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天，在匈牙利盟友的协助下，德国纳粹在布达佩斯开始实施抓捕犹太人的行动，并将他们押送到奥斯维辛的死亡集中营。行动总指挥就是臭名昭著的阿道夫·艾希曼。
多瑙河将布达佩斯一分为二：东部的布达和西部的佩斯。布达鲜有犹太人的影子，大多数犹太人都居住在佩斯。搜捕行动期间，一位犹太母亲和她两岁的儿子在拜访完亲戚之后，坐着电车从佩斯返回布达的家。事实上，她不久之前还住在佩斯。1939年，德国政府为了大规模诱捕犹太人，甩出了“到东部重新安顿工作”的诱饵，数万名德国犹太人掉进了这个陷阱，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大都未曾意识到，人间地狱即将到来。这位明智的母亲敏锐地察觉到了危险。于是，她设法弄到一份伪造的天主教身份证明，搬到了布达。
电车驶过跨越多瑙河的大桥，车轮发出有节奏的咔嗒声。忽然，男孩稚嫩的声音打破了这种节奏。他问道：“妈妈，为什么我不像其他犹太男孩一样戴帽子？”车上有很多乘客，没准还有匈牙利纳粹军队组织箭十字党徒，男孩的问题很可能带来可怕后果。母亲急中生智地对孩子说：“我们到站了。”然后抓起男孩的手就下了电车。他们下车的地方是桥的中央，距离目的地还很远。居然没有人拦截他们，这真是一个奇迹。
我就是那个拉着母亲的手站在桥上的男孩。长大之后，我的思绪常常会飘回电车上那危急一幕。时间似乎在那一刻停驻了，好让我的母亲有足够的时间做出正确反应。我也时常问自己：那一刻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时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母亲肯定不会带着我从电车上逃下来。那么，为什么她在那一刻如此恐惧呢？
上大学之后，社会心理学拓宽了我对人类行为的看法。我逐渐意识到，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儿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可以引申出欧洲犹太人大屠杀中的一个重要心理学谜题：那些杀害了600万犹太人的纳粹德国及其盟国的刽子手，那些曾经的普通人，怎么会对他们的犹太同胞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有的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杀戮，却对身边的罪行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里面的心理学机制是什么？
在读研究生期间，我第一次接触了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以及他对人类服从权威问题做出的精辟分析。服从研究是社会心理学历史上最著名的研究之一。他在发表的第一篇实验论文中，开宗明义地将他的研究与大屠杀结合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至今，心理学界一直试图对大屠杀做出解释。在米尔格拉姆之前已经有很多心理学家对纳粹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和研究。米尔格拉姆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通过实验室实验这一科学方法解释了犯罪者的行为。
这种方法帮助他实现了两个看似完全对立的目标：一方面，大屠杀如此极端和充满暴力，在分析的过程中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并非易事。相对于其他的质疑方式，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方法确保了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及时而恰当地向世人揭示了破坏性服从的本质，那些实验中潜藏的可怕含义令任何人都无法冷静旁观。
米尔格拉姆是心理学界最多产、最不拘一格、最富有创新性的学者之一。进行服从实验之时，他刚刚博士毕业，在耶鲁任助教，正处在个人事业起步之时。服从研究结束后，他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范畴，进行了小世界现象（又称为“六度分离理论”）、丢信方法（lost -letter technique）以及城市心理地图（mental maps of cities）等研究。数十年前，我开始对科学家头衔背后的米尔格拉姆感到好奇，随着对他了解的逐步深入，我发现他的性格一如他的研究，不同寻常、复杂多变。
过去的20年来，我一直都在研究米尔格拉姆，研究他的成就，研究他这个人。一路走来虽然扩展了我的视野，也让我内心很沉重。很显然，纳粹统治匈牙利那段时间给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这是我对服从实验产生特别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写作此书最重要的原因并不在此。我相信，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成果会让每个人都有所受益，因为它解读的是最基础的人类互动，它的力量足以改变你我看待这个真实社会世界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