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从前面已经提到的梅林格尔和迈尔的著作中摘引下面一段话：
“口误并非单一的失误行为，与此对应的还有其他经常发生的失误，对此人们通常冠以‘疏忽’（oversights）这个可笑的名字。”
关于日常生活中健康人出现微小的机能混乱，其背后必然存在特定的目的，我并非是第一个提出此论断的人。
如讲话时的失误——这明显是一种活动机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这个解释当然也可以进一步扩展到运动行为的失误。我将这些运动失误行为分为两类，我用“闪失动作”（bungled action）来表示第一类，是指那些主要与错误的结果——如和意向有很大出入——相联系的动作。第二类称之为“症状动作和偶发动作”（symptomatic and chance actions），是指整体上都不太适宜的动作。但是，二者之间又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区分仅仅是一种描述，在研究上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有时这个区分可能与这一现象的内在统一相悖。
如果我们仅仅将这些“闪失动作”标之为“混乱”或“大脑混乱”，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还是让我们分析一些个别例子，然后追踪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出于这样的目的，我再一次使用了自我观察的方式，尽管其中的一些例子并不常见。
1.与现在相比，早些年，我更多地到家里去探望患者，在很多情况下，当来到这些患者的门前时，我没有敲门或按门铃，而是从口袋里拿出钥匙，在茫然的状态下又将它收了回去。当我分析了出现这一情况的患者后，我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失误——取出自己的钥匙而不是去按门铃——实质上是对这家人敬重的表示，等于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在这里我感觉像自己的家”，因为自己很喜欢这里的患者（当然，在自己的家门前是用不着按门铃的）。
这种失误是人们的一种思想的表达，因为这种思想毕竟不能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的意识所接受。对一个神经学方面的专家而言，他应明确，患者很客气地对待你，是因为患者期望你能对其疾病有好的治疗；另一方面，患者感到了你对他的热情和兴趣，这在心理上对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其他人在这些方面也做过很多自我观察，结果发现，这种关于钥匙操作上的失误绝非我本人所独有。
料德（Maeder，1906）描述的经历和我的非常相似。“每个人都有在好朋友的家门口错误地取出自己的钥匙的经历，好像在自己家里用钥匙开门一样。在他按响门铃前，虽然因此出现延迟，但这是一种信号的表现，即自己好像和好朋友在自己的家里。”
琼斯（1911b，第509页）：“关于这种钥匙使用上的失误，其材料很多，这里我举两个例子。当我在家里正忙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不得不停下来到医院处理一些H常事物，我经常会发现，我在用家里的钥匙开实验室的门，尽管这两个钥匙的差别很大。这种失误潜意识地表明：我宁愿待在家里。”
“几年前，我在一个大的机构工作时，职位并不高，这个单位的大门经常是锁着的，我要进去前，必须按门铃。有几次我发现自己企图用家里的钥匙去开这个大门，当时，单位仅为几个职位较高的人分配有这个大门的钥匙；显然，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员，以避免在门前等待的痛苦。我的这个失误同时也表明我的一个愿望：在这里进出，应该像在自己的家里。”
汉斯·萨克斯博士报告了同样的经历：“我自己身上经常带有两把钥匙，一个是我办公室的，一个是我家里的。这两把钥匙是很不容易搞混的，因为，办公室的钥匙至少比家里的钥匙大3倍。而且，我通常将办公室的钥匙装在裤子的口袋里，而将家里的钥匙放在上衣的口袋里，然而，我经常发现，在我站在门前时却将钥匙拿错了。我当时决定将这些经历记录一下，既然我站在这两个门口时的心态基本上一致的，错误地使用这两把钥匙的机会也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正如前面讲的，这些失误是由一定的心理因素来决定的话。但是，我后来的观察表明，在这些失误中，更多的是用家里的钥匙去开办公室的门，而相反的失误只有一次，这次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很疲倦地回到家，自己知道有个客人在家里等着自己，当我到了门前时，却用办公室的钥匙去开家里的门——当然，这个钥匙太大了。”
2.我曾经在一个房子里住了6年，每天都要进去两次，我已习惯于站在二楼的门前等候开门，在这一为期很长的时间内，有两次出现了闪失，而且这两次的时间间隔很短，这个失误即在我回家的时候上到了三楼，多上了一层楼——我“爬得过高”。第一次是我回家的时候正沉醉于我一个白日梦抱负，在这个白日梦里，我计划使自己“更上一层楼”。第二种情况是，我在登上三楼的第一个台阶时，甚至连二楼的开门声都没有听见，这时我正在冥思苦想一个问题，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后，企图发现我在思考的问题，我发现我被对我的作品的批评激怒了，有人批评我的作品“离题太远”，而这一点被较温和的表达“爬得太远”所取代。
3.一个反射锤和音叉并排放在我的写字台上多年了。一天，为了去赶一趟火车，咨询结束后便匆忙离开，在明亮的日光灯下，我将音叉装进了口袋，而非反射锤。由于感到自己的口袋很重，我注意到了这个失误，一个人如果没有解释这些细小行为的习惯，无疑会将这个失误解释为当时的忙乱，然而，我一直这样问自己，为什么我拿了音叉而不拿反射锤？我的匆忙应该是我拿正确的东西的动机，而不至于以后还要浪费时间去更正失误。
“谁是最后使用音叉的人呢？”当时，这个问题突然闯入我的脑海，这是一个低能孩子，我曾用音叉去测试其对感觉印象的注意；但他被这个音叉强烈地吸引了，我大费周折才将音叉从他手里要了回来，这是否说我是低能的？显然是这样的，因为我首先由“锤子”联想到了“蠢驴”。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侮辱性的语言？首先，我们对这种情况做一下分析。我要到西部铁路沿线的一个地方去治疗一个患者，根据寄给我的病历，他几个月前从阳台上摔了下来，以后便不会走了。这个通知我的医生写信告诉我，他尚无法确定这个患者患的是脊髓损伤还是创伤性神经症，即癔症，这正是要我确定的，并建议我小心地做出一个差异诊断。我的同事都认为我做出的癔病诊断太轻率了，这有可能导致严重问题的发生。但这也不至于使我使用这个侮辱性的言词。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言词呢？我想到了这个小车站，几年前我就是在这个地方见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在经历了一次情绪折磨后不能走路了，当时我诊断为癔病，并用心理的方式对他进行了治疗；但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尽管我的这个诊断并非不正确，但也并非正确。患者有很多癔症的症状，这些症状在治疗过程中消失了，但是在此背后的其他的症状却无法通过我的治疗消除。这个症状只能被解释为多发性硬化，在我之后的人是很容易看到这种器质性的影响的，但我却没有能够做出这个差异诊断，留给我的印象是，我似乎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我曾许诺这个患者我会将他治好，但这个许诺没有兑现。
我错拿了音叉而非锤子这个失误，如果转化为文字的话，就是这样的：“你这个白痴！你这个蠢驴！这一次诊断时，你可不要再次将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诊断为癔症，正如几年以前在同一地方对一个可怜的人的诊断。”这个小小的分析使我发现，这个诊断也与我当时的情绪有关，因为我是在对这个低能孩子治疗的第二天见到这个患有严重的痉挛性麻痹的患者的。
这次的观察发现，在这次闪失动作中，我听到了自己的自贵声，闪失行为是表现自责的一种很恰当的方式：通过这个失误来再现以前的过失。
4.当然，闪失动作还有其他意识不到的目的，如下面的例子。我很少打碎东西，虽然我的动作并不特别灵便，但我的神经一肌肉组织还较完整，因此不会无缘无故地做出这类笨拙的行为，并造成难堪的结局。我回忆不起我曾在我这个房间里打烂过什么东西，虽然由于我的工作室的狭小，我收集的这些陶器、异石放的地方很不恰当，参观过的人都表现出这样的焦虑：我可能会撞着这些东西并将其打碎。但这种事情并未发生，然而，为什么有一天我却失手将我的一个普通的大理石墨水瓶盖子碰到地上打碎了呢？
我的墨水瓶架是由一块安特伯格的大理石做成的，瓶架向下凹出一个槽，玻璃做成的墨水瓶正好放在里面，墨水瓶的上面有一个用同一块石头做成的盖子。在这个瓶架后面，围了一圈铜雕和陶塑，我正坐在桌子前面写东西，拿笔的手莫名其妙地移动了一下，将这个放在桌子上的瓶盖撞到了地上打碎了。
对这一过失行为的解释并不太困难。几小时前，我的妹妹到我的房子里看了我的这些收藏，她非常喜欢这些东西，并且说：“你的这个写字桌现在太有吸引力了，只是这个瓶架不太相称，你应该有一个漂亮的。”我和她一起出去，几个小时后才回来。当我回来后，也带回了对这个可憎的墨水架的责难。从我妹妹的话里，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下一个节日里，她要将一个漂亮的墨水架作为礼物送给我，我打碎这个使人讨厌的旧的墨水架的目的是否是要她实现隐藏在背后的这个意图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仅仅是表面的闪失，事实上这是一种很巧妙的、有很好的指导的失误；而且这个失误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你并没有打烂周围其他的贵重的东西。
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对表面看来是笨拙的偶然行为的解释，粗看来，人们做出的行为很粗鲁，像痉挛性的失调动作；但这些动作却由一种意向或动机所控制，而通过有意识的行为，人们一般又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样的行为有两个特点——粗暴和无过失的目的——与癔病神经症的行为表现是一致的，部分类似于梦游症的动作特点。但是，在3种情况下，决定这个活动的神经过程仍不明确。
另一个自我观察是由安德-卢姆夫人（L.Andreas-Salomé）报告的，这个例子表明，在这个“笨拙”的行为中，一些隐藏的动机在顽固地活动着：
“有一个时期，牛奶吃紧且价格昂贵，但我发现在煮奶的时候一再地将奶溢出，这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和烦恼。我力图改善这一行为，但收效甚微，尽管我在做其他事情时并没有心不在焉的表现。如果在我可爱的小狗（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为它取名叫‘Druzhok’，俄语是‘朋友’）死后，我做出这样的行为尚有情可原；但是，使人惊讶的是，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从没有泼过一滴奶。我对此的第一个联想是：‘那很幸运，因为那些泼到地上的牛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同时，我眼前出现了我的‘朋友’，它眼巴巴地看着我做饭，它的头倾向另一侧一点，尾巴在期望地摇摆着，很有信心地等待着这个壮观的失误的发生。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而且我认识到，我比我意识到的还要喜欢它。”
最近几年，当我收集这些观察到的现象的时候，我出现了较多的打烂贵重物品的经历，对这些情况的研究发现，对我而言，这并非偶然。例如，一天早上，当我披着睡衣，穿着拖鞋穿过一个房间的时候，我屈服于一个突发的冲动，将一只拖鞋甩到了墙上，结果使挂在墙上的漂亮的维纳斯大理石像打烂在地上，在它摔成碎片后，我引用了布奇的这句诗：
“Ach！Die Venus ist perdü——Klickeradoms！——von Medici！”372
我的这一粗暴行为，以及对这个破坏的平静的接受可以通过当时的情景得到解释。我的一个家人患有重病，我已经对他的康复失去了信心；但那天上午，他的病情却有了明显的好转，我对自己说：“他好歹活了过来。”我的这个破坏性的愤怒情绪表达出我自己感谢命运的这种安排的心情，而且要让我做出一些“祭祀活动”——好像我做过这样的许诺：如果他能够恢复，我一定要以特定的方式表示感谢。选择麦第斯的维纳斯作为祭祀品正是对这种感激的表达，但是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做出的决定是如此的迅速和果断，目标又是那样的准确；同时，又避免了附近其他东西的损伤。
关于打碎东西，我还有一例。有一次，我在用墨水瓶的时候，这个瓶子却掉在地上打碎了，同样也有做祭祀品的意义。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打烂这个东西是作为安慰性祭祀品，以避免厄运的产生。情况是这样的，我曾经指责我的一个忠实的朋友，我依据的是他潜意识表现出的一些信息。这却把他激怒了，他写信给我说，不要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对待你的朋友。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并写信去安慰他，在我写信的时候，我的这个最近的收藏品——墨水瓶——就在我的前面，一个玻璃制作的漂亮的埃及雕塑，结果将这个东西失手打破了。之后，我马上发现，我做出这个闪失行为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幸运的是还能够将这些碎片组合起来——友谊有如这个雕塑——因此它的破坏并不太重要。
第三次打碎的东西似乎微不足道，它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歉意”——借用了维奇尔（Vischer）在小说“Auch Einer”的表达方式——对待不再欣赏的物品的方式。有段时间，我一直用着一个有金属手柄的拐杖。有一次，这个很薄的金属柄被打坏了，尽管不是我的过失，但这个金属的东西几乎无法修补了，可我还是去修了。当这个拐杖回来后，我用它做自己的腿很顽皮地去追我的一个孩子，结果又打破了，这样我不得不将它放弃。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接受这一破坏性结果的平静心态，只能表明，在这一特殊的行为背后存在着潜意识的目的。373
通过对打破东西这一细小的行为原因的调查，人们会发现，除了这与当时特定的环境有关系外，这一行为还与其以前经历有关系，下面的这个由杰克尔（Jekels，1913）分析的例子便是如此：
“一个医生有一个陶瓷花瓶，虽然，它并不值什么钱，但却非常漂亮；这是它的一个女患者（已结婚）送给他的很多礼物中的一个。当然，还有不少其他很贵重的礼物。当她患了一种心理疾病的时候，除了这个花瓶外，他将她送的所有的礼物都给了她的亲戚，而这件礼物是如此的漂亮，因此，他舍不得送给他人。但是，对这个花瓶的占有使这个谨慎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内心冲突，他自己也完全明确他的这一行为是不适宜的；但他安慰自己说这个花瓶并不贵重，而且很难携带，以此来消除良心的指责。几个月以后，当需要让律师发表一个声明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患者拖欠自己治疗费用，这再一次使他表现出了自责行为。如果这个患者的亲戚知道他私自占有这些东西，他们会通过法律程序指责自己，这使他很烦恼。有一段时间，他的这种内心谴责是如此强烈，以致他想放弃这个患者的比这个花瓶的价值多100倍的欠款，以此作为一种补偿，以使他对这个东西的占有合理化。然而，他的这一想法并没有占上风。”
“当他处于这一状态的时候，他碰巧要给这个花瓶换水。尽管他很少打破东西，而且他对自己的身体活动有很好的控制，但是，他仍表现出了一个超乎寻常的闪失动作——而且这个动作与他要完成的活动，在机能上没有任何联系，结果是这个花瓶从这个桌子上掉了下来，四分五裂。实际上，就在前一天的晚上，他还决定——当然，并非没有迟疑——将这个装满花的花瓶放到餐厅客人的面前，当这个花瓶破了后，他想到了这件事，而且，他很焦虑地注意到，这个花瓶本不在卧室，是他从其他地方拿进来的。惊奇之余，他捡起了这些碎片，心想或许它可以修复；但不幸的是，几个大的碎片又从自己的手里滑落，又摔得粉碎。这样，这个花瓶就完全报废了。毫无疑问，这个失误行为的潜在目的是，通过消除他私自占有的东西，来支持这个医生的法庭辩论，使他避开了私自占有他人东西之嫌。”
“除了这个直接的决定因素之外，每一个精神分析学者都会发现，在此行为背后还有更深刻、更重要的决定因素，这个花瓶很明显是这个女人的象征。”
“这个故事的主人已经失去了他的年轻、漂亮、自己又疯狂地爱着的妻子，他因此患了神经症，主要症状是抱怨自己的命不好，认为自己很不幸（‘他已经打破了一个可爱的花瓶’）。而且，他和女人不再有什么联系，对婚姻以及保持恋爱关系也不再有兴趣，在他的潜意识中，他认为这样做是对他死去的妻子的不忠。在他的意识中，还存在这样的想法，他给女人带来了不幸，一个女人会因为他害了自己，等等（自然，他就不愿意长久地将这个花瓶保持下去）。”
“据Libido能量的观点，他的这种行为产生也不足为奇。最恰当的联系是和已婚女人的联系（这样，可以保留他人的花瓶）。”
“这个症状表现可以被下面两个因素所证实。由于他有这种神经症，他便开始了精神分析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他说打破了这个‘陶瓷’花瓶，但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说了与这个女人的关系。他认为自己很难兴奋起来，因为，他要求女人要有‘超自然的美’，这不难看出，他很依恋他的（死去的，即超自然的）妻子，为使自己不与这种‘超自然的美’发生任何联系，因此，就打破了这个陶瓷的（超自然的）花瓶。”
“同时，在这个移情过程中，他产生了和他的内科医生的女儿结婚的幻想，他是为这个内科医生准备的花瓶，并且暗示，让他将这个花瓶转赠给他的女儿。”
“或许，这个失误行为的表征意义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他不想在花瓶里面装什么东西，等等。然而，使我们感到惊奇和有趣的是，这些动机，至少两个（或许他们在前意识和潜意识中独立地活动着）反映在这两次失误动作中——将花瓶打在地上和将碎片滑落。”
5.失落、撞倒、打破东西等行为，通常用以表达一些潜意识的思想，正如一些分析所看到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这样的行为披上了一层迷信和神秘的色彩，诸如打破盐罐，碰倒酒杯，以及将筷子失落到地上等这样的事，我们将在下一章对这一问题——认为这些行为包含着深刻的意义的迷信解释——予以说明。这里我要说明的是，个别的闪失动作并非都具有同样的意义，在不同的情况下，它作为一种方式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最近，我们房间里的杯子和陶瓷制品经常被打破，其中，有不少是我打破的。但是，只要做一些心理分析，我们就不难对这样的行为做出解释。过几天以后，我的大女儿就要举行结婚典礼了，在这个庆典时期，人们习惯的做法是故意打破杯子或盘子，并说一些吉利的话以祝福他们。这个习俗除具有祭祀的意义外，同时它还有另一个象征意义。
当用人失手将这些易碎的东西掉在地上并打破了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解释肯定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的动机仍起着很大的作用。对于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比艺术欣赏和艺术作品更使他们感到陌生了，我们的用人往往对这些艺术表现充满仇恨，尤其是他们的工作与这些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的价值他们无法理解）有关时。另一方面，这一教育层次的人们，如果在科研机构工作，一旦他们认同了他们的主人，将自己看做这个机构的一个成员，他们的活动就会非常地谨慎和灵活。
这里我插入一个年轻技师的一段话，这会使我们看到在这一情况下，这个机制的作用：
“前不久，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在一个技术院校的实验室工作，完成一系列有关弹性的实验，这些工作对我们虽然是自愿的，但却占去了比我们预想到的要多得多的时间。一天，我和我的一个朋友F一起回到了实验室，他说，把时间浪费到这个上面是多么使人感到烦恼，因为，在家里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我对此有同感，半开玩笑地提到了上一周的事故：‘我真希望这台机器再出现毛病，这样我们可以停止工作，早一点回到家里。’在安排工作的时候，让F控制压力阀，也就是说，他要小心地打开这个阀门，让有压力的液体缓慢地流进水压辊筒里。那个管理实验的人就站在压力表的旁边，当压力达到一定的要求，他大声地喊‘停！’听到这个号令后，F却用力将这个压力阀向左推！（所有的阀门都毫无例外地通过向右推来关闭的）这样水压筒里的压力剧增，其压力超出了设计要求，因此，其中的一个就裂开了。这个事故虽然对机器并没有什么大的损害，但足以延误今天的工作，因此就让我们回家了。奇怪的是，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我有一次向F顺便提到了这个事故，但他将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而我却能够很清楚地将它回忆出来。”
同样，跌倒、绊倒和滑倒等并非像我们通常的解释——这种行为是运动机能的偶然失调。与这个表达相联系的双重含义足以表现出类幻想的存在，这些幻想又通过使身体失去平衡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发现一些轻微的妇女和女孩神经症患者，她们的这些症状往往是在摔了一跤后出现，即使当时并没有什么损伤，创伤性癔症也往往由摔跤后的打击引起。即使在那个时候，我的印象是：这些事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联系，摔跤是神经症的产物，是与性内容有关的潜意识想象的表达，这些东西隐藏于背后，但却操作着这些症状的表现。下面的格言说的岂不就是这个意思：“女孩跌倒，背先落地。”
错将金币当铜币或银币给乞丐，这也属于一种闪失行为。对这一失误的解释并不困难，这是一种祭祀行为，目的是祈求自己有好的命运，并避免灾难和痛苦等。一个仁慈的母亲或大婶儿，在外出之前，往往表现出类似的慷慨，以此表明自己对子女健康的担忧。毫无疑问，这个慷慨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通过这样的方式，这种失误使我们从事这些迷信的习俗有了可能，这些习俗可以避免意识状态下的反面推理使我们产生的疑虑。
6.对任何领域来说，认为偶发事件是存心的观点不会博得很多人的认同，因为，人们似乎更相信这样的观点：偶发行为与性行为有很大的联系，实际上这两种观点的分界线是不明显的。几年前，我自己经历的一件事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失误行为是很巧妙地为性目的服务的。在我的一个朋友的家里，我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她也是这个朋友的客人，她唤起了我多年未有的愉快情绪，当时我变得很兴奋，很健谈，很和气。我企图发现我的这个状态出现的原因，一年以前，这个姑娘对我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当这个姑娘的叔叔——一个很不错的绅士——进了这个房间以后，我们都跑过去给他拿放在角落的椅子，她比我要敏捷；而且她距这个椅子要近一些，因此她首先拿到了椅子，将它放在她的前面，她对着椅子的背，并双手抚着椅子的两侧。当我也回到原处后，我突然发现我就站在她的后面，双臂还绕着她，我的手就在她的胸前。自然，我很快地使自己摆脱了这一状态，没有人注意到我是多么灵巧地使用了这个闪失动作。
有时，我自语：当在街道上躲避迎面而来的人时，你总是和这个人出现在同侧，这样反复数次，直到最后，其中的一个人停下来为止。这一过程是多么的笨拙，令人恼怒。我不得不告诉自己，这种“挡道”行为也是早期的不适行为的重演，以使自己在闪失行为的掩护下，去追求性的满足。通过对神经症的患者的表现的分析，我发现，年轻人和孩子的所谓的天真通常也是一种掩护，由于这种掩护，人们在说一些话或做一些事时，自己不会感到窘迫。
斯泰克尔（W.Stekel）报告了一个类似的自我观察。“当我来一个人的家里后，向女主人伸出了右手，奇怪的是，我企图去解开将宽松的睡衣系在一起的弓形结，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带有侮辱性的企图；然而，我却以魔术师一般的熟练完成了这个闪失动作。”
通过一些事实，我已经一再地想表明，那些有创造性的作家认为，这些失误有一定的意义，是由特殊的动机所支配的，正如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里插入了一个闪失动作，以衬托以后将要发生的事件，这不会使我们感到奇怪。下面是丰唐（T.Fontane）的小说《淫妇》中的一段：“梅尼跳起来，将一个大球抛给她的丈夫以示问候，但她并没有将球扔准，球偏向了一边，被鲁苯接住了。”当他们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梅尼和鲁苯的对话表现出了他们之间的暧昧迹象。最后，这种情感便一发不可收拾，梅尼最终离开了她的丈夫而完全投身于她所爱的人的怀抱（由沙奇斯提供）。
7.一般而言，正常人失误所带来的后果并没有多大伤害性，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涉及一些能够引起严重后果的重大失误，这也是一个使人感兴趣的问题。
我很少在医学治疗上出现失误，在我的记忆中，我仅仅出现过一次这样的闪失。有一个上年纪的女士，曾有几年，我一天要去看她两次。374早上去的医务活动有二：一是给她的眼里滴几滴眼睛清洗液，二是给她注射一针吗啡。我通常准备两个小瓶子：一个是蓝色的，装洗眼剂；一个是白色的，装吗啡溶液。在从事这两种操作的时候，我一般还在思考着其他什么事情，到现在为止，因如此经常地做这样的动作，这个动作已经非常娴熟和自由了。一天早上，我发现，我的这个自动化的活动竟出现了失误，我将清洗液倒进了白色的瓶子里，而非蓝色的瓶子，结果将吗啡错误地当做滴眼液滴到了她的眼睛里。我很害怕，然后，安慰自己说，几滴2%的吗啡溶液不会对她有什么危害，即使溶液进入结膜囊里。这种恐怖情绪的出现，明显还有其他原因。
在企图分析这个小的失误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这句话，“向老妇人施暴”，这为我找到问题的答案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我还在受一个年轻人前一天晚上做的一个梦的影响，梦的内容涉及到他和他的母亲的性交行为375，这个奇怪的事实——在这个传说中，王后纠卡斯特在这个年龄，她并没有表示任何反对——在我看来与这样的结论很吻合：在恋上自己的母亲的时候，一个人从不会以她现在的情形考虑到她，而她好像是带着童年时期延续下来的青春的记忆幻想出现的。当这种迂回于两个幻想之间的梦幻被意识到时，这种不协调才会出现，并确定地附着于一个时期。当我萦绕于这种思绪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这个患者，她已年逾九旬，我发现俄狄普斯神话普遍适用于人类，我的这种行为好像是一种神谕，并与命运有关，因为，当时，我在向这个“老妇人”施暴。这里的闪失动作也没有什么伤害，对于这两种可能失误而言——用吗啡溶液滴眼睛和用洗眼液注射，我还是选用了伤害最大的一种。这里的问题是，是否和我们以前讨论的例子一样，我们能够承认是这种潜意识的动机在起作用呢？
到现在为止，我占有的材料使我陷入困境，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不得不用推理的方式。我们都知道，严重的心理病患者有时表现出自残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的自杀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自杀是心理冲突的结果。我通过很多例证可以证明，那些发生于这些患者的明显的偶然性伤害事件，实际上都是一种自残行为。人们有一种自我惩罚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被严格监督着，一般情况下通过自我谴责的方式表现出来，或促成人们形成一定的症状。这种自我惩罚的冲动还会巧妙地利用周围的环境，以期寻找表现的机会，或者以人为的方式使环境发生一些改变，直到最后所期望的伤害效果出现为止。对于这样的适度伤害而言，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少见。同时，这种情况下所表现出的很多特点也流露出这种潜意识动机的作用，如人们在这种意外的伤害面前显得非常冷静。376
我不准备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我将对我医务实践中所经历的一个例子做详细的分析。一个已婚的年轻女士在一次车祸中摔断了小腿，这样她不得不卧床几星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没有表现出痛苦，对这种不幸表现得异常的平静。这个事故导致了她的严重的心理疾病，这个疾病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最后还是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治好了。在对她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了解了有关这次事故的背景材料以及前期事件。这个少妇在她的嫉妒心很强的丈夫的陪同下，到她已婚的妹妹的农庄小住，陪伴他们的还有她的很多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丈夫、妻子等。一天晚上，在这个亲密的圈子里，她显露了一下自己的才气，跳了一曲康康舞377，亲戚们对她的这个精彩的表演拍手称赞，唯一不满意的是她的丈夫，他对她低声说道：“又在做婊子！”这句话伤透了她的心——我们不去考察这句话是否仅仅指她跳舞——她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她感觉自己应该驾车去放松一下，马是她自己选的，说这对马不行，特选了另一对马。她的妹妹让她的小孩和保姆一同前往，她表示强烈反对。坐在车上走的时候，她显得很不安，她叮嘱车夫小心惊了马。果然，一刻也没有停止的马真的出现了问题，她惊恐地从车上跳了下来，结果摔断了腿，而其他待在车里的人则安然无恙。我了解了这些细节后，不得不承认，这种意外是设计好的，我们也不得不佩服她的这种技能，即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到一个恰当的惩罚机会的技能，因为，她在以后很长时间无法再跳康康舞了。
至于我自己的自我伤害行为，所能报告的寥寥无几，但在一次很特别的情况下，我发现我也无法逃脱这种自我伤害。当我的家人抱怨说自己咬了舌头，或夹了手指此类的话，他通常无法得到他希望得到的同情；相反，人们会反问：“你怎么会这样的？”当一个年轻的患者在一次治疗过程中表现出要娶我的大女儿的愿望时（当然，并不是认真的），我夹了我的大拇指，当时感觉很疼痛。我知道，当时她由于重病而住在医院里。
我的一个儿子，脾气暴躁，生病的时候很难护理。一天，当告诉他今天上午要待在床上时，他很气愤，威胁说他要自杀——这种方式可能是他从报纸上了解到的。到了晚上，他让我看了他胸部一侧的一个肿块，这是他撞门柄时留下的。我感到很奇怪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其用意何在，这个11岁的孩子的回答好像能够让我明白一些：“我早上说过我要自杀的。”这样看来，我的观点对解释我的这个孩子的情况似乎不太适用。
如果你相信有半存心的自我伤害行为存在的话，那么，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有意识的、存心自杀外，还有半存心的自我毁灭（在潜意识动机支配下的自我毁灭），其表现是巧妙地利用一些对生命的伤害事件，或将它伪装成偶然的不幸的事件。这样的自我毁灭为数并不少，因为有自我毁灭倾向的人比已经做出这种行动的人要多得多，自我伤害实际上正是这种自我毁灭的动机和阻止它表现的力量之间的一种妥协，即使这种自杀已经成为事实，这种自杀的倾向实际上也以被压抑的方式在无意识中存在了很长时间。
即使是有意识地自杀的人也要选择自杀的时间、方式和机会，对于潜意识的自我毁灭而言，在完成这种活动时也要等待机会，一方面逃避监督，另一方面利用个体防卫的力量，将这种被压抑的动机力量释放出来。我的这个观点远非无稽之谈，我从很多这种偶然的不幸中了解到（从马背上摔下来，或从车上摔下来），自杀是由于潜意识的默许而表现出来的。例如，一个官员在和他的同事骑马比赛的时候从马上摔了下来，由于这次他的伤很重，几天后便死了。清醒的时候，他的行为在很多方面都是正常的，但他在事故发生前的行为则很不寻常。他很爱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死后，他变得一蹶不振，多次在谈到此事时，在同事或朋友的面前都泣不成声，在他的好朋友面前多次说他对生活已经厌倦了，并要辞职去非洲战场，而他以前对此则没有兴趣。378379以前，他是一个熟练的骑手，现在他则避免骑马，即使有此可能。最后，在赛前，他也并不退出，但表示出一种悲哀的预感，根据我们所阐述的观点，这个预感变为现实是不足为怪的。有人还这样告诉我，一个人在这样一种悲伤的状态下无法控制一匹正常的马也是很值得怀疑的。我很同意这种看法，但是由这种“神经（nerves）”状态所引发的运动机能的抑制也应该被看作一种自己所坚持的自我毁灭的动机。
布达佩斯的费伦茨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布于众的观点，他分析了偶然的枪伤事件，他把此解释为一种潜意识的自杀的企图，我同意他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J.Ad，22岁，一个熟练木工，他于1908年1月18日拜访了我，问我说，1907年3月20日，一粒子弹穿透了他左侧的太阳穴，这个子弹能否通过手术取出。除了偶然有一点轻微的头疼外，他感觉很好；而且客观的检查也表明，除了左侧有一个子弹疤痕外，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因此，我建议不要动手术。当我了解到当时的情况时，他解释说，这是一个偶然的伤害事件，他正在玩弄他哥哥的左轮手枪，心想里面可能没有子弹，因此用左手对着自己的左侧太阳穴扣动扳机（他并非是左撇子），结果子弹射了出来。在这个能容纳6颗子弹的弹膛里竟然有3颗子弹。当我问他拿起这个手枪时是怎么想的时，他回答说，那时他正要进行服役体检。就在前一天晚上，他还拿着枪到了酒吧，因为他害怕打架。在体检的时候，由于他的血管肿大，他被认为是不合格的，他对此感到羞愧。回到家后，他便玩起了这个左轮手枪，但并没有伤害自己的意图，结果不幸却发生了。经过我的询问，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生活不太满意，他爱上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也很爱他，但她却离他而去。由于钱方面的原因，她移民到了美国，他要和她一起去，但是他的父母阻止了他。他的恋人是于1907年1月20日走的，两个月后就发生了这个不幸的事件。尽管有这么多可能的因素，但这个患者仍坚持枪伤自己是一个“意外”。不过我还是顽固地认为，他玩弄这个自己确信没有压子弹的左轮手枪，并伤到自己，是由内在的心理动力决定的，在这种失恋的悲伤情绪的打击下，他也在做出努力，也许自己可以在军队“将这一切忘掉”。但是，当自己的这个希望也破灭时，他去玩弄这个手枪——或者，出现了一种无意识的自杀动机。他用左手而非右手来拿这个左轮这一点明显揭示出，他仅仅是“玩”；或者，在他的意识中并没有自杀的愿望。
还有一个对这种明显的偶然性自我伤害分析的例子，对这个例子的考察，使我想起了一句格言：“自掘坟墓。”
“弗拉，中产阶级出身，已婚，有3个孩子。她患有神经过敏的疾病，但是，她并不需要什么治疗，因为她能够应付日常生活。一天，她将脸弄伤了，虽然是暂时的，但却使她很难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在一个正在整修的路上行走时，不小心踏在了一个石头上，结果脸摔到了一个房子的墙上，整个脸都搞伤了，眼也青了，她怕自己的眼会有什么问题，便去看医生。当她的情绪从这个情形中平定下来以后，我问她：你为什么会这样摔伤呢？她回答说，就在这之前，她曾警告过她的丈夫要小心一点，因为他关节炎已经几个月了，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很困难，而且要十分谨慎。她的经验表明，当自己警告别人不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件事往往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我对她关于这个行为原因的解释不太满意，因此便问她是否还有其他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她说是的，就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她在这个街道的另一侧的商店里看到了一幅很漂亮的画，她突然想，要有一幅挂在婴儿室就好了；她想立即将这个画买下，便径直向这个商店走去，并未留意周围的环境，结果踏在了石头上，摔倒在房子的墙上，她甚至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用手保护自己的脸。买画这件事被她完全忘掉了，她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家里——‘为什么你这么不小心呢？’我问，她回答：‘这或许是一种惩罚，我不是给你讲过吗。’——‘这件事现在仍使你烦恼吗？’她说：‘是的，我对此感到懊悔，我认为自己邪恶，不道德，似乎在犯罪，但是，在那个时候，由于我的神经过敏，我几乎要发疯了。’”
“她谈到这件事，她和她的丈夫商量，她曾经流产了一个孩子，因为，他们当时经济很困难，再有孩子的话，可能负担不起。流产最初由一个女庸医来做的，但后来不得不由一个专家完成。”
“我经常自责自己，‘是你杀死了你的孩子’，我害怕这样的事会招来报应。现在，你已经向我保证说我的眼睛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想，这已使我受到了足够的惩罚。”
“这个不幸事件是一种自我惩罚，一方面是出于她的那种犯罪感，另一方面是为了逃避困扰了她几个月的越来越严重的莫名惩罚。当她急匆匆地走向那个商店买画时，所有这些恐怖记忆——当她警告她的丈夫时，她的这种潜意识的动机表现得较活跃——又复苏了，她当时的心情或许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为什么你要装饰这个婴儿室？——你已经毁掉了自己的孩子，你是个刽子手，你就要受到惩罚！’”
“但这种想法并没有进入意识，并且，除了这个思想外，她利用了这个环境。我认为这具有重要的心理意义，在这个环境，借助于这个石头，她谨慎地惩罚了自己，这正是其目的所在；她在摔倒时没有用手保护，而且她并不那么害怕，其原因也正是如此。决定这个不幸事件发生的，还有另一个小的因素，即这也是对她丈夫产生的一种潜意识愿望的自我惩罚。对于她的这个犯罪行为而言，她的丈夫也是同党，由于她丈夫的腿不太舒服，因此走路时十分小心，她劝告她丈夫在街上时要加倍小心是毫无必要的，这实际上正是对她丈夫的这一潜意识愿望的流露。”380
对下面的这个例子做仔细的分析后，你将会发现斯塔克（1916）将这种自我伤害行为看作是一种“祭祀行为”（sacrificial act）是有道理的：
“一个女士在她的女婿就要离开家里到德国服役的时候，烫伤了脚。具体情景是这样的：她的女儿不久就要分娩，而且残酷的战争使家人心情沉重。在他就要出发的前一天，她请她的女婿、女儿前来吃饭，她亲自下厨房做菜，很奇怪的是，她首先换掉了这个需要系带的长筒靴，靴子内还有一个拱形的支撑架子，穿上这个靴子走起路来是很舒服的，她经常在室内穿一下；但今天却穿上了她丈夫的拖鞋，而这个拖鞋穿起来较大，而且前面还开着口。当她去端一盆煮开的汤时，这个盆子掉了下来，这样就烫伤了她的一只脚，伤主要在脚背上没有被拖鞋保护的地方。每一个人似乎都会认为这是由于她‘过度紧张’造成的，因为就在她烫伤前的几天，她对热的东西十分谨慎，但这也无法使她免除几天后的烫伤事件的发生。”381
在人们狂怒的时候，人们做出的行为有时会伤害到自己甚至生命，用这种方式，这种伤害也是隐藏于明显的意外失误或动作的失误上。同样，我们也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人们也可能通过同样的失误来伤害他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从我对神经症患者治疗的实践中，我发现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我不准备将所有的材料都陈述出来，因为这些例子并不完全适合我们的要求，我仅举一例。在这个例子中，严格来说，这不是失误行为，而应是症状行为或偶然行为，而这种行为使患者冲突的解决有了可能。一个很机警的男人和他的妻子之间经常出现分歧，我当时的任务是改善其目前的婚姻状况。他们之间的冲突无疑是有原因的，但是，正如他所说的，自己也不完全明白其原因到底何在。他一直存在离婚的念头，但是，每当看到自己的这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尽管如此，他还是有离婚的想法，但并没有做出努力改变状况。在我看来，他对待冲突的无能是在他潜意识中压抑的动机的保护下的，是他的这种动机促使他们之间产生冲突的。在此情况下，我想通过精神分析的方式阻止他们之间的冲突。一天，他告诉我一个使她极度惊恐的小的闪失。他正在和他的大孩子嬉戏，他也特别喜欢这个孩子，他将他抛到空中，然后再把他接住，反复数次。有一次，他将孩子抛得太高，差一点将孩子的头撞到屋顶上的那个很笨重的吊灯，是几乎撞上，但并没有撞上……或者说太玄了！孩子并没有伤着，但是被吓得昏了过去。父亲惊恐地搂着孩子站在那里，而母亲则歇斯底里似的发作开了。他的这个轻率的动作的准确性、熟练性以及父母的强烈的反应促使我寻找这种偶然事件中的症状行为——一种目的在于表现对自己所喜欢的这个孩子的怨恨的行为。我想我能够解决这个矛盾，他这种对孩子的怨恨可以追溯到孩子的出生时期，当时只有一个孩子，他谈不上对孩子的感情和兴趣，这一点是不难推断的。他对自己的妻子已经不太满意，从那个时刻起，他就有了伤害这个孩子的冲动，他想：“这个小生命对我一点也不重要，如果他死了，我就可以自由地和妻子离婚了。”在他的潜意识深处，他一方面希望这个小生命死掉；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的延续，他又深深地爱着这个孩子，这种潜意识的冲突一直折磨着他。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很容易找到其潜意识愿望产生的途径，这个决定因素与这个患者的童年记忆有关，在他的弟弟死掉的时候，他的母亲指责说这是由于他的父亲的粗心造成的，他们之间便发生了强烈的争吵，几乎因此而离婚。我的这个患者的婚姻状况，以及我的成功的治疗都证实了我的判断。
斯塔克（1916）也列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他认为，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会毫不迟疑地使用闪失行为，以衬托其最后的结果：
“在赫格曼（1914）的一个短剧中有一个使用闪失行为的例子，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失误行为，作者以此作为作品的主题。”
“这个短剧名为《汤姆和堤德》，他们两个是一对潜水夫妻搭档，曾出现在很多的戏剧中。他们要做的是进入一个铁箱里，箱子的四周罩上玻璃墙，墙内是水，他们要待在里面很久时间来表演一些技巧。最近，他的妻子有了外遇，他是一个驯兽员，就在她的潜水员丈夫要上场表演的时候，在卧室抓住了他们，他沉默片刻，以威胁的面孔说：‘走着瞧。’表演开始，这个潜水员要表演他的难度最大的技巧：他要在水下的一个密封的箱子停留二分半的时间。他多次表演过这个技巧，箱子是上了锁的，而且‘堤德通常还要让观众看一下钥匙，并用他们的表对一下时间。’她通常先要将钥匙丢到水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潜水将钥匙取出，以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开箱子而不致推迟时间。”
1月31日，在这个特殊的晚上，和平时一样，人们看到汤姆被他的妻子用娴熟的手把他锁了起来，他微笑着从观望孔的后面看着人们——她玩弄着这个钥匙，等待着他的信号。驯兽员站在侧面，他穿着整洁的晚礼服，系着白色的领带，拿着马鞭，这就是“另一个男人”。为了引起她的注意，他吹了一下口哨，她笑着看他，她的注意力已经被分散了，她用很笨拙的动作使劲地将钥匙抛向空中，在过了2分20秒时才弹落下来，结果掉在了覆盖底座的一个旗布中间，没有人能够看到它。从剧院里，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认为，这个钥匙掉在了水里，而且剧场里的帮手也没有听到响声，因为这个旗布无法使声音发出。’
“堤德大笑，毫不迟疑地趴在了这个箱子的边上。她笑着——汤姆将要从里面出来——走下梯子，她笑着消失在旗布底下，她看了一下，但是却找不到钥匙。她弓着身子在底座的前面做着奇怪的手势，从她的面部表情来看，好像在说：天哪，这真令人讨厌！。”
“同时，汤姆则在观望孔的后面用滑稽的方式做着鬼脸，他自己好像也很兴奋，观众可以看到他的雪白的假牙，看到在浅黄色的胡须下活动的嘴唇以及滑稽的气泡，正如他们以前看到的一样，他还在吃着苹果。在他攀抓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其淡红色的指关节，和以前一样，他们大笑着。”
“2分58秒……”
“3分零7秒……20分……”
“好！好！好！”
“接着，剧场的人开始恐惧，出现了混乱，这时剧场的助手和驯兽员才开始检查，在箱子的盖子要开前就匆忙将幕布落了下来。”
6个英国舞女出场了——接着这个男人带着小马、小狗和猴子也出场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人们才知道出事了，堤德成了寡妇。……’”
“很明显，从我们引用的这一段可以看出，作者自己肯定了解这种象征性行为的特点，因为，他已经向我们揭示出这个致命的闪失行为背后的原因。”
第九章 症状行为和偶然行为
前面我们描述的行为（第八章）——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其潜意识动机的作用——以混乱的有意识行为的方式出现，或以闪失行为为借口而表现出来。我们就要讨论的偶然行为（chance action）和闪失行为的区别仅仅在于这样的事实：偶然行为忽略意识动机的支持，也无须什么借口，它们因自己的原因而发生，没有什么目的和意图。偶然行为常冠以这样的解释：“没有想到会这么做”，“纯粹是偶然的”，“好像要有点事情可做”等等。正因如此，人们也不会去深究其行为的重要性。为了确立偶然行为所具有的这种特殊地位，或它不需要以闪失做借口，这种行为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偶然行为必须是不冒犯他人的，其效果必须是不明显的。
关于偶然行为，我从自己和他人那里收集了很多有关的例子，通过对这些例子的仔细分析，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行为称之为“症状行为”（symtomatic action）似乎更适合些，这说明，当事人本人预先并不知道这个行为的发生，通常也不想告诉他人，而只保留于自己。更确切地说，我们所讨论的这种行为，起着症状的作用。
我们获得最多的关于症状行为的例子来源于我们对神经症患者的治疗过程，我从这些众多的例子中列举两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潜意识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多么具体。症状行为和闪失行为是这样的难以区分，这两个例子同样也可以放在上一章。
1.在一次分析过程中，一个年轻的已婚妇女通过联想的方式提到这样的事：前天“在她修剪手指尖上的松弛的表皮时，剪伤了自己的手指”。这样的事件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因此我很吃惊地问她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并推测这是一种症状行为。事实上，剪伤的手指正是她戴结婚戒指的那个手指，而且那一天正是她结婚周年的纪念日。沿着这个线索，就会发现，剪手指具有明确的意义，且这个意义也是不难解释的。同时，她还提到一个梦，这个梦暗示了她丈夫的愚笨和她本人的麻木；但是结婚戒指（在他们的国家）本是应该戴在右手的，为什么她的结婚戒指戴在左手，而且正好伤着这个手指？原来她的丈夫是个“法学博士”（从字面上有“右手博士”的意思），在她做姑娘的时候，她暗恋一个内科医生（人们都戏称他为“左手医生”）。这样“左手婚姻”便有明确的意义了。
2.一个年轻的未婚女士A对我说：“昨天，我无意间将一张100元的钞票撕成了两半，而将其中的一半给了一个来看我的女士B，我能将此也作为一种症状行为吗？”经过仔细考察，谜底终于揭开。我们从这个100元钞票说起，A曾和这个B女士一起用一些时间从事慈善活动，这个B女士主要是负责孤儿的收养的。这个100元钞票是另一个女士的捐赠，她将这张钞票装在了一个信封里，放在桌子上。
这个来访的B女士很有名望，也支持慈善事业，她想要一个捐助者的名单，由于当时找不到纸，我的这个患者A便顺手拿起了桌子上的信封，丝毫没有考虑里面装有什么就将它撕成了两半，一半自己留底，以便以后查阅这些名单，一半交给了这个B女士。可以想象，尽管她的这个行为有些失误，但她的行为没有损伤任何东西。即使这个100元钞票撕成两半，我们知道，其价值一点也没有变化，只要我们将它粘好就行了，由于在这张纸上有一些重要的名字，这可以保证B女士不会将它丢掉，而且可以肯定，一旦发现，她就会将它送还。
那么，包含在这个偶然行为——由于遗忘，它的出现才有了可能——这之中的潜意识思想是否意味着要表现一下呢？这个来访的B女士对我的这个患者A女士的治疗有特殊的意义，正是这个B女士将我推荐为她的医生，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A女士当时急需要这个推荐，这半张钞票是否意味着对B女士的这个中间服务付的小费呢？这好像使人感到有点奇怪。
我们又进一步获得了一些材料。不久前，一个女士C，一个完全不同的中间人，向A女士的一个亲戚了解这个年轻的小姐（A女士）是否希望和某一个绅士结交，这天上午，就在那个B女士来访问她前的几个小时，A收到了这个求婚者的情书，这使她激动万分。当这个来访的B女士开始谈话并问及A女士的健康状况时，A女士可能在想：你已经为我找到了一个好医生，你也会帮我找到一个好丈夫（或进一步想：“生一个孩子”），这样我将会更加感激你。由这个被压抑的思想，她将这两种中介合而为一，将想象中应给另一个女人（C）的小费给了B女士。下面的材料可能对我的这个解释更有帮助，就在前一个晚上，我曾经和这个患者谈到过这种偶然行为或症状性行为，这可能是她第一次想使用这种类似的行为。
这种十分常见的偶然行为或症状行为可以分为三组，其依据是，他们是否是习惯性的，或在某种条件下才发生的，或孤立发生的。382第一组行为（如玩弄自己的表带，抚摸自己的胡子等）可以考虑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接近局部的肌肉活动，无疑这值得将它们联系起来。在第二组，包括玩弄手杖，拿起偶然得到的铅笔随便地涂写，摇晃自己口袋里的硬币，将面包片或其他有柔性的东西捏成什么形状，以不同的方式随便地摆弄自己衣服的一个部分等等。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这种常见的随便摆弄都包含着相应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一般而言，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一行为往往是意识不到的，或他不知道自己在以某种方式控制着这些行为，而且也看不到、听不到这种行为的效果。如，在他将自己口袋里的硬币弄得叮当作响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提醒他，他是听不到由此发出的噪音的；一旦有人指出，他往往感到惊恐和难以置信。一个人在玩弄自己的衣服的时候，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虽然看来微不足道，但很值得医生的注意。其服装上的每一个变化，每一个粗心的细节——如忘记扣住纽扣——都是在表现一些东西，这种着装体现出了人不能直接表达出来的东西，是其本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对这些细小的偶然变化的解释以及在咨询过程获得的对这些解释的验证材料出现于我们讨论的话题，出现于应引起我们明显注意的偶然行为。因此，我不准备列举更多的例子来支持我的观点，我之所以提到这些行为，是因为，和患者一样，正常人出现的这种行为也具有同样的含义。
这里我至少要举一例来说明通过习惯的力量而形成的象征性行为（symbolic action）和健康人生活的重要方面有密切联系383：
“弗洛伊德教授教导我们，象征化在正常人童年时期的作用比我们早期的精神分析经验中所了解的要大得多，下面的这个短短的分析很有趣，也正是说明这一点，尤其是从医学的观点来看。”
“一个医生要将他的这些家具安排到一个新的房间，这时他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木制直式听诊器，那么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他似乎强迫性地将它放在他的写字台的一侧，位于他的椅子和他的患者之间。这个行为很有点怪，其原因有二，首先，他从来就不用这个听诊器（他实际上是一个神经学专家）。即使要用的话，他也会用双耳听诊器。其次，他的所有的医疗器械和工具都放在他的抽屉里，唯独这个听诊器例外。然而，他本人并没有对此有过多的考虑，直到有一天，一个从没有见过这种听诊器的患者询问他这是什么东西，在听到回答以后，她又问他为什么将这个东西放在这里，他含含糊糊地说放在哪里都一样。这使他对此产生了思考，他想，他的这个行为是否有什么无意识的动机呢，由于他本人熟悉精神分析方法，因此他便企图对此进行探讨。”
“由此引发的第一个记忆是，在他还是一个医学院校的学生的时候，他对一个实习医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的一个很突出的习惯是在查房的时候拿着一个这种直式听诊器，他当时非常崇拜这个医生，一度很依恋他。后来，当他自己也成为一个实习医生的时候，他也形成了同样的习惯，如果出门后忘记携带这个听诊器就会感到很不舒服。他的这个习惯并没有什么目的性，因为这个听诊器他从来不用，即使使用的话也会用双耳的，而且他通常将这个双耳听诊器放在口袋里；同时，在他以后做外科的实习医生的时候，即使在这里根本用不着听诊器，但是他的这个习惯仍然保留着。如果我们涉及到生殖器的象征行为，你马上就会明白这个习惯的意义所在。”
接下来回忆到这样的事实，在其早期的童年时期，他对他的家庭医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也习惯携带这种直式听诊器，只不过他是将它放在他的帽子里。使他感到有趣的是，这个医生在看患者的时候总是带着这个听诊器，但使用的时候不得不将帽子脱下来将它取出（即是衣服的一部分），而且“要将它掏出来”。作为一个小孩子，他很依恋这个医生。简短的自我分析后，他又发现，在他五岁半的时候，他出现过有一个小妹妹的双重幻想——她首先是自己和他的母亲的孩子，其次，是自己和这个医生的孩子。在这种幻想中，他扮演了男人和女人双重角色。他还回忆起来这样的经历，6岁的时候，这个医生为他做检查，他在离他很近的地方用听诊器压着他的胸部，很有节奏地来回移动着。在他5岁的时候，他曾患有慢性气管炎，因此需要经常为他检查，但是他对此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8岁的时候，他对人们对这个医生的一些传说印象很深刻，传说他经常和他的女患者上床。这个传说也是有根据的，附近的女人，包括他的母亲在内，都很爱恋这个年轻漂亮的医生，这也使我的这个当事人在做医生的时候，有几次也出现了对他的女患者的这种企图，有两次爱上了他的女患者，最后终于和其中的一个结了婚。毫无疑问，他潜意识中对这个医生的认同是他选择医生职业的主要动机。对其他方面的分析也使我们得出这样的假设，这无疑是最普遍的动机（尽管我们很难确定其普遍性程度）。就我们列举的这个情况而言，它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由医生的这种权威性决定，这种权威性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其次，由这个医生关于一些难以启齿的话题的知识以及有满足性需要的机会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