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1925]）
杨韶刚 高申春 译
彭运石 校
杨韶刚 修订
按语
本书是弗洛伊德一部后期的代表作，是对压抑与焦虑及心理防御机制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论著。通过对恐怖症、强迫性神经症和转换性癔症等病理现象的分析，通过对外部症状与内部自我、本我和超我现实关系的阐释，弗洛伊德揭示了焦虑的性质、类别、表现形式及其与出生创伤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自我的各种意识功能，尤其是自我防御机制，如压抑作用、反向作用、抵消作用、隔离作用等在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心理活动中的作用；阐明了“压抑”与“防御”两个基本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它们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本书对深入理解弗洛伊德学说的基本观点有重要学术价值。
英文版编者导言
本译文是对1936年伦敦出版的译本进行大量修改后而来。
我们从厄内斯特·琼斯那里获悉，本书写于1925年7月，同年12月修订，翌年2月第三个星期出版。
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涉及范围很广。有迹象表明，弗洛伊德发现，要使这项研究统一为一个整体格外困难。例如，可以这样说，同一个主题常常以非常类似的术语在不止一种观点中进行讨论，这使得弗洛伊德感到有必要在“补遗”中，甚至在本书的实际题目中对许多不同的问题加以整理。但是——尽管抵抗的不同类别，压抑与防御之间的区别，以及焦虑、痛苦和悲哀之间的关系是一些如此重要的枝节问题——焦虑问题确实是本文的主要论题。只要浏览一下附录二中所列的表，就足以看出弗洛伊德在其心理学研究中自始至终是怎样频繁地提出焦虑这个主题的。尽管在该主题的某些方面他的观点几乎没有改变，但在另一些方面，正如他在这些文章中告诉我们的，其观点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追溯一下其中两三个较重要的问题发生这些变化的历史，尽管只是粗略的追溯，或许都是很有趣的。
一、焦虑是转换的力比多
在研究“现实的”神经症的过程中，弗洛伊德第一次发现了焦虑问题，他最早对此所做的讨论，可在他的第一篇关于《焦虑性神经症》（1895b）的论文中发现。在关于这个主题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到，这个备忘录是他稍早些时候，或许在1894年夏天寄给弗利斯的。那时他仍然主要是受其神经症学研究的影响，他竭力想要以物理学的术语来表述心理学资料。这突出表现在他继费希纳之后把“恒定性原则”（principle of constancy）作为一个基本公设，根据这个原则，神经系统中有一种要把其中所表现的一定数量的兴奋进行还原或至少保持恒定的内在倾向。因此，当他在临床上发现，在焦虑性神经症中人们总是能够发现性紧张释放的某些障碍时，他很自然地得出结论：积聚的兴奋正以转换了形式的焦虑寻找其出路。他把这个过程视为没有任何心理学决定因素的物理过程。
在恐怖症或强迫性神经症中，由于心理事件的出现是不可能排除的，焦虑（anxiety）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况。但是，尽管有焦虑出现，解释却是一样的。在这些情况下——在精神神经症中——之所以出现未被释放的兴奋的积累，是有其心理学原因的：这就是压抑。但是，此后所发生的情况和在“现实的”神经症中的情况是一样的：累积的兴奋（或力比多）被直接转换成焦虑。
引用一些原话将说明弗洛伊德多么忠实地坚持这个观点。在前面所提到的1894年的草稿E中，他写道：“焦虑起源于累加的紧张。”在《释梦》（1900a）中他写道：“焦虑是一种力比多冲动，其根源是在潜意识中，而且是受前意识抑制的。”（标准版，第4卷，第337～338页）在《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a）中，他写道：“焦虑梦中的焦虑，和神经症性焦虑一样，一般地说……是通过压抑过程而在力比多中产生的。”（标准版，第9卷，第60～61页）在关于《压抑》（1915d）这篇心理玄学论文中写道：“经过压抑之后，大量的（本能冲动——即它的能量）并没有消失，而是被转换成了焦虑。”（标准版，第14卷，第155页）最后，迟至1920年，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第4版的一个脚注中补充说：“精神分析研究的最重要结果之一是发现，神经症焦虑起源于力比多，它是力比多的一种转换，因此，焦虑与力比多的关系非常类似于醋与葡萄酒的关系。”（标准版，第7卷，第224页）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很早期阶段弗洛伊德似乎对这个主题深表怀疑。在1897年11月14日写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75），他说，这封信和他所写的其他东西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因此，我已经决定，从今以后要把引起力比多的东西和引起焦虑的东西视为不同的因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这种仅存的宣布对这种理论的放弃。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中，弗洛伊德放弃了他保持了如此长久的这种理论。他不再把焦虑视为转换了的力比多，而是看作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对危险情境做出的反应。但是，即使在这里，他仍然认为，在焦虑性神经症中，“在产生焦虑时得到释放的东西，很可能正是未加以利用的力比多的剩余物。”这种旧理论的最后遗迹直到几年以后才被放弃。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2讲快要结束焦虑的讨论时，他写道，在焦虑性神经症中，焦虑的出现也是对创伤情境的一种反应，“我们将不再认为在这些情况下转变成为焦虑的正是力比多本身。”
二、现实性焦虑和神经症焦虑
尽管弗洛伊德在理论上认为，神经症焦虑（neurotic anxiety）只是被转换了的力比多，但他从一开始就极力主张，在分别由外部危险和本能危险而引起的两种焦虑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在第一篇《焦虑性神经症》（1895b）论文中，他写道：“如果心灵感到，它并不适合通过某种恰当的反应对付一个来自外界的任务（一种危险），那么，它就会被焦虑作用所压倒。在神经症中如果心灵注意到它不能减轻从内部引起的某种（性的）兴奋，那么，它就会被焦虑所压倒。于是，它的行为表现看上去好像是在向外部投射这种兴奋。情感（正常焦虑）和相应的神经症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着：前者是对一种外源性兴奋的反应，而后者则是对一种类似的内源性兴奋的反应。”
这种观点，特别是和恐怖症有关的观点，后来在弗洛伊德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了更细致的阐述——例如，在《压抑》（1915d）和《论潜意识》（1915e）的心理玄学论文（标准版，第14卷，第155～157页和第182～184页）以及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5讲中。但是，只要坚持认为“现实的”神经症中的焦虑直接派生于力比多，就很难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的焦虑是相同的。只要放弃这种观点，并且承认自动性焦虑（automatic anxiety）和作为信号的焦虑之间有新的区别，那么，全部的情况便可弄明白了，不再有任何理由发现神经症焦虑和现实性焦虑（real anxiety）之间有一般的差别。
三、创伤性情境和危险性情境
把焦虑看作是对创伤的一种直接而自动的反应，以及把焦虑看作是接近这种创伤的危险的信号，尽管在稍早些时候的一些观点中曾提到这种区别，但只是在最后一章才确定下来，这就给本书增加了困难。《精神分析新论》第32讲的一个较新且简短的说明，或许较容易理解。
自动性焦虑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创伤性情境（traumatic situation）的出现。其实质是，自我在面对兴奋的积累时体验到一种无助感。无论兴奋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这种无助感都无法得到解决（第137页和第166页2593）。“作为一种信号”的焦虑是自我对已出现的创伤性情境的威胁所做出的反应。这种威胁构成了一种危险性情境（danger situation）。内部的危险随着生命期而变化，但它们却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说，它们包含着与被爱对象的分离或失去爱的对象，或者失去它的爱——这种失去或分离可以多种方式导致令人不满的欲望的累积，从而导致某种孱弱无助的境地。虽然弗洛伊德以前并没有把所有的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但它们各自都有一段漫长的早期历史。
在弗洛伊德最早期论焦虑的作品中，创伤性情境本身显然被视为累积的和未被释放的紧张状态的直接派生物。在这里提供的某些有关说明可能是1894年或1895年的引文。例如，在下面提到的，“遭受一种不会停止的痛苦，或者体验到一种不可能获得满足的本能需要的累积”可以比作是“由于释放遭到阻止而引起的……心理上的兴奋积累”，[摘自草稿E，弗洛伊德（1950a）]确实，在这个早期阶段累积的兴奋几乎总被视为力比多的，但并非完全一成不变。后来在同一篇文稿中，有一句话指出，焦虑可能是“另一种内源性刺激——朝向呼吸的刺激——的一种累积的感觉……因此，焦虑可以在累积的一般身体紧张方面得到利用”。另外，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弗洛伊德，1950a，第一部分第一节）中，弗洛伊德列举了引起要求释放的作为内源性刺激的主要需要——“饥饿、呼吸和性欲”，在后面的一段话中（第一部分第二节）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释放“要求外部世界要发生改变（例如，提供营养或亲近性对象）”。这一点“在早期阶段人类有机体是不可能达到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外界的帮助”，儿童通过尖声哭叫来引起这种帮助。在这里弗洛伊德还对“人类最初的孱弱无助”做了评论。同一本著作的第三部分第一节同样提到了必须“引起某个有帮助的人的注意”（这个人通常是一个渴望得到的对象），这是儿童渴望得到并感到忧伤的。这些段落似乎是对此处所描述的婴儿失去了他母亲的无助情境的一种早期暗示（第136～138页），——这种情境在《性学三论》（1905d）的脚注中做了明确说明。本书中弗洛伊德把处于黑暗中的儿童焦虑的原因解释为“由于失去了他所爱的某个人”（标准版，第7卷，第224页）。
但是，这却使我们提出了有关各种特殊危险的问题。这些危险在生命的不同时期易于加速形成某种创伤性情境。简要地说，这些危险有：出生、失去作为一种对象的母亲、失去阴茎、失去对象的爱、失去超我的爱。下一节探讨的是出生的问题，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早期所说的同母亲分离的重要性。阉割的危险及其破坏性无疑是所有这些危险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但是，值得回忆的是1923年《对“小汉斯”的分析》（1909b）中增补的一个脚注。在那里，弗洛伊德反对把“阉割情结”这个名称用于儿童必然会体验到的其他各种分离（标准版，第10卷，第8页注）。我们可以在这段话中看出关于焦虑概念的最早期的暗示，这是由于这里所凸现出来的分离造成的。只是在最近弗洛伊德才注意到2594，对失去被爱对象的爱的危险的强调和女性性欲的特点有明确的联系。最后，失去超我爱的危险把我们带回到长期以来就有争论的罪疚感问题，这只是在《自我与本我》（1923b）出版之前不久才得到重新说明的。
四、作为一种信号的焦虑
当用来指一般意义上的不快乐时，这个概念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很陈旧的概念。在他死后才出版的1895年撰写的《科学心理学设计》（弗洛伊德，1950a）第二部分第六节中，对自我限制产生痛苦体验的机制做了说明：“以这种方式释放不快乐仅限于数量方面，它一开始是自我的一种信号，使正常的防御得以施行。”同样，在《释梦》（1900a）中（标准版，第5卷，第602页）又指出，思维的目的“是反思想活动中情感的发展限制到最小程度，达到作为一种信号来活动的要求”。在《论潜意识》中（1915e，标准版，第14卷，第183页），这个观点已经应用于焦虑了。在讨论恐怖症中“替代性观念”（substitutive ideas）的出现时，弗洛伊德写道：“由于与替代性观念的联系，在这个外部结构的任何一点上的兴奋，均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焦虑的细微变化；此时它会被用作一种信号，以抑制……焦虑的进一步发展。”同样，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5讲中也有一两处把“焦虑期待”（anxious expectancy）状态描述为提供一种信号，以阻止严重焦虑的爆发。沿着这一方向，作为信号的焦虑这一概念没有多久在这些文章中得到了说明。或许可以说，在目前这本著作中，这个概念也是第一次作为“不快乐”的一种信号而引用进来的（第92页），只是后来才被看作“焦虑”的信号。
五、焦虑与出生
现在尚存的一个问题是，决定焦虑得以表现的形式是什么？弗洛伊德在其早期作品中就曾讨论过这一问题。最初（与他把焦虑视为转换的力比多的观点相一致），他把其症状的最引人注目之处——呼吸困难和心悸——视为交媾活动的一些成分，在缺乏释放兴奋的正常手段的情况下，这些成分以孤立的和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说明将在前面提到的关于弗利斯的论文的草稿E中找到，其日期很可能是1894年6月；在论焦虑性神经症的第一篇论文（1895b）的第三节末尾也可找到；在关于《对“杜拉”的分析》（1905e[1901]）中再度提及，在那里弗洛伊德写道：“几年以前我就认为，癔症和焦虑性神经症中出现的呼吸困难和心悸只是交媾活动的一些孤立的成分。”（标准版，第7卷，第80页）还不太清楚所有这一切怎样与弗洛伊德关于一般情绪表达的观点保持一致的。似乎可以肯定，这些观点归根结底得之于达尔文。在《癔症研究》（1895d）中，他两次引用达尔文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著（达尔文，1872）。在第二次他曾回忆说，达尔文教导我们，情绪的表达“是由最初具有某种意义并且服务于某种目的行动组成的”。（标准版，第2卷，第181页）在1909年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诞生之前的一次讨论中，琼斯在报告中谈起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每一种情感……都只不过是一个事件的记忆恢复。”很久以后，在《精神分析导论》第25讲中（1916～1917），弗洛伊德再次提到这种观点，并且表示他相信，情感的“核心”是“重复某种特别重要的体验”。他还回忆说，他早先对癔症攻击所做的解释（1909a，标准版，第9卷，第232页）是幼儿期一些事件的复活，并对其结论做了补充：“癔症攻击可能类似于某种新构成的个体情感，是对已成为一种遗传的那种一般癔症的表现的一种正常情感。”他在本书中以几乎同样的术语重复了这一主张。
弗洛伊德早期对焦虑采取的形式做过（第93页和第133页）解释，不论情感理论在这种解释中起的作用是什么，在他的新解释中情感理论却起着基本的作用，这种新的解释显然并没有事先预告便在《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400页）第2版增补的一个脚注中出版了。在对子宫中生活的幻想所做讨论的末尾，他继续说道（并且以留出空格的形式印下了这句话）：“另外，出生活动是焦虑的第一次体验，因而是焦虑情感的根源和原型。”该版本发表于1909年，但序言的日期是“1908年夏”。这种革命性的观点在此时突然出现，其线索可以在下述事实中找到，即弗洛伊德只是最近（日期是1908年3月）才给斯泰克尔论焦虑状态的书写了一个序言（弗洛伊德，1908f）。确实，虽然斯泰克尔的书本身似乎明确地接受弗洛伊德早期关于焦虑与交媾之间关系的理论，但这个序言却不是这一新理论的最模糊的表露。不过，弗洛伊德的兴趣必定无疑再次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了，也可能在当时一个旧的记忆又复活了他后来所描述的某个事件，这是在《精神分析导论》中他讨论焦虑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个记忆是，当他还是个住院部的内科医生时，另一位年轻医生有意地作为一种滑稽轶事而告诉他，一个助产护士曾说过，出生与受到惊吓之间有某种联系。这个记忆一定可以上溯到大约1884年，但似乎直到1917年弗洛伊德才在这个演讲中提到此事。很可能这是由于他读了斯泰克尔这本书后受到了触动，而于1908年引发了这个新理论的出处。此后，这个理论从未被放弃。在他关于爱情心理学的第一篇论文（1910h，标准版，第11卷，第173页）中，他特别强调了此事。虽然这是在1910年才发表的，但据我们所知，其要旨是1909年5月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成立之前提出的；同年11月学会的会议记录中（引自琼斯，1955，第494页）就曾报道，弗洛伊德曾指出，儿童是在出生活动本身中开始体验其焦虑的。
1917年的演讲之后，这个主题沉寂了数年，直到《自我与本我》（1923b）的倒数第三段末尾才突然重新出现。在那里弗洛伊德把出生说成是“第一次巨大的焦虑状态”。这使我们想起了兰克《出生的创伤》一书的出版时间。弗洛伊德的这句话和兰克的那本书之间的年代关系还不完全清楚。《自我与本我》出版于1923年4月。兰克那本书的扉页上写的日期是“1924年”；但在最后一页上写有这样的字“写于1923年4月”，而且献辞上写着，这本书是1923年5月6日（这是弗洛伊德的生日）送给弗洛伊德的。虽然厄内斯特·琼斯（1957年，第60页）特别指出，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于1923年12月发表之前未曾读过它，但是，他早在1922年9月就意识到了兰克观点的一般思路（同上第61页）。这无疑足以说明在《自我与本我》中涉及到出生这个问题的起因。
兰克的书绝没有采纳弗洛伊德对焦虑采取的形式所做的解释。他论证说，以后所有焦虑的发作都是企图“发泄”（abreacting）出生的创伤。他沿着类似的思路来说明所有的神经症，顺便废弃了俄狄浦斯情结，并基于出生创伤的克服提出一种改革了的治疗技术。从弗洛伊德发表该书的参考文献来看，他最初似乎是赞同兰克的。2595但是，目前这本书却表明，他对兰克观点最终持有完全反对的态度。正是他对兰克观点的这一拒绝，激励他去重新考虑他自己的观点。《抑制、症状与焦虑》便是这种考虑的结果。
第一章
在描述病理现象时，语言学的用法使我们能把症状（symptom）和抑制（inhibition）区分开，但又不过分强调这种区分。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们在所遇到的疾病中观察到的是抑制而不是症状的表现、并很想知道个中原因的话，我们很难设想有必要对两者做出明确的区分。
这两个概念并不处在同一水平。抑制与功能（function）有特殊的联系。它不一定有病理学的含义。人们完全可以把对某种功能的正常限制称为对它的抑制；另一方面，症状实际上指的是某种病理过程的表现。因此，抑制也可以是一种症状。所以，当仅仅出现功能的降低时，根据语言学的用法，人们便使用抑制这个词，当某种功能经历了某种不同寻常的变化，或者当某种新的现象由此而产生时，便使用症状一词。我们是强调病理过程的积极方面、并称其后果为症状，还是强调其消极方面、并称其后果为抑制，在很多情况下，这似乎是一件相当任意的事。但是，所有这一切确实没有什么意思，我们所说明的这个问题也不会使我们走得太远。
既然抑制这个概念与功能概念如此紧密地联系着，那么，考察一下自我的各种功能，以便发现这些功能的任何障碍在每一种不同的神经症疾病中可以想见的形式，这可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不妨以性功能以及饮食功能、运动功能和职业功能为例，来进行一下这种比较研究。
（一）性功能（sexual function）易于引起许多的障碍。大多数障碍表现出简洁的抑制性特点，可归入心理性无能（psychical impotence）一类。性功能的正常活动只能表现为某种非常复杂的活动过程的结果，其障碍可以在其中任何时候出现。男人身上出现抑制的主要阶段表现为：在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力比多的转移（心理上的不快乐）；没有为此做好生理准备（勃起不足）；性活动的简略（早泄），它的产生同样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症状；性活动在达到其自然结局之前便受到阻止（不射精）；或者不出现生理后果（器官快感缺乏）。其他障碍产生于依赖特殊条件（如性倒错或恋物癖）的性功能。
抑制与焦虑之间存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有些抑制显然代表某种功能的放弃，因为其活动会引发焦虑。许多女人公然声称害怕性功能。我们把这类焦虑划归为癔症，就像我们对厌恶的防御症状所做的那样。它最初是作为对体验到一种消极的性活动的反应，后来则表现为每当这种活动的观念一出现，就产生这种反应。此外，许多强迫性活动结果却是针对性经验的一些预防和安全措施，因而具有恐怖症特征。
这还是说得不够明白。我们只能注意到，引发性功能障碍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1）力比多完全可以转移（这似乎最容易产生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属于抑制的东西）；（2）力比多功能可能没有很好地施行；（3）力比多可能会通过具备与此相关的条件而受到阻碍，或者通过转向其他目的而发生变化；（4）力比多有可能被安全措施所阻止；（5）如果力比多的产生未受到阻止，便有可能通过产生焦虑而立即受到阻碍；（6）如果力比多仍然得到了施行，那么，随后有可能产生一种抵御它的反应，试图挽回已经做过的事。
（二）营养的功能最能经常地受到厌食的阻碍，这是由于力比多的退缩所导致的。饮食欲望的增加也不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强迫饮食是由于害怕饥饿；但这是一个很少研究过的主题。我们认为呕吐的症状是对饮食的一种癔症性的防御。由于焦虑而拒绝饮食，这是伴随精神病状态而产生的一种情况（中毒性幻觉）。
（三）在某种神经症情况下，运动往往受不愿意走路或走路时虚弱无力感的抑制。在癔症中有一种运动器官的瘫痪，或者说有一种特殊的器官功能将被消解（步行不能）。其独有的特点是，由于引进了某些规定而使运动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不遵守这些规定就会引起焦虑（恐怖症）。
（四）工作中的抑制——我们经常在自己的治疗工作中把它作为一种孤立的症状来对待——患者感到他在工作中缺乏乐趣，或者变得不能做好工作；或者，如果他被迫继续工作的话，他就会产生某些不良反应，如疲倦、眩晕或生病等。如果他是一个癔症患者，那么，由于器质性或功能性的瘫痪使他无法继续工作，他将不得不放弃工作。如果他是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他将永远不能专心于他的工作，或者说，他将通过延误和一再重复而把时间消耗在工作上。
我们的考察也可以扩展到其他功能；但是，即使这样做也不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会透视到展示于我们面前的这些现象的表面之下。因此，我们不妨以这种方式描述一下抑制，以便对于它的意思是什么几乎不留下疑问，并且说，抑制是限制某种自我功能的表现。这种限制本身可能源于非常不同的原因。我们都非常熟悉这种功能的限制所包含的某些机制，类似于支配它的某种一般的目的。
这种目的在那些特殊的抑制中可以较容易地识别出来。分析表明，当弹钢琴、写字或者走路之类的活动属于神经症抑制时，这是因为发挥作用的身体器官——手指或腿——已变得过分强烈地性欲化了。人们业已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如果某种器官的性意义增加，该器官的自我功能便会减少。如果允许我使用一个相当荒唐的类比，那么，可以说，其行为就像是一个拒绝继续做饭的女仆，因为他的主人已开始了与她谈情说爱。只要设想到写字（它使钢笔水从笔管中流出，流到一张白纸上）有交媾的意思，或者设想到走路乃是踏在大地母亲的身体之上的一种象征性的替代，那么，写字和走路就会发生中止，因为它们代表的是一种被禁止的性活动的表现。自我往往放弃这些位于其领域之内的功能，以防止采取新的压抑措施——以避免和本我发生冲突。
显然，还有一些抑制是服务于自我惩罚的目的。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职业活动的抑制中。人们不允许自我从事那些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会带来成功和收获，而这些事是严肃的超我禁止人们去做的事情。因此，自我便把它们也放弃了，以避免与超我发生冲突。
自我的更一般化的抑制则服从一种不同的简单机制。当自我被卷入到某种特别困难的心理任务中时，就像在哀悼、在有某种可怕的情感压制、在持续不停的性幻想的洪流不得不被控制住时所发生的那样，自我就会失去许多受其控制的能量，进而不得不立刻在许多方面削减其消耗。若处在投机商的情况下，他的钱已经和他的许多事业联系在一起了。我遇到过这种尽管是短命的、但却是强烈的一般化抑制的一个有指导意义的例子。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过去经常出现一种瘫痪性疲劳，每当有某件明显使他发怒的事情出现时，这种病就会持续一天或数天。在这里我们有一种看法，由此就应该能够了解到一般抑制情况的特点，即抑郁状态，包括这些状态的最严重形式——抑郁症。
因此，就抑制而言，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抑制是自我功能的限制，它既作为一种预防措施而强行实施，亦可以作为能量枯竭的结果而产生；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发现，抑制在哪些方面不同于症状，因为症状不可能再被描述为发生在自我内部或施加到自我身上的一种过程了。
第二章
症状形成（symptom-formation）的主要特点早就得到了研究，并且，我希望它已经不容争辩地被确定下来了。2596症状是一种已经束之高阁的本能满足的标记和一种替代物；它是压抑过程的一种结果。当自我——也可能是在超我的命令下——拒绝与本我产生的某种本能贯注建立联系时，压抑便从自我中产生。自我能够借助于压抑而保持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那种不能成为意识的、应受指责的冲动的工具。分析表明，这种观念常常作为一种潜意识的形成而继续存在着。
迄今为止似乎一切都已经清楚了，但是我们很快便发现了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直到现在我们对压抑中所发生的事情的说明，都非常强调这个排除在意识之外的观点。2597但这却使其他观点无法明确下来。所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在本我中被激活的并且寻求得到满足的本能冲动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回答并不是直截了当的。正是由于压抑过程，才使期待由满足带来的快乐被转变成了不快乐。但是，由此我们便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本能的满足怎么能够产生不快乐呢？我认为，如果我们致力于明确的说明，由于压抑的结果，本我中有目的的兴奋过程根本没有出现，那么，全部的事情就弄清楚了；自我成功地使之受到抑制或发生了转向。如果情况是这样的，处在压抑之下的“情感转换”问题也就消失不见了。2598同时，这种观点意味着本我对自我的一种让步，结果使得自我可以对本我中的过程施加一种非常广泛的影响。我们将不得不找出自我以什么方式才能形成这种令人惊讶的力量。
在我看来，自我是凭借它和知觉系统的密切联系而获得这种影响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联系构成了其本质，并且为自我与本我的区别提供了基础。我们称之为知觉意识（Pcpt.-Cs.）的这个系统的功能是和意识现象结合在一起的。2599它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获得兴奋，并且力图借助于从这些方面获得的快感和不快感，即根据快乐原则来指导心理事件的过程。我们很容易认为，自我是无力抵御本我的；但是，当自我与本我中的本能过程相对立时，为了借助于那个几乎全知全能的机构，即快乐原则，来获得其对象，它只好发出一种“不快乐的信号”。2600为了暂时说明一下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引用另一个领域的例子。我们不妨设想，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小宗派反对某项业已提出的措施，虽然这个措施的条文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但这个占少数的宗派却控制着新闻出版业，并依靠它的帮助来操纵那个伟大的仲裁者，即“舆论”，从而成功地阻止这项措施通过。
但是，这种解释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被用来发出不快乐信号的能量来自何处呢？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可以帮助我们，针对某种不受欢迎的内部过程的防御将以针对外部刺激的防御为榜样，自我沿着同样的路线避开内外部的危险。在外部危险的情况下，有机体求助于逃避的企图。它所要做的首要的事情是把贯注从危险对象的知觉中撤出来；后来它发现，进行这种肌肉运动，将会使对危险对象的知觉即使在不拒绝觉察它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觉察到，这倒是一个更好的计算——就是说，把自己从危险区域转移出来是一个更好的计算。压抑等同于这种逃避的企图。自我把它的（前意识的）贯注从即将受到压抑的本能代表2601那里撤下来，并且把该贯注用于释放不快乐（焦虑）这个目的。焦虑是怎样随着压抑而产生的？这个问题可能并不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坚持这种观点，即自我是焦虑的实际所在地，并且放弃我们早期的观点，即被压抑冲动的贯注的实际所在地，并且放弃我们早期的观点，即被压抑冲动的贯注能量是自动转换成焦虑的。如果我早先是在后者的意义上表达我的看法，那么，我就是在进行一种现象学的描述，而不是对所发生的事情做一种心理玄学的说明。
这便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既然根据我们的假设，不快乐和焦虑只能由于贯注的增加而产生，那么，仅仅是一个撤出和释放的过程，例如前意识自我贯注的撤出，又怎么能够产生不快乐或焦虑呢？回答是，这个因果序列不应该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焦虑不是在压抑中新创造出来的；它是根据一种已经存在的记忆意象而重新产生的一种情感状态。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这种焦虑的起源——以及情感的一般起源——我们将离开纯心理学领域而进入生理学领域。情感状态在心灵中作为原始创伤经验的沉淀物而被结合起来，并且，当类似的情况出现时，这些经验作为记忆的符号而得到复活。2602我并不认为我把它们比作更近期的、个体获得的癔症发作（hysterical attack），并把它们视为其正常原型是错误的。2603在人和高等动物中，出生的活动作为个体最初的焦虑体验，赋予焦虑感某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但是，尽管承认这种联系，我们也一定不要过分强调它。但也不要忽略这个事实，生物学的必要性要求，某种危险情境应该具有情感象征，以便使这种象征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被创造出来。另外，我并不认为我们的下述假设是公正合理的：每当焦虑爆发时，像出生情境的重现这类事情就会在心灵中产生。我们甚至还不能确定，尽管癔症发作最初是这种创伤的再现，但它们是否永久保持该特点呢？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我们在治疗工作中不得不处理的大多数压抑都是后压力（after-pressure）的情况。2604这些地方都预先假定这种更早期的、原始压抑的活动，认为它们对较近期的情境有某种吸引力。对于压抑的背景和初始阶段我们还几乎一无所知。有一种过高估计超我在压抑中所起作用的危险。我们目前还不能说，是否由于超我的出现，才在原始压抑和后压力之间画了一道分界线。不管怎么说，焦虑最早期的爆发是非常紧张的，是在超我分化出来之前出现的。很有可能，直接促使原始压抑产生的原因是一些量的因素，如过度的兴奋和抵挡刺激的保护罩的破裂。2605
提到这种保护罩向我们发出警报，提醒我们压抑是在两种不同情境下出现的——即，当某种不需要的本能冲动被某种外部知觉唤起，以及当没有任何这种刺激时它在内部产生时。我们将在后面再谈这种差异。但是，只有在涉及到外部刺激而不是内部本能需要时，这层保护罩才能存在。
只要我们把注意力指向自我的逃避企图，我们就不可能更接近症状形成这个主题。症状产生于压抑发生有害影响时的某种本能冲动。如果自我通过利用不快乐的信号，获得了全面压抑本能冲动的对象，那么，我们将无法得知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只能从必须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把压抑描述为失败的那些情况中找出有关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情况一般说来就会是，尽管有压抑，本能冲动仍然找到了某种替代；但这种替代经过了大量还原、移置和抑制，不再被视为一种满足。而当这种替代的冲动得以实施时，就不会有快感；相反，对它的实施具有某种强迫的性质。
当把某种满足过程降低为症状时，压抑便进一步发挥其作用。如果有可能，这种替代过程就会通过运动而被阻止得到释放；即便能做到这一点，这个过程也不得不把精力放在使主体自己的身体发生变化上，而不允许接触外部世界，绝对不允许把它转化为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在压抑中自我是在外部现实的影响下活动的，因而它阻止替代过程对现实产生任何影响。
就像自我控制着向外部世界采取行动的道路一样，它也控制着通往意识的通路。在压抑中它发挥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制约着本能冲动本身；另一方面制约着该冲动的（心理）代表。在这一点上人们会中肯地询问，怎样才能把对自我力量的这种认识同我在《自我与本我》中对其地位所做的描述结合起来呢？在那本书里，对于自我和本我及超我的依赖关系，我绘了一张图，并揭示了在涉及到这两个方面时对它是怎样无力而又忧惧，以及它以多么大的努力试图保持它对这两者的优越性。2606这个观点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许多作者都非常强调自我在同本我的关系中十分虚弱，我们的理性成分在面对我们内部的这些恶魔般的力量时也十分虚弱；他们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倾向，要把我所说的话变成精神分析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一个基石。但是，精神分析学家具有关于压抑在所有的人们身上发挥作用之方式的知识。从这些知识出发，他们将不会采纳这种极端而又片面的观点。
我必须承认我一点儿也不偏爱这种杜撰的世界观。2607不妨将这些活动留给那些哲学家们，他们公开宣称若没有那种导游手册向他们提供关于每一个主体的信息，他们就不可能进行其人生的旅游。让我们谦卑地接受这种轻蔑吧！这些哲学家处在有其优势需要的优越地位，自然有理由怀着这种轻蔑而看不起我们。但是，既然我们还不能放弃我们自恋的傲慢，我们便可从下述反思中获得安慰。反思告诉我们，这种“生活手册”很快就会过时，而且正是我们这种短视的、狭隘的和过分讲究细节的研究迫使它们再以新的版本出现，即使是其中最新式的东西也不过是试图为古老、有用和完全充分的教会教义回答手册找到一个替代物。我们完全清楚，迄今为止科学对我们周围的问题所做的说明有多么微不足道。但是，无论哲学家们花费多大力气，他们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境。只有病人，通过坚持不懈的研究，使一切都附属于某种确定性的要求，才能逐渐导致某种改变。不觉天黑了仍在赶路的旅行者可能会在黑暗中唱着歌，否认他自己害怕；但尽管如此，除了他鼻子底下的方寸之地外，他再也看不到前面更远的路了。
第三章
让我们再回到自我问题上来。2608这种明显的矛盾状态归咎于我们做了过分严格的抽象，归因于我们对于事实上非常复杂的事态，时而把注意力转向这边，时而把注意力转向那边。我认为，我们把自我同本我区别开来是合理的，因为对于采取这种步骤的必要性我们有一些考虑。另一方面，自我和本我是同一的，而且自我只不过是本我中特别分离出来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认为这一部分本身和整体截然不同，或者在两者之间出现了真正的分裂，那么，自我的弱点就变得清楚了。但是，如果自我保持着与本我的联系，且不能与之分离，那么，它就会表现出它的力量。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两者是结合的；当它们之间出现紧张或冲突时，一般说来我们能够把它们区别开来。在压抑中带有决定性的事实是，自我是一个组织机构而本我则不是。确实，自我是本我组织上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本我和自我描述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并假设，当自我试图借压抑来压制本我的一部分时，那么，本我的其余部分就会来援救处于危险中的部分，并且同自我较量，那我们就大错而特错了。这可能就是常常发生的情况，但肯定不是压抑中所发生的最初情境。一般说来，受到压抑的本能冲动是孤立的。虽然压抑的行动表现了自我的力量，尤其是它揭示了自我的无力、本我的各种不同的本能冲动怎样不受影响，但对于由于压抑作用而转变成为症状的心理过程来说，现在却保留在自我的组织之外，并且独立于它。我们确实可以说，不是这个过程本身，而是它的所有派生物都享有这种治外法权般的同样的优惠；每当它们与自我组织的一部分建立起联想性的联系时，根本无法确定，它们将不会把那一部分拉到它们跟前，并且以牺牲自我来扩展它们自己。我们早就熟悉的一种类比是把症状比作一种异物，它持续不断地在它所置身的组织中发出刺激和反应。2609有时候则发生这种情况，针对某种不受欢迎的本能冲动而进行的防御斗争，会随着症状的形成而结束。就我们所见，这种情况在癔症转化中最为常见。但通常，后果是不同的。最初的压抑行动之后紧跟着便是一连串令人厌烦的、没完没了的事，针对本能冲动的斗争延续为针对症状的斗争。
在这场次要的防御斗争中，自我以矛盾的表达方式表现出两面性。它所采纳的一条行为路线起源于这一事实，其本性强迫它确定必须把什么视为企图恢复或企图调解。自我是一种组织。它建立的基础是保持自由交往，使所有成分之间有可能进行相互影响。使其失去性能力的能量仍然表现出它起源于冲动的痕迹，这种冲动要求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一个统一体。随着自我力量的增长，这种结合的要求在比例上变得愈益强烈。因此，自我通过使用各种可能的方法以某种方式把它们结合到自己身上，并且借助于这些结合把它们合并到其组织之中，竭力防止症状分离出来成为不相容的东西。我们知道，这种倾向在形成某种症状的活动中已经起作用了。这方面的一个经典的实例是那些癔症症状，它们已经表现为在满足的需要和惩罚的需要之问达成的一种妥协。2610这种症状从一开始便参与到自我中，因为它们满足的是超我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们又代表着被压抑的东西所占据的地位和由此而引起的侵入到自我组织中去的观点。它们是一种有混合驻军的边防站2611（无论这些最初的癔症症状在这些方面是否是建设性的，都值得我们非常仔细地加以考察）。现在自我的行为表现说明，它仿佛认识到症状已经存在了，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尽力地接受这种情境，并尽可能地从中得到好处。它对症状进行适应——对与它不相容的内部世界的这个方面进行适应——就像它在正常情况下对真实的外部世界所做的那样，它总可以发现许多这样做的机会。症状的存在可以对能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而且可利用症状来满足超我的某种要求，或者拒绝外部世界提出的某种要求。症状逐渐以这种方式成为一些重要利益的代表；我们发现，提出自身（self）这个概念是很有用的，它越来越密切地同自我相结合，越来越成为自我必不可少的东西。围绕着一个异物进行“治愈”的身体过程，所遵循的竟是这样一种过程，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夸大对症状进行这种次要适应的重要性，以及认为自我只是为了获得好处才创造了症状，其结果都是很危险的。这样做，无异于是在说，一个在战争中腿受伤的人索性把腿弄掉，这样他就可以靠抚恤金生活，而不必做任何更多的工作。
在强迫性神经症和妄想狂中，症状所依托的形式变得对自我非常有价值。因为症状为此而获得的将不是某些好处，而是一种自恋的满足，否则连这种满足也得不到。通过使他感到他比其他人好，因为他特别爱清洁或者特别认真，强迫性神经症患者所建构的体系便以此来奉承他的自身之爱。妄想狂患者的妄想建构给其敏锐的知觉力量和想象力量提供了一个他不可能轻易地在其他地方找到的领域。
所有这一切便导致了我们所熟悉的患了一次神经症之后的“（继发性）疾病获益”2612（[secondary]gain from illness）。这种收获可以帮助自我尽力把症状结合进来，并增加症状的稳固性。当分析者以后试图帮助自我同症状做斗争时，他会发现自我与症状之间这些调解性的结果是在抵抗方面发挥作用的，而且它们的结合是不容易松动的。
自我针对症状所采纳的这两条行为路线实际上是直接对立的。另一条路线在性质上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它继续进行压抑。但是，看起来我们不能谴责自我是不一致的。作为一种和平的倾向，它愿意把症状结合起来，使症状成为它自己的一部分。麻烦就来自症状本身。因为症状作为被压抑冲动的真正替代物和派生物，承担着被压抑冲动的角色；它持续不断地更新它想要获得的满足，因而又反过来强迫自我发出不愉快的信号，并使自己处于防御姿态。
针对症状进行的次要防御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是多样的。它在不同的领域进行斗争，并且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们不可能对此说得太多，除非我们探讨了症状形成的各种不同的例子。而当这样做时，我们将有机会探讨焦虑的问题——这是一个早就在背景中隐隐约约地出现过的问题。最明智的计划是从癔症性神经症所引起的症状开始。因为我们还没开始考虑这些情况，强迫性神经症、妄想狂和其他神经症的症状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形成的。
第四章
让我们先从一个患癔病性动物恐怖症的幼儿开始说起吧——例如“小汉斯”的病例（1909b），他对马的恐惧在其所有主要的特征中无疑是很典型的。变得比较明显的首要的事情是，在神经症的具体病例中，只要我们处理的是抽象作用（abstraction），那么，事态就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需要花费一点时间去发现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并确定这种被压抑的冲动是什么，它发现了什么样的替代性症状以及寻求这种压抑的动机来自何处。
“小汉斯”拒绝走到大街上去，因为他害怕马。这就是这一病例的原材料。它的哪一部分构成了这种症状？这种恐惧是他本身固有的吗？这是他为其恐惧所做的对象选择吗？这是他要放弃其活动自由吗？或者说这只是这些情况的多种结合吗？他所放弃的满足是什么？以及他为什么必须放弃？
乍看起来，人们会倾向于认为，这种病例并不那么含糊不清。“小汉斯”对马的无法解释的恐惧是症状，他不能走到大街上去是一种抑制，是他的自我对自己施加的一种限制，以便不致于引起焦虑症状。第二种看法显然是正确的。在随后所进行的讨论中，我将不再关注这种抑制。但是，就我们所提到的这种症状而言，表面上熟悉这种病例并不能对此做出真实的阐述。因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他所遭受的痛苦不是对马的一种模糊的恐惧，而是一种明确的恐惧心理，即马要吃掉他。2613确实，这个观念正力图从意识中撤出来，用一种不明确的恐惧症取而代之，其中只有焦虑及其对象仍然会出现。或许正是这种观念才是其症状的核心吧！
只有当我们对这个小男孩的心理情境做了全面的考察，并在分析治疗过程中对此做了阐明，我们的研究才会取得进展。当时他正对其父亲持一种妒忌和敌意的俄狄浦斯态度，但是，他又深切地爱他的父亲——除非在他的母亲是导致疏远的原因时例外。这样我们便从中发现了一种由于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而导致的冲突：指向同一个人的有充分根据的爱和同样合理的恨。“小汉斯”的恐怖症必定是想要解决这种冲突。这种由于矛盾心理而引发的冲突是很常见的，而且它们可能具有另一种典型的结果，在这两种相冲突的感受中（通常是情感的感受），有一种得到极大的加强，另一种则消失不见了。得到一定程度夸张的并具有强迫性的情感与下述事实是相违背的：它并不是一种唯一地表现出来的情感，而是时刻警惕着要使相反的感受受到压制，使我们能够假设有一个过程在起作用，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借助于（自我中的）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而进行压抑的过程。像“小汉斯”这样的病例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反向作用的痕迹。由于矛盾心理而引起的冲突显然具有各种不同的出路。
同时，我们还能明确地提出另一种观点：“小汉斯”身上受到压抑的本能冲动是针对其父亲的一种敌对的冲动。这方面的证据是在对他的分析中获得的，而关于咬人的马的观念是随后发现的。他曾经看见一匹马摔倒，他也曾看见一个游戏伙伴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当时他正和伙伴一起骑在马上玩耍。2614分析得出了合理的推论，他有一种愿望冲动，希望他的父亲像他的游戏伙伴和马那样摔倒受伤。另外，他对有人会在某种情况下离去所持的态度2615，可能表明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希望父亲靠边站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相当于想亲自把他的父亲推到一旁的想法——就是说，相当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杀人冲动。
迄今为止，在“小汉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和我们猜想可以在他的马恐怖症中发现的这一冲动的替代物之间似乎并没有联系。我们不妨把幼儿期因素和矛盾心理放到一边，从而简化一下他的心理情境。我们不妨设想他是一个年轻的仆人，他和这一家的女主人相爱了，而且收到了她的一些爱的纪念品。他恨他的男主人，这个男主人比他强而有力，他很想把他赶到一边去。因此，他害怕男主人报复他，并对他产生了恐惧——就像“小汉斯”形成了对马的恐惧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属于这种恐怖症的恐惧描述为症状。如果“小汉斯”爱上了他的母亲，并且表现出对其父亲的恐惧，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说他有神经症或恐惧症。他的情绪反应可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使之成为神经症的只是一件事情：用一匹马来取代他的父亲。因此，正是这种移置作用才有被称为症状的要求，顺便说一句，正是这种移置作用才构成了可以选择的机制，使由于矛盾心理而引发的冲突得到解决，而无须反向作用的帮助[参见前面第102页]。这种移置作用是在“小汉斯”年龄很小的时候形成或受到促进的，因而天生就有的图腾思想的痕迹仍然可以很轻易地得到复活。儿童还没有认识到，或者不管怎么说，还不能如此夸张地强调把人类同动物世界分离开来的鸿沟。2616在他们眼里，大人是他们既恐惧又敬佩的对象，仍然属于和大动物同样的范畴，他们和大动物都有那么多令人妒忌的属性，但儿童却被警告要防备这种大动物，因为它会变得很危险。我们发现，由于矛盾心理而引发的冲突并不是针对同一个人进行的：可以说是智取来的，即把两个相冲突的冲动中的一个指向另一个作为替代对象的人。
至此一切都已清楚了。但是，对“小汉斯”的恐怖症的分析在某一方面却是完全令人失望的。构成症状形成的歪曲在心理上并不代表受到压抑的（观念内容的）本能冲动；它代表一个非常不同的方面，只相当于对令人不快的本能做出的一种反应。如果“小汉斯”形成的不是对马的恐惧，而是倾向于虐待它们和打它们，或者如果他以明确的话语表达了一种想要看到它们倒下或者受到伤害、甚至因惊厥而死（“把马蹄并成一排”）2617的愿望，那么这就和我们的预期一致了。其实在对他的分析中确实出现了这种事，但这根本没有处在他的神经症的显要位置。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果他真的不是对他的父亲而是对马产生了这种敌意，作为他的主要症状，我们就不应该说他患有神经症。不论我们对压抑的看法，还是我们对症状的定义，肯定有某种错误的东西。当然，有一件事立刻使我们感到震惊：如果“小汉斯”真的对马采取那种行为，这就意味着，压抑丝毫也没有改变他那令人不愉快的、攻击性的本能冲动，而只是改变了它所指向的对象。
毫无疑问，在有些情况下，这就是压抑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在形成“小汉斯”的恐怖症时所发生的远不止这些——从另一次分析的一部分中还能猜到多少东西呢。
我们知道，“小汉斯”声称，他所害怕的是马会咬他。现在，即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够了解到对于另一种动物的恐怖症的起源的情况了。在这个例子中所害怕的动物是狼。它也具有替代父亲的意义。这个病人在他还是个孩子时——这是个俄罗斯人，我是在他二十多岁时才对他进行分析的——曾做过一个梦（其含义是在分析中揭示出来的），此后不久便形成了一种害怕被狼吞食的恐惧，就像神话中的七只小山羊那样。2618在“小汉斯”的病例中，他的父亲经常骑在马上逗他玩2619，这个确定的事实无疑决定了他把马选作他的焦虑动物。同样，至少是很有可能，我的这位俄国病人的父亲在同他一起玩耍时，经常装成是一只狼，开玩笑地威胁要把他吞食掉。2620此后我又碰到了第三个例子。病人是个年轻的美国人，他来找我进行精神分析。确实，他并没有形成一种动物恐怖症，但正是由于这种空缺，他的病例才有助于说明另外两个病例。他还是个孩子时曾被一个儿童幻想故事引发了性兴奋。有人给他大声朗读这个故事：有一个阿拉伯小偷追赶一个“卖姜饼的”人2621，想要吃掉他。这个美国人把自己与这个可能被吃掉的人相认同，而把那个阿拉伯小偷很容易地当作父亲的替代物。这便为他的自淫幻想（auto-erotic phantasies）奠定了最早期的基础。
被父亲吞食的观念是一个典型且古老的童年期材料。在神话学中有我们所熟悉的类似的情况（例如关于克罗诺斯的神话），在动物王国里也有类似的事。尽管有这样的证据，但由于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是如此不熟悉，我们仍很难相信它会在一个小孩子身上存在。我们既不知道这是否真的意味着它想要说的话，也无法理解这怎么能成为恐怖症的主题。分析观察提供必要的信息。这表明，被父亲吞食的观念以某种经历退行衰减的形式，表达了一种希望在生殖器之爱的意义上得到他的爱的消极而又温柔的冲动。对这个病例史2622的进一步研究无疑为这种解释留下了更改的余地。确实，当生殖器冲动用属于接替的转换阶段的语言表达出来时，这个阶段介于力比多的口腔组织和施虐癖组织之间，它决不会表现出具有温柔目的的迹象。另外，究竟它只不过是一个用退行的表达方式来取代（心理）代表的问题呢，还是一个在本我中指向生殖器冲动的真正的退行衰减的问题呢？这可是一点也不容易确定的。那个俄罗斯“狼人”的病例史非常明确地支持第二种更严格的观点，因为从那个决定性的梦开始，这个小男孩变得淘气、惹人烦，并有施虐倾向，不久以后便形成了一种有规律的强迫性神经症。不管怎么说，我们能够看到，压抑并不是自我能够用来服务于防御的目的、以抵御不受欢迎的本能—冲动的唯一手段。如果它成功地进行了本能退行，那么，这实际上比压抑它造成的伤害更大。确实，有时候在强迫一种本能以这种方式退行之后，它会继续压抑这种本能。
关于“狼人”的病例和“小汉斯”的那个不太复杂的病例引发了许多进一步的思考。然而，我们已经得出了两个未曾预料的发现。在这两种恐怖症中被压抑的本能冲动是针对父亲的一种敌意的冲动，这可能是毫无疑问的。“人们也许会说，那种冲动被转换成其对立面的过程压抑了。2623病人不会对他的父亲发动攻击，倒有可能父亲（以报复的形式）向病人发动攻击。既然这种攻击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植根于力比多的施虐阶段，因此需要有一定量的衰减才能把它还原到口欲阶段。这个阶段虽然在“小汉斯”害怕被咬的恐惧中只是一种暗示，而在“狼人”害怕被吞食的恐惧中则明确表现出来。然而，除此之外，分析还表明，肯定还有另一种和屈从于压抑的性质相反的本能冲动。这是一种指向父亲的温柔而又消极的冲动，已经到达了力比多组织的性器欲阶段。就压抑过程的最终结果而言，这种冲动似乎确实是两者当中更重要的。它经历了更深远的退行，并对恐怖症的内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追究某一种单一的本能压抑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两个过程有一种趋同现象。这两种本能冲动已被压抑所制服——对父亲的施虐攻击和对他的一种温柔消极的态度——形成了一对对立面。另外，对“小汉斯”病例的全面考察表明，其恐怖症的形成也具有放弃他对其母亲充满感情的对象贯注的作用，尽管他的恐怖症的实际内容并没有表现出这种迹象。压抑过程攻击的几乎是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所有成分——他对其父亲的敌意而又温暖的冲动和他对其母亲的温情冲动。在我那位俄罗斯病人身上，这种事态不太明显。
考虑到我们的目的只是想研究由于压抑而导致的症状形成的简单病例，出于这一目的也只选择了最早期的以及显然是最清楚明白的童年期神经症，因此，上述这些说明把事情弄得不受欢迎且复杂化了。我们已经发现不只存在一种压抑，而是有许多压抑，还包括退行。或许我们对这两个动物恐怖症的病例的探讨——即“小汉斯”和“狼人”——增加了这种混乱，仿佛它们的性质相同似的。事实上，它们之间也表现出一些差异。只是针对“小汉斯”的病例，我们才可以明确地说，他的恐怖症所要应对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两种主要的冲动——他对其父亲的攻击和他对其母亲的过分喜爱。对他的父亲毫无疑问也有一种温柔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压抑相反的情感中起着作用。但是，我们既不能证明它强烈到足以把压抑施加给自己，也不能证明它以后便消失了。其实，“汉斯”似乎是一个具有所谓“积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男孩。很可能我们没有发现的那些因素实际上在他身上起作用了，我们却无法证明存在。即使是最详尽无疑的分析也是如此，在数据上亦有漏洞，也不足为证。在那个俄罗斯人的病例中这种不足俯拾皆是。他对女性对象的态度曾受到一次早期诱奸2624的干扰，因此他那消极的、女性的方面便强烈地发展起来。对其狼梦的分析几乎没有发现对其父亲的有意攻击，但却提供了明确无误的证据，表明压抑所制服的是他对其父亲的消极温情态度。在他的病例中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但这些因素却没有得到证明。尽管这两个病例有这些差异，几乎形成了对立，但最终的后果——恐怖症——怎么可能会大体相似呢？答案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去找。我认为这可能在第二个事实中找到，这个事实是在我们比较简略的考察中出现的。在我看来，在这两个病例中我们可以检测到行使压抑的动机力量是什么，能从这两个孩子最后所遵循的发展路线证明我们对其性质的看法。这个动机力量在两者当中是相同的。这便是对即将发生的阉割（castration）的恐惧。由于害怕被阉割，“小汉斯”放弃了对其父亲的攻击。他对一匹马会咬他所产生的恐惧能够毫不费力地提供这种恐惧的全部意义，即马会咬掉他的生殖器，会阉割他。但是，也正是从害怕被阉割的恐惧中，这个俄罗斯小男孩才把他希望得到其父亲的爱的愿望撤下来，因为他认为，这种关系预示着要牺牲他的生殖器——这是一个使他与女性区别开来的器官。我们发现，俄狄浦斯情结的这两种形式，正常而积极的形式及其相反形式，往往通过阉割情结而遭到不幸。那个俄罗斯小男孩害怕被狼吞食的焦虑观念确实不包含阉割的暗示，因为它所经历的口欲期退行使之过分远离性器欲阶段。但是，对他的梦进行分析便使更多的证据成为多余的了。他的恐怖症得以表述的形式不再包含对阉割的任何提示，这是压抑取得的胜利。
因此，我们便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发现：在这两个病人身上，压抑的动机力量出于对阉割的恐惧。包含在他们的焦虑中的观念——被马咬和被狼吞食——是对其父亲阉割这一观念的歪曲替代。这是一种受到了压抑的观念。在俄罗斯小男孩身上，这个观念表达了一种面对其男性反抗时不继续存在的愿望；在“小汉斯”身上则表达了他的一种使其攻击性转变成其对立面的反应。但是，作为恐怖症实质的焦虑情感不是来自压抑过程，亦不是来自被压抑冲动的力比多贯注，而是来自行使压抑的机构本身。属于动物恐怖症的焦虑是一种未经转换的对阉割的恐惧。所以，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恐惧2625，是对实际上即将发生的或者被判断为真实的危险的恐惧。它是产生压抑的焦虑，而不是像我以前所相信的那样是产生焦虑的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