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格拉姆的跨文化实验有着深远而划时代的影响力，因为它呈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将民族性格的研究主题从沙发椅上的思索，转化为客观的科学性探究。
米尔格拉姆选择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所谓国民性就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特征。1953年夏天的欧洲之旅让他开始对跨文化差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入哈佛之后，这种随性的兴趣逐渐转变成更严肃而系统化的学术思考。1955年春天，他为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资格课程提交了一份国民刻板印象（national stereotypes）的分析报告。一年后又参加了罗杰·布朗的国民性阅读课，通读了上百篇与这个主题相关的文章和多部书籍。1955—1956学年担任阿希助理期间，通过阿希的群体压力实验，他学习到了实验方法这个有力的工具，并在纷繁无序的跨文化问题海洋中，找到了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比较两个或多个国家的从众水平。
如何以实验方法研究“国民性”
在他心目中最理想的论文导师莫过于奥尔波特。他们此时已经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师生关系，此外，文化差异和群际关系同样也是奥尔波特广泛的研究兴趣之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在于奥尔波特指导学生的方式。他总是能给学生一个足够大的发展空间，让他们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研究方向。奥尔波特的另一名学生汤姆·裴迪格鲁（Tom Pettigrew）这样说：“高尔顿告诉他的学生们，他坚信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性格。他在教学的过程中也贯彻着这个信条。他支持我们始终按着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理想……”
米尔格拉姆计划在1956—1957学年完成所有博士学位课程，然后在1957—1958学年进行博士论文的课题研究。因为他计划在国外进行该研究，所以需要些经济支持。1956年秋天，在对一些组织提供的奖学金进行了一番调研后，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的研究培训奖学金最契合他的需求和条件。
奥尔波特已于这一年的春天出国度假。米尔格拉姆不愿在老师休假期间打扰，但社会科学研究会奖学金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957年1月7日，奥尔波特大概要等到12月初才能回国，米尔格拉姆等不到年底了。他在10月17日给正在意大利的奥尔波特写了一封长信，希望奥尔波特担任他的博士论文导师。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研究想法：
您远在欧洲，我却要拿一些本来应该与系里商议的事情烦扰您，真的很抱歉，但是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我计划在1957—1958学年开始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国民性”……在哈佛所有教师中，我最希望您做我的论文导师。我知道和您相比，有些教师对国民性的研究似乎更加主流。但是我感觉与您的看法更加不谋而合。正如您在《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第6章“群体差异的科学研究”中所说：“我预计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见解，但这些不同见解都处在一个具有广泛一致性的背景之中。”
米尔格拉姆还告诉奥尔波特，在研究有关国民性的文献时，他发现这些文章大多是断章取义，仅仅基于主观印象，没有对实际行为进行直观、系统的观察和客观、科学的研究。他在担任阿希助理的过程中接触了实验方法，并希望能以实验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研究。他的计划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对阿希的从众实验进行跨文化重复，但对实验细节进行了一些改动，将判断线条长度改为辨别一组声音。只需提前录制好“压力组”的错误回答，在实验过程中不需要假被试到场，这样可以节约费用。
他在这封信最后表示，尽管他对这个计划的热情“持续不断地高涨，但我不指望别人也能感同身受……如果您觉得这个点子还可以，希望您能做我的论文导师”。
当时正在罗马的奥尔波特在回信中表示，他很高兴米尔格拉姆对国民性这个课题感兴趣，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总体而言，他认可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方向，对他的实验动机表示了赞许。只要能找到一种双方都满意的合作方法，他就愿意做米尔格拉姆的论文导师。但是，他对那个实验还有些担忧之处：“恐怕你设计的实验行不通。主要是因为你对实验设备、被试和欧洲人的配合度过于乐观。这都是些麻烦事，最终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沮丧之中。”他建议米尔格拉姆将这件事情延后到他12月初回到坎布里奇，然后进行面对面的商讨。
奥尔波特回哈佛后，和米尔格拉姆一起将研究计划整理成一个更加现实可行的方案。从最初的三个国家改成两个国家：美国和挪威。奥尔波特之所以提议挪威，是因为奥斯陆的社会研究学院（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应该是进行跨文化研究的理想场所。该院曾成立了一个比较社会研究组织（Organization of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OCSR），对背离群体标准的现象进行多国比较研究，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利用实验方法进行的跨文化研究之一。可惜这个组织很快就解散了。该研究院中有些成员对跨文化研究很有兴趣，比如拉格纳·罗米维特（Ragnar Rommetveit）和斯坦·洛肯（Stein Rokkan）。估计他们会欢迎米尔格拉姆和他的实验。
接下来，奥尔波特致信罗米维特和洛肯，并在信中附上米尔格拉姆向社会科学研究会提交的申请复印件。奥尔波特在信中询问，该学院是否允许米尔格拉姆在那里进行实验，并为他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奥尔波特还说：“米尔格拉姆今年23岁，是一位热情积极的年轻人，充满了干劲，反应敏锐，真诚友好，我想你们会喜欢他的。”两位教授在回信中都对米尔格拉姆的计划表示了很大的兴趣。他们向米尔格拉姆介绍了一些可以协助他完成实验的同事。这份名单中既有社会研究学院内部的成员，也有奥斯陆大学心理研究所的成员，该研究所隶属于社会研究学院。
米尔格拉姆在1956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向社会科学研究会提交了研究培训奖学金申请，并于1957年3月26日收到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回信，告知他目前已被列入备选名单。备选人员很少，但最终结果如何，还要看奖学金获得者中是否有人撤回申请。很显然，的确有人撤回了申请，因为两个星期之后，即4月10日，他获得了这笔奖学金，一年3 200美元。
命运似乎在向米尔格拉姆微笑。但麻烦接踵而至，米尔格拉姆在两个月后收到奥尔波特的信，告诉他：“6月6日系会议上的投票结果：你未能通过统计学考试。”研究生如果想获得博士学位，必须通过几项必考科目，统计学就是其中之一。但统计学每年只考一次，这就意味着米尔格拉姆最早也要等到明年才能再次参加考试。
奥尔波特也将这一意外通知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常务董事埃尔布里奇·西博利（Elbridge Sibley）。西博利对此“深表遗憾”，因为米尔格拉姆提交的研究申请中有很多的数据分析，统计学是必须具备的能力。眼看着奖学金就要成为泡影，米尔格拉姆写信给西博利，表示尽管统计学考砸了，但他曾在1956年夏天参加过一个优等生统计学课程，他确信自己的统计学水平能够胜任研究项目的需求，这一点他周围的人也有共识。如果西博利对他的统计能力不满意，米尔格拉姆提议，他可以在去挪威之前提交一份周详的“统计学专题论文”，详细阐述研究中将要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此外，奥尔波特和弗雷德里克·莫斯提勒也证实了米尔格拉姆的统计学水平。
最终，西博利同意米尔格拉姆继续推进他的研究计划，不需要在统计学问题上进行额外的准备。莫斯提勒的证明是米尔格拉姆顺利获得奖学金的关键，因为他是统计学领域中的权威。
从7月起，社会科学研究会每个月都会给他拨一笔研究经费。这个夏天他利用这笔钱在哈佛学生中进行了一些预备实验。
但是米尔格拉姆的挪威之旅还有最后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论文委员会将召开一次会议，对他的论文题目进行审批。如果审批不通过，他依旧无法如愿。当时正值暑假，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成员都离开了哈佛，会议推迟到9月23日举行。在会议上，委员会向米尔格拉姆提了一些参考意见，当然，这是大学论文评审必走的过程。委员会顺利批准了他的申请。奥尔波特在会后写给米尔格拉姆的信中，总结了委员会的意见，并在信的末尾表达了对米尔格拉姆的信心：
我想再次重申，我们都知道实验设计需要进行一些改动。我们希望你能灵活地适应新环境，多听取挪威新同事的建议。此外，如果你想把论文题目改成“挪威鲱鱼市场”之类的，最好先和我们商量。
真挚地祝愿你在未来的一年中获得成功！
此致
高尔顿·奥尔波特
10月5日，米尔格拉姆踏上了开往奥斯陆的远洋客轮“卑尔根峡湾号”。这是一艘刚刚投入运营的客轮，往来于挪威和美国之间。到达奥斯陆的当天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金秋十月的北欧，秋风略带寒意，阳光明媚，人来人往，行色匆忙。几天后，他在写给一位女性朋友的信中开玩笑地说，社会研究学院的人派来一位可爱的金发女秘书去港口接他，但两个人却在港口错过了。
相比巴黎、罗马或马德里，他觉得奥斯陆更像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城市。马路上飞驰着大块头的汽车，人们的穿着打扮很像一些美国小城镇的居民。但女孩子们各个漂亮迷人、身材高挑，“可比矮小的斯坦利高”，当然，与他个头般配的女孩子也不少，他很希望能有机会结识几位漂亮女郎。他还很武断地认为，奥斯陆“明显不如哥本哈根那么具有吸引力，事实上，这里真可算是魅力乏善可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奥斯陆有了更加细致入微的了解，并且逐渐爱上了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
到达奥斯陆一个月之后，他就给奥尔波特写信说：“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馈赠并不慷慨，我对这里的人们创造出来的成就深表敬意。但应该有人委婉地告诉这些现代维京人，格里格（挪威著名音乐家）与巴赫不可同日而语，易卜生（挪威著名文学家）也无法跟莎士比亚相提并论。”
接待米尔格拉姆的机构是社会研究学院，但该院没有适合米尔格拉姆做实验的房间。最终，他们在奥斯陆大学心理学系的地下室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实验地点。心理学系与社会研究学院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米尔格拉姆在挪威的主要导师拉格纳·罗米维特就同时在这两个部门中供职。除了来自研究院和心理系的帮助，还有两位可以为他指点迷津的著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耶鲁大学的欧文·贾尼斯（Ivring Janis）和密歇根大学的丹尼尔·卡茨（Daniel Katz）。他们当时以富布莱特（Fulbright）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奥斯陆大学工作。
在奥斯陆的第一个月，他主要忙于准备繁复的实验细节：钻孔，接电线，录制实验指令，编排配对的音调，录制压力组成员的声音。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对各种录音资料进行编排，制造压力组在实验室中的假象。为了能用被试本国的语言进行实验，米尔格拉姆聘请心理学博士生古特姆·兰加特（Guttorm Langaard）帮忙。除了可以用他的声音在实验中充当主试之外，他还可以帮助米尔格拉姆招募被试以及打点其他的琐事。
11月中旬，实验的方方面面已经就绪，随时准备迎接被试。为了使他的研究成果更具普遍性，他要尽可能保证担当被试的学生来自挪威的东南西北。这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奥斯陆大学是当时挪威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学生来自挪威各地，从南部的奥斯陆到北部的北极圈。
跨文化从众实验
他对每一位被试说：实验共有6位参与者，所有人到齐才能开始，因此要尽可能早一点儿来到实验室。当被试走进实验室，会看到一个长凳上堆着几件外套。实验工作人员让他把外套也放在长凳上。实验室里有6个小房间，门上有号码，被试被领到一间用挪威文写着的“6号被试”的房间门口。这些细节是为了让被试感觉其他被试都已到齐。6号门打开着，里面是一个小房间。被试就位之后戴上耳机，面前摆着一个麦克风。
实验任务是判断声音的长短。被试首先听到两个不同的声音，然后其他的5名“被试”会依次说出哪个声音更长，被试被安排在最后发言。当然，其他的5个“答案”都是米尔格拉姆预先录制好的。实验共有30组声音，5名假被试会在16组声音中同时给出错误答案。在这16个关键实验中，被试也面临着在阿希从众实验中的心理斗争：他们是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还是屈从于群体的压力，说出同样错误的答案？
被试并不知道其他5名被试根本不存在，他听到的只是这些人的声音。米尔格拉姆通过精确地播放这些声音，制造了多人进行实验的假象。录音衔接非常巧妙，以至于在实验结束之后，当米尔格拉姆告知实情时，很多被试根本不相信他们是这里唯一“活着”的被试。
米尔格拉姆拒绝传统礼俗观念的束缚，喜欢随时随地展示他那富有活力的幽默感。比如，人们通常认为，科学论文就应该刻板严肃，不加渲染，有时候甚至会在无意中产生令人昏昏欲睡的效果。但米尔格拉姆的论文却拒绝刻板严肃。他在这次实验的报告中这样解释虚拟压力组的好处：这些“参与者”永远都能配合研究人员的工作时间，随叫随到。此外，磁带上的人在重播的时候不会要求支付版税。
在第一轮的关键实验中，被试给出错误答案的比例是62%。每次实验结束之后，米尔格拉姆都会与被试进行一次面谈，收集一些定性信息，然后告知实验的真正目的和细节。几乎所有的被试都否认或低估了群体对他们的影响。尽管米尔格拉姆在奥斯陆学习了一点儿挪威语，但在实验初期，他还是担心与挪威当地人沟通的问题。然而他很快发现这种担心毫无必要，因为这150名大学生被试各个英语流利，没有任何沟通障碍。他在一封信中以很诧异的口气说：“他们每个人的英语水平都很好，我无法用语言描述我的惊讶。”
第一轮实验是整个系列实验的“基准情境”。在第二轮实验中，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目的是：如果为“说出正确答案”设定一个条件，是否会影响从众的比例。他告诉被试，实验收集的数据将用来设计飞机安全信号，也就是说，被试的答案正确与否，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结果，从众比例降低到56%。但是和第一轮实验中的62%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距。该条件也用于后来的各种变体实验中。
尽管米尔格拉姆在第二轮实验，即飞机情境中强化了错误答案的后果，实验中依旧有超过50%的被试屈服于群体压力。在基准情境和飞机情境中，虽然被试给出正确答案的方式不同，但两者有个共同点，都要求被试公开说出自己的回答，至少被试自认为如此。米尔格拉姆想：如果被试不以口头表达的方式说出答案，他的行为会不会更加独立？还是说，从众倾向根深蒂固，被试在别人听不到的情况下依旧会服从群体的压力？
第三轮实验中，一组新的被试进行了同样的“飞机情境”实验，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被试在听到其他人的答案之后，将自己的答案写在纸上，没有人会了解他的答案是什么。在这个“私密情境”中，从众比例进一步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如预期那么明显，依旧接近50%。
理论假设和实验结果哪个更重要
米尔格拉姆的论文主题是对挪威和美国进行从众比较。他计划收集完挪威的实验数据后回美国，在美国大学生中重复挪威的实验，然后对两国的数据进行比较。在递交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申请附带的研究计划书中，他估计美国人的从众比例可能高于挪威人。这个假设基本上源自他阅读的相关研究报告，但这些报告大多只是知识分子的主观臆断，没有太多的事实依据。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目标正是要利用客观而恰当的实验方法，为文化间的行为差异提供客观依据。他对这些差距到底是什么并不是很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是否可以通过客观的实验方法将这些差异识别出来。
这种理念背离了战后社会心理学界的一种普遍观点。当时的社会心理学家相信，只有那些以理论为基础、以检验方向性假说为目标的研究才是通往纯科学的高贵之路。这是社会心理学源于自然科学中的传承。此外，这些社会心理学家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下意识动机：提出一个假设并在实验中验证假设，标志着研究人员具有引以为傲的科学嗅觉和远见卓识。
米尔格拉姆坚定地站在社会科学的阵营中，但并不赞同业界过于强调验证假设的实验态度。
“实验法是为了证实假设”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心理学谬误。有时候，我们有理由去猜测一个实验的结果，但是这种猜测通常既不可靠也不理想。在本次研究中，群体压力实验的作用是担当一个可控的观察和测量工具。在跨国研究的层面上，我们对各个国家的情况并不了解，甚至无法获得一些最简单客观的资料，因此，实验就不再需要假设，它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温度计。测量的方式与我们从阅读中得出的假设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实验结果显示，挪威的从众比例很高，米尔格拉姆在与被试和其他人进行沟通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挪威人真正的行为和价值观，加之在奥斯陆生活中的直接观察，使他意识到之前做出的挪威人比美国人更“个人主义”的猜测是错误的。他发现挪威的社会中笼罩着一种平等主义思潮，这里推崇的是集体团结和一致性，从集体中突兀出来、引起太多的注意，都是被挪威社会排斥的行为。米尔格拉姆的挪威同事还向他介绍了“詹特准则”（Janteloven）(5)，这个不成文的社会道德规范中包括10条“戒律”，体现的就是挪威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的集体团结规则。其中有3条这样写道：
不可自诩更优秀
不可自诩更博学
不可自诩更智慧
米尔格拉姆在完成了前三个情境实验之后，给奥尔波特寄去了一份详细的进展报告。他指出，挪威实验结果的基本模式类似于他在哈佛所做的预备实验，这完全推翻了他之前所做的假设：“我之前以为，挪威人的独立性会远远高于美国人，但实验结果否认了这一点。”此外，他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你无须在挪威住太久就会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挪威人的气质、外貌以及生活方式要比其他欧洲人更像美国人。由于选择了一个没有可比性的国家，寻找国家之间的实验差异变得特别困难。”
面对这样的结果，米尔格拉姆不得不思考到底哪个国家更适合与美国进行比较。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国。1953年的巴黎之旅给他留下了一个更加自由主义的印象，他感觉法国这个国家不会像挪威那样具有社会共识性，法国的传统似乎鼓励批判，鼓励意见多样化。他在写给奥尔波特的信中说：“对我而言，法国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就意味着实验将从斯堪的纳维亚体系转向拉丁体系。挪威人和法国人彼此都将对方看作完全不同的人种，没准结婚了都没法生孩子。”
前几个情境实验的结果耐人寻味，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包括米尔格拉姆。他认为，除了最初计划的几个实验情境之外，还需要再做一些变体实验，进一步界定挪威人从众性的范围。但是，如果只是在大学生中进行实验，就会一直存在普遍性的问题，无法保证实验结果代表绝大多数人群。尽管学生来自挪威各地，但是当时奥斯陆大学的学生只占挪威人口的千分之一。因此，米尔格拉姆认为有必要寻找校外被试，对这三个实验情境进行重复。
奥尔波特对米尔格拉姆的进展感到很高兴。他觉得米尔格拉姆修改过的计划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并祝愿米尔格拉姆的实验顺利进行。实验计划的改变意味着米尔格拉姆需要延长在挪威停留的时间。当时已近2月中旬，他估计可能要在5月末才能完成所有的挪威实验，而奖学金的截止时间是6月末。很显然，不管他和奥尔波特选择哪个国家进行对比实验，他都需要为下一个学年的研究寻求资助。
就在他为这个问题而烦恼时，恍若“天降奇迹”一般，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埃尔布里奇·西博利的信，通知他社会科学研究会启动了一项“博士论文完成奖学金”计划，将在未来的一年中为他提供资金，助他完成博士研究。米尔格拉姆需要填写一份申请表，提交他的研究计划，还需要熟悉他研究进展状况的人提供一份机密评估，这当然就是奥尔波特的分内事了。奥尔波特在写给西博利的信中毫不吝惜对米尔格拉姆的溢美之词：“米尔格拉姆十分聪明，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佳的进展，如果可能，希望您再为他提供一年的支持。”1958年3月20日，米尔格拉姆接到通知，他获得了一年的延期。
他先在大学生中进行更多的变体实验。其中一个实验中，米尔格拉姆想了解被试对声音批评的敏感度。他先录制了一些冷嘲热讽的评价，比如：“真够卖弄的。”录制这些评价的磁带装在另外一个录音机里。如果被试在实验中没有服从压力组，而是给出了正确答案，米尔格拉姆马上就会把这种评价插进去。这种加入了同伴谴责的“谴责情境”，将从众比例提高到了75%。
很多被试在实验后的采访中表示，他们之所以跟随大多数人的判断，是因为不确定自己的答案是否准确，如果他们能够克服自我怀疑可能就会更加独立。为此，米尔格拉姆做了最后一个变体实验，检验被试的这种自我解释。米尔格拉姆对实验过程进行了修改，被试在听完声音之后，如果感到不确定，可以摇铃请求主试将某组音调重放一遍，进行再确认。结果，从众率下降到约69%，事实上，在“摇铃情境”下，20位被试中只有5位请求重放录音，大多数被试都没有使用这个机会。这个事实强有力地证明，被试屈从于群体的回答，的确表明了他们的从众倾向，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怀疑自己的答案。
为了验证如此高的从众比例不仅限于大学生，米尔格拉姆对一组来自电气公司的工人进行了实验，这家公司类似于美国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或西屋电气（Westinghouse）。米尔格拉姆在实验中又加入了一些细节，使实验显得特别逼真。他先找到这个公司的其他工人，录制了一些伪压力组声音。这样，被试听到的压力组声音就带着与他们类似的口音，实验情境显得更加逼真。米尔格拉姆对这组工人重复了两个情境的实验：飞机情境和谴责情境。
他发现工人比学生更独立。在飞机情境的实验中，工人的从众比例是49%，学生则是56%。而在谴责情境中，工人的从众率为68%，学生则是75%。但是这种差别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并不显著，依旧可以算是同一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两组被试的从众比例近乎相同，米尔格拉姆得出了一个结论：总体而言，实验结果证明了挪威人的普遍行为特征。
实验也有伦理
在实验结束后2个月左右，米尔格拉姆向学生被试发了一份调查问卷，了解他们对实验中一些伦理问题的反应。
第一个问题是：实验刚结束时的感受如何？大多数人都表示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很不满意，因为他们没有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你现在认为这个实验符合伦理还是不符合伦理？答案有4个选择：1）特别不符合，2）不符合，3）符合，4）不知道。共有91名被试回答了这个问题，没有人选择第一个答案，选择第二个答案的有8人，第三个14人，69人选择了第四个答案，占了大多数。
第三个问题是：你现在对参加这个实验的感受如何？从“特别高兴”到“特别遗憾”，共有5个选项。没有人选择最后一个，93位受访者中只有1个人感到“遗憾”，大部分受访者（70人）都表示他们很高兴或特别高兴参加这个实验。在之后引发强烈社会争议的服从实验中，米尔格拉姆也曾在实验后的调查中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在总结调查问卷时写道：
尽管实验中存在着欺骗的成分，但大多数被试似乎都很高兴能够参与实验。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他们明白，这种欺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科学的进步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其次，我们在实验结束后尽快将实情告诉被试，这也让他们很欣慰。无论他们在实验中的表现如何，由于我们最终把实验的真实目的和方法告诉了他们，这就代表着对他们的充分信任。实验是否成功，取决于他们是否认可和支持这种信任。
我们可能在20分钟的实验过程中伤害了他们的尊严，但是，当我们在实验结束后将这种信任传递给他们时，就是对他们尊严的肯定。大多数被试都接受一个事实：欺骗是这个实验中的一部分，他们没有从伦理的角度对其加以谴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回答可以为这个实验定性。调查问卷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不是为了掩饰实验中不符合伦理的因素，这种调查结果与实验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对实验伦理的关注在当时的心理学研究中显得特别不同寻常。当然，阿希是一个例外。阿希在从众实验的报告中就谈到了与实验相关的伦理问题。比如，他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实验）情境将一种特别的责任加在了研究人员肩上，他们有义务对实验参与者予以某种程度的保护。而笔者的经验是，与实验过程中短期的痛苦或不适相比，研究人员处理实验的方式更加重要。米尔格拉姆曾经读过阿希的实验报告，但是在向奥尔波特汇报伦理问卷的情况时并没有提到阿希，而是将其归功于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克拉奇菲尔德（Richard Crutchfield）。除此之外，没有提及任何其他可能启发过他灵感的前辈。但是，我们应该有理由假设，米尔格拉姆对实验伦理问题之所以如此敏感，阿希的实验报告以及作为阿希助理的经历功不可没。
海外留学的小插曲
米尔格拉姆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实验上，先是在挪威，接下来在法国。但他还是能抽出时间参与社交活动、广交朋友、参加当地的学生文化活动、给家人和朋友写信、假期去欧洲各国旅行等。生活并不枯燥单调。
他在写给一位纽约朋友的信中吹嘘道：哈佛传来消息，他的博士论文研究被认为是系里最重要的研究之一。然后他又承认，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个流言的始作俑者。除了给家人写信之外，他还时不时给他们寄些小纪念品。有一次，他给约尔寄了几个挪威木雕。后来他对弟弟坦白，那些木雕其实都是按照他的模样刻出来的，他还在信中说：“一个地方的气候和饮食习惯会极大地改变人的外表与性格，真令人感到惊讶。”
他将工作中的每次进展都悉数告诉他的母亲。母亲也会在回信中说，对儿子取得的成就感到特别骄傲，并闲聊起新买的小汽车和看过的电影。她的确是一位对孩子关怀备至的母亲，在信中细致入微地嘱咐米尔格拉姆，开他那辆大众车出门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花光了户头上的钱，还很好奇地问他是否遇到过一些不错的犹太女孩等。米尔格拉姆去英国之前，她温柔地建议儿子应该为英国的旅行准备一两套好西装：“但一定要是那些在美国也拿得出手的好衣服。”但在出发之前，她又希望他不要去，因为英国正在闹流感。
不过，米尔格拉姆写回美国的信偶尔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他曾经写给哈佛同班同学约翰·沙弗一封语气尖刻的信，其中一些语句好像预言一样，预示了他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的重要方向。
我真正的精神家园并不在法国、地中海国家、英国、斯堪的纳维亚或是德国北部，而是在中欧，在慕尼黑、维也纳、布拉格这样的地方……我应该出生在1922年，出生在一个说德语的布拉格犹太人社区中，长到20岁后死在毒气室里。我怎么会出生在布朗克斯的医院里呢？我永远都无法理解。
米尔格拉姆在挪威的业余活动丰富多彩，其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滑雪，这项运动很快就成为他的快乐之源。他常去离奥斯陆不远的诺德马卡滑雪，那剔透的山中美景令他迷醉折服，无法自拔地爱上了这项运动。在写给斯布莱格的信中，他这样描述：“我刚来到奥斯陆的时候，根本不会滑雪；当我离开奥斯陆的时候，也不是个中好手。但是我却永远不能忘记在奥斯陆的那些傍晚时分，当我沿着宁静的山间雪道向山下滑去，看到跳台滑雪的人腾空而起，洒下茫茫雪花。在夕阳中，这些云雾一样的雪花晶莹闪亮。”
女孩子们也是挪威之行的美好回忆之一。1958年1月，他遇到了一位英国女孩罗莎琳。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她都是斯坦利固定的女伴，直到她回国。他们会在周六一起滑雪，一起在斯坦利的公寓里做晚饭。斯坦利特别喜欢她，虽然这种感情并不是爱情，她的相伴总是让斯坦利感到幸福和满足。
在城市周边的山丘上建着很多学生公寓，他在奥斯陆的这一年中一直都住在这里，与一些挪威学生合住。他的一位室友叫艾恩·奥拉弗·布伦特兰（Arne Olav Brundtland），其未婚妻就是未来的挪威女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在那间狭小的公寓中住了5名学生，但是令斯坦利惊喜的是，大家相处得非常好，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小团体。一年后当米尔格拉姆去法国的时候，分离让每个人都颇为伤感。
挪威人让米尔格拉姆感到很温暖，但这里的气候就不那么令他舒心了。离开挪威后，他曾写信给一位挪威朋友，回忆起挪威的天气：当奥斯陆进入雨季，整个城市顿时变得泥泞不堪。瓢泼大雨冲刷着旧城中的那些尿液颜色的围墙。肺炎和鼻窦炎频发，令人备感沮丧低落。雨过天晴之时，阳光浓烈刺眼，将城市中的一切都淹没在一片琥珀色之中。
米尔格拉姆在挪威停留的时间比预计的长。尽管他在3月底完成了学生实验，但在寻找校外被试的过程中遇到了些困难，这个问题直到5月中旬才解决。到了7月中旬，他完成了电气公司工人的两个情境实验，之后又在奥斯陆停留了一个月，主要是为了利用大学里的计算机设备处理实验数据。他将数据输入IBM的穿孔卡片后进行分析，最终完成了一份初步的研究报告。8月中旬，他离开奥斯陆来到巴黎。
很显然，他更加喜欢巴黎，并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自1953年夏天的首次巴黎之行已过去了5年，这个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依旧那么妩媚迷人，令他心旷神怡。
巴黎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它是如此美丽……秋天，棕褐色和金黄色的枫叶散落在卢森堡花园的古典大理石雕像周围，空气中弥漫着袅袅秋烟的香气，塞纳河渲染着棕色、橘色和深红色，这些都是巴黎秋季的颜色。奥斯陆是一个小镇，哥本哈根是一个城市，纽约是一个大都会，而巴黎则是文明之地……
不过，他对法国人的印象就要复杂得多。来到巴黎后不久，他在写给哈佛同学扫罗·斯腾伯格（Saul Sternberg）的信中就表示，他对与法国人合作的前景表示悲观，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不可能像与瑞典人合作那么愉快。他说：“法国人大多自私狭隘，满嘴谎言，像醉醺醺的青蛙一样令人讨厌，和他们共事，堪比与一群狂妄的骡子打交道。”
但这种厌恶感逐渐变得客观。几个月后，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觉得与巴黎相处得越来越和谐：“当我感到沮丧的时候，只需走出去，站在那些人头攒动的市场、喧闹狭窄的街道或是热闹的广场中，就会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还是凡俗世界的一部分。法国有一种浓重的世俗之气。这里的人们放声大笑、高声吵闹，他们蹙眉、戏弄、欺骗、哭泣、歌唱、砍价、争吵、微笑、愤怒、悔改，这一切都让我感觉他们是我的同类……”
就像在奥斯陆一样，他很快就融入了巴黎的学生圈子。先是在左登大街（Boulevard Jourdan）的维克多里昂基金会（Foundation Victor Lyon）公寓落了脚，这是一栋面向学生的宿舍楼。他租了一间装修现代的单人房间，房租每月20美元，有一扇漂亮的落地窗，可以欣赏到楼下一个古典花园的全貌。此外，他设法弄到了法国政府发放的学生餐补，每天只需不到60美分就能吃饱吃好。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透露，他用了些花招才住进维克多里昂，但没有透露具体是什么花招。按规定，只有在巴黎上大学的正式学生才能住进这样的公寓楼中并获得餐补，想必他在资格审查的时候做了假。
但他在这里的好日子却出现了一个不和谐音符。这栋公寓楼有一名特别刻板独断的女管理员，她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学生公寓的规定，就像一只猫头鹰一样监视着所有人。1958年，她威胁米尔格拉姆，如果他总是这样白天睡懒觉、晚上没完没了地打字，就把他轰出去。她认为米尔格拉姆的行为违反了规范，乃放肆之举。最终，米尔格拉姆还是想办法留了下来，但与这位“管事大姐”的关系却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他用流利地道的法语写了一篇文章，投递到《维克多里昂报》（Le Journal de Victor Lyon，一份由住在这里的学生们创办的内部小报），用辛辣的语调批评这位管理员在这里制造了压抑气氛。
对于管事大姐而言，我们公寓楼最重要的物品既不是科学书籍，也不是艺术类学生的素描本，更不是学生写的文章，而是夜间保安拿着的那个令人嫉妒的小本本，本子上列出所有晚10点之后归宿学生的名字，然后上报……我认为，这标志着维克多里昂开始出问题了。
尽管其他的学生也曾在这份小报中表达了不满，但米尔格拉姆的这篇批评真正触怒了这位女管理员，为此她将一纸投诉寄给远在美国的哈佛社会关系学系。但这段插曲有惊无险，因为很多其他公寓楼的管理员都站在米尔格拉姆这一边。塔尔科特·帕森斯收到了来自学生公寓管理员的几封信，其中一封写道：“感谢这份报纸，学生们的意愿得到了伸张，那些文章中陈述的都是事实。而他（米尔格拉姆）的坦率、幽默和平等友善得到了学友们的一致称赞……他在整个事件中的行为都是恰当的。”社会关系学系的高等学位委员会专门就此事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于有那些证明信件，这件事情最终不了了之。但是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记录还留在米尔格拉姆的毕业档案里。
挪威人和法国人谁更从众
在法国进行的研究能否顺利进行，米尔格拉姆对此表示悲观，奥尔波特也有同感。而事实比他们预想的还要糟糕。他到达巴黎两个月之后才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做实验室。杰罗姆·布鲁纳亲自出马，联系了巴黎大学社会心理学实验室的罗伯特·帕戈（Robert Pagès）和丹尼尔·拉加什（Daniel Lagache）。在这两位教授的帮助下，米尔格拉姆终于在巴黎南部约6.4公里远的安东尼找到了合适的实验地点。那是一栋大型学生公寓综合楼，学生很多，方便他寻找被试，他可以挨个房间请求学生参与实验。
就像在挪威一样，这里的学生来自法国各地，可以确保实验的地域普遍性。尽管实验地点是法国，但是米尔格拉姆要保证法国的实验程序与挪威相同。他对细节可谓一丝不苟，举个例子，挪威和法国实验中使用的磁带和录音机都是一样的，只是上面录制的压力组声音是法语，“在法国和挪威使用的录音机转数相同，都是50转。我们尽可能保证磁带运转速度公差达到最小值”。
米尔格拉姆在法国也做了5个实验：基准实验、飞行情境实验、私密情境实验、谴责情境实验和摇铃情境实验，如表2-1所示，与挪威实验完全相同。有的读者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目的是对挪威人和法国人的从众性和独立性进行直接行为比较，为什么要在每个国家都做多个变体实验呢？为什么不在两个国家重复一个实验？一个实验应该就能提供足够多的信息了。米尔格拉姆对此给出了如下的解释：
如果只在挪威和法国做一个实验，然后基于实验结果得出实验结论，那未免太肤浅了……如果我们关注的是国家间的差异，就应该对多个实验得出的测量样本进行比较，而不只是比较两个国家单一的从众情况。很多无法控制的因素都能提高或降低两个国家的从众水平，但是在一个国家中，这些因素可能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完全一致的影响，而不会影响这些测量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
那么，相比挪威的学生，法国学生的实验结果如何？法国被试服从群体压力的平均比例大约为50%，而挪威实验的平均水平为62%。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显著的差异。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这种整体差异具有一致性：法国被试在所有5个情境实验中的从众比例都比挪威的小。
表2-1 挪威和法国5个情境实验中关键实验的从众比例
而且，尽管挪威被试的从众水平高于法国，两个国家在5个实验中的结果波动模式却是一样的。比如，两国的学生在飞行情境中的从众比例低于基准情境，而谴责情境的从众比例最高，如图2-1所示。
两个国家的从众实验还有其他一些差别。在摇铃情境中，被试在给出答案之前可以选择重复收听声音。20名挪威被试中，只有5人要求重复收听，而大部分法国被试，即20个人中的14人都做出了重复收听的选择。此外，在所有的法国被试中，只有一人自始至终都屈从于群体压力，其他被试至少有过一次反抗群体的表现。在挪威实验中，从未出现反抗行为的完全从众被试比例为12%。此外，法国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还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他们更加主动，有时候甚至是喜怒无常。在谴责情境中，超过一半的法国被试对“虚拟同伴”的谴责反唇相讥，有两个人甚至做出了激烈的表现。这种现象在挪威实验中几乎不存在。
图2-1 挪威和法国5个情境中从众比例的差异
米尔格拉姆还打算寻找一些法国工人进行实验，但是他需要准备5月份的统计学考试，如果继续进行工人实验，可能会耽搁他的学习，只好作罢。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开创了跨文化研究的新篇章，具有深远的意义。在他之前，科学家在研究国民性这个课题的时候，多半就是坐在椅子上冥思苦想，然后得出一些没有什么事实依据的结论。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标志着以科学方法探索真相的开端。米尔格拉姆在回忆这些实验时表示，实验室内的发现与实验室外日常生活所体现出来的国家文化之间，有着令人惊异的一致性。他指出，挪威人有着强大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说：“这种社会凝聚力将所有人连接在一起，因此，从众比例高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相比之下，法国的社会凝聚力稍弱，但言论自由度更强。这多少让个体对社会压力有了免疫力。他还指出，法国向来有表达不同意见的传统，十分看重批判，这种倾向“似乎经常超越理性的边界”。米尔格拉姆认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被试的从众比例相对低。
2月底，米尔格拉姆完成了法国学生实验，准备在3月乘船回美国。但是他的回程计划却被一个意外拖后了几个星期，因为他的法国女朋友有可能怀孕了，他需要点时间确认事实是否如此。他写信给一位挪威的朋友说：“每次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时，我都下决心从此以后戒掉这种不靠谱的行为，不再与人同床共枕，但是……哎……”
米尔格拉姆生命中一段对他影响深远的篇章结束了。他之所以在未来成长为一名兴趣广泛、兼收并济的学者，欧洲这一年半的经历无疑功不可没。他的一位研究生利昂·曼恩（Leon Mann）回忆道：
斯坦利的兴趣和鉴赏力特别国际化，而且很欧洲，无论是关于城市、电影、戏剧、文学、哲学、历史、社会还是政治运动等。斯坦利的个人气质也很像一名欧洲知识分子：说话温和，好刨根问底，对很多话题都感兴趣，甚至包括说话时的手势。他不仅是一名学究文人，更是一名修养颇深的知识分子。
欧洲之行对他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促进了他在学术上的成长。他所做的从众研究是在跨文化行为差异研究中第一次运用客观方法，具有开创性。此外，这次独立进行的研究给了他充分的自信，他意识到自己也能够研究全新的课题，提出关于人类行为的新观点。这个巨大的成就使他不再满足于做一名平凡的学究，而是萌生了更加高远的目标。这些实验还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挪威实验结束后，他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被试给出的回答基本上都是正面的，这反倒让他产生了一些伦理方面的疑惑。在他之后所做的实验中，欺骗的方法逐渐减少，估计也是他进行伦理思考的结果。此外，从众实验是服从实验的引子和灵感之源，回到美国之后不久，服从实验的想法就逐渐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