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城的盾形徽章上2245）
（1914）
杨韶刚 译
高申春 校
杨韶刚 修订
按语
本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主要包括三部分：（1）阐述了大约1902年前精神分析发展史。包括同布洛伊尔的合作与分离，独自提出迁移宣泄法，形成压抑和抵抗理论、幼儿性欲假说，以及作为潜意识来源的梦的解释和开拓。（2）阐述了大约1910年前精神分析的观点第一次开始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包括以维也纳与苏黎世学派联盟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形成、主要贡献，以及精神分析运动在欧洲和美国的兴起。（3）阐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组织建设、学术活动和分裂，包括地方组织的建立、前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代表大会的活动、同阿德勒和荣格的根本分歧以及弗洛伊德对他们的严厉批评。
英文版编者导言
本译文是1924年版本的一个修改版。
在1924年之前的德文版本中，本书的末尾出现了“1924年2月”这一日期。事实上这本书似乎是在那一年的1月和2月写成的。在1924年的版本中做了少量字词修改，并且在第33～34页上增加了一个很长的脚注。到目前为止，这还没有在英文版中出现过。
在厄内斯特·琼斯编撰的《弗洛伊德传记》（1955，第142页以下）第2卷的第五章中，对导致撰写本著作的情况做了全面的说明。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非常简短地总结一下这种情况。阿德勒对弗洛伊德观点的不赞同在1910年达到了顶峰，而荣格的反对意见则是在大约三年以后。尽管存在着把他们和弗洛伊德分开的一些歧异，但是，他们都坚持把他们的理论描述为“精神分析”。本书的目的是想清楚地说明精神分析的基本假定和设想，指出阿德勒与荣格的理论和它们是完全不相容的，并且想做出推论，如果这些相矛盾的观点都被赋予同样的名称，那么，这样做除了造成普遍的混乱之外，将一无所获。而且，尽管多年来舆论继续坚持认为有“三个精神分析学派”，但弗洛伊德的论点最终取得了胜利。阿德勒已经为他的理论选择了“个体心理学”（Inpidual Psychology）这个名称，而此后不久，荣格也为他的理论取名为“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
为了完全清楚地说明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弗洛伊德追溯了这些原理从他们目前精神分析开始的发展历史。在本书第一章所包含的时期中他自己是唯一与此有关的人——就是说，一直到大约1902年。第二章将历史讲述到大约1910年——在这一段时间里，精神分析的观点第一次开始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只是在第三章中，弗洛伊德才开始讨论那些持有异议的观点，首先是阿德勒的，然后是荣格的观点，并且指出了他们同精神分析的研究发现相分歧的那些基本方面。在这最后一章中，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本书的其他章节，我们发现弗洛伊德采纳了一种比他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更好战的语调。鉴于他在前三四年的个人经历，这种不同寻常的心境不能被认为是令人惊奇的。
关于阿德勒和荣格观点的讨论将在弗洛伊德另外两本与本书同时代的著作中找到。在《论自恋》（1914c）一文中，该文和《精神分析运动史》几乎是在完全相同的时间里撰写成的，在第一章末尾（第79页以下2246）出现了与荣格发生争论的一些段落，而在第三章开始则出现了一段与阿德勒争论的类似的段落。关于“狼人”（1918b）的案例史主要是在1914年底写成的，尽管只是在1918年才出版（又增加了两段），这个案例史的构思主要是对阿德勒和荣格进行实证的驳斥，还包含着许多对他们理论的抨击。在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中，有许多关于这些争论的散在的参考资料（主要是在说明性的或半自传式的作品中），但是这些材料总是较枯燥乏味，而且范围并不太广泛。但必须提到，在弗洛伊德关于“鞭挞幻觉”（beating-phantasies）《“孩子挨打”：写给性变态起源的研究》（1919e，标准版，第17卷，第201页以下）一文的最后一节，对阿德勒关于导致压抑的动机力量的观点做了严密推理的讨论。
关于本书的纯历史的和自传的部分，我们必须说明，弗洛伊德重述了他在《自传研究》（1925d）中所持的多少有些相同的立场，但在某些方面对本书做了补充。当然，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全面的探讨，读者必须参考厄内斯特·琼斯的3卷本的《弗洛伊德传记》。我们并不想在本译文的脚注中重述那本著作中已经包含的同样观点。
第一章
对于我打算在这里对精神分析运动史所做的这种阐述的主观性，谁都无需惊奇，同样，对于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无需任何人感到惊奇。因为精神分析乃是我的创造；十年来我是唯一关心它的人。我的同时代人对于这种新现象所提出的一切不满，统统以批评的形式倾注到我的头上。尽管长期以来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学家，我却以为即使在今天，还没有人能比我更清楚地知道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它如何不同于研究心灵生活的其他方法，被称作精神分析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用什么其他名称才能更好地描述它。在这样驳斥了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冷漠无情的侵权行为之后，我打算把引起这本《国际精神分析年鉴》的编辑和版式发生改变的那些事件间接地告诉它的读者们。2247
1909年，我有机会第一次在一所美国大学的讲坛上公开发表关于精神分析的演讲2248，这对我的研究是一次重要的机会，而且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我当时宣称，使精神分析得以存在的人并不是我：这个荣誉还应归于其他人，应归于约瑟夫·布洛伊尔。当我还是一个正忙于通过考试的学生时（1880～1882），布洛伊尔就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但是，由于我做了那些演讲，一些好心的朋友便向我提出了一个疑问，是否我的感激在那种情况下没有表示得太过分？在他们看来，我应当像我以前习惯于做的那样进行下去：即把布洛伊尔的“宣泄法”作为精神分析的一个准备阶段，把我放弃催眠术和引进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作为精神分析本身的开始。无论精神分析的历史是否把宣泄法或我对它的变更作为开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很重要的；我提到这些毫无趣味的事情，只是由于精神分析的某些反对者们有一种习惯，他们时常认为，精神分析技术毕竟不是由我，而是由布洛伊尔发明的。当然，如果他们的观点允许他们发现其中某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如果他们没有对精神分析的否认加以这样的限制，那么，毫无疑问，精神分析始终是我独自的研究。我从未听说，由于布洛伊尔在精神分析中分担了大量工作，使他蒙受相当程度的批评和凌辱。正像我长期以来所认识到的，引起矛盾和产生痛苦是精神分析不可避免的命运。我已经得出结论，我必定是精神分析最具有独到特点的真正创立者。我很高兴能够补充说，企图最大限度地贬低我在创立这个备受凌辱的精神分析中所起作用的任何努力，都不是来自布洛伊尔本人，或者都没能得到他的支持。
布洛伊尔的发现如此经常地得到叙述，以至于我可以无须在此对它们进行详加讨论。这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就是说，癔症患者的症状是建立在他们过去的生活背景上的。过去的生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被遗忘了（创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治疗，就在于引起对它们的记忆，并在催眠状态下再现这些体验（宣泄）；而且理论框架也是由它推演而来的，这就是说，这些症状代表着对尚未得到安置的大量兴奋的一种变态的使用（转换）。每当布洛伊尔在他对《癔症研究》（1895）的理论贡献中提到这种转换过程时，他总是把我的名字放在后面的括弧内2249，好像在理论评价上这个第一次尝试的优先权属于我。我认为实际上这只是有关名义的区分，我还认为这个概念是我们同时一起发现的。
布洛伊尔第一次发现宣泄法之后，他在若干年里一直未使用这种方法，只是当我从沙可（Charcot）那里学习归来时2250，他才在我的鼓励下重新使用它，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沙可在对他具有很高要求的医学上进行了大量的咨询实践；我自己只是不愿从事医学这个专业，但在那时我却有一种强烈的动机，要帮助那些在神经过敏情感方面遭受痛苦的人们，或者至少希望了解他们的状况中的某些事情。我曾从事过生理治疗，并在对我做的埃伯的电疗（Erb's Elektrotherapie）（1882）的研究结果失望之后，曾感到绝对束手无策，这项研究竟提出了如此多的提示和建议。如果当时我没有独自获得这个后来由莫比斯（M?bius）得出的结论，即对神经症患者电疗的成功全是暗示（suggestion）的作用，那么，毫无疑问，只要完全放弃这些有希望获得的成功，就会受到责难。在深度催眠时用暗示进行治疗，这是我从李厄保（A. A. Liébeault）和伯恩海姆（Bernheim）的那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演示2251中学会的，这样，对于电疗的失败似乎提供了一种满意的替代。但是，布洛伊尔使我熟悉的这种研究催眠状态中的病人的实践（即把一种自动操作方式和满足科学好奇心相结合的实践），确实要比暗示治疗中使用的那些单调、强迫性的抑制具有更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这些抑制阻碍了所有研究。
新近我们接收到一个忠告，它声称代表精神分析的最新发展，大意是说，现时冲突和引起疾病的原因应该在分析中处于最显著的位置。2252这正是布洛伊尔和我在开始研究宣泄法时所经常做的。我们把病人的注意直接引向产生症状的创伤情景，我们力图发现创伤情景下的心理冲突，释放其中被压制的情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后来我称之为“退行”（regression）的心理过程，它具有神经症的特征。病人的联想从我们试图阐述的这个情景退回到早期的经历，并且被迫进行分析，而这种分析是想纠正现状，并专注于过去。这种退行经常引起进一步退化；开始时似乎有规则地把我们带回到青春期；后来，那些仍然躲避解释的失败和要点，便把分析的工作更进一步带回到迄今仍然无法做任何探究的童年期。这种退行的方向成为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看起来，如果精神分析不涉及过去，就无法说明属于现在的任何东西；确实，任何致病的经历都包含有先前的经验，这种经验尽管不是病因本身，但已赋予后来的经验以病因的性质。但是，把人的注意力限制到现在已知的那种令人激动的原因的意图是如此强烈，甚至使我在以后的分析中也要给它让路。在1899年对那个我称之为“杜拉”的病人进行的分析中2253，我已知道引起这种病情爆发的情景。我曾尝试过无数次，想使这种经验服从于分析，但是，甚至直接提出这种要求，也总是使她对疾病做出同样贫乏和不完全的描述。直到经过长期的曲折，回到她最早期的儿童时期，一个梦在分析中使她想起了迄今已被遗忘的这个情景的细节时，才有可能理解和解决当前的这种冲突。
这一实例表明上面提到的这个忠告是何等的错误，表明在此推荐给我们的分析技术中，这种对退行的无视代表了多大程度的科学倒退。
布洛伊尔和我自己之间的第一个差异，表现在关于癔症的更精细的心理机制问题上。正如人们可能会说的那样，他更喜欢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生理学的理论；他试图用各种心理状态（当时我们称之为“意识状态”）之间缺乏交流来解释癔症病人的心理分裂，他因此而建构了“类催眠状态”（hypnoid states）的理论，据说这个理论的产物会像未同化的异体一样渗透到觉醒的意识中。我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更不科学；我似乎是要处处区分和日常生活的那些动机和倾向相类似的动机与倾向。而且，我把精神分裂本身看作是一种抵制过程的作用，当时我称之为“防御”（defence），后来叫“压抑”（repression）。2254我做了一个短暂的尝试，允许这两种机制并列地分别存在，但是，正如观察向我表明的那样，它们常常只不过是一件事，这是在我的“防御”理论采纳与他的类催眠理论相反的立场之前不久。
然而，我非常清楚，在我们的观点之间的这种对立和此后不久随之发生的我们的关系破裂无关。这里有更深刻的原因，但是，这种分裂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的，以至于刚一开始我还对此不理解；只是后来，从许多明显的迹象中我才知道了应如何解释这件事。应当记住，布洛伊尔在谈到他的著名的第一个病人2255时说，性欲成分在这个病人身上令人吃惊地未发育成熟2256，而且这对该病例非常丰富的临床描述毫无帮助。我常常感到惊奇，为什么批评者往往并不更多地引证布洛伊尔的这种主张，以作为反对我关于神经症中性病因学这个论点的一个证据，而且甚至在今天我也并不知道，我是应当把这种疏漏视为他们机敏的证据，还是视为他们粗心大意的证据。任何一个人，若依照过去二十多年来获得的知识来阅读布洛伊尔的病例史，将会立刻觉察到其中的象征作用——蛇、坚硬的、臂膀瘫痪——以及在考虑到那位年轻女士在患病的父亲床边所发生的情境时，将很容易猜测到对她的症状所做的真正解释；因此，布洛伊尔关于性欲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见，将由此而和她的医生的意见大相径庭。在治疗她的症状过程中，布洛伊尔能够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关系（rapport）的非常强烈的暗示，这种良好关系可以看作是今天我们所谓“移情”（transference）的一个完满的原型。现在我有强烈的理由怀疑，在她的一切症状得到解脱之后，布洛伊尔一定从进一步的迹象中发现了这种移情的性动机。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出乎意料的现象的普遍性，结果，就好像他遇到了一件“麻烦事”2257似的，他放弃了所有进一步的研究。他可从未就此事对我说过如此多的话，但在不同的时候他却充分地告诉过我，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这种重建是有道理的。当我后来开始越来越坚决地提出性欲在神经症病因学中的意义时，他却第一个表现出厌恶和否定的反应，后来我对此已变得非常熟悉了。但在当时，我还没有学会把这种现象视为我不可避免的命运。2258
不管是温情的还是敌意的，在每次神经症的治疗中都会以粗略的性的形式出现移情，尽管这既非医生或病人所渴望的，亦非他们所诱发的，但在我看来，这个事实往往是最不可或缺的证据，即神经症的驱动力量的根源就在于性生活。这个论点从未受到过任何应有的注意，因为假如它受到了人们注意的话，那么，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就不会留下任何其他公开的结论。就我而言，这个论点一直是一个决定性的论点，而且是精神分析研究的更具有特殊意义的发现。
对于我关于神经症性病源学的论点，甚至我的较亲密的朋友们也不欢迎，这样一来倒有些安慰作用——因为在我这个人的周围迅速地形成了一个真空——人们都认为我正在为一个新的和原创的观点而进行战斗。但是，有一天，某些记忆涌上了我的心头，这些记忆扰乱了这种令人高兴的念头。但是，作为一种交换，这种记忆却使我真正领悟到人类创造活动的过程和人类知识的本性。过去一直由我来承担责任的这个观点绝不是起源于我的。那是由三个人传授给我的，他们的意见受到我最深切的尊重——他们是布洛伊尔本人、沙可和克罗巴克（Chrobak）。后者是大学的妇科医学家，也许是我们所有的维也纳医生中最优秀的。2259这三个人都传授给我一些知识，严格地说，他们自己并不具备这些知识。当我后来向他们提起这个事实时，其中两人否认这样做过；而第三位（伟大的沙可），如果我能再见到他的话，或许同样会予以否认。但是，这三种相同的意见我虽然听到了，却没有弄明白，多年来在我心中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有一天，这三种意见才以一种明显的原创发现的形式苏醒过来。
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家庭医生时，有一天，我和布洛伊尔一起在城镇里走着。这时，有一个人突然走上前来，他显然有急事要和布洛伊尔说话，我落在后面。那人一离开，布洛伊尔就以他那友好的、讲授的方式告诉我，这人是他的一位病人的丈夫，向布洛伊尔提供了关于她的某些消息。布洛伊尔补充说，这位妻子在社会上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行动，以致她被送到布洛伊尔这里作为一种神经症病例来治疗。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事情往往是幽会的秘密（secrets d'alc?ve）！”我惊奇地问他是什么意思，而他则通过向我解释幽会场所（alc?ve，即婚床）这个词作为回答，因为他并没有认识到，他所陈述的这件事对我来说有多么不同寻常。
几年之后，在沙可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我碰巧在这位伟大的老师身边站了一会儿，当时他好像正向布罗阿代尔2260讲述一件非常有趣的、在他白天工作时发生的事。我没有听到故事的开始，但是我的注意力逐渐被他所谈的吸引住了：一对来自东方远土的年轻夫妇——女的患有严重的疾病，而男人则在性方面要么无能，要么极端笨拙。我听到沙可反复地说：“继续努力，我相信你，你会成功的。”说话声音较低的布罗阿代尔一定是表示了他的惊异，像这位妻子这样的症状居然可能是由这样的情境引起的。因为沙可突然很激动地喊叫起来：“但是，在这种病例中往往总是生殖器的问题——总是，总是，总是。”当时他两臂交叉在胸前，用他自己特有的生动方式，踮起脚尖上下跳跃了好几次。我感到在那片刻我被惊异得几乎麻痹了，我自言自语地说：“噢，但是如果他知道了这种事，他为什么从未这样说过呢？”不过这种印象不久便被遗忘了；对癔症瘫痪的脑解剖和实验归纳吸引了我的全部兴趣。
一年以后，我作为神经性疾病的讲师在维也纳大学开始了我的医学生涯，并且在所有和神经症的病因学有关的事情上，我仍然像人们所预料的一个受过大学训练的有前途的大学生那样无知无识和天真无邪。一天，我从克罗巴克那里获得一条友好的消息，要我为他接待一位女病人，因为他新任一所大学的教师，不能抽出足够的时间。我在他之前到达病人家中，发现她遭受着无可名状的焦虑困扰，只有当她每日每时最精确地得知她的医生的消息时，才能使她减轻痛苦。当克罗巴克到达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这位病人的焦虑是由于这个事实，虽然她已结婚18年了，她却仍旧是个完全的处女（virgo intacta），丈夫是绝对的性无能。他说，在这类病例中，医生是无能为力的，除非用他自己的声誉保护住这个家庭的灾难，并且忍耐下去，如果人们耸耸肩对他说：“要是这么多年后他仍然治不好她，那是他的不中用。”他补充说，对于这样的疾病的唯一处方我们都很熟悉，但却无法开出来。上面写着：
R Penis normalis（使阴茎障碍恢复正常）
dosim（的药剂）
repetatur！（反复练习）
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处方，而且总想对我这位善良的朋友的讥诮而摇头。
当然，我没有泄露这种可耻的观念来自名门显贵以使其他人为此负责。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仅用匆匆一瞥就表达出一种观念是一回事，而认真看待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从字面上看待它，在面临每一矛盾的细节时探究这种观念，并且使它在被人们接受的真理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偶然调戏和负有其全部责任和困难的合法婚姻之间的不同之处。“和一个观念结婚”（Epouser les idéoes de……），不管怎么说，在法语中都是并非不同寻常的修辞手法。
在由于我的研究而添加到宣泄法当中去，并且把它迁移到精神分析中去的其他新因素中，我可以特别提到压抑和抵抗（resistance）的理论，对幼儿期性欲的承认以及作为潜意识知识的一个来源的梦的解释和开拓。
压抑理论当然是我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来源而得出的。我并不知道任何可能会向我提到这个理论的外部印象，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这一理论完全是首创性的，直到奥托·兰克（1911a）给我们看了在叔本华（Schopenhauer）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的一段话，在这本书中，这位哲学家寻求对精神错乱做出解释。他在书中所说的关于反对接受一种痛苦现实所做的斗争，竟然和我的压抑概念如此完全一致，以至于我把这次做出发现的机会归于我的知识不渊博。但是，其他人读过了这篇文章就过去了，并没有做出这种发现，要是我在年轻时更喜欢阅读哲学著作的话，或许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便放弃了阅读尼采著作的嗜好，存心想在精神分析中获得的印象方面不受任何预期观念的妨碍。因此，我曾做好准备——并且对这样做感到很高兴——要放弃在许多情况下对一切优先权的要求，在这些情况下，艰苦的精神分析研究只能确证这位哲学家通过直觉所认识到的那些真理。2261
压抑理论是精神分析的整个结构建立其上的基石，它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一部分；不过，压抑理论不是别的，而是对一种现象的理论阐述，如果我们没有诉诸催眠就对一个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经常观察到这种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发现对分析工作的一种抵抗，并且为了阻挠分析工作而求助于一种记忆的丧失。若使用催眠就一定会把这种抵抗隐藏起来；因此，精神分析本身的历史只是从不使用催眠这项新技术才开始的。这种抵抗与某种健忘症相一致，对于这个事实进行理论上的考虑，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我们得出潜意识心理活动的观点，这是精神分析所特有的，也使它和关于潜意识的哲学思辨十分明显地区别开来。因此可以认为，精神分析的理论是试图说明两个惊人而又出人意料的观察事实，只要试图把一个神经症患者的症状追溯到他的过去生活中的起源，那么，两个事实就会出现：这就是移情和抵抗这两个事实。承认这两个事实和把它们当作研究的出发点的任何研究路线都有权自称是精神分析，即使它所得到的结果和我自己的并不一样。但是，任何一个人如果坚持自称是精神分析学家，却对这个问题采纳其他观点，而躲开这两种假设，那么，他也难以逃避通过尝试性的表现而滥用所有权的谴责。
如果任何人想把压抑和抵抗理论放在这些前提中，而不是放在精神分析的发现中，那么，我就会最强烈地反对他。这样一些具有心理学和生物学普遍性质的前提确实存在，而且在某个其他场合考虑到这些前提将会是有用的；但是，压抑理论却是精神分析研究的产物，是从无数的观察中合理地抽象出来的理论推断。
这种理论的另一产物是关于幼儿性欲的假说。然而，这是较晚时期才提出来的。精神分析在尝试性研究的早期并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情。最初观察到的仅仅是，当前经验的作用必须追溯到过去的某件事。但研究者们往往发现一些他们所预料不到的东西。人们愈来愈被拖回到过去；最终人们希望能在青春期停止，人们通常认为性冲动在这个时期才会唤醒。然而，这全都是徒劳；这些痕迹一直追溯到童年，乃至它的更早期。在这条道路上必须克服对这门年轻的科学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种错误思想。由于受沙可关于癔症的创伤起源观点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倾向于把病人的陈述作为真实的和在病因学上有意义的来接受。在病人的陈述中，他们把症状归之于童年的最初几年中那些消极的性经验——直截了当地说，归之于“诱奸”（seduction）。当这种病因学在确实可以肯定的情况中受其自身的不可能性和矛盾性之压而破灭时，最初的结果便是无能为力的迷惑不解。精神分析通过正确的通路追溯到这些幼儿的性创伤，但这些创伤却是不真实的。现实的坚实基础已经消逝了。到那时我会乐于放弃全部的研究。正像我所尊敬的前辈布洛伊尔，在做出他那个不受欢迎的发现时已经做过的那样。或许我之所以坚持，只是因为我不再有任何选择，因此也不能重新开始任何其他事情。最后得出的想法是，一个人毕竟没有权力绝望，因为他已经在自己的期待中受过骗；他必须修正那些期待。如果癔症患者把他们的症状追溯到虚构的创伤，那么，出现的这个新的事实简直可以说，他们是在幻想（phantasy）中创造出这些情景的，而且这种心理现实需要连同实际现实一起加以考虑。在这种想法产生之后不久我们便发现，这些幻想打算隐匿儿童期头几年的自体性欲活动（autoerotic activity），对这种活动加以修饰并把它提到一种较高的水平。现在，儿童的全部性生活2262才开始从这些幻想的背后出现。
伴随着儿童期初年的这种性活动，个体的遗传结构也开始它自身的活动。在这里，素质和经验是以一种不可分解的病因学统一体而联结起来的。因为素质对印象起夸张作用，要不然这些印象就会完全是司空见惯的，而且丝毫不起作用，由于这种夸张，这些印象便成为引起刺激和固着的创伤；而经验则唤醒了素质中的诸因素，要是没有这些因素，素质就可能会长期潜伏着，或许永远也不会发展起来。对创伤的病因学这一主题的最后说明，是后来由阿伯拉罕（1907）做出的，当时他指出，儿童所特有的性结构，确实被认为是会引起一种特殊的性的经验——这就是“创伤”。
开始时，我对幼儿性欲的陈述，几乎完全是以对追溯到过去的成人的分析发现为基础的。我没有直接观察儿童的机会。因此，几年以后，当我通过对非常幼小的儿童进行直接观察和分析，几乎能够证实我的全部推论时，这可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胜利——当一个人逐渐认识到，这种发现的实质竟然是，他确实应该为他已经做出的这个发现而羞愧时，这个胜利才失去了它的一定量值。一个人越是对儿童进行这些观察，事实就越会不证自明；但是，对于人们费了这么大劲竟没有看出这些事实，人们也会感到愈加惊异。
然而，对于幼儿性欲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的如此确信，只能通过分析的方法，通过把神经症患者的症状和特殊性追溯到它们的最终来源才能获得，因此，对它们的发现会解释其中能够解释的一切，并且使可以改变的一切都得到改变。我能够理解，就像荣格最近所做的那样，如果首先形成关于性本能实质的一个理论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解释儿童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种概念一定会任意地或者根据一些不相关的考虑而被选择出来，并且对于人们寻求加以应用的这个领域，会冒着证明它是不恰当的危险。确实，分析的方法也往往会引起关于性欲及其与个体全部生活的关系的某些极端困难和晦涩难解之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通过思辨而得到解决；而必须等待通过其他观察，或者通过在其他领域的观察来解决。
我需要对梦的解释做一点说明。释梦是作为我所采用的技术革新的一些最初成果而出现的。当时，我追随着一种模糊的预感，我决心用自由联想代替催眠术。我对知识的渴望在开始时并没有指向理解梦。对于把我的兴趣吸引过去，或者用任何有帮助作用的期待鼓舞我的任何外界影响，我一无所知。在布洛伊尔和我中断会面之前，我刚好有时间告诉他一句话，我现在懂得如何解释梦了。既然这就是该发现产生的原因，那么，随后在梦的语言中的象征主义（symbolism）就几乎成为我所获得的最后一项成果，因为梦者的联想对于理解象征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在从书中寻找关于这些象征的信息之前，我已经养成了总是研究事物本身的习惯，因此，在我受施尔纳（Scherner）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影响之前（1861），我已能够自己确定梦的象征作用。只是后来，我才开始对梦的这种表现方式大加赞赏。这部分是通过斯泰克尔的著作的影响，他最初做了这样一些令人赞誉的工作，但以后则完全走向迷途。2263在精神分析的释梦和在古代就实践过和受到过如此高度尊敬的释梦的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后来，我发现了我的梦理论的主要特征和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种内部冲突，一种内在不真实的梦的歪曲的衍生物——说真的，这是在一个对医学一无所知，虽然不是对哲学一无所知的作者中发现的，他就是著名的大师波普（J. Popper），他曾以林库斯的名字发表了《一个实在论者的幻想》（1899）。2264
在精神分析的那些艰难的最初岁月里，我必须掌握这种技术，同时注意临床现象和进行神经症的治疗，那时，释梦便成为我的安慰剂和支柱。在那个时期，我是完全孤立的，而且问题成堆、困难重重，我时常害怕丧失我的耐性和自信。常常有病人，在我的假设被证明是真实的之前，使我把不可胜数的漫长时间消磨在他们身上我的假设是，神经症一定会通过分析而得到理解；但是，可以看作与病人的症状相类似的这些病人的梦，几乎总是证实这个假设。
这只是在使我能够坚持下去这一方面所获得的成功。结果是，我形成了通过心理学家对释梦的态度来测量其理解力的习惯；而且，我满意地观察到，精神分析的大多数反对者们都完全回避这个领域，或者，只要他们试图处理这类问题，便表现出明显的笨手笨脚。此外，我很快就发现了进行自我分析的必要性。我借助于我自己的一系列梦做到了这一点，这些梦把我带回到我的童年的一切事件中；今天，我仍然持这种意见，对每一个好的梦者而又不是太不正常的人来说，这种分析可能是足够的。2265
我认为，通过这样展开精神分析的发展史，我已说明了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这比通过系统地描述它更好。最初，我并没有觉察到我的发现的特殊性质。通过系统地探究我的神经症患者的患病原因中所包含的性因素，我便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日益增长的声誉，以及在我看病期间人数的增加；这使我获得了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终于使我对性因素的实际重要性坚定了信心。我曾天真地向以克拉夫特-埃宾2266任主席的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症学协会的会议致词（参见弗洛伊德，1896c），期望我自愿遭受的那些物质损失能通过我的同行们的兴趣和承认而有所补偿。我把我的发现作为对科学的普遍贡献来看待，并且希望这些发现会以同样的精神得到承认。但是，我的交流活动使我遭到的冷遇，我所形成的空虚感，人们传达给我的提示，都逐渐使我认识到，在神经症病因学上性欲所起作用的主张，不可能指望受到像其他交流活动一样的待遇。我明白了，从现在起，正如赫伯尔（Hebbel）所说2267，我是“扰乱了世界的沉睡”的那些人之一，我不能对人们的反对和宽容抱有任何指望。但是，我对自己的观察和结论的普遍精确性的坚信越加强烈，因为我对自己的判断的自信和我的道德勇气确实不小，所以，这种情况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我下定决心，坚信发现某些特别重要的事实和联系是我的运气，我准备接受有时伴随这些发现而来的命运。
我对未来做如下描述：——借助于用新方法取得的治疗成功，我完全可以成功地保持住自己，但科学却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完全置我于不顾；几十年后，别人也一定会碰到类似的事情——解决这些事情的时间现在还不成熟——也会获得对这些事情的承认，而且会把我作为一个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先驱，而对我表示尊重。同时，像鲁宾孙·克鲁索（Robinson Crusoe）那样，我尽可能舒适地在我的荒岛上定居下来。当我摆脱了今天的压力和混乱，回首这些凄凉的岁月时，仿佛这是一个光荣的英雄时代。我的“壮丽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2268并不是没有其优越性和魅力。我不必阅读任何出版物，也不必倾听任何反对者的坏消息；我并不容易受到任何方面的影响；什么也不能把我排挤掉。我学会了限制思辨倾向，并遵循着我那令人难忘的导师沙可的忠告：一遍又一遍地看待那些同样的事情，直到它们自己开始说话2269，虽然有麻烦，但还有一席之地的我的出版物，总是远远地落后于我的认识，只要我愿意就会被延误出版，因为无法保证那种不确定的“优先权”。例如《释梦》是1896年初完成所有主要部分的2270，但直到1899年夏才写完。对“杜拉”的分析是1899[1900]年年底写完的2271；又过了两个星期才写完了案例史，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同时，我的著作也没有在医学杂志上得到评论，或者即使作为一种例外进行了评论，它们也是用表示嘲笑或怜悯的优越性草草了结。偶尔会有一位同行在他的出版物中对我做一些文献参考；那也是很简短的，而且决无奉承之意——倒会使用像“偏执的”、“极端的”或“非常特殊的”这样的词语。有一次，碰巧在我讲授大学课程的维也纳诊所的一位助理医师，要求我允许他听这门课。他很注意地听着，而且一言不发；在最后一节课结束后，他提出要在外面和我谈谈。当我们在外面走着离开时，他告诉我，他运用其长官的知识写成了一本反对我的观点的书。然而，他非常后悔没有先从我的讲课中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因为那样，他就会写出与这本书大不相同的东西。他确实曾在诊疗所里问过是否最好先读一下《释梦》这本书，但是他被忠告不要这样做——不值得如此麻烦。因此，他便自己把我的理论结构，根据他现在的理解，和天主教会的理论结构在其内部稳固性方面做了比较。按照他那拯救灵魂的观点，我将假设，这种陈述包含了一定的赏识。但是他最后却说，要改变这本书中的任何东西已经太晚了，因为这本书已经在排印了。我的同事们也认为，以后没有必要公开声明他改变了对精神分析问题的观点；但是，以他作为一个医学杂志的正式评论员的能力，他却愿意用轻率无礼的评论来追随精神分析的发展。2272
在那些年里，无论我所具备的对我的利益的个人敏感性有多么迟钝，但是，我被一种环境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这种环境并非总能表现出来，以帮助那些孤立无援的发现者们。一般地说，这样的人由于需要了解他们为什么缺乏同情，或者对他们的同时代人的嫌恶而感到苦恼，并且把这种态度作为担保自己的确信感的一种令人苦恼的矛盾。对我来说没有必要产生这样的感觉。因为精神分析理论使我能够理解我的同时代人的这种态度，并把它看作是基本分析前提的一个必然结果。如果这是真的，即我发现的这些事实会被一种带有感情的内部抵抗所阻止，而无法了解病人本身，那么，这些抵抗也一定会在健康人身上出现，只要某种外部根源使他们面对着受到压抑的东西。毫不奇怪，他们应该能够证明，在理智的基础上对我的观点进行这样的反对是有道理的，虽然最初它实际上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同样的事情往往同样经常地发生在病人身上；他们提出的论据同样毫不令人赞赏。用福斯塔夫（Falstaff）的话说，理由简直“俯拾皆是”。b唯一的差别就是对病人必须施加压力，以便诱使他们洞察到自己的抵抗和克服这些抵抗。而在对付外表上健康的人们时，我们就没有这种便利了。如何强迫这些健康的人以冷静和科学的客观精神考察这个问题，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最好留待时间来解决。在科学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在起先除了产生矛盾之外，什么也没有实现的命题，在后来却都得到了承认，尽管并没有提出支持它的新证据。
但是，很难期望，在我孤立地代表精神分析的那些岁月里，我会对世界舆论特别地尊重，或者对理智的满足产生任何偏见。
第二章
从1902年起，许多年轻医生聚集在我周围，明确表示他们打算学习、实施和传播精神分析的知识。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一位亲身体验过精神分析治疗的有益效果的同行。2273有几个晚上在我家举行定期集会，按照某些规则进行讨论，参加者们努力要在这个新奇的研究领域内发现他们的位置和使其他人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一天，一位技术培训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拿着一本表现出非凡理解力的手稿做了自我介绍。我们劝他上体育馆（中等学校）和上大学，并专心从事非医学方面的精神分析。这个小社团得到了他这样一位热忱可靠的秘书，我得到了奥托·兰克这样一位最忠诚的助手和合作者2274。
这个小社团迅速扩大，在以后的几年中它的成员也经常变动。总的说来，我自己认为，在人才的数量和种类方面精神分析并不比人们所能想到的任何临床教学的教员们低下。包括从一开始的那些人，他们到后来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即使这种作用并非总是受欢迎的。然而当时人们还无法猜测这些运动的发展。我有种种理由对此感到满意，我认为我尽了一切可能把我的知识和经验告知其他人。只有两次不幸的情况，最后使他们从团体内部离开了我。我既无法成功地在精神分析的成员中建立友谊关系，这种关系在所有从事同样困难工作的人中是应该获得的；也不能阻止关于优先权的争论，在这些共同工作情况下有如此多的获得优先权的机会。在传授精神分析实践方法上的困难特别大，这些困难对于目前出现的许多争吵是有责任的，而且这些困难显然已经存在于这个私立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之中了。我自己绝不敢提出一个尚未完成的技术和正在制订中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和一个能使其他人避免某些错误方向和最终灾难的权威一起制订的。知识分子的自恃和他们作为教师的早期独立性，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常常是令人喜悦的；但是如果这些人获得了某些不同凡响的个人地位，那只会对科学有益。尤其是对精神分析来说，需要有一个长期、严格的纪律和自我约束的训练。鉴于他们对一个如此声名狼藉而又前景暗淡的课题的忠心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使我较倾向于对我否定的话应该表示反对的那些成员持容忍态度。除医生外，成员中还包括其他人——承认精神分析中某些重要方面的受过教育的人：作家、画家，等等。我的《释梦》和那本论诙谐的书等，从一开始就说明精神分析理论不仅限于医学界，而且能应用到其他各种心理科学。
1907年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竟大大出乎意料，好像精神分析客客气气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且得到了知遇，甚至有些科学工作者也准备承认它。在此之前，布洛伊勒2275写了一封信告诉我，我的著作已在伯格尔斯立（Burgh?lzli）得到研究和使用。1907年1月苏黎世诊疗所的第一个成员艾丁根（Eitingon）医生2276来到维也纳。接踵而至的其他访问导致了生气勃勃的思想交流。最后由于荣格（当时他还是伯格尔斯立的助理医生）的邀请，于1908年春在萨尔茨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使维也纳、苏黎世和其他地方的精神分析友人们聚集在一起。第一次精神分析大会的成果之一是创办了一种名为《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的定期刊物[见原版第46页]，这个刊物在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指导下，并由荣格编辑，于1909年创刊问世。这个刊物表现了维也纳和苏黎世之间的密切合作。
我已再三感谢过在传播精神分析中苏黎世精神病学派，尤其是布洛伊勒和荣格给予的巨大帮助，我毫不犹豫地再次表示感谢，即使在当前大大改变了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确实，并不是苏黎世学派的支持，才使当时科学界第一次对精神分析表示关注。情况是这样的，当时精神分析的潜伏期已经完成，精神分析处处都成为人们日益增长的兴趣的对象。但在所有其他地方，这种兴趣的增加最初导致的不是别的，而是非常强烈的拒绝接受；几乎是非常愤怒的拒绝接受；相反，在苏黎世占支配地位的特征是基本路线上的赞同，而在任何其他地方，这样密切的小团体门徒并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任何公共的诊疗所能为精神分析研究服务，也没有任何一位临床教师把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他的精神病学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苏黎世这个群体成了为承认精神分析而战斗的那些小团体的核心。学习这门新的技术和从事实践的唯一机会实际上是在那里奠定基础的。目前我的大多数追随者和合作者都是借道苏黎世才来到我这里的，甚至那些在地理上到维也纳比到瑞士更近的人也是如此。在和西欧的关系中（其中也包括我们文化的伟大中心），维也纳的地位处于边陲；许多年来它的声誉受那些强烈偏见的影响。一切最重要国家的代表都在瑞士聚集，这里的学术活动如此活跃，在这里一个起传播作用的中心必定会对传播像弗莱堡的霍奇所称的这种“精神流行病”（psychical epidemic）有巨大的重要性。2277
根据一位同事的证据（他曾目睹了在伯格尔斯立的发展情况），好像在那里精神分析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1902年荣格发表的论神秘现象的著作中已经提到过我的《释梦》一书。从1903或1904年起向我提供消息的人说，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名列前茅。在维也纳和苏黎世之间建立起个人关系之后，还出现了一个非正式的学会，1907年在伯格尔斯立，人们定期举行会议讨论精神分析的问题。在维也纳和苏黎世学派之间的联盟中，这些瑞士人绝不仅仅是接受者。他们已经写出了非常值得称赞的科学著作，其成果就是对精神分析的贡献。由冯特学派开始的联想实验（the association experiments），被他们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做了解释，并且证明可以通过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加以应用。借助于这种手段，人们已有可能达到对精神分析观察材料做出迅速的实验证实，并且能直接向学生们证实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才能告诉他们的某些联系。联结实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第一座桥梁已经建立。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联想实验使我们能对病例进行暂时的定性分析，但它们对技术并未作出基本的贡献，在实施精神分析时可以不用联想实验。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另一项成就，这是由苏黎世学派，或者它的领导者布洛伊勒和荣格做出的。布洛伊勒表示，借助于引用那些在梦和神经症（弗洛伊德的机制）中得到的、通过精神分析认识到的同一过程，就可以把许多纯粹的精神病弄清楚了；荣格（1907）成功地把精神分析的解释方法应用于性质最不相同和最含糊不清的早发性痴呆现象（精神分裂症），这样，这些病例，在病人生活史和兴趣中的来源便得到了清楚的了解。此后精神病学家再也不可能轻视精神分析了。布洛伊勒关于精神分裂症的伟大著作（1911）完成了这项成就，在这本著作中他把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临床的系统观点置于相同的立足点之上了。
我将不会忘记指出，当时在这两个学派的研究方向上已经引起人们注意的一种分歧。早在1897年2278，我发表了对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例的分析；但这则病症具有偏执狂的特性，因此它的治疗方法无法摆脱荣格的分析所造成的印象。但是，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像解释这种疾病的神经机制那样来解释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而是首先使这种机制和已经发现的癔症的机制一致起来。那时我们还没有把这两种机制之间的差异弄清楚，因为我那时正致力于神经症的力比多理论（libido theory），该理论打算把所有的神经症和精神病现象都解释为从力比多的失常变化所发生的，也就是，解释为从力比多的正常使用中发生转移。这种观点都被这些瑞士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了。就我所知，甚至在今天，布洛伊勒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各种形式的早发性痴呆都有器质性的原因；在1908年萨尔茨堡会议上，荣格支持这种疾病的原因是一种毒素理论，而没有考虑到力比多理论，虽然它确实并没有把力比多理论排除在外。他曾于1907年发表专论这种疾病的著作。后来（1912），由于使用了他以前曾拒绝使用的过多的素材，因而在同一种观点上陷入悲境。
瑞士学派做出的第三项贡献可能完全归功于荣格，对此我的评价并不像其他那些对这些问题更不关心的人那样高。我指的是从《诊断的联想研究》发展起来的“情结”理论。它自身既没有产生一种心理学理论，也没能证明可把它轻而易举地结合到精神分析理论的复杂关系中。另一方面，“情结”这个词可以说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的语言中很自然的东西了；对于描述性地概括某种心理状态来说，它是一个方便的、往往不可缺少的术语。2279精神分析为了本身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其他术语没有一个得到这样广泛的流行，或者受如此滥用而使较明白的概念结构受到损害。分析学家开始在他们中间谈论一种“情结回归”（return of a complex），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被压抑的观念回归到意识域”（return of the repressed），或者习惯上说：“我有一种反对他的情结。”在这里唯一正确的表达将是“一种针对他的抵抗”。
1907年以后，当维也纳和苏黎世学派联合起来时，精神分析形成了特别汹涌的浪潮，这种势头就是在今天也还能感觉到。这可以由精神分析文献的传播和那些实践与研究精神分析的医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以及在会议上和在学术界对精神分析的频繁攻击中表现出来。精神分析已渗透到最遥远的大陆，不仅处处使精神病学家们感到吃惊，而且还博得其他领域有教养的公众和科学工作者们的注意。霭理士（Haveloek Ellis）虽然从未自称精神分析的信徒，但却一直同情地追随精神分析的发展，1911年他在为大洋洲医学会议做的报告中写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目前不仅在奥地利和瑞士，而且在美国、英国、印度、加拿大，我毫不怀疑还在澳大利亚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和实施。”2280一位智利的医生（很可能是个德国人）2281在191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支持幼儿性欲的存在，并高度称赞精神分析治疗对强迫性症状的效用。在印度中部（伯克利山）2282的一位英国神经学家通过一位访问欧洲的著名同事告诉我，他对穆斯林印度实施的分析表明，他们的神经症病因和我们在欧洲病人中发现的并无二致。
精神分析引入北美，受到非常特殊标记的尊敬。1909年秋，马萨诸塞州沃西斯特的克拉克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邀请荣格和我参加庆祝建校20周年纪念日，在大会上我用德语做了多次演讲。使我们大为惊奇的是，我们发现，在这所小而精并受人敬重的大学里，研究教育和哲学的师生们竟然如此毫无偏见，他们对精神分析的所有文献都很熟悉，并且在他们给学生的讲课中也赋予精神分析以一席地位。自由和科学地讨论日常生活中每一件可能被认为是令人讨厌的事，在一本正经的美国人，至少在学院范围内是可能的。我在沃西斯特的五次即席演讲，用英语在《美国心理学杂志》（1910a）上发表，以后不久用德文以题为《论精神分析》发表。荣格宣读了一篇关于诊断学的联想实验论文和另一篇论儿童心理冲突的文章。2283我们得到了法学名誉博士学位的奖励。在沃西斯特纪念周期间，代表精神分析的五个人中除我和荣格外，还有和我一同旅游的费伦茨、厄内斯特·琼斯（当时他在多伦多大学[加拿大]，而现在在伦敦）和已经在纽约实行精神分析的A. A. 布里尔（A. A. Brill）。
从沃西斯特大会建立的最重要的个人关系是和普特南（James J. Putnam）的关系，他是哈佛大学神经病理学教授。几年前他曾表示了对精神分析不利的意见，而现在他却很快和精神分析一致起来，并且用一系列形式华美、内容丰富的演讲把精神分析介绍给他的同胞和同事。由于他的崇高道德品质和对真理毫不退缩的爱，使他享有全美国的尊敬，这构成了对精神分析的巨大支持，并且保护了精神分析，使之免遭由于各种反对意见而可能导致的灭顶之灾。后来，通过提出太多具有普特纳姆特点的强烈的道德和哲学倾向，普特纳姆提出了一项据我看来似乎不可能的要求——他期望精神分析能服务于一个特殊的关于宇宙的道德哲学概念——但是，他把精神分析运动的主要柱石保留在他的国土上了。2284
对于这个运动的进一步传播，布里尔和琼斯应该享有最大的荣誉：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孜孜不倦地引导自己的同胞注意那些在日常生活、梦和神经症中容易观察到的基本事实。布里尔还通过他的医学实践和翻译我的著作而对传播精神分析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而琼斯则通过他的授课和在美国的各种会议上辩论的技巧作出了他的贡献。2285在美国，由于缺乏任何深厚的科学传统和官方权威的很不严格的规定，这对于斯坦利·霍尔促进精神分析的传播是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那个国家的特点是，教授们和精神病医院的主管们，从一开始就对精神分析表现出像独立开业的医生们那么大的兴趣。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表现出最大抵抗的古代文化中心才一定是对精神分析进行决定性斗争的地方。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至今表现出最不欢迎精神分析，尽管苏黎世的米德（A. Maeder）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入门在法国做了有益的工作。最初的同情表现在以下几处：墨里乔·布尚（Morichau Beauchant）是公开依附精神分析的第一个法国人。里吉斯（Régis）2286和海斯纳（Hesnad）最近（1914）曾力图通过竭力展示，来排遣他们的同胞对这些新思想的偏见，但这种展示并非总能得到理解，而且特别反对象征作用。2287在巴黎城有一种信念似乎仍然占优势，[让内（Janet）本人曾在1913年伦敦会议2288上雄辩地表达了这种坚信]认为在精神分析中一切好的东西都是对让内的观点加以细微改变的重复，但精神分析中其他的一切却是不好的。确实，在这次会议上，让内一定接受了厄内斯特·琼斯所做的一些更正，琼斯能够向他指出他对这个问题的不充分认识。2289但是，即使我们拒绝让内的若干主张，我们也不能忘记他的研究对神经症心理学的价值。
在意大利，经过几次有希望的开端之后，并没有出现对精神分析真正的兴趣。精神分析通过个人的联系发现了通往荷兰的早期途径：凡·艾姆登（Van Emden）、凡·奥佛逊（Van Ophuijsen）、凡·伦特吉姆（Van Renterghem）和两个斯塔克（Starke）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积极地从事精神分析。2290英国科学界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发展得很慢，但有理由期望，英国对正义的那种实际而又诚挚的热爱感，将会保证精神分析在英国有一个辉煌的未来。
在瑞典，成功地进行了海水浴治疗实践的皮埃尔（P. Bjerre），为了支持分析治疗而放弃了催眠暗示，至少在当时是放弃了。沃特（R. Vogt，基督教徒）在1907年出版的《基础精神病学》中表示欣赏精神分析；这样，提到精神分析的第一本精神病学教科书就是用挪威语写的。在俄国，精神分析已家喻户晓，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几乎我的所有著作和精神分析的其他拥护者的著作都译成了俄文。但在俄国真正透彻地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论还不明显；所以俄国医生的贡献在目前还不太值得注意。在那里唯一受过训练的分析学家是在敖得萨开业的沃尔夫（M. Wulff）。主要是由于杰克尔（L. Jekels）才把精神分析介绍到波兰的科学和文化界的。在地理上如此接近奥地利，但在科学上却相距甚远的匈牙利，只出现了一位合作者费伦茨，但他确实是一个足以胜过一个完整的团体的合作者。2291
关于精神分析在德国的地位，只能说精神分析形成了科学讨论的焦点，并且在医生和外行人中都引起了最强烈的争执。这些争执不仅还没有终止，反而经常爆发争吵，有时还很激烈。直到现在，官方的教育团体还没有一个承认精神分析的。应用精神分析而获得成功的执业医生是少数；只有少数机构，像在克鲁斯灵根（在瑞士国土上）的宾斯万格（Binswanger）和在霍尔斯坦的马西诺夫斯基（Marcinowski）都为精神分析打开了大门。精神分析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一度曾是布洛伊尔助手的卡尔·阿伯拉罕一直坚持在柏林的那种批评气氛中。我们可能惊奇，这种情况竟连续几年不变，假如一个人并不知道我的说明只是代表外部现象，那么，这种情况就应该连续几年保持不变。不应认为官方科学的代表、某些机构的领袖以及依赖于他们的那些追随者们的拒绝对此有多么重大的影响。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大声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而它那些受到威胁的拥护者们则保持沉默，这是很自然的。最初对精神分析作出贡献而引起人们满意期待的几位拥护者，后来却在这些环境的强迫下从这项运动中撤退下来。这项运动本身的进步虽然是静悄悄的，但又是肯定的；它经常在精神病学家和外行者中找到新的拥护者，它为精神分析文献带来了日益增多的新的读者，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它的反对者们竟做出更凶猛的防卫。近几年来，我曾多次在某些会议和科学团体做的报告中或在某些出版物的评论中读到：精神分析现在已经死了，被彻底打败了。对这种说法的最好回答是马克·吐温对误发他的死讯的报纸拍去的电文：“对我死亡的报导大大地夸大了。”在每次发出这些讣告之后，精神分析会按期得到新的拥护者和合作者，或者开拓新的宣传途径。因此，宣告死亡和被静悄悄地埋葬相比毕竟是一个进步。
在精神分析向空间扩展的同时发生了内容上的扩展；从神经症和精神病学领域扩展到其他知识领域。我不想详细讨论我们这种学科在这方面的发展情况，因为兰克和萨克斯（Sachs，1913）已经在洛温费尔德的《界限研究》这本书中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本书详尽论述的恰恰就是精神分析研究的这一方面。另外，这种发展还处在它的幼儿期；它才刚刚获得一点成功，大部分是尝试性的开端，而部分地则只是一些计划而已。只要是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在这里找到任何责骂的根据。少数的研究者面对着大量的工作，其中大多数人都有自己主要的职业，只能以业余的资格来研究这些不熟悉的科学领域的技术问题。这些从精神分析中派生出来的研究者们不会对他们的业余性保密。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专家们充当路标和临时替补，等到该轮到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时，他们就争分夺秒地随意使用分析的技术和原理。然而所取得的结果却不小，其原因部分地归功于分析方法的丰富，部分地则归功于这种环境，即有少数研究者，他们虽然不是医生，却已经把精神分析应用到心理科学中去，作为他们的终生职业。
对精神分析的这些应用，大多数当然都能追溯到我最早期有关分析的著作中的某种暗示。对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的神经症症状的分析考察，使关于心理状况的这个假设成为必要，我们不可能把这些状况限制在它们被得到发现的那个领域内。分析由此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对病理现象的说明，而且揭示了它和正常心理生活的联系，揭示了在精神病学和探讨心理活动的大多数其他各种科学之间不容置疑的联系。例如有些类型的梦能够解释某些神话和童话。黎克林（Riklin，1908）和阿伯拉罕（1909）就遵照这种暗示，开始对那些已有定论的神话进行研究，在兰克关于神话学的著作中甚至同意用专家标准进行研究（例如，1909，1911b）。进一步研究梦的象征作用则导致神话学、民间传说问题（琼斯[例如，1910和1912]和斯托弗[1914]）和宗教的抽象观念。在一次精神分析会议上，当荣格的一个追随者证实了早发性痴呆症幻想和原始时代与原始种族的宇宙创始论之间相符合时，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2292神话学材料后来在荣格试图使神经症和宗教与神话幻想发生相互联系的著作中得到了更详细的阐述（尽管公开地受到了批评，但仍然非常有趣）。
由梦的研究导致的另一条道路是对想象作品的分析，并最终导致对其创作者——作家和艺术家——本身的分析。在早期阶段我们发现，作家们创造出来的梦常常会像真正的梦那样以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参见“Grapa”[1907a]）。潜意识心理活动的概念能够形成一种想象的创造性作品的预兆性思想；在对神经症和对本能冲动所起作用的研究中获得的认识，使我们能够感受到艺术作品的来源，也使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艺术家怎样对这种冲动做出反应，以及他用什么手段来伪装他的反应行为。2293具有广泛兴趣的大多数分析家曾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贡献在精神分析的应用中是最迷人的。当然，在那些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的人里面也不是没有反对意见的，反对的形式和在精神分析研究的最初领域中采用的形式是同样的——同样的误解和激烈的否认。从一开始我们就只好期望，无论精神分析可能渗透到的同样的什么样的领域，它将不可避免地体验到和已经占有该领域的那些人进行斗争。但这些入侵的企图还没有引起在未来等待这些入侵的某些方面的注意。在精神分析对文献的严格的科学应用中，兰克关于乱伦问题的详尽研究（1912）堪称首屈一指。这个主题必定会极不受欢迎。直到现在，在语言学和历史科学中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研究几乎没有。我自己冒险用在宗教仪式和神经症仪式之间划一道平行线的方法第一次研究了宗教心理学问题（1907b）2294。苏黎世的牧师普费斯特（Pfister）医生在他关于孔德·冯·齐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1910]）的书和其他作品中，曾把宗教狂热的起源追溯到性欲变态。但是，在苏黎世学派最近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充满宗教观念的分析，而不是已经发现的那些相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