流言。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处于哪个年龄阶段，男性都会更多地进行身体攻击，伤害他人。
性特征
在性态度和主张方面，也存在性别差异。尽管面对性刺激时，两性在生理和主观反应上“大同小异”（Griffitt， 1987），但是，请思考：
● “我可以想象自己正愉悦地享受与不同伴侣的‘随意’性关系。”澳大利亚的一项调查显示，48%的男性和12%的女性对此表示同意（Bailey & others，2000）。对48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不同文化对性放纵的容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芬兰人的态度比较开放，支持乱交，而中国台湾人则相对忠贞，支持一夫一妻制（Schmitt， 2005）。但在所研究的48个国家和地区中，男性比女性对性放纵表现出了更高的欲望。同样，BBC调查了53个国家的20多万人，发现各地的男性都更强烈地同意“我有很强的性冲动”这种说法（Lippa，2008b）。
● 美国教育委员会近来调查了25万名大一新生，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对于下面这一观点，“如果两个人真的彼此喜欢，那就可以发生性关系，即使他们认识的时间很短暂。”58%的男生表示赞成，而只有34%的女生表示赞成（Pryor & others， 2005）。
● 在一项调查中，随机抽取3 400名年龄在18~59岁之间的美国人， 48%的女性和25%的男性认为情感是他们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原因。在对性生活频率问题的回答上，19%的女性和54%的男性回答“每天”或者“一天几次”（Laumann & others， 1994）。类似地，加拿大人有11%的女性和46%的男性也会回答“一天几次”（Fischstein & others， 2007）。
两性在性态度上的差异还反映在行为层面上。跨文化心理学家马修·西格尔及其同事（Segall & others， 1990， p.244）报告说：“世界各地，几乎无一例外，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发起性活动。”
与女同性恋相比，男同性恋报告，对随意的性关系更感兴趣，性爱频率更高，对视觉刺激的反应更强烈，更关心伴侣的性魅力（Bailey & others， 1994；Peplau & Fingerhut， 2007；Schmitt， 2007）。女同性恋中有47%的人会结婚，而这几乎是男同性恋的两倍（24%）（Doyle， 2005）。佛蒙特州的同性结合和马萨诸塞州的同性婚姻中，三分之二都是女性情侣（Belluck，2008；Rothblum，2007）。史蒂文·平克（Pinker， 1997）观察说：“并不是说男同性恋性爱次数更多，他们只是表现了正常男性的性需求，只不过对象也是男人罢了。”
确实，鲍迈斯特和凯塞琳·沃斯（Baumeister & Vohs， 2004；Baumeister & others， 2001）观察发现，男性不仅有更多的性幻想，性态度也更开放，会寻找更多的性伴侣，也更容易引发性唤醒，渴望更频繁的性生活，手淫次数更多，更不擅于独身生活，更少拒绝性爱，更容易冒险，花费更多的资源以便满足性需求，且更偏爱形式各异的性行为。一项研究询问了来自52个国家的16 288人，要求他们回答在未来一个月，他们渴望多少名性伴侣。结果发现，在单身人群中，29%的男性和6%的女性报告说渴望一个以上的性伴侣（Schmitt， 2003， 2005）。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结果一样（29%的男同性恋和6%的女同性恋渴望一个以上的性伴侣）。
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Symons， 1979， p.253）指出，“在世界各地，性都被理解为女性拥有而男性渴望的事物。”难怪鲍迈斯特和沃斯说，各地的文化都更重视女性而非男性的性行为，正如卖淫与求爱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不对称。男人一般提供金钱、礼物、赞美和承诺，含蓄地换取女性的性顺从。他们注意到，在人类的性经济中，女性很少为性买单。就像工会反对“不罢工的工人”一样，他们认为这种人会损害他们自身劳动的价值。大多数女性都会反对其他女人提供“廉价的性”，这会降低她们自身性行为的价值。在185个国家中，男人越少，少女怀孕率就越高——因为男人稀缺时，“女人们会以低价提供性的方式相互竞争以获得男性的许诺”（Barber，2000；Baumeister & Vohs，2004）。当女人缺少时（如中国和印度），女性性行为的市场价值就会上涨，她们会要求更高的求婚承诺。
性幻想也存在性别差异（Ellis & Symons， 1990）。在以男性为受众的色情作品中，女性通常未婚且充满欲望；以女性为主要市场的爱情小说中，温柔的男主角总是会全身心地爱自己的心上人。看来并非只有社会学家才注意到这种性别差异。幽默评论家戴夫·巴里（Barry， 1995）观察说：“女人们可以为一部长达4个小时的电影而着迷，尽管整个情节就是一男一女向往发展出一段恋情，但最终却没有什么结果。而男人极其憎恨这样的事情。男人的向往一般只能持续45秒，而后就希望大家脱衣服，然后再来一场汽车追逐的戏。一部名为《飞车中的裸身男女》的影片会很吸引男人。”
进化与性别：与生俱来的行为
“你认为造成男女两性不同人格、兴趣和能力的原因是什么？”这是盖洛普公司（Gallup， 1990）在一项全美调查中的一个问题。“这主要是由两性不同的养育方式还是由其生理差异造成的？” 99%的人回答了这一问题（显然没人质疑该问题的假设），其中选择后天教养和生理差异的人各占一半。
两性的确存在某些突出的生物性差异。男性天生有发达的肌肉以便狩猎，而女性天生有哺乳的能力。这种生物意义上的差异是否仅仅局限于生殖和运动系统呢？还是男女两性的基因、荷尔蒙以及脑机制的差异导致了上述的行为差异？
性别与择偶偏好
意识到两性在攻击性、支配性和性特征的差异在全世界都持续存在，进化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里克（Kenrick， 1987）认为，“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种群进化的历史，毫无疑问，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些差异受到这段历史的影响。”进化心理学家预测，如果两性面对的是完全相同的适应性挑战，那么两性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差异（Buss， 1995b）。两性都通过分泌汗液调节体温，在口味上都偏好有营养的食物，皮肤磨损时都会起老茧。但是进化心理学家同时预言，两性在约会、婚配以及繁殖行为等方面存在差异。
比如，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男性在性活动中更高的主动性。正常的男性一生会产生亿万个精子，所以相比于卵子，精子要廉价很多（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在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你会产生1 000多个精子）。而且，女性孕育受精卵时，男性还可以与其他女性性交来增加自己基因传播的机会。生一个孩子，女人分娩需要用9个月，而男人可能只需要9秒。
因此，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女性会在意男性拥有的资源与做出的承诺，从而谨慎地选择繁殖机会。男性则会与其他男性竞争以获得传播基因的机会，因此男性寻找的是能够播种的肥沃土壤。女性寻求的则是那些能帮助她们整理花园的男人——资源丰富且感情专一的父亲，而不是那些朝三暮四的花花公子。女性择偶精挑细选，而男性择偶则贪多务得。至少理论上是这样。
此外，进化心理学家提出，在身体机能方面处于优势的男性总是很擅长接近女性。因为攻击性较弱的男性繁衍的几率较低，所以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增强了男性的攻击性和支配性。那些使蒙特祖玛二世成为阿兹台克国王的基因特性很自然地通过他的4 000个女人遗传给了他的后代（Wright， 1998）。如果我们的女性祖先能通过理解自己孩子和求婚者的情绪而获得益处的话，那么自然选择就会同样赋予女性理解情感的能力。在所有这些假设之下的原则是：自然会选择那些有助于基因遗传的特性。
这些过程几乎都是无意识的。很少有人会在痛苦中停下来思考，“我要把我的基因遗传给后代。”相反，像进化心理学家说的那样，我们天生渴望那种能增加基因遗传性的生活。情绪负责执行这种进化机制，就像饥饿促使人体摄取营养物质那样。
进化心理学家预测男性会努力为女性提供她们所需的外界资源和身体保护。雄孔雀会炫耀它们的羽毛，男人也会展示他们的财富。在一个实验中，如果一位年轻的男性和一位年轻的女性单独在房间里，他会把“拥有很多金钱”看得更加重要（Roney， 2003）。格伦·威尔逊（Wilson， 1994）认为“男性的成就最终会变成求爱的本钱”。女性可能会隆胸、去皱、抽脂，以满足男性所需的年轻、健康的外表（暗示着可受孕）。
巴斯和艾伦·范戈尔德（Buss， 1994a；Feingold， 1992a）确信女性和男性的择偶偏好可以证实上述假设。从澳大利亚到赞比亚，对37种文化进行的研究显示，生殖力旺盛的女性外表（如年轻的脸孔）对男性更加富有吸引力。而女性则被那些富有、强势和自信的男性所吸引，因为这表示男性有足够的资源保护和抚养后代。男性对女性外表的兴趣使他们成为世界上色情作品的主要消费者。但两性同样也存在相似性：不论是定居在印度尼西亚群岛还是圣保罗的市郊，男女都渴望友善、爱情和双方的相互吸引。
基于这些发现，巴斯（Buss， 1999）报告说对此感到有点意外：“世界各地的男女在择偶偏好上的差异如此精确地符合进化学派的预测。就像我们对蛇、高度和蜘蛛的恐惧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窗，以了解进化过程中先祖们遭遇的生存危机一样，我们的择偶偏好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窗，以洞察祖先繁衍必需的一些资源。成功生存并繁衍的祖先所具有的偏好，一直延续到我们所有人。”
对进化心理学的反思
并非刻意驳斥自然选择（自然对身体和行为特征的选择确实增加了基因生存概率），批评者指出进化解释可能存在问题。进化心理学家有时会从某种结果（比如两性发起性行为的差异）出发，从结果倒推到行为从而提出某种解释，这种方法是倒推的机能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心理学的主流理论。“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行为？因为那样的行为具备这样的功能。”你可能会发现，无论进化论还是机能主义都只是事后推测。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和费尔德曼（Ehrlich & Feldman，2003）指出，如果采用这样的事后推测，进化论理论家几乎从不会犯错。当今的进化心理学家如同过去的弗洛伊德心理学派一般，批评者如此评述：不论发生什么，任何理论都可以进行修正更新。
防止事后推测偏差的方法是假设事件的其他发展方式。我们不妨想想，女性如果比男性更加强壮而且更富有攻击性。有些人会解释说：“当然啦，这样可以保护她们的孩子。”如果男性从来没有过婚外情，我们是否就很难发现这种忠诚背后的进化智慧呢？因为养育后代远比播种受精重要，所以，如果男女共同投入来养育孩子的话，那么双方都会受益。那些对伴侣和后代忠诚的男性会更容易确保后代的生存以成功地传递基因。一夫一妻制有助于增强男性对父系后裔的确定。（事实上，对于那些后代需要大量养育投入的人类和其他物种来说，它们为什么倾向于配对生活并实行一夫一妻制？进化学派基于倒推法提供了解释。）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批评他们的理论基于事后推测“完全错了”。他们认为，事后推测在文化解释中的作用并不小：为什么男女会有差异？因为文化塑造了他们的行为！当人们的角色随着时间和地点有所变化时，“文化”更多地是在描述那些角色而不是解释它们。而且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他们的学说远远超越了事后推测，是一门利用动物行为数据、跨文化观察，以及激素、基因研究来检验进化学假设的实证性科学。与很多学科一样，观察激发理论进而产生可以检验的新预测。这些预测不但可以使我们对未注意到的现象有所警觉，而且可以证实、反驳或是修正理论。
进化心理学的批评者承认进化确实有助于解释我们人类的异同之处（一定程度的多样性有利于生存）。但是他们强调仅凭人类共同的进化传统无法预测人类婚姻模式中的文化变异（从一夫一妻到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以及交换夫妻的行为），而且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文化能够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自然赋予我们最重要的特征似乎就是适应能力——学习和改变，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其实是文化在塑造我们。
性别与荷尔蒙
如果基因预先设定了与性别有关的特性，它们肯定会通过影响我们的身体来表现这一点。在男性胚胎中，影响睾丸形成的基因会指导分泌睾丸素——影响他们雄性体征的男性荷尔蒙。研究发现，在胚胎形成时期接受了更多睾丸素的女孩长大后会比其他女孩表现出更多男子气（Hines， 2004）。另外，有一些研究跟踪了那些没有男性生殖器而被当作女孩子抚养的男孩（Reiner & Gearhart， 2004），大人虽然像女孩子一样打扮和对待他们，但是多数人最终还是会参与典型的男性游戏，并且认同自己的男性性别，而且通常没有情绪上的痛苦。
攻击行为的性别差异似乎受睾丸素的影响。给动物注射睾丸素会增加其攻击行为。有着极端暴力倾向的男罪犯体内往往有很高的睾丸素含量，国家橄榄球联队的运动员和狂欢兄弟会的成员也同样如此（Dabbs， 2000）。此外，人类和猴子攻击行为的两性差异在生命早期就表现出来了（在文化发生影响之前），并且在成年后随着睾丸素水平的下降而趋于消失。当然这些证据都不是结论性的。总体来讲，这些证据让许多学者相信性激素确实有影响。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文化同样也是如此。
文化与性别
正如前面所述，文化是由大型群体共同拥有并能代代相传的一切事物——思想、态度、行为和传统。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对观念的塑造力，比如男女两性的适当行为。而且人们违反社会期望时就会遭到文化的谴责（Kite， 2001）。在各个国家，女孩会花更多的时间做家务和帮助照顾孩子，而男孩则把时间花在自由自在地玩游戏上（Edwards， 1991）。即使在当代北美的双职工家庭中，也是男性完成家里大部分的修理工作，而女性负责照看孩子（Bianchi & others， 2000；Fisher & others， 2007）。这些对男女的行为期望界定了性别角色（gender role）。
那么，究竟是文化建构了这些性别角色，还是性别角色只是反映了男女的自然行为倾向？不同文化和时代的性别角色差异表明，文化确实会影响性别角色的建构。
因文化和时代而异的性别角色
尽管性别角色存在不平等，但是全球大多数的人们还是期望看到男女角色更加平等。夫妇两人一起工作、共同照顾孩子，或者丈夫外出工作而妻子呆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种生活哪一种更令人满意？这是皮尔全球态度调查（Pew， 2003）向38 000人提出的一个问题。44个国家中有41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选择第一个答案。
但是国家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埃及人反对世界多数派观点的比例是2:1，而越南人赞成的比例则高达11:1。世界经济论坛在2008年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2008）中指出，挪威、芬兰和瑞典男女平等程度最高，而沙特阿拉伯、乍得和也门最低。即使在工业化国家，妇女的地位也有很大差异。日本和德国的管理岗位中女性只占1/10，而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管理岗位上，女性比例则接近1/2（ILO， 1997；Wallace， 2000）。在北美，大多数的医生和牙医都是男性；在俄罗斯，大多数的医生是女性；而丹麦大多数的牙医是女性。
在刚刚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历史长河中的一小页——性别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38年，只有1/5的美国人支持“已婚女性可以去工作挣钱，即使她的丈夫有能力养家糊口。”到1996年，4/5的人都赞成这种观点（Niemi & others，1989；NORC， 1996）。1967年，美国57%的大学新生赞同“已婚妇女的活动应该限制在家庭范围内。”而到2005年，只有20%的人同意这一观点（Astin & others， 1987；Pryor & others， 2005）。（随着文化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些问题不会再出现在调查问卷上了。）
这一态度的转变伴随着行为的变化。1965年，哈佛商学院还从未给女性颁发过学位；到20世纪末，30%的毕业生都是女性。从1960年到2005年，美国医学院的毕业生中女性比例由6%上升到50%，法学院则从3%上升到50%（AMA，2004；Hunt， 2000；Richardson， 2005）。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已婚妇女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是她们丈夫的7倍；而到90年代中期，该比例下降到了2倍（Bianchi & others， 2000；Fisher & others， 2007）。
从摩洛哥到瑞典，女性在国会中的席位在逐渐增加，这说明了不同文化下男女性别角色的变化（Inglehart & Welzel， 2005；IPU， 2008）。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有这么大的跨文化变化，说明进化和生物性并不能固化性别角色，时间对性别角色也会有影响。
结语：生物因素与文化因素
我们不必把进化和文化看作对立面。文化规范对我们的态度和行为有着微妙而强大的影响，但是它并不能独立于生物因素而起作用。所有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归根结底仍然是生物因素。如果他人的期望能影响我们，那这其实也是我们生物程序的一部分。此外，我们人类生物遗传所能启动的过程，文化都能使之得以增强。如果基因和激素预先设定男性比女性更加具有攻击性，那么文化会借助社会规范期望男性坚强刚毅而女性温柔友善来增大这种差异。
生物和文化因素也存在交互作用（interaction）。遗传科学的进展表明，经验能利用基因促进大脑的发育过程（Quarts & Sejnowski， 2002）：环境刺激能激活基因制造新的脑细胞以分化感受器。视觉经验能激活基因发展大脑视觉区，父母的爱抚能激活基因帮助后代应对未来的压力事件。基因并非一成不变，它会根据我们的经验适应性地做出反应。
如果生物特性会影响环境反应，生物因素和经验因素就会相互作用。男性身高比女性高8%，肌肉为女性的2倍，因此他们的人生经历必然不同于女性。人类是否存在这样一条非常严格的文化规范：男性应该比他们的女性伴侣高。在一项美国的研究中，720对已婚配偶中只有一对不符合上述规范（Gillis & Avis，1980）。依据事后之见，我们可以推测心理学的解释：也许身高优势有利于男性延续他们超越女性的社会权力。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推测这一社会规范背后的进化意义：如果人们偏好相同身高的伴侣，那么高大的男性和矮小的女性就可能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了。既然如此，进化导致男性比女性更高，而文化也做出类似的规定。所以选择伴侣时的身高规范很可能就是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图13-1
社会行为性别差异的社会角色理论。各种影响因素（包括童年经历等）使得男女两性具有不同的角色。正是对这些不同角色的期望和信念影响了男女两性的行为。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Eagly (1987) and Eagly & Wood (1991).
艾利丝·伊格利和温迪·伍德（Eagly & Wood， 1999；Wood & Eagly， 1987）提出了生物因素与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理论（图13-1）。他们认为存在许多因素，包括生物影响和儿童期社会化，导致了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分工。成年以后，直接影响社会行为性别差异的是社会角色，此种角色反映了两性的劳动分工。男性由于生理上天赋的力量和速度，更适合需要体能的社会角色。而女性由于先天的分娩和哺乳能力，更适合抚育者的社会角色。于是男女两性就会各自倾向于表现那些符合角色期望的行为，并相应地塑造自己的技能和信念。因而天性和教养构成了一张“彼此交织的网”。随着角色分配变得更为平等，伊格利预测性别差异“将会逐渐缩小”。
模块14 好人是如何变坏的
你一定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当一场辩论赛或音乐会结束时，前排的粉丝们起立鼓掌。接着，紧邻粉丝后面的赞赏者也起立鼓掌。现在，起立鼓掌的浪潮波及到了后面较冷静的观众，他们也从舒适的椅子上站起来，给予了礼节性的喝彩。可是，你还想坐着（“这位演讲者根本就不代表我的观点”）。但是，当起立鼓掌的浪潮扫过时，你还会独自坐着吗？成为少数与众不同者，真的很不容易。除非你真的非常厌恶刚才听到的内容，不然你很可能会随着人群起立，至少短暂地应付一下。
研究从众（conformity）的心理学家们构建出微型的社会情境，即实验室微观文化，这种微观文化简化并模拟我们日常生活中社会影响的重要特征。让我们先来关注两组经典的实验。每一组实验都提供了一种研究从众的方法以及某些惊人的发现。
阿什的从众研究
所罗门·阿什（Asch， 1907~1996）回忆起他少年时代参加传统的犹太教传统的逾越节家宴情形：
我问坐在身旁的叔叔为什么要开着门。他回答说：“先知以利亚今晚会造访每个犹太家庭，从特意为他准备的杯子里呷一口葡萄酒。”
我对此感到很惊讶，又问：“他真的会来吗？他真的会呷一口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