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我一直准备告诉你们，我正与内心的困难做斗争。可以这样说，我感到把握不住讲演的合理范围。在过去15年的工作中，精神分析的确发生了变化并且变得更加丰富了。但是，尽管如此，《精神分析导论》大可不必有所改变或增补。我心中一直认为，这些讲演是没有存在理由的。对精神分析学家而言，我既言之无物，又无丝毫新意（说得太少了，而且根本没有什么新东西）；而对于你们来说，我又说得太多了，且都是你们没有准备理解的或超出你们能力之外的东西。我为演讲找了种种理由，并试图根据不同的理由证明各个相互独立的讲演。第1讲，关于梦的理论。可以设想，这一讲将一举把你们送回精神分析的氛围中，并向你们显示我们的观点是多么经得起考验。由于我有机会毫无约束地讲出我对这样一个研究领域的看法，即在该领域中，许多偏颇的期望正与强烈的抵抗进行斗争，从而我被引导到第2讲，追溯了从梦走向神秘主义的道路；我希望你们在做出判断时，学会容忍精神分析的实例，不要拒绝与我一起探索这个领域。第3讲，关于人格的剖析，因其是不为你们所熟悉的题材，肯定对你们提出了最难接受的要求。但是，我不可能向你们隐瞒自我心理学的最初起源。如果15年前我们就掌握了这种剖析，那时我就会向你们提及。我的最后一讲，你们可能只有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理解它，该讲提出了一些必要的更正——即对解决各种最重要的问题的新的尝试；如果我对这些修改保持缄默，那么我的介绍就会把你们引入歧途。你们知道，在人们开始寻求辩解的理由时，结果也同时显露了出来，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命中注定的。我服从命运，并请求你们也这样做。
显然今天的讲演在导论中也没有任何地位。但它能够向你们提供一个详细的精神分析工作中的实例，我可谈两点情况来介绍今天的讲演。首先，它所提供的仅是可观察的事实，几乎没有任何思辨性的附加成分；其次，它所论及的主题比其他任何主题更能引起你的兴趣。从整个历史看来，人们对女性气质的性质这个谜一筹莫展——
那些戴着象形文字的便帽的头，
那些裹着头巾的头和戴着黑色方帽的头，
那些戴着假发的头和其他无数
不幸的、流淌汗水的人们的头……2170
你们无可避免地要为此问题而烦恼——这是指你们当中的男人；而对于你们当中的女人来说，却没有这种烦恼——你们自身就是这一问题。当你们遇到一个人时，你们所作的第一个区分是：“男人抑或女人？”并且习惯于以毫不犹豫的确定性进行区分。在这点上，解剖学与你们有同样的确定性，而且并不比你们更深刻。男人的性产物，即精子及其载体是雄性的；卵巢和含有卵巢的有机体是雌性的。在两性中，绝对为性功能服务的器官形成了；它们可能起源于相同的（遗传的）性倾向，进而发展为两种不同的形式。此外，两性的其他器官、体形和组织，都显示了个体性别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稳定，而且它的程度也是可变的；这些就是所谓的第二特征。其次，科学会告诉你们某种与你们期望相背，并且可能扰乱了你们的情感的事情。它使你们的注意力转向下述事实：男人性器官的某些部分也会在女人身体上出现，尽管是以一种发育不全的状态出现，反之亦然。这种观点把上述情况视为双性特征（bisexuallty）的表现2171，仿佛一个个体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又始终既是男人又是女人——仅仅是某一种性别比另一种性别更明显而已。然后，我们要求你们熟悉这样一种观点：个体身上男性成分与女性成分相混合的比例，具有相当大的波动性。然而，除非是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中，因为一个人身上所呈现的只能是一种性产物——或者是卵细胞，或者是精液，所以，你们一定会怀疑上述成分的决定性意义，并推断出构成男性气质（masculinity）或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东西是解剖学所无法控制的、不为人知的特征。
或许，心理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习惯于把“男性的”和“女性的”作为心理品质来使用，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把双性特征的概念引入心理生活之中。因此，我们谈到某个人时，无论是男是女，就说他在这个方面表现为男性的，而在另一个方面表现为女性的。但你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只是对解剖学或习俗的让步。你们不能给予“男性的”和“女性的”这两个概念以任何新的内涵。这种区别不是心理学上的区别，你们说到“男性的”时，通常意指“主动的”；而说到“女性的”时，通常意指“被动的”。这种关系确实是存在的。男人的性细胞是积极活动的，它寻找女人的性细胞，而后者即卵子则是静止的，它被动地等待着。这种基本的性生物体的行为的确是性交中性个体行为的原型。男人为了性交目的而追求女人，占有她并穿入她体内。但就心理学而言，这种说法恰好把男性气质的特征变成为攻击性因素。但当你们想到，在某些动物中，例如蜘蛛，雌性更强壮而且更具有攻击性，而雄性仅在性交这一个行为中才具有主动性时，你们很可能会怀疑你们是否真正有权保持上述说法。甚至是那些抚育和照料幼儿的功能（我们认为这些功能是女性的优良美德），在动物中也并不总是与雌性相关。在相当高级的动物中，我们发现两性共同承担着照料幼仔的任务，或甚至由雄性单独承担。即使在人类性生活中，你们也很快会看到，把男性的行为与主动性等同，把女性的行为与被动性等同是多么不完善。母亲对孩子是主动的，哺乳这一行为可以等同地说是母亲给婴儿喂奶或被婴儿吮吸。你们越脱离狭隘的性交领域，这种“重叠性谬误”（error of superimposition）2172就暴露得越明显。女人可以在不同方面显示出重大的主动性，而男人只有养成大量的被动适应性，才能与其同类相伴生活。如果你们现在告诉我这些事实恰好证明了心理学意义所说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双性的，那么我将断定，你们心里已决定使“主动的”与“男性的”等同起来，“被动的”与“女性的”等同起来，但我劝你们不要这样认为。在我看来，这种见解对追求有益的目的毫无用处，也不能给我们的知识增加任何东西。2173
人们可能会考虑从心理学上把女性气质描述为偏爱被动性目的。当然，偏爱被动性目的与被动性不是一回事；实现被动性目的可能需要大量的被动性。情况可能是这样：对于女人来说，基于她所承担的性功能，她对被动性行为和被动性目的的爱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扩大到相应有限的或广泛的生活领域之中，她的性生活可作为这些领域的模型。但是，我们应该警惕在这个方面低估了社会习俗的影响力。还是这些影响力迫使妇女陷入被动状态。所有这些情况仍远未被澄清。在女性气质与本能生活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特别稳定的关系。妇女对攻击性的压抑是由其体格规定并由社会强加给她们的。这种压抑有助于强力的性受虐狂冲动的形成，正如我们所知，这种压抑成功地约束了已转向内部的性欲的破坏性倾向。因此，可以说受虐狂确实是为女性所独有的。但是，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你们在男人中遇到了性受虐狂，你们除了说这些男人显示了非常痛苦的女性特征外，还能说什么呢？
现在，你们听到了，心理学也不能解开女性气质之谜。无疑，这个解释要到别处去寻求，而只有在我们大致认识到活着的有机体是怎样演变成两种性别之后，才能找到解释。我们对这个演变一无所知，而两种性别的存在是有机生命中最显著的特征，该特征明显地把有机生命与非生物自然界区分开来。然而，对于研究那些拥有女性生殖器而具有显著的或占优势的女性特征的人类个体而言，我们已发现了很多东西。按照精神分析的特殊性质，它并不试图描写什么是女人——那将是一件它几乎无法胜任的任务——而是已着手研究女人是怎样形成的，即女人是怎样从具有双性别倾向的儿童成长起来的。幸亏我们有几个优秀的女精神分析家已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故而我们近来对这方面也掌握了不少知识。该问题的探讨已从两性差别中获得了特别的吸引力。对于女士们来说，只要某种比较的结果似乎被证明为不利于她们的性别，她们就可能提出怀疑，我们这些男性的精神分析家无法消除对女性气质所抱有的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见，而且这种比较正在不公正的研究中受到损害。另一方面，立足于双性特征，我们毫不困难就避免了对女士们的失礼行为。我们只要说：“这种比较不适用于你们，你们是例外；在这点上，你们所具有的男性成分多于女性成分。”
我们在研究妇女的性别发展中，提出了两个预测。第一，妇女只有经过反复的斗争，她的体格才能适应其功能。第二，性别发展中的关键性转折点在青春期以前就已做好准备或已经完成。这两个预测很快就会被证实。而且，与男孩的情况的比较告诉我们，小女孩向正常妇女的发展更加困难，也更加复杂，因为它包括两个额外的任务；而在男人的发展中并没有与之相当的任务。让我们从两种性别的起源谈起吧。男孩和女孩的生理物质无疑是各不相同的，关于这一点，无须精神分析来确定。生殖器结构的差异伴随着其他一些身体上的差异，对于后者，大家如此熟悉，在此无须再提。差异也出现于本能气质中，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后来所形成的妇女的性质。小女孩通常缺少攻击性、对抗性和自我满足感；她似乎更需要给予爱抚，因而显得更具依赖性和顺从性。这种顺从性的结果可能是这样：她更容易也更快学会控制排泄；尿和粪便是儿童送给其照料者的一批礼物[见第100页]，而且控制大小便是儿童的本能生活所能诱导取得的第一个让步。人们还有一个印象：小女孩比同龄男孩更聪明更活泼；她们更常走出户外接触外部世界，同时形成更强烈的对对象的精神贯注。我无法说清，女孩在发展中的这种领先是否已被精确的观察所证明。但毋庸置疑，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能说女孩在智力上落后于男孩。然而，这些性别差异并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以被个性变化所超越。就我们当前目的而言，它们可以忽略不计。
两种性别似乎都以同样的方式经历了力比多发展的早期阶段。我们原本期望女孩在肛欲攻击阶段已表现出在攻击方面的落后，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女精神分析家对儿童游戏的分析已表明，小女孩的攻击性冲动在丰富性与猛烈性方面都完整无缺。当她们进入阳具欲阶段时，两性的差别就完全被两性的一致所掩盖了。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小女孩即是一个小男孩。正如我们所知，对于男孩而言，这个阶段的标志即下述事实：他们已学会如何从他们的小阴茎那里获取快乐感，并把其兴奋状态与他们性交的念头联系起来。小女孩则通过其更小的阴蒂做同样的事。看起来她们的一切手淫活动都是在这种阴茎的等同物上进行的，真正的女性阴道（vagina）则仍未被两性发现。一些关于阴道感觉的报告也确实存在，但是要把这些感觉同肛门（anus）或（阴道）前庭（vestibulum）的感觉区别开来，却是不容易的；而且这些阴道感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起重要作用。我们有权坚信我们的观点：在女孩的阳具欲期，阴蒂是主要的性感区。当然，情况不会一直如此。随着女性气质的产生，阴蒂就全部或部分地把其敏感性连同其重要性移交给了阴道。这是妇女在其发展中不得不完成的两个任务之一，而相比之下要幸运些的男人只需要在其性成熟时期，继续进行那个他早先在性欲早期旺盛阶段就从事过的活动。
我们以后再回到阴蒂作用的问题上来，现在让我们谈谈女孩在发展中肩负的第二个任务。男孩爱恋的第一个对象是他的母亲，在男孩俄狄浦斯形成时期依然如此。而且从本质上说，终生如此。对女孩而言，她的第一个对象也应该是她的母亲（还有与母亲融为一体的奶妈或养母）。儿童最初对对象的贯注表现于对满足某些既主要又简单的基本需求的依恋中2174，并且照料儿童的环境对两性而言也都是相同的。但在俄狄浦斯状态中，女孩的父亲变成了她的爱恋对象（love object），我们期望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她将找到从亲本对象（paternal object）通向最后选择的对象的道路。因此，在该时期，女孩不得不改变她的性欲区和爱恋对象——而男孩则保持二者不变。于是便产生了这个问题：这种转变是怎样发生的？特别是女孩是怎样从对母亲的依恋转到对父亲的依恋的？她是怎样从男性阶段转向生理上注定的女性阶段的？
如果我们假定，从某一特定年龄开始，异性相吸这一基本力量便被儿童感觉到了，并使女孩趋向男人，而同样的法则则允许男孩继续与母亲在一起，那么，这种假设将会是一个理想的简单解释。此外，我们还可以假设，在这一时期，儿童遵循着父母性偏好所给予他们的暗示。但我们并不会这么容易地找到答案。我们几乎不知道，我们是否要确信这种吸引力，尽管诗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赞美这种力量，而在精神分析上却无法进一步对它做出分解。通过艰辛的研究，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至少很容易地获得了答案所需的材料。你们可能知道，长大后仍然温柔地依恋亲本对象（确切地说是父亲）的女人，为数甚多。我们对这些女人有惊人的发现，她们对父亲的依恋程度很强，持续时间也很长。当然，我们都知道，在这之前女孩还有一个恋母阶段；但我们不知道，这一阶段内容如此丰富，持续时间如此之久，而且留下了如此之多的、造成固着与偏向的机会。在这一个时期，女孩的父亲不过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竞争者；而且在某些实例中，对母亲的依恋持续到14岁以后。差不多我们后来在她与父亲关系中所发现的每一事件，都在早期的依恋中出现过，并被依次转移到父亲身上。简而言之，我们认为如果不懂这个依恋母亲的前俄狄浦斯阶段，那么就不可能理解女人。
那么，我们将乐于知道女孩与母亲的力比多关系的性质。答案是，这些关系各不相同。由于它们贯穿于幼儿性欲的全部三个阶段，故也具有各个不同阶段的特征，并通过口唇的、肛门施虐的和阳具欲期的愿望表现自己。这些愿望体现了主动的和被动的冲动；如果我们把它们与后来呈现的两性差别联系起来——尽管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这样做——我们便可把它们叫做男性的和女性的。除此以外，它们是完全相矛盾的，既具有亲切的性质，又具有敌对的和攻击性的性质。后者通常仅在被转变为焦虑观念后才明朗化。要提出对这些早期的性愿望的明确阐述总是不容易的；女孩表达得最清晰的是让母亲怀上孩子和为她生个孩子的愿望——这两个愿望都属于阳具欲期，而相当令人吃惊的是，它们无疑都被精神分析的观察所证实了。这些研究给我们带来了令人吃惊而详细的发现，这是引人注目的。例如，我们发现，在这个前俄狄浦斯时期，被杀或被毒害的恐怖，（它们后来可能构成偏执狂疾病的核心）就已出现在与母亲的关系中了。又如另一个例子：你们可能会回想起精神分析研究史中的一件曾引起我许多苦恼的趣事。在那个时期，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发现婴儿性欲创伤，我几乎所有的女病人都告诉我，她们曾被自己的父亲诱奸过。但最后我被迫承认，这些报告都是失真的，因而开始明白，癔症产生于幻想而不是真实事件。只是到了后来，我才能够从被父亲诱奸的幻想中，辨认出它是女人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表现。现在，我们在女孩的前俄狄浦斯阶段中再次发现了关于被诱奸的幻想；但诱奸者通常是母亲。然而，这次的幻想涉及了真实的领域，因为确实就是母亲，在给孩子做身体卫生保健的活动中，无可避免地激起了，而且可能是第一次激起了女孩生殖器的快感。2175
我相信你们将会怀疑到：对于小女孩与母亲的性关系的丰富性和强烈性的说明是言过其实了。毕竟人们有机会可以观察小女孩，但没有注意任何这类情形。但这种反对并未切中要害。如果人们知道怎样观察，那么他们在儿童身上就可看到很多东西。此外，你们应该考虑到，儿童能够带到前意识中并加以表述或传达的性愿望是何其少，甚至没有。因此，如果有人在这个情绪领域出现明显的或者过度的发展，我们就完全有权借助他们的回忆，研究这个情感世界的遗迹和影响后果。病理现象总是通过分离和夸大的办法，帮助我们弄清仍然隐含在正常状态中的条件。而且，由于我们的研究是在那些绝对严重变态的人中进行的，所以我认为研究的结果是值得信任的。
现在，我们将把兴趣转向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女孩对母亲的这种强烈依恋消亡的呢？我们知道，这种依恋的通常命运是：它注定要让位于女孩对父亲的依恋。这里，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引导我们进一步研究的事实。发展中的这一步骤并不仅仅包含对象的简单变化。对母亲的疏远是伴随着敌意的；对母亲的依恋以仇恨告终。这种仇恨可能变得非常显著而且终其一生；它可能在以后得到精心的过度补偿（over compensate）；通常它的一部分被克服，而另一部分则被保持。儿童后来发生的事件当然对这种结果影响很大。然而，我们将仅限于研究女孩在转向父亲时对母亲的仇恨；仅限于研究这种仇恨的动机。我们听到了一长串对母亲的谴责和抱怨，这些谴责和抱怨被认为证明了孩子的敌对情感，这些谴责和抱怨的有效性有很大差异，我们应该认真审查。其中一些显然是属于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s）的，敌对的真正根源有待于发现。如果在此我让你们了解精神分析研究的一切细节，我希望你们会发生兴趣。
对母亲的责怪，追溯其最早的根源，是母亲给儿童太少的奶水——这被解释为儿童因丧失爱而反对母亲。在我们的家庭中，现在就存在着这种责怪。母亲经常没有足够的营养提供给她们的孩子，且仅满足于给孩子喂几个月、半年或9个月的奶。而在原始的民族中，母亲哺乳孩子的时间长达两三年。通常是为孩子哺乳的奶妈的形象会与母亲相融合；在这种融合尚未出现时，对母亲的这种责怪就会转变为另一种责怪——责怪母亲把热心喂养她们的奶妈过早地辞退了。不过，无论这些事件的真实情况原本怎样，儿童对母亲的责怪都是不可能经常被证明为合理的。相反，儿童对最早期的营养的需求似乎是贪得无厌的，他似乎从未克服失去母乳的痛苦。如果对那个已能跑会说却还吮吸母乳的原始人的孩子进行精神分析，并且结果表明他们对母亲也有同样的责怪，对此我不会感到惊讶。被毒死的恐惧也可能与断乳有关。毒药是使人生病的营养品，或许儿童把他们早期疾病的病因也归结到这种挫折（frustration）上。相当程度的智力教育是相信偶然之事的先决条件；原始人和未受教育的人，无疑还有儿童，都能够给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以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可能是以泛灵论为基础的。甚至今天在人类的某个阶层中，人们还相信一个人的死亡必与被他人——最可能是医生——所杀害有关。一个神经病患者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的死亡的通常反应，是把引起死亡的责任归结到自己。
当婴儿室中出现了另一个婴儿，他就爆发了对母亲的另一种谴责。如有可能，这种谴责就与口欲挫折保持了某种关系：母亲不能或不会给这个孩子提供更多的奶水，因为她需要为新生儿准备营养。如果两个孩子年龄如此接近，以至于第一个孩子的奶水受到第二个孩子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对母亲的这种谴责就获得了一个真实的基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儿童并不会因为年幼而注意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即使他只比新生儿大11个月。但是，儿童对闯入者和竞争者所妒忌的不仅仅在哺乳方面，还在母爱的所有方面。他感到自己的权力被推翻了、被剥削了、被损害了；他把妒忌的仇恨投向新生儿，并怨恨不忠实的母亲，这种怨恨经常表现为他的行为变得令人讨厌，他可能变得“淘气”、易怒和不听话，并放弃了他在控制排泄中的进步。人们很早就已熟悉了这一切，并承认这一切都是不言自明的，但我们对于这些妒忌冲动的强度，他们所持续存在的顽固性以及对其日后发展的影响的重要性，很少形成一个正确的观念，尤其是当这种妒忌在儿童后期不断地受到新的刺激（因而每次有小弟弟或小妹妹出生时，都会全面发作）时，更是如此。即便这个儿童碰巧仍为母亲所偏爱，结果也差不多如此。儿童对爱的要求是没有止境的，他们需要的是专一的爱，而不容许他人与之分享。
儿童对母亲所怀敌意的根源，在于他的多样化的性愿望。这些愿望随着力比多的发展而变化，而且大部分不能得到满足。如果母亲禁止孩子与生殖器有关的快感活动——经常采用严厉的威胁方式和各种令人不快的动作——而这些活动归根到底又是她自己介绍给孩子的，那么最强烈的挫折就会在阳具欲期发生。人们会认为，这些理由足以说明女孩疏远母亲的原因。如果真是如此，人们就会推断，这种对母亲的厌恶感必然起源于儿童性欲的特征、儿童对爱的要求的无节制性特征和他们性愿望的不可实现性。的确可以认为，儿童的第一个爱恋关系注定是要消亡的，其原因正是因为它是第一个关系，是因为这些早期的对对象的贯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矛盾的。强烈的攻击性倾向总是伴随着强烈的爱，儿童对其对象的爱越强烈，对在那个对象上所遭受的失望和挫折就越敏感；最后，这种爱就必定会屈从于积累起来的仇恨。关于在性爱贯注中存在着一种诸如上述的原始心理矛盾的观点，可能会遭到反对。人们可能指出，正是母亲与孩子关系中这种特殊性质，以同样的必然性导致了儿童的爱的毁灭；因为即便是最温柔的抚养，也无法避免运用强制手段和采用各种约束，而且任何这种对儿童自由的干预，作为一种反应，都必定会激起儿童的叛逆性和攻击性倾向。我认为，关于这些可能性的讨论大概是最有趣的；但忽然出现了另一种反对意见，这使我们的兴趣有所改变。所有这些因素——冷遇、对爱的失望、妒忌、因禁忌而产生的诱奸——毕竟也都在男孩与母亲的关系中起作用，却仍不能使他疏远母本对象。除非我们能够找到某种东西，它为女孩所特有，而不存在或不以同样的方式存在于男孩身上，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女孩对母亲依恋的终止现象。
我相信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特殊因素，而且的确是在我们期望的地方发现的，尽管是以某种令人吃惊的方式发现的。这种特殊因素存在于“阉割情结”之中，正是我们所期望发现的地方。（两性间的）解剖学上的差别最终必将表现为心理学的结果。然而，精神分析表明，女孩坚持母亲要对她们丧失一个阴茎负责，而且为她们因此处于不利地位而不原谅母亲，这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
你们知道，我们认为女人也具有阉割情结。尽管该情结的内容在女孩身上与在男孩身上不同，但仍有足够的理由说女孩有阉割情结。男孩从对女性生殖器的观察中认识到，他们如此宝贵的器官并非一定要与身体相伴随，在此之后他们才产生了阉割情结。在这种情结中，当他想起因玩弄那个器官而招致威胁时，便开始信以为真，并处于受阉割的恐惧的影响之下。这种恐惧成为他以后发展的最强烈的动力。女孩的阉割情结也是产生于对异性生殖器的观察。她们马上注意到两性器官的差别，而且必须承认这种区别的意义。她们感到非常委屈，经常表示她们也要“有像那样的东西”，成为“阴茎嫉羡”的受害者，这种嫉羡将在其发展和性格的形成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即使是在儿童最受宠爱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消耗大量的心理能力，这种嫉羡也是不可克服的。女孩对她没有阴茎这一事实的承认，绝非意味着她很容易屈服于这个事实。相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会继续坚持希望自己获得像阴茎那样的东西，并且过了许多年后，她仍相信这种可能性；精神分析还表明，当儿童对现实的认识否定了这个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后，该愿望就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中，并保持着相当可观的贯注能量。这个获得阴茎的渴望，最终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形成某种动机，该动机促使一个成年妇女接受精神分析；而且她们在精神分析中合乎情理地可能期望得到的东西——如从事智力工作的能力——可能常被认为是这种被压抑愿望的升华的变型。
人们无法怀疑这种对阴茎的嫉羡的重要性。如果我断言，羡慕（envy）和忌妒（jealousy）在女人心理生活中比在男人心理生活中作用更大，你们可能以此为对男性不公正的一个实例。我并不认为羡慕和妒忌这些特征不存在于男人身上，也不认为它们存在于女人身上的根源只在于对阴茎的羡慕；而是倾向于主张，它们在女人身上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阴茎嫉羡的影响。然而，有些精神分析家则表现出一种贬低女孩初期的阴茎嫉羡在阳具欲期的重要性的倾向。他们主张，我们从女人这种态度中发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个二次结构（secondary structure）。该结构是妇女在后期发生心理冲突并倒退到这种早期幼儿冲动的场合中产生的。不过，这是深蕴心理学的一般问题。在许多病理学的——甚或异常的——本能态度中（如在所有的性变态行为中），产生下述问题：这些本能行为的强度有多少应归因于早期幼儿的固着作用，又有多少应归因于后期经验和发展的影响？在这一种情况下，该问题几乎一直是我们在关于神经症病因2176的论述中提出的那种相互补充的问题。这两个因素以不同的重要性在病因中起作用；这方面的作用小些，另一方面的作用就会大些，以此达到平衡。幼儿期的因素在所有场合中都建立了模式，尽管通常是决定性的，但它并不总是决定着这个问题。正是在阴茎嫉羡这一场合中，我要坚决论证幼儿期因素的优势。
发现自己被阉割是女孩成长中的一个转折点。由此出发有三条可能的发展路线：第一条导致性约束（sexual inhibition）或神经症；第二条导致女性性格向“男性化情结”（masculinity complex）方向转变；第三条导致正常的女性气质。关于这三条路线，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了解，尽管并没有全部认识。
第一条路线的基本内容如下：小女孩至此仍以男性方式生活，她能够通过使阴蒂兴奋获得快感，并把这种活动与她指向母亲的性愿望联系起来（这种愿望常是主动性的）；现在，由于受到阴茎嫉羡的影响，她失去了男性生殖器性欲意义上的快乐。因与男孩的那个远为优越的家仆相比，她的“自爱心”（self-love）受到了损伤，结果，她放弃了通过手淫从阴蒂中获得的满足感，否定了她对母亲的爱，与此同时，她还常常压抑大部分的一般性性倾向。无疑，她对母亲的疏远不是突然发生的，因为一开始她只是把阉割视为个人的不幸，后来才逐渐延伸到其他女人中，最后才延伸到她的母亲身上。她的爱是指向她的具有阳具欲望的母亲；由于发现母亲也被阉割了，她就不可能再把母亲作为对象，以至于她长时期积累起来的仇恨的动机占了上风。因此，这就意味着，对于女孩来说，就像对于男孩和后来可能对于男人来说一样，由于发现妇女缺少阴茎，她们的价值就降低了。
你们都知道，我们的神经症患者把其患病的重要原因归之于手淫。他们要手淫为她们所有的烦恼负责，我们很难使他们认识到他们错了。然而，事实上，我们应该向他们承认，他们是对的，因为手淫是他们幼儿期性欲发泄的动力，而他们的确饱受这种性欲的不良发展之苦。不过，神经症患者大多谴责的是青春期的手淫；他们大多忘记了早期幼儿的手淫，而这种手淫才是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我希望日后有机会向你们详细阐明，早期手淫的所有真实细节对于个体后来形成的神经症或性格是多么重要。这种手淫是否被发现了？父母是怎样极力反对它或容忍它的？他自己是否成功地抑制了这种手淫？所有这一切都在儿童的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但总的来说，我很高兴我不必这样做。这是一件困难而沉闷的工作；而且，最后你们肯定会要求我向你们提供一些关于父（母）亲或教育者应该怎样帮助儿童戒除手淫的实践性建议，从而使我陷入尴尬境地。2177我能够从本讲所涉及的女孩的发展中，向你们提供儿童本人努力摆脱手淫的例子，但她并不能总是成功地摆脱手淫。如果对阴茎嫉羡激起了反对阴茎手淫的强烈冲动，而阴蒂手淫仍拒绝让步，于是就发生了一场争夺自由的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女孩似乎自己接替了被其废黜的母亲的角色，并在反对从阴蒂获取满足的努力中，表现出自己对低劣的阴蒂的全部不满。许多年以后，她的手淫活动虽然很早就已被抑制了，但对手淫的兴趣仍然持续存在，我们应当把这种兴趣解释为一种抑制仍令人担心的引诱的防御。这种兴趣表现为对那些遇到类似困难的人的同情，它在缔结婚姻的行动中起动机的作用，而且的确可以决定对丈夫或爱人的选择。取缔早期幼儿手淫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或寻常的事。
随着阴蒂手淫的放弃，女孩也放弃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性。现在被动性占了优势，而且在被动的本能冲动的帮助下，女孩基本上完成了向父亲的转移。你们可以发现，上述发展的浪潮把女孩在阳具欲期的主动性涤扫殆尽，从而为形成女性气质清扫了基地。如果主动性在这一涤扫过程中没有因压抑而丧失太多，那么这种女性气质就可能是正常的。女孩转向父亲的愿望最初无疑就是对阴茎的愿望，这种愿望已遭到母亲的拒绝，现在她寄希望于父亲。然而，如果对阳具的愿望被对婴儿的愿望所取代，也就是说，按照古代的象征性的“等同式”，幼儿代替了阳具，那么一种女性情势也就随之建立起来了。我们也注意到，早在平静的阳具欲期，女孩就希望有个宝宝，这当然就是她玩弄布娃娃的意义。不过，这个游戏实际上并非女性气质的表现，它是对母亲的认同，企图用主动性代替被动性。她扮演母亲的角色而玩偶则成了她自己，现在她能为宝宝做一切她母亲曾为她做的事情。一直到对阳具的愿望产生了，玩偶宝宝才变成了来自女孩父亲的一个宝宝，此后又变为最强烈的女性愿望这一目的。如果后来这种有个宝宝的愿望在现实中实现了，女孩就会觉得非常快乐；如果这个宝宝是一个具有女孩所渴望的阳具的小男孩，她就会尤其地快乐。2178在“来自父亲的宝宝”这一复合描述中，给予充分强调的是婴儿而不是父亲。那种对拥有阳具的古老的2179男性愿望仍然以同样的方式依稀可见于业已形成的女性气质之中。但是，我们或许反而应当承认，这个对阳具的愿望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女性愿望。
随着对阳具—幼儿的愿望转移到她的父亲，女孩就已进入到俄狄浦斯情结的状态。她对母亲的那种无须重新产生的仇恨，现在大大加强了，因为母亲变成了女孩的竞争者，她从女孩父亲那里得到了女孩所想得到的一切。按照我们的观点，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她前俄狄浦斯时期对母亲的依恋中已隐藏了很长时间，但是它仍然十分重要，并在其后留下了种种长久持续的固着作用。对女孩而言，俄狄浦斯状态是她漫长而艰难发展的结果；它是一种初步的解决，一种不会马上放弃的宁静状态。特别是离潜伏期开端不远时更是如此。现在，我们注意到两性间的区别，对于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来说，这种区别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男孩而言，他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从阳具性欲阶段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情结中，男孩对其母亲产生欲望而且希望摆脱作为竞争者的父亲。然而，阉割情结的恐惧却迫使他放弃这种态度。在认识到失去阴茎的危险后，俄狄浦斯情结遭到抛弃、压抑，在最正常的情况下，则遭到彻底的摧毁[见第92页]，而且严厉的超我作为继承者建立起来了。在女孩身上发生的情况几乎是相反的。阉割情结是为俄狄浦斯情结做准备而不是毁坏它；她因受阴茎羡慕的影响而放弃对母亲的依恋，并且进入俄狄浦斯状态，就仿佛进入了避难所一样。由于不存在阉割情结的恐惧，女孩便缺少了一种引导男孩克服俄狄浦斯情结的主要动机。她们在这一情结中停留了或长或短的时间；后来才摧毁该情结，而且，即使如此，也摧毁得不彻底。在这些情况下，超我的形成必定受到妨碍；它无法得到使它具有文化意义的力量和独立性，而且，当我们向男女平等主义者指出这个因素对一般女性特征所具有的影响时，他们并不高兴。
我们再回头谈谈；我们曾提到[第126页]把女人的男性气质情结的发展当作发现女人阉割后的第二个可能的反应。在此我们的意思是，女孩似乎拒绝承认这个不受欢迎的事实，她甚至夸大以前的男性气质，坚持阴蒂活动，进行挑战性的反叛，她逃避到对具有阳具欲期的母亲或对父亲的认同中。支持这一结果的决定因素会是什么呢？我们只能假定它是某种气质上的因素，是较高程度的主动性，诸如男性普遍特征那样的东西。然而，不管它可能是什么，这个过程的本质在于：在发展的这一阶段中，女孩避开了那股为转向女性气质开道的被动性浪潮。这样一种男性气质情结的极端发展，似乎会影响女孩对对象的选择，使之趋向于明显的同性恋。当然，精神分析经验告诉我们，女性同性恋很少是，或者绝不是对幼儿期男性气质的直接延续。即使对这种女孩而言，她似乎也必然在某个时期把父亲作为爱恋对象，并进入俄狄浦斯状态。但是后来，由于对父亲的不可避免的失望，她被迫退回到早期的男性气质情结中。这些失望情绪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命中注定要成为女性的女孩也会产生这些情绪，尽管这些情绪有不同的作用。气质因素的优势似乎无可争议；但女性同性恋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则充分反应在同性恋者的实践中，这些同性恋者经常而且明确地相互扮演母亲和幼儿，又扮演丈夫与妻子。
我在此跟你们所说的一切，可以描述为妇女的史前史。它是最近几年的产物，作为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详尽实例，它可能已经引起了你们的兴趣。因为这个例子的主体是妇女，所以，我们在此冒昧地提到几位妇女的名字，她们对这一研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布伦斯维克（R. M. Brunswick，1928）博士是第一个描述下述神经症案例的人，该疾病返回到前俄狄浦斯阶段的一个固着点，而且根本没有到达过俄狄浦斯状态。该例采取忌妒狂想症的形式，而且证明对其治疗是有效的。格鲁特（Jeanne Lampl-de Groot，1927）博士通过某些可信的观察，证实了女孩在阳具欲期中转向母亲的不可思议的活动。多伊奇（Helene Deutsch，1932）博士已证实同性恋妇女的性行为再现了母子关系。
追踪探讨女性气质从青春期到成熟期的进一步行为表现，这并不是我的意图。而且，对于这个目的而言，我们的知识还是不充分的。但我在下文将把一些特征综合起来。以妇女的史前史为出发点，我在此仅强调，女性气质的发展仍要受到早期男性化时期的残余现象的干扰；在一些妇女生活进程中，男性气质占优势的时期和女性气质占优势的时期反复交替存在着。我们男人称之为“妇女之谜”的某些部分，可能来自妇女生活中双性并存的表现。但是，在这引进研究的过程中，对另一个问题做出判断的时机成熟了。我们把性生活的动力称为“力比多”，性生活受男性—女性的对立倾向支配。因此，这种见解主张考察力比多与这组对立面的关系。如果能证明每一种性别都有适合于他自己的特殊力比多，因而一种力比多追求男性性生活目标，另一种力比多则追求女性性生活目标，那么这种观点也就不会令人吃惊了。但上述情况不是真的。实际上只有一种力比多，它同时服务于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功能。我们不能给力比多本身指定任何性别；如果按照主动性等同于男性的传统公式，我们倾向于把力比多描述为男性的，那么我们不应忘记，它也包含带有被动目标的倾向。然而，“女性力比多”这一词的对应出现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主张是，当力比多被迫用于女性功能时，它受到的压力就更大；而且，比较起男性气质的情况看——在目的论上讲——大自然较少关心它的（女性功能的）要求。不关心的原因——再从目的论上讲——在于下述事实：生物学目的的实现已托付给男人的攻击性，而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女性的同意便已完成了。
女性的“性冷淡”（sexual frigidity）（其频繁性似乎证实了这种冷淡）是一种尚未完全认识的现象。有时它是心理冲突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容易受到影响；而在其他情况中，它则暗示了这种假设：它是由气质因素决定的，甚至还有解剖学上的因素促成。
我答应要再告诉你们一些精神分析观察中见到的、成熟女性气质的心理特质（psychical peculiarities）。我们并不要求这些断言具有高于一般的效度；且要辨别这些特质中哪些应归之于性功能的影响，哪些应归之于社会的熏陶，也并不总是容易的。例如，我们把大多数自恋现象归之于女性气质，这种现象也影响到女性选择对象，因而对她们而言，较之于爱人，被爱则是一种更强烈的需要。而且，阴茎嫉羡对女性心理上的虚荣也发生影响，因为她们一定会更高地估价自己的魅力，以作为对其早期性缺陷的晚期补偿。2180害羞被认为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女性特征，但它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平常。我们相信，它有着自己的目的，即掩饰生殖器方面的缺陷。我们没有忘记，害羞在更晚的时期还负有其他功能。看起来妇女对文明史中的发现与发明没有作什么贡献；然而，她们可能已经发明了一种技术，即编织技术。果真如此，我们就应该有兴趣猜测这种成就的潜意识动机。大自然本身通过在人的成熟期生长阴毛以遮掩生殖器，似乎就已为这种成就提供了可资模仿的样式。在身体上，这些毛发长进皮肤里，而且彼此杂乱地交织在一起，这一步骤被保存下来，而成为使各线条相互交织的编织活动。如果你们把这个观点视为幻想而加以否认，并且认为我关于阴茎对女性气质的构成有影响的信念是一种偏见，我当然无力辩解。
女性选择对象的决定性因素，常常由社会条件造成而难以辨认。但只要她能进行自由选择，该选择就往往依照女孩希望成为的自恋性的男人形象做出。如果仍停留在对父亲的依恋中，即停留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她的选择就依照类似父亲的模式做出。这是因为，当她从依恋母亲转向依恋父亲时，当她对母亲怀有充满矛盾心理的敌意时，这种选择就可保证一个幸福的婚姻。但是，这种选择的结果常常表现出对消除因矛盾心理而造成的冲突的一种普遍威胁。这种保留下来的敌视紧随于对父亲的无可置疑的依恋之后而来，并且蔓延到了新的对象上。女性的丈夫首先是父亲的继承者，过了一段时间后也成为母亲的继承者。因此很容易产生下述情况：在妇女的后半生中，可能充满了对丈夫的反抗，正如她的更短的前半生中充满了对母亲的反抗一样。一旦这种反抗经历完毕后，第二次婚姻就很可能变得十分令人满意了。2181妇女性质中的另一个改变可能发生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的婚姻中，恋人对这种变化毫无准备。由于妇女自己成了母亲，她便可能恢复对自己的母亲的认同，而对这种认同她直到结婚后才停止反抗，并且这种认同可以把所有可获得的力比多吸引到自身中，以致这种强制性重复重演她父亲的不幸婚姻。母亲对子女的出生所产生的不同反应表明，即使到现在，“缺少阴茎”这个古老的因素仍没有丧失力量。母亲只有在与儿子的关系中才获得无限的满足；总而言之，这是最完美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摆脱了所有人类关系中的矛盾心理2182。母亲可以把她自己被迫压抑的抱负寄托于儿子，期望从他那里实现她遗留在男性气质情结中的所有愿望。甚至只有等到妻子成功地把丈夫当成儿子，并以母亲的身份对待他时，她的婚姻才会牢靠。
我们可以把妇女对母亲的认同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前俄狄浦斯阶段，它根植于对母亲的深情依恋，并以她为模型；后个阶段来自俄狄浦斯情结，该阶段试图摆脱母亲，并以父亲取代她。无疑我们有理由这样说，这两个阶段的大部分内容都遗留到了妇女的未来发展中，而且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内容是被完全克服的。但深情的前俄狄浦斯依恋对妇女的未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该阶段为获得某些特征做好了准备，这些特征使她后来实现了性功能方面的作用，并完成了她无可逃避的社会职责。也正是在这种认同中，她获得了对男人的吸引力，并使男人对母亲的俄狄浦斯依恋爆发为狂热的激情。但是，常常发生的情况却是，只有男人的儿子才获得了男人自己渴望的一切，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在心理学上，男人的爱和女人的爱有阶段上的不同。
妇女可能被认为缺少公正感，这种情况无疑与妒忌在其心理生活中的支配作用有关；因为对公正的要求就是对妒忌的修正，而且规定了使人能够摒弃妒忌的条件。我们还认为妇女的社会兴趣较男人的小，而且她们升华本能的能力也弱于男人。前种情况无疑来自于那种确属所有性关系特征的反社会性质。恋人彼此获得完全满足，而且家庭也反对包含于更复杂的组织中。2183升华的能力造成了最大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我禁不住要提到一种在精神分析实践中不断获得的印象。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个年轻的、有点不成熟的个体，我们希望他能充分利用精神分析为他揭示的发展可能性。然而，同龄妇女却常常因其心理上的僵化和不变性而使我们吃惊。她的力比多已固定在最后的位置，似乎难以为其他状态所更换。她没有别的道路通向进一步的发展，似乎整个过程都已完成了，此后再不易接受影响了——的确，在通往女性气质的艰难发展中，她似乎已耗尽了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可能性。作为治疗者，我们对这种事态感到遗憾，尽管我们通过解除患者的神经症冲突（neurotic conflict）而治愈了她的精神失调（ailment）。
以上就是关于女性气质我应当告诉你们的一切。它们当然是不完善、也不全面的，而且听起来有时很不顺耳。但不要忘记，我对妇女所作的描述，仅仅限于她们的性质是由其性功能决定的这一点上。这种影响的确是很深远的，但我们不要忽视，个体的妇女也可以作为人生活于其他领域。如果你们想对女性气质了解更多，你们就去研究你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或求助诗人，或等待科学为你们提供更深刻更连贯的信息。
第34讲 解释、应用和展望
女士们，先生们：
权当是为减轻这些讲演的枯燥，或许你们会允许我再次与你们谈论一些没有多少理论意义的事情，但是只要友好地对待精神分析，你们就会对此乐有所闻。例如，假定你们空闲时候拿起一本德国的、英国的或美国的小说，希望从中发现关于现代人和社会的描写。读了几页后，你们便遇到第一个关于精神分析的评论，不久之后还会遇到其他类似评论，尽管该书内容似乎并不需要这些评论。你们不必认为这是一个应用深度心理学以求更好地理解书中的角色及其行为的问题——附带提一下，尽管有其他更严肃的作品也做此类尝试。但事实上，这些评论大部分都是作者的滑稽议论，借以显示他博闻广识和智力超群。你们也并不总会认为他的确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另外，你们也可能在娱乐时加入一个社团——不一定在维也纳。谈话的主题不久就转向精神分析，你们会听到各种不同的人在对此做出评判，大都带着坚决而肯定的口吻。他们的评判通常是傲慢的，或诽谤性的，至少也是玩笑性的。如果你们过于鲁莽，暴露了你们对该主题有所了解这一事实，他们就会蜂拥而至，要你们提供信息，做出解释，并很快使你们确信，所有这些严苛的评判都毫无知识依据。这些评论家们几乎无人翻阅过精神分析专著，即便读过，也未曾消除过初涉这新学科时所产生的反感。
你们也可能期望有关精神分析的介绍能为你们提供各种指导，能指导你们用什么样的论据去纠正这些关于精神分析的明显错误；能指导你们向人推荐什么样的书，以提供更明确的信息；甚至指导你们在讨论中应该从自己的知识或经验中引用什么样的例子来改变同行的态度。我请你们不要如此。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对你们而言，最好是完全隐藏你们的先进的知识。假使不能如此，你们应仅限于说明，就你们所知，精神分析是知识的一个特别分支，它难于理解，更难评判；它所研究的问题，非常严肃，是不能仅以几个玩笑去解释它的——因此，在社交娱乐中最好是选取其他题材为宜。并且即使不明智的人重述他们的梦，你们也不要参加解释，更不可夸说精神分析的治疗效果。
但你们可能产生下述疑问：为什么这些舞文弄墨、夸夸其谈的人行为如此恶劣？而且，你们可能不免有这样一种观点，即造成该局面的责任不仅在于这些人，而且还在于精神分析学本身。我也这样认为。你们所遇到的有如文学和社会中的偏见，是早期评判——即正统科学的代表者对年轻的精神分析学所做的评判——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我曾经在我写的一部史书2184中对此抱怨过，但我不会再这样做了——也许一次就已经是多余的了——不过，事实是，那种做法没有违反逻辑，没有无视礼节和背离高雅情趣，尽管当时精神分析科学的敌手并没有承认它。这令人想起在中世纪常见的情景：一个犯罪者，甚至仅仅是政治上的反对者被套上枷锁，并受到粗暴的虐待。你们或许无法清楚地认识到，暴徒特色如何在我们社会中做上行蔓延；而且，当人们觉得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并感到不必承担个人责任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错误行为。在精神分析运动初期，我或多或少有些孤独。而不久就明白，反驳是没有前途的，但哀叹和乞求仁慈精神的帮助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那里没有受理我上诉的法庭。因此，我另辟蹊径。我对自己解释说，大众的这种行为正是我不得不与之抗争、出现在每个患者身上的那种相同抵抗的体现。这一自我解嘲成了精神分析的首次应用。我强制自己不去反驳，而且当我的继承者渐渐表露出反驳倾向时，我劝阻了他们。这步棋是正确的。那个年代对精神分析实行的封锁从此被化解了。但是，正如一个被弃的信仰作为迷信而残存着，或一个被科学摒弃的理论作为大众信仰而继续存在着一样，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早期拒绝，至今仍存在于那些舞文弄墨、高谈阔论的门外汉们的轻蔑讥讽之中。因此，他们的恶劣态度就不再会使你感到惊讶。
但你们也别指望会听到一些令人高兴的消息，说有关于精神分析的纷争已经结束，而且已被承认为一门科学并被大学采纳为一门教学课程。事实绝非如此。抗争仍然存在，不过是以一种更温和的形式存在而已。另一个新情况是，科学界中在精神分析和它的反对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层。它的组成者承认精神分析某些部分的合理性，并以种种最逗人的条件来苛待这些部分。但另一方面，这些人又排斥精神分析的其他部分，排斥一个他们怎么称赞也不过分的事实。要猜测使他们对此做出选择的决定因素是不容易的。这种选择似乎有赖于个人的同情心。一个人可能反对性欲，另一个可能反对潜意识；尤其不受欢迎的好像是象征主义这个事实。尽管精神分析的结构是不完善的，但它即使在今天就表现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元素不可能被任意地取舍拼凑：但这些折衷主义者似乎无视这一点。我从不认为，这些半吊子拥护者们，是把他们的反对建立在对事实的调查之上的。这类人中也有一些名士。诚然，由于把时间和兴趣都用于另一些他们非常精通的成就硕大的事业上面，这些人的反对还是情有可原的。但在那种情势下，他们不是最好应悬置他们的评判而不明确支持哪一方吗？我曾经成功地使其中的一位伟人的态度发生迅速的变化。他是闻名世界的批评家，具有仁慈的谅解之心和预言式的洞察力，他紧随着时代的精神潮流。我们认识时，他已是80高龄；但他的谈话仍具魅力。你们很容易就猜到我指的是谁。2185并不是我首先谈起精神分析这个话题，而是他在以极谦虚的方式拿自己与我做比较时谈起的。“我不过是一个文人，”他说，“但你却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发明家。不过，有件事我必须对你说：我对我的母亲从未产生过性的情感。”“可是你完全没有必要意识到这些情感，”我回答道，“对于成人而言，那些情感是潜意识的情感。”“哦，这就是你所主张的呀！”他轻松地说，并握紧我的手。我们待在一起继续谈了好几个小时，气氛友好和睦。后来，我听说他在有生之年常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谈到精神分析，并很高兴引用一个对他而言挺新鲜的词——“压抑”。
常言道，我们应该向自己的敌人学习。我承认我从未成功做到这一点。但同时，我认为，如果我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所提出的一切责难和反对进行回顾，如果我继续指出其间非常容易被揭露的不公正和对逻辑的违背，这对你们可能会有所启发。不过，“考虑再三”，我告诉自己，那样做也许毫无意趣，只会变得无聊乏味和令人生厌，而这恰恰是我这些年来非常小心避免的结局。因此，如果我不再继续讲这一套，如果我向你们略去了这些所谓科学批评家的评判，你们应该原谅我。这毕竟是困扰某些人的问题，这些人的一大资格是通过与精神分析的经验保持距离而做到不偏不倚。但我知道，在其他场合中，你们不会如此轻易地放过我。“不过，”你们会告诉我，“还有这样一些人，你的最后说法对他们并不适用。他们并不回避精神分析经验，他们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也可能自己接受精神分析；在某个时期，他们甚至是你的合作者。然而他们形成了别的观点与理论，并基于该观点与理论，他们与你分道扬镳，并建立了独立的精神分析流派。你应该向我们阐明这些在精神分析史上如此频繁发生的分离运动所具有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我会尽力去做的。但仅能简略阐述，因为他们对理解精神分析的贡献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我相信你们首先会想到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该书（例如在美国）被认为是与我们的精神分析学说并驾齐驱的一种思想，并且与之等价，它一般与精神分析学说相提并论。实际上，个体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相关甚少，但因为某种历史条件的缘故，个体心理学才得以寄生在精神分析之中。我们对这一群反对者的特征的论断，在有限的程度上适用于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个体心理学就其名称而言也是不恰当的，该名称是某种困惑的产物。该术语可做“群体心理学”的对应词，我们不能让这一合乎情理的用法受到妨碍；此外，我们自己的活动也主要且大部分都是与人类个体的心理学相关的。今天我并不想对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做一个客观的批评，在这些介绍性讲演计划中，也没有安排这种批评。此外，我曾经尝试过，而且没有感到对我当时所言有进行某些改变的需要。2186不过，我将提及我在从事精神分析之前所遇到的一件小事，从而说明他的观点所给我的印象。
摩拉维亚的一个小镇是我的出生之地，在我3岁时我离开了这个小镇2187，毗邻该镇处有一个其貌不扬的疗养地，坐落林间，煞是美丽。早在学生时代，我在假期里去过那里几次。大约20年后，因一个亲戚生病，我得以再次光顾那里，在与那个疗养地的医生（即接待我亲戚的那位医生）的谈话中，我尤其询问了他如何治疗那些冬季来的农民，即那些斯洛伐克人。我相信，这些人是他在冬季的全部病号了。他告诉我他的治疗方法是这样的：在他门诊时间里，病人走进房间排成一行，一个跟着一个出列诉说病苦，抑或背痛抑或胃疼抑或腿酸等等，等等。然后医生对这些人依次检查，在满意地发现问题症结之后，说出某种诊断，每个病例诊断都相同。他向我翻译了这个词，意思近乎于：“中魔了！”我惊讶地问，这些农民是否对他这种千篇一律的诊断表示反对。“哦，没有！”他回答道：“他们对此很满意：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归队时，都通过脸色和手势向别人示意，我是一个懂得各种事情的人。”当时我几乎没有想到，在什么条件下我会再次碰到这样的情形。
无论是同性恋者或恋尸癖者（necrophilic），无论是遭受焦虑之苦的癔症者，还是自绝于社会的强迫性神经症者，抑或狂言乱语精神病者（raving lunatic），“个体心理学”中的阿德勒流派都宣称，患者的动机都在于希望表现自己，弥补自卑，保持“优越”，从女性特征转向男性特征。在我还是年轻学生的时代，当人们介绍一个癔症案例时，我们曾在门诊部听到非常相似的情况：我被告知，癔症病人形成其症状，从而使自己显得有趣，以把人们的注意吸引到其自身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老的聪明之举竟延续至今。然而即使在那时，心理学的这一细枝末节似乎也无奈于癔症之谜。它至今未得其解，例如，它未能说明病人为什么没有采取达到目的的其他方法。当然，“个体心理学”这个理论中肯定有某种东西堪称正确；所以管见被当作了整体理论。自我保存本能试图利用各种情境；自我甚至企图把疾病转变为有利条件。这在精神分析中被认为是“来自疾病的次要获益”。2188然而，尽管性受虐狂、受罚的潜意识需要和神经性的自我伤害等事实，似乎证实了与自我保存背道而驰的本能冲动存在的假设，但当我们考虑到这些事实时，我们甚至对构成个体心理学基石的日常真理的普遍有效性发生了信仰动摇。不过，如果有一个理论否认了复杂性，对潜意识一无所知，没有引进难以掌握的新概念，一笔勾销了性欲这个常常无事生非的问题，而把自己局限于发现人们试图借以生活得更好的技能，像这样的理论理应受到许多人的大加赏识。因为大多数人都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们并不需要一个以上的关于原因的解释，并不感谢科学的深入研究，他们需要的是拥有简单的方法，以及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当我们考虑到个体心理学多么出色地满足了这些要求时，不禁想起了《华伦斯坦》（Wallenstein）2189中的一句话：
“若此观点过于聪明而令人智昏，我当断然称之实属愚蠢之举。”2190
来自专家界的批评，尽管对精神分析是如此的粗暴，但对个体心理学一般而言，都是温和的。当然，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位精神病学家（psychiatrists）也发表了一篇名为《够了》（Enough）的反对阿德勒的文章，文中他强烈地表述了对个体心理学的“强制性重复”的厌恶。如果还有什么对个体心理学颇有好感的话，这无疑是与他们对精神分析的对抗有关。
我不必再叙述从我们的精神分析中分化出的其他学派。这种分化的事实，既无助于赞成也无助于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有效性。你们仅需考虑到种种强烈的情感因素，它们使很多人难以与别人相适应，或服从于别人；考虑到更大的困难正如格言所说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2191当意见的分歧超越某一特定点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分手，随后沿着我们与众不同的道路前进——特别是当理论的分歧包含实践过程中的变化时，更应如此。譬如，假设一个分析者2192不重视病人过去经历的影响，而仅从现在的动机和对未来的期望中去寻找神经症的因果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必将忽略对儿童经历的分析；他必将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并且通过增强他的说教性影响和直接指出某些特定的生活目标，来弥补对来自童年期分析的事件的缺失。随后我们将对此指出：“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学派；但它不再是精神分析。”或者，另一个人2193可能形成这样的观点：出生时的焦虑经历播下了后来所有神经性障碍（neurotic disturbances）的种子。因此，在他看来，把精神分析局限于这种单一影响的结果，以及向病人保证三四个月的治疗可获得成功是合理的。你们将会发现，我所选择的两个例子产生于恰好相反的前提下。这些“分离主义运动”（secessionist movements）的共有特征是，它们每一个都孤立地抓住了精神分析学说中丰富课题中的一个，并以此为依据独立出来——例如，或者选择支配本能（instinct for mastery），或者选择道德冲突（ethical conflict）；或者选择母亲（的重要性），或者选择生殖问题，等等。如果就你们看来，这种分离现象今天在精神分析历史中已变得比在其他理论运动中更为严重，我想我是不会苟同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其责任应当归之于精神分析中理论观点与治疗方法之间的本质关系。纯粹的观点分歧是能够长期容忍的。人们喜欢指责我们精神分析者排斥异己。这种讨厌的特征的唯一表现形式，恰恰是我们从那些想法异于我们的人中分离出来的。这对他们毫无害处。相反，他们却很有运气，而且比从前过得更好。因为，由于与我们相分离，他们通常也就摆脱了压在我们身上的负担——它可能是幼儿性欲的臭名声，或者是象征主义的荒谬性——而且被周围人认为是值得尊敬的，而站在背后的我们则恰好相反。而且，除了一个显著的例外，正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排除在精神分析之外的。2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