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认识真实的社会世界

太多的人只是遵命而为。只要他们相信命令来自一个合法的权威,就不在乎做什么,也不再受道德的约束……这也许是我们从这个研究中得到的一个最基本的教训:那些只是做着分内事、从未质疑自我角色的普通人,可能会在可怕的毁灭性活动中充当帮凶。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74年

1963年秋天,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公众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全美各大报纸竞相报道他在耶鲁社会心理学实验室中的惊人发现。这就是著名的“服从实验”。实验显示,那些普普通通的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居民们,在实验中会毫不犹豫地向无辜受害者施以痛苦甚至可能致命的电击,而受害者的行为根本不应该受到如此可怕的惩罚。该实验对外公开的实验目的是研究体罚对学习的影响。被试在实验中的任务就是:每当“学生”在单词配对中犯下一个错误,就要对其施以强度逐级增加的电击,从15伏特一直到450伏特。结果显示,在惩罚“学生”的过程中,65%的被试坚持到最后使用了450伏特。而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主试的要求。

这个石破天惊的结果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议,并对很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有丝毫减弱。它们直截了当地证明,普通人可以在权威人物的命令下进行破坏性活动,甚至不必对他们进行武力胁迫。那些非人类的不道德行为并非只是恶魔或者变态的专利。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米尔格拉姆的发现重塑了我们的个人道德概念,让我们意识到社会压力能够如此强烈地影响我们的行为。也许你会认为,在道德困境中,人的道德准绳会指挥我们的行动,但服从实验却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告诉世人:在一个社会压力强大的实际情境中,道德观念也会被我们轻易地践踏在脚下。

社会心理学溯源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他人如何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的思维、感受和行为。由于绝大多数人类日常活动都是与其他人进行互动,因此,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范围是各种常态人类行为,包括第一印象、吸引、敌意、群体压力、无助等。

这个领域有着古老的渊源,自人类试图了解和推测他人行为的那一刻起就存在了。古代文献中很多关于社会行为的精辟见解流传至今。比如,在犹太学者几千年前撰写的《犹太法典》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要只看容器,要看容器里面装的东西。这句话其实表达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真理:说服者的个人魅力、种族或性别会影响人们对说服者观点的接受度,但这些因素与这个观点没有任何关系。现代实验研究已经反复验证了这个现象。

尽管渊源古老,但是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却是新鲜事物,真正的历史只有100多年。1897年,心理学家诺曼·崔普利特(Norman Triplett)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实验室实验的文章,证明在有直接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被试完成工作任务(缠钓鱼线轴)的速度要比单独工作时快。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第一个实验的诞生。

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米尔格拉姆在1960年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时,这个学科在美国正处于鼎盛时期。战后数年中,社会心理学家个个野心勃勃、自信满满,认为他们能够提出新理论和新方法,对社会行为进行全新的解读。

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界之所以如此自我感觉良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很多社会心理学家发现,社会心理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实际应用效果非常显著,可以用来鼓舞士气,进行社会宣传和调查研究,还能协助完成一些旨在改变公众态度和行为的政府项目。比如说,为了节省稀缺物质,社会心理学家可以说服消费者改变饮食习惯,选择一些不可口但有营养的食物。而这种自信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源于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他被公认为“实验社会心理学之父”。

行为主义风行一时

20世纪的前半叶,美国心理学术界的主导力量一直是行为主义。行为主义运动的发起人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华生(John Watson)。他试图开创一种客观的实验行为科学,并将内在体验研究作为伪科学而摒弃。1913年,他在学术期刊《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吹响了行为主义的号角。这篇文章后来被看作是“行为主义者宣言”,开篇这样写道:

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是自然科学中一个纯粹客观的实验分支……该方法的重要部分不是内省形式,实验数据的价值不取决于它们是否可以用来解释意识。

实验心理学应该研究哪些课题?怎样的方法算是最根本的方法?当时业内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他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冯特认为,心理学实验的目的是通过内省的方法研究心灵的内在,即人类的意识。虽然成为一名内省心理学家需要进行严格的强化训练,但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并不可靠。因为不同的心理学家在不同的实验室中采用相同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却千差万别。华生的宣言无疑是对这种普遍观点的一次反击。

华生对内省心理学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是他的理论却有些矫枉过正。他完全脱离了内省心理学,彻底摒弃了主观感受,认为那不属于科学探索的范畴。华生行为主义最重要的继承人是B. F.斯金纳(B. F. Skinner),他将“强化”作为其激进行为主义的核心概念。斯金纳认为,对一个刺激行为的反应进行强化,得出一个有回报的结果,刺激和反应之间就会建立联系。举个例子,笼子里的鸽子发现,如果啄红色圆盘,下面的托盘中就能出现食物,但啄绿色圆盘不能出现食物。在这个例子中,红色圆盘是刺激,食物是强化。一段时间后,鸽子就能学会不断啄红色圆盘,不再理会绿色圆盘。

20世纪上半叶,行为主义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学派在美国兴盛一时。1924年,弗劳德·奥尔波特(Floyd Allport)的著作《社会心理学》出版,这是确定将社会心理学作为大学标准课程的第一本教科书。这本书也受到了行为主义的影响,强调学习和条件反射在社会行为中的角色。

对行为主义者而言,社会行为其实并不“社会”。社会心理学依旧是一门研究个体的心理学,其他人只是另外一种刺激:社会刺激(social stimuli)。社会刺激就像物理刺激一样,会产生习得反应。该方法的支持者约翰·达希尔(John Dashiell)在1935年发表的文章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回顾了1914年到1934年间出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他在文章中表示:“我们要谨记的是,个体和周围人之间是一种客观的刺激-反应关系,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什么全新概念,采用的原则基本上是应用于非社会情境的原则。”这一章节中还记录了各种实验,实验目的基本相同,都是用来检验当个体进行手工工作、单词测试和猜谜等行为时,如果有他人在场,个体行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但是相对而言,这些实验的类型过于单一、效果乏善可陈,无法展示真实社会中丰富而复杂的交互行为。

发现情境的力量

库尔特·勒温和他的学生们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将实验方法应用于重要的社会行为之中,为结束强化理论的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

勒温是一名德国犹太心理学家。1933年1月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犹太人限制法令逐步升级。勒温预料到犹太人在纳粹德国将不再有容身之地,于是辞去了柏林大学的教师工作,在纳粹展开大规模屠杀之前逃离了德国。1935年,他在康奈尔大学任教,两年之后,又在艾奥瓦大学工作了9年。

早在柏林大学任教期间,勒温就以其创新性的理论和研究闻名遐迩,很多海外学生慕名而来,包括来自美国的学生。他来到艾奥瓦州之后,又有一批新学生受其教诲,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中流砥柱。在柏林期间,他的研究范围包括动机、记忆、性格和儿童发展。来到美国之后,他的兴趣转向了社会心理学,完成了一系列先驱性的实验,于1939年首次发表了研究结果。一位社会心理学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实验“在程序上的大胆创新具有划时代意义”。作为一名移民,他经历了德国和美国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因此对不同领导人物如何影响群众的问题特别敏感。他和他的学生诺那德·利比特(Ronald Lippitt)及罗夫·怀特(Ralph K. White)合作设计了一个实验范式,研究三种领导风格产生的影响,分别为:民主型、独裁型和放任型。

领导风格实验
三名研究人员招募了一些11岁男孩被试,分成三个组,每星期见一次面,一起进行诸如制作面具等活动。每个小组都由一名研究人员领导,他们扮演的角色就是上面提到的三种风格的领导者。
独裁型领导总是单方面做决定,从不与小组成员商讨,他基本上保持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与小组成员保持距离,对成员进行批评或表扬的时候不做任何解释。相比之下,民主型领导总是很友善,会与全体成员一起做决定,对小组成员进行鼓励和指导。他在对这些男孩做出评价时,都会详细呈明缘由。放任型领导虽然友善,但提供帮助的方式是被动的,只在小组成员请求的情况下才会提供信息。这些领导者会在三个小组间进行轮换,每一组成员都能经历三种领导模式。
研究人员对男孩的行为进行了持续、系统的观察,结果发现,民主组和独裁组的生产力基本相同,均高于放任组,但三个小组的成员都很青睐民主型领导。在独裁型领导的管理下,男孩们最具侵略性。

勒温是一个热情而富有感染力的人,加之学生们对其衣钵的传承和推广,他的很多重要理论后来都成为定义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首先,他的理论可以将社会交互行为中的那些无形特征具体化,比如领导风格等,因此就可以在实验室中对这些特征进行检验。其次,他的实验方法可以为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提供答案。

勒温学生中成就最为突出的就是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他于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该理论的基础是:出现认知分歧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状态,就像饥饿或口渴一样,人们在出现这种状态之后会努力寻找解决方式。费斯廷格和他的学生们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实验室实验,对该理论引出的各种假设进行验证。与米尔格拉姆同时代的很多社会心理学家都受到勒温及其学生的影响,他们探求社会心理学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然后利用强有力的实验方法予以证明。

勒温的第三个理念发展成为现代心理学中另一个重要派别:情境主义(situationism)。他提出了一个叫作“生活空间”的概念,这个空间包括在“此时此刻”的具体情境中,作用于个体的所有潜在力量,行为就是生活空间的函数。勒温的“生活空间”概念强调共时和情境定因。另一位重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家和实验家爱德华·琼斯(Edward E. Jones)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强化:

(勒温)认为个体是心理空间中的一个点,受这个空间中的所有力量的驱使,向某个特定的方向运动……这种观点将人类看作长久进化历史的产物,强调个体对公共环境做出的有别于他人的独特反应。此外,勒温还将人类看作环境力量交互的一个点,认为个体与其他位置相同的人分享同时期知觉和相关的行为。

像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一样,米尔格拉姆也是一位情境主义者,他坚信即刻情境具有改变人类行为的强大力量。但是,是什么令他鹤立鸡群,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又是什么使他的研究如此与众不同呢?答案就是:他能够超越即刻情境中的可见力量,揭示情境中的某些无形力量。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始终贯穿着这个主题:情境中的无形力量。那些无法言传的社会规则和标准,对行为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这也正是本书所要表达的主题。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将了解米尔格拉姆如何用独特的实验将这些无形标准具体化。这些实验方法包括:在纽约的地铁中,让一位年轻人请求年纪稍长的乘客给她让座;研究普通人在看过一个特别制作的电视节目后,是否会模仿电视中的行为从慈善捐款箱中偷钱。米尔格拉姆发明了很多轻松有趣的新方法,比如丢信方法和小世界方法。他用这些实验去挖掘那些无形的规则和标准,并经常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告诉我们:通过直觉预测自我和他人的行动并非总是那么准确。

米尔格拉姆自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个体,他的性格和行为中有很多谜一样的地方。人们对他的看法往往呈现两个极端,要么特别敬爱,要么特别鄙视。但正是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使他成为当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的这种特质也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米尔格拉姆的好奇引领他不断拓展着社会心理学的疆土,探索着各种未知领域,比如城市心理地图和“熟悉的陌生人”。他的好奇心带给他的最大成就,莫过于引领他发现了两个普遍的人类行为现象。其一是人们对权威的极端服从性;其二是在一个巨大的网络中,点与点之间只需步骤极少的“六度分离”就可以连接在一起。这无疑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重大发现。

米尔格拉姆永无休止的好奇心让他自愿冲锋在科学的边缘地带,不畏冒险。特别是他的服从研究,振聋发聩又饱受争议。读者在本书中将看到,这些实验已经超越了常规学术的边界,受到众多领域的关注,包括法律、商业道德和医学。此外,这些实验还激发了艺术想象力,衍生出大量电影和戏剧作品。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数不胜数的文章中,在现代生活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一个关于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故事,关于他的生活,关于他独具特色的创造力,关于他如何影响了我们的世界。

《好人为什么会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