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城市如何影响人的心理

离开哈佛到纽约城市大学后，城市生活心理学成为米尔格拉姆的主要兴趣，他将社会心理学应用在城市的相关课题上。他利用很多创新的实验方法，说明人们在城市和小城镇的行为会有哪些不同。

由于在田园般的坎布里奇生活多年，米尔格拉姆着实花了些时间才适应了纽约这个大都市。1967年，他从曼哈顿写信给霍兰德，说自己感觉“有点儿像个天真的乡下佬被扔进了忙碌、拥挤、无序、冷酷的流动人海之中”。但是，他对河谷区的新家感到特别满意。从这里可以俯瞰波光粼粼的哈得孙河，各色船只在他们的窗下穿梭往来。站在阳台上还可以远眺三座雄伟大桥的全貌，它们分别是乔治华盛顿大桥、塔潘齐大桥和亨利哈得孙大桥。

研究中心为他配备的办公室也令他特别满意。办公室位于大楼五层的503房间，房间朝南，有一面硕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马路对面的布莱恩特公园和纽约公立图书馆，而整个视野中最赫然的建筑，莫过于不远处高耸入云的帝国大厦了。

这个办公室是所有教师办公室中最大的一个，配有一个秘书办公室，还有玻璃围成的玄关。这栋大楼有两部错层电梯，5层是两部电梯都可以到达的楼层，十分便利。办公室的门厅处摆着一个特别的装饰物，那是一个平面的人形剪影，就像沉默的警卫一样看守着这间办公室。人像下面写着一行字：真品，作者：S．米尔格拉姆，L．斯坦伯格，特洛瓦风格(11)。人像的正面就像一个抽象的拼贴画，拼贴的都是米尔格拉姆同事们出版的期刊论文首页。这个古怪的创意当然来自米尔格拉姆，他用这种方式来展示同事们的成就。

萨莎依旧待在家里照顾孩子，打理家务。尽管米尔格拉姆一天中大多数时间都在工作，但他并没有忽视孩子们的成长。他说，米歇尔“像火焰一样亮丽”。她的语言能力发展得很快，米尔格拉姆甚至觉得在聊天的时候应该把她当作成年人。马克还是个小不点儿，喜欢跟在姐姐的身后爬来爬去，把家具当玩具，脸上总是带着一股坚决的表情。

米尔格拉姆加入纽约城市大学的时候，这里的研究生院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事实上，纽约城市大学本身的历史也不长，该校成立于1961年，米尔格拉姆加入的时候只有短短6年的历史。学校是在纽约立法机关的批准下成立的，其实就是将4所纽约公立院校合并在一起：皇后学院、亨特学院、布鲁克林学院和城市学院。经过多年的发展，纽约城市大学目前已经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市立大学，下属18个学院和校区，分布在纽约的5个区中。早在1920年，当时尚未合并的4所学院中的很多专业都可以授予硕士学位，但是直到学校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之后，才获得了授予博士学位的资格。有几个学科率先开设了博士课程，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科也加入其中。1965年，大学的第一批博士生毕业，但人数很少。

研究生院的第一届主任于1961年走马上任，就是前文提到的米娜·瑞斯。在成为研究生院主任之前，她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在数学领域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她事业的起点是在亨特学院教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她向亨特学院请假去政府部门工作，在战争中用自己的数学才能为国家效力。随着战争进入尾声，海军请她担任海军研究局数学分部的主任。1952—1953年喜获升职，成为科学副主任。

在担任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主任期间，瑞斯富有活力的领导风格促进了该院的发展壮大。此外，该院新颖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也要归功于她。瑞斯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有着一个伟大的蓝图，她要将学校建成一个配有一流师资队伍的顶级研究生院。这个蓝图得到了校长阿尔伯特·鲍克（Albert Bowker；任期为1963—1971年）的大力支持。

瑞斯和鲍克都认为，如果研究生院想成为具有凝聚力的统一整体，那么各个分校的研究生课程就要接受统一的中央管理，而不是将博士学位的授予权交给各个分校。瑞斯曾前去伦敦大学取经，那所学校的组织架构和特别的跨学院教师委员会（intercollege faculty committee）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后来将这种理念引进纽约城市大学，大学中的每个学科都成立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来自4个分校。1967年对米尔格拉姆聘用问题进行讨论的正是这样的委员会。委员会最终一致同意聘用他为该校的心理学正教授。

纽约人心目中的纽约什么样

米尔格拉姆之所以拒绝了康奈尔大学和加州圣克鲁兹大学，最终选择了纽约城市大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城市生活心理学的兴趣。他在纽约城市大学的第一年就推出了一门新课程：城市研究班。这是他设计的城市心理学系列课程中的第一个。很快他就开始带着学生进行各种创新性实验，展示大城市和小城市居民的行为差异。

其实早在来纽约之前，他就认为可以将社会心理学应用于各种城市问题。1966年秋天，在哈佛的最后一年，他曾为一组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大学毕业生进行了城市心理学方面的辅导。他带领学生们研究的课题是纽约、伦敦、巴黎不同城市氛围的成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比较。他们在《纽约时报》和《哈佛克里姆森报》上刊登广告，征集可以显示这三个城市特征的真实故事。有些学生还研究了与三个城市相关的电影，比较人们走路的速度以及意外撞到行人时的不同表现等。早在1964年，米尔格拉姆和保罗·霍兰德还曾共同为《国家》杂志（The Nation）撰写了一篇关于基蒂·珍诺维丝（Kitty Genovese）事件的时事评论文章，这件事情与城市心理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28岁的基蒂·珍诺维丝是一名漂亮的酒吧经理，住在皇后区的犹太人社区丘园。1964年3月13日晚，她在回家的途中被歹徒跟踪。歹徒抓住她后不停用刀刺她的身体，整个施暴过程长达半小时。一位记者对这件案子进行了调查，发现当时有38名邻居目睹了犯罪的发生或者至少听到了她的呼救，但是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这个事件震惊了整个美国，成为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疏离感的代表事件。有两位社会心理学家为此还进行了一系列“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的实验，试图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借此提高公众对社会心理学的关注。这两位心理学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比伯·拉特纳（Bibb Latané）和纽约大学的约翰·达利（John Darley）。

米尔格拉姆在《国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从总体概念上对这件事情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城市生活中某种行为的结果，导致了邻居们在基蒂·珍诺维丝受害时的不作为。比如说，米尔格拉姆和霍兰德认为，案件发生在一个高档社区中，暴力行为是这里的居民难以想象的事情，也是与这种社区不匹配的行为。因此，罪行发生的时候，很多居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里正在发生杀害一位年轻女性的极端行为。相反，人们可能会遵循思维定式，为事件做出自我安慰式的合理解释：也许一对小情人在吵架，或者附近正在举办热闹的晚会，有人喝多了耍酒疯。

这篇文章对这个悲剧事件进行了全新的解读，有理有据，公平客观。米尔格拉姆认为，在这个事件中，暴行模糊了公众的辨别能力，“这38位目击者应该受到谴责，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罪犯。他们的问题只是未能阻止罪行。稍加考虑就能明白这两者间的不同之处”。

米尔格拉姆相信，社会心理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城市环境中的行为。这种信念不仅深刻影响了他的研究方向，他也努力用这种信念引导学生们的事业选择。他在学校的专业简介中这样写道：

社会心理学专业有两个基础部分。首先，该学科建立在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和研究之上。我们提供的课程和培训包括：态度改变、群体过程、对人知觉，以及实验、实地研究和调查方法等。其次，在进行全新的社会心理学探索过程中，我们训练学生将周围的城市环境作为灵感和问题之源。我们可以把纽约这个城市看作一个大型实验室，在其中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对研究生进行训练。在这方面，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研究生中心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该专业师生的研究课题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城市化导向，包括群众分析、心理压力和社会阶层、城市环境中的健康相关行为、城市设计和社会行为等。这是美国大学中第一个以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生专业。毫无疑问，研究生院的管理层对这个方向也很认可，因为这正是大学在1960年成立之初的目标之一。

1969年9月，米尔格拉姆已经在纽约城市大学工作了两年，他带领学生们进行了大量创新性实验，比较大城市和小城市居民的各种行为差异。鉴于他在城市研究上的成果，华盛顿的美国心理协会邀请他在年会上演讲，演讲题目是《城市生活体验》（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Cities）。第二年，《科学》杂志刊登了这次演讲的节选。

1938年，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定义了城市的三个特点：人口数量多、人口密度大、居民异质性。米尔格拉姆十分赞同沃斯的精辟见解，但他认为，还需要一个概念来解释沃斯所说的这些人口特征如何被个体内在化，并且影响了个体的主观城市生活体验。他认为，“超载”就是这个缺失的环节。所谓的超载，就是体系输入超过了体系的处理能力。他认为可以这样理解：城市生活中产生的行为变化，其实就是人们为了适应城市生活中的知觉攻击做出的反应。

在《科学》上刊登的演讲节选中，记录了他带领学生做的一些实验，实验目的是为了确定刺激超载的具体结果。在其中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在电话里请求城市中的居民帮忙，但需要帮助的事情与居民的日常工作毫不相干。实验比较了大小城市的居民在帮助陌生人问题上的差别。此外，实验还想了解，是不是城市中的人际关系越冷漠疏远，居民提供的帮助就越少。

请求帮助实验

实验选择的三个大城市是：芝加哥、纽约和费城，三个小城镇则是纽约的库克萨奇（Coxsackie）、伊利诺伊的希诺阿（Chenoa），以及宾夕法尼亚的麦卡多（McAdoo）。无论哪个城市，选择的被试中一半为家庭主妇，一半为女士服装店售货员，实验的过程如下。

研究人员装作一个正在打长途电话的人，但接线员把电话接错了。他在电话里先是以旅行为借口问当地的天气。忽然说了一句：“请等一下。”然后放下电话约一分钟。再拿起电话的时候，接着问当地酒店和汽车旅店的事情。被试的助人为乐程度以分值的方式测量，1为一言不发放下电话，16为在呼叫人放下电话的一分钟里一直耐心等待，对所有的问题都采取合作态度。

结果显示：大城市中的居民普遍不如小城镇中的居民那样热心助人。而这两种地方的家庭主妇比职业女性更愿意帮助陌生人。后来进行的其他研究也显示，总体而言，小地方的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具有“雷锋精神”。

城市心理学是一门新学科，《科学》中发表的这篇演讲节选可以算作这个新学科的奠基石。米尔格拉姆在城市心理学中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城市居民的“心理地图”（mental maps），或称主观地理学（subjective geography），研究的地点是纽约和巴黎。此外，他还将超载概念应用于城市生活之中，用这个概念将城市的客观人口特点，即沃斯所定义的数量、密度和异质性，和个体的主观城市生活体验衔接起来。心理地图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市中的客观地点如何呈现在居民的主观意识中。米尔格拉姆这样解释心理地图研究的价值：

城市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并不只是我们必须承受的精神负担，也是生活在复杂而高度多样化的环境中必然的伴生物……人们在做出各种与城市相关的重要决定时，依据的并不是城市的真实情况，而是这个城市在他们心中的概念。这一点已经被充分证实。如果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或者狄更斯时代的伦敦也有这样的地图，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不幸的是，那时候还没有社会心理学家系统地绘制这样的地图，但是我们比前人更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履行这个职责。

这种认知地图是心理学中一个全新的领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米尔格拉姆和他的学生们为这项新课题设计了很多新方法，其中第一个方法叫作场景抽样法，不仅可以将个人的主观体验具体化，还能对这种个人知觉进行统计，得出一些广义的结论，准确而客观地评估出纽约哪些地方最能被人识别出来，哪些地方最不易被识别。简而言之，如果一个人身处城市中随意选择的地点，他清楚自己身在何处的可能性有多大？

米尔格拉姆强调，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设计一个客观的地理取样方法，而不能采用简单随意的方式。他举了个例子，假设一个调查员想判断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识别度，“如果他只是向一组人展示照片，一张是曼哈顿帝国大厦，一张是他叔叔位于布鲁克林的车库，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认识帝国大厦的人肯定比认识车库的人要多”。但是，这个结果所建立的基础并不客观，不能据此判定曼哈顿更容易识别。

场景抽样法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地球上任何一个点，都可以通过相交叉的经度和纬度来准确定位。为此，米尔格拉姆和学生们采用了美国地质测绘局的高清晰度纽约城市遥感地图，以1 000米为间距标出了经度线和纬度线，这些纵向线和横向线的交叉点，就是米尔格拉姆选择的地点。他的研究小组对这些地点进行了系统化的筛选。最终选择了150个地点的彩色图像照片，分布在纽约的五个区：曼哈顿、皇后、布鲁克林、斯坦顿岛以及布朗克斯。被试人数为200名，由于这些人来自纽约不同的地区，每个人都可能对城市中的某些地方更熟悉，因此，这200名被试是按照各个区的人口数量比例选择出来的，如表7-1所示。

表7-1　各区被试进行场景定位的正确百分比

这些图像被制成幻灯片播放，被试要对照片上的地点进行场景定位，要求越来越精确：首先判断属于哪个区，然后判断所在街区，最后要明确具体的街道名称。

表7-1给出了每个区的被试正确定位图片的比例。随着要求越来越具体，识别率也不断下降，但是在所有这三个指标中，曼哈顿都是识别率最高的区。比如，对曼哈顿区的识别率是其他区的两倍，对曼哈顿街区的识别率是布朗克斯的5倍。而最有说服力的依据就是对曼哈顿街道的识别率，远远高于其他区。

米尔格拉姆还发现，曼哈顿在纽约人的心理地图中绝对占统治地位，很多纽约人对曼哈顿的识别率甚至高于对其所居住区的识别率。比如，住在皇后区的被试对曼哈顿大街的识别率是对皇后区大街识别率的5倍，米尔格拉姆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人们经常抱怨皇后区没有特色。出租车司机说他们最害怕到皇后区跑活儿，生怕迷路。甚至连皇后区的居民都会在那里找不到方向，这足以说明问题。而在曼哈顿却有着更好的地点感（sense of place）。因此我们可以说，曼哈顿是纽约文化的根基，也是这个城市的意象根基。

“你可以给我让个座吗”

在乘坐电梯的时候，你可曾一直盯着身旁陌生人的眼睛？你可曾在一个高级餐馆吃相不雅地吞咽一大堆美食，然后在侍者递上账单的时候，不仅不给小费，反倒要求对方为你喜欢的慈善事业捐款？你可曾站在喧闹的都市十字路口一角大唱美国国歌？你会这么做吗？

有一次，萨莎的母亲来到了米尔格拉姆家，她的一句无伤大雅的评论触发了米尔格拉姆的灵感，进而设计出一个特别的实验来展示社会规范的强大力量。在这个实验中，无论是主试还是被试都感到了压力。这是他所有实验中绝无仅有的一个。

米尔格拉姆的岳母住在曼哈顿上东区，去米尔格拉姆的住处需要乘坐公共汽车。1971年初秋的一天，她到了米尔格拉姆家之后问他：“为什么公共汽车和地铁里的年轻人不再给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让座了？”米尔格拉姆回答：“你要求他们让座了吗？”她看了他一眼，好像他疯了似的：“没有啊。”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他向城市研究班的学生们说出了他的研究设想。这个设想的核心问题是：如果学生们要求坐在座位上的乘客让座，结果会怎样？学生听到这个想法之后立刻爆发出了紧张的笑声。很多学生表示，纽约人不可能因为一个陌生人的要求就让座。米尔格拉姆问哪位学生自愿去完成这个实验，没有一个学生应声。最后，一位名叫艾拉·古德曼（Ira Goodman）的学生走上前，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还有一名同学与他同行，充当观察员。

艾拉将在公共汽车或地铁上请求20位乘客让座，他会礼貌地提出请求，但是不说明原因。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整个心理学系，大家纷纷说：“他们又有新玩意儿了！他们又有新玩意儿了！”第二天，古德曼回来交差的时候，带回了出乎大家意料的发现。米尔格拉姆回忆道：“学生们把古德曼当成了圣人，好像他发现了在纽约地铁里生存的复杂秘密。”古德曼在课堂上报告，有大约一半的乘客给他让座。但是与计划的20名被试相比，他只询问了14位乘客。米尔格拉姆问他为什么没有完成额定任务，艾拉回答：“我只是没办法继续下去了。这是我这一生中做过的最难的事儿。”

是否只有古德曼一个人会有这种反应？米尔格拉姆决定让班级里的所有学生都加入这个实验，包括他自己和共同授课的教师欧文·凯茨（Irwin Katz）。米尔格拉姆这样形容他的亲身经历：

坦率地说，尽管古德曼已经有了切身体会，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易如反掌。我走向座位上的一位乘客，正要嘟囔出一些“魔术咒语”，但这些词忽然好像卡在了我的喉咙里，就是说不出来。我站在那里，身体发直，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任务没有完成。学生观察员催促我再试一次，但是我全身发软，动弹不得。我不停地说服自己：“你这个胆小鬼、懦夫。这个任务是你安排的，如果连你自己都完不成，你怎么回去见学生？”

退缩了几次之后，我终于走到一个乘客面前，小声说出了我的请求：“对不起先生，能给我让个座吗？”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同寻常的恐惧感。这个男人站起来，给我让座了。但是我的痛苦并没有结束。我坐在那个男人的座位上，强烈地感觉需要做点什么，让我的请求显得合理。我把头埋在两膝之间，能感到自己脸色苍白。这根本不像进行角色扮演，而是好像马上就要死了一样……

1972年春天的新学期，米尔格拉姆决定把这个实验搬到纽约地铁中进行。但是这一次实验经过了改良，程序更加复杂。他和实验社会心理学班级的学生一起，设计出各种请求乘客让座的方法，最终确定了4种不同的实验情境：第一个是“无理由情境”，主试随意选择一名座位上的乘客，站在其面前，不做任何解释地说：“对不起，可以给我让个座吗？”这与上学期进行的实验完全一样。结果是，56%的乘客让座，12.3%的乘客做出了折中反应：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座位，而是向旁边挪了一下，和主试分享一个座位。算上这种反应，那么共有68.3%乘客被试给米尔格拉姆的学生让座。

在第一个情境中出现了较高的让座比例，也许是因为乘客认为学生有迫不得已的理由。于是米尔格拉姆又设计了第二个情境叫作“非重要理由情境”。在这个情境中，学生会说：“对不起，可以给我让个座吗？我站着无法看书。”在请求中加上一个没有说服力的理由，乘客就不会在心中假设出一个更加迫切的理由。这一次，让座的比例明显下降，但还是有41.9%的乘客满足了这个请求。

也许还有一个原因会造成这种高让座率，因为学生提出请求特别突然，被试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找不出合适的理由拒绝学生，让座只是惊愕之余的反应。毕竟，让出座位比快速找出理由拒绝别人要容易得多。因此他们又设计出了第三个情境来检验这个因素。

第三个情境叫作“偷听情境”。几名学生在地铁车厢中进行了一场“流动表演”。两名学生站在被试面前，装作彼此不认识，其中一人问另一人：“对不起，你觉得如果我要求别人让座合适吗？”另一个说：“什么？”第一名学生重复刚才的问题，另一位学生给出了不确定回答：“我不知道。”通过这个情境我们可以了解到，如果给被试足够充分的心理准备，是否会让更多的人拒绝主试的请求。两名学生在进行对话的时候，会将声音提高到面前乘客可以听到的程度，结束对话之后等10秒钟，然后那位提问的学生请求面前的乘客让座。这一次，让座的比例大幅降低。只有36.6%的乘客让出了座位，而第一个情境中，这个比例是68.3%。

第四个情境的设计目的是：如果采取间接的请求方式，是否会增加被试不合作的比例。在这个情境中，学生和乘客之间的目光接触几乎为零，因为这个情境中的请求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写在一张纸上。学生向座位上的乘客递过一张纸，上面写着：“对不起，能给我让个座吗？我特别想坐下来。谢谢。”米尔格拉姆认为，由于没有面对面口头请求的压力，让座率会进一步降低。但事实证明他错了，50%的地铁乘客让出了座位。米尔格拉姆推断，可能是这种奇怪的请求方法让乘客感到不舒服，这种不适感催促其快速结束这一切。

此外，这次实验还有一个附带的发现，在实验结果的模式中显示出了性别差异。在所有的情境中，给女学生让座的乘客更多。而让座的乘客中，男性多于女性。

学生主试中有一位叫作哈诺德·塔库夏（Harold Takooshian）的学生，后来成为纽约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的教师，他继承了米尔格拉姆的衣钵，继续研究城市生活心理学。他从地铁实验和服从实验中找到了一些十分有意义的共同点。

在这个违背地铁规则的研究中，主试的反应是最令人意外也最显著的特征。我们发现，从来没有人在地铁上见过陌生人要求乘客让座，这种事情真的很罕见。每名学生都在报告中表示，这个过程让他们感到了强烈的紧张。

这种紧张与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中所制造出来的极端感受类似……比如，至少有两名女学生报告说，她们在实验过程中无法自控地紧张大笑，而服从实验中的被试也出现过这种反应……在被婉转地问及“既然感觉不舒服，为什么还要继续做下去呢”时，一名女学生回答：“为了课程我不得不这么做。”为了这个目的，她抗拒了自己的不适完成了实验。很显然，这种紧张感和服从实验中的紧张相同……奇怪的是：学生只是违反了一个看似如此微不足道的社会规范，就产生了这么强烈的紧张感，好像其中涉及了一些道德的成分。而我们要求对方让座这件事，似乎已经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反常”行为，而是道德意义上的“反常”行为。

地铁研究很快就公布于众。1972年6月2日春季学期末，米尔格拉姆在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次关于城市生活认知和情感的跨学科会议，在会议上公布了这个发现。几年之后，由于他的学生约翰·沙比尼，这个研究再一次被人们提及。沙比尼身材魁梧，但是长得很孩子气。他是米尔格拉姆学生中最聪明的一个，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曾担任该校心理学系的主任。他在纽约城市大学上学期间最好的朋友叫莫瑞·希尔法（Maury Silver）。希尔法外表清瘦结实，波西米亚式的五官，与沙比尼有着同样的哲学偏好。师从米尔格拉姆的时候，他们二人和这位老师之间的关系很亲密，更像是同事。

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沙比尼计划以“人类不愿斥责他人”为研究主题。作为论文指导老师，米尔格拉姆希望他能在一个真实背景中进行这个实验，而不是在实验室里。于是沙比尼在地铁里进行了数次表演。他扮演一个横行霸道的讨厌家伙，还找来了一名女学生和他共同“演出”。希尔法在一旁充当观察员。

但是有一天，实验中出现了突发现象。刚开始，一切都依计划进行，女学生先走进拥挤的车厢，找到了一个座位坐下。然后主试沙比尼也走了进来，走到女学生面前说：“这是我的座位，我先看到的。”女学生试图请求身旁乘客的帮助，但是未果，于是她离开了车厢，沙比尼坐在了她的位置上。忽然，一名带着外国口音的男人冲了过来，站在“坏蛋”沙比尼面前严肃地说：“你这么做可不好。如果我让你站起来，你感觉如何？”这位乘客的愤怒似乎越来越强烈，他弯下腰，直盯着沙比尼的眼睛大声喊：“早晚有一天你会因为这个被干掉！”这种叫嚷显然没有让他平息，他揪起沙比尼，大声喊：“你给我起来！”然后把他推到地铁车厢的另一边，转身坐在了沙比尼的位置上。沙比尼和希尔法努力安抚他，最终三个人都在下一站下车。

沙比尼和希尔法回去之后向米尔格拉姆报告这段危险经历。沙比尼回忆说：“我记得他坐在办公室的椅子里，两只脚搭在桌子边儿上，对我们说：‘有些人类学家冒着生命危险去研究食人族文化，我认为心理学家没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但他最终还是同意沙比尼在实验室里完成这个研究，毕竟这里更安全，更好控制。

熟悉的陌生人

关于米尔格拉姆的城市研究，还有一个研究不能不提。他发现，在城市生活中有一个普遍的现象：

他称这些人为“熟悉的陌生人”。1971年的春季学期中，他在实验社会心理学班级中进行了一项研究，希望了解更多关于“熟悉的陌生人”的现象。他们选择了宾州中央铁路公司哈得孙路段的斯布坦杜维火车站（Spuyten Duyvil）月台作为研究地点。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个火车站距离他在河谷区的家特别近。每天早晨都有三辆火车载着乘客到曼哈顿上班。米尔格拉姆从这里坐上火车，26分钟后在大中央车站下车，走两条半街区就是研究生中心大楼。

熟悉的陌生人实验

实验期间，米尔格拉姆的学生们每天早晨都会在杜维车站集合，用照相机拍下等车乘客的照片。为了方便辨认，学生们对照片上的每位乘客进行了编号（见图7-1）。每张照片都准备了多个复印件。几个星期后，学生们分组回到火车站，将一个信封分发给在这里等车的乘客。信封里放着一张学生拍摄的照片和一个调查表。他们先表明身份，然后说他们正在进行社区问题的研究，询问对方是否能在乘车途中填写调查表。学生们跟着乘客上车，到达大中央车站后收回所有完成的调查表。三辆火车中共有139名乘客收到了调查表，其中119人（89%）交回了调查表。

图7-1　在熟悉的陌生人研究中发给通勤乘客的代表性照片

米尔格拉姆和学生们发现，89.5%的被试能够辨认出照片中至少一名熟悉的陌生人。平均每人辨认出4名。相比之下，只有61.5%的人与至少一名陌生乘客交谈过，平均下来，每位乘客曾与1.5位陌生人进行过交谈。

问卷上有个问题：是否曾对某一位熟悉的陌生人感到好奇。大约有47%人回答“是”。但这种好奇心并没有带来交互，只有32%的调查者表示，他们至少曾有过和陌生人交谈的念头，只是转瞬即逝。

米尔格拉姆认为，这种与熟悉的陌生人不进行交互的倾向，是人们在城市环境中适应刺激超载的一种方式。个体人格被解体后成为场景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可以彼此交流的人。他这样解释道：

为了处理所有可能的环境输入，我们对输出进行了过滤，因此我们的交互行为就变得稀薄了。在熟悉的陌生人案例中，我们允许一个人与我们进行感知上的碰撞，但是隔绝了任何交互行为。部分原因是由于，与社会加工过程相比，一个人的知觉加工过程花费的时间要少得多。我们能瞥见一个人，但是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能进行社会参与。

米尔格拉姆在这里引用超载概念似乎有道理，但是却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他曾用刺激超载概念解释都市生活产生的各种特殊行为方式，但如果想解释熟悉的陌生人问题，还应该选择一些小城镇或其他非城市环境中的火车站，进行一些控制或对照情境实验。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这个实验也展示了意图和行为之间的鸿沟，就像服从实验和从众实验一样。在熟悉的陌生人实验中，约50%回答调查问卷的乘客曾对那些熟悉的陌生人感到好奇，但只有30%的人考虑过与对方交谈。

他发表了一份简短的研究报告。与此同时，他还与一位名叫哈里·弗洛姆（Harry From）的研究生合作，制作电影《城市和自我》（The City and the Self）。这是与《科学》上的演讲节选《城市生活体验》相呼应的视觉作品，对熟悉的陌生人现象进行了观察，整部电影能够给观者带来强烈的共鸣感。特别是当我们思考“9 · 11”恐怖袭击的时候，会发现这部电影中展示了很多真理和人性事实。

米尔格拉姆担任电影的解说。但解说词量很小而且十分简单，电影主要是让那一幕幕的场景来表达他的意图。当镜头转向熟悉的陌生人这部分时，他采用了韵律散文诗的形式配画外音，声音中带着隐隐的痛楚。

我们研究熟悉的陌生人，

我们在一个个站台上与他们交流。

他们对我们说：

一年又一年，熟悉的陌生人，

越来越难以彼此交谈。

障碍日深，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与他相遇，

在距离站台遥远的地方，

比如远在他乡，

我们会停驻、握手，并且

第一次发现，

我们原来彼此相识，

却不是在这里。

我们知道——

如果爆发巨大灾难，

水灾、火灾和风暴，

屏障就会破碎，

我们就会彼此交谈，

但问题是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

如何走近？

如果没有火灾，

如果没有水灾，

如果没有风暴。

暴力电视节目是否会引人犯罪

米尔格拉姆一直都在挑战学术传统，但他的研究基本上都具有一个重要特征。研究的目标，即因变量大都是可以观察的具体行为，无论是拾起一封“丢失的信件”还是在地铁里让座。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说：“只有在具体行为中才能真正辨识出社会行为中的作用力。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心理地图研究脱离了他的常规研究风格。因为这个研究侧重的是个人体验，而不是外在行为。

1969年年初，米尔格拉姆终于等到了一个大张旗鼓重回行为研究舞台的机会。3月29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社会研究办公室主任约瑟夫·克拉伯（Joseph Klapper）组织了一次科学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电视暴力对观众的影响。除了探讨相关的理论问题之外，会上还邀请参与者提交相关的研究建议。米尔格拉姆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一个月之后的4月23日，他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交了一份研究建议书，很快就通过了社会心理学专家组的评估，获得了26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电视暴力和攻击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方向，而且他对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也持怀疑态度。但他没有在申请中如实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进行一次大手笔的研究。的确，这笔巨款可以让他做很多事情。他首先雇了一位研究助手，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R．兰斯·肖特兰德（R. Lance Shotland），还配有若干帮手，协助他完成在4个城市中的研究，这4个城市分别是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和底特律。此外，在数据分析方面，他还可以请教美国顶尖的研究方法论专家和统计方法专家。

米尔格拉姆为电视影响力问题带来了新思路。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个研究依旧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大多数研究电视反社会行为的实验都会选择电视节目作为刺激物。典型的做法就是，被试随机观看一些电视节目，有的内容很暴力，有的则没有暴力镜头。然后对一些攻击因变量进行比较。但这种方法存在一个问题：所选择的电视节目除了暴力差异之外，可能还存在其他的性质差异。

暴力电视节目实验

米尔格拉姆和肖特兰德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方法。他们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合作，将黄金时段播放的热门电视剧《医疗中心》（Medical Center）进行修改，制成了一组特集，包括三个结局的版本和一个对照版本。

这个特集的名字叫作“倒计时”（Countdown），由剧作家唐·布林科利（Don Brinkley）编剧，米尔格拉姆在剧情安排上也提供了一些建议。电视剧于1970年年初制作完成，米尔格拉姆特地坐镇米高梅电影制片厂监督制作工作，防止电视台加入一些不符合实验要求的情节。当然，他并不是总能如愿。

特集的情节是一名医院病房勤杂工的悲惨遭遇。男主人公名叫汤姆·戴斯蒙德（Tom Desmond），他最近倒霉透了，丢了工作，妻子生病，孩子尚在襁褓之中，他指望着养家糊口的船也被收回。这个故事的三个结局中，有两个是毁灭性的，这位绝望的勤杂工砸开医疗中心放置在各处的慈善捐助箱，偷走善款。他在一个结局中被警察抓住了，另一个结局中则逃过了警方的追捕。第三个结局则是符合社会道德的，他没有偷走钱，而是将钱放回了捐款箱。在两个反社会的版本中还有勤杂工在电话中辱骂医疗中心主任的情节。对照情境的剧情完全不同，没有任何暴力行为。

从1970年9月到1971年11月，米尔格拉姆和肖特兰德将这个电视剧应用在一系列现场实验中，有的实验将数百万在家中收看节目的观众当作潜在被试。在这些实验中，无论是观看节目还是模仿反社会行为，都发生在真实生活之中。

实验过程大体如下：对外宣称在曼哈顿中心地区举行一次新片试映活动，被试是曼哈顿的有线电视用户和无线电视用户，这4部电视剧就是实验中的刺激物。所有参与活动的人都被告知，会得到通用电气公司的一部晶体管收音机作为奖励。观众在规定时间领取奖品，地点是位于42大街一栋建筑中的“礼品发放中心”。几天后，当被试来到发放中心时，会发现这里什么都没有。环顾四周，可以看到一面墙上有希望工程的慈善标志，旁边是一个透明的塑料盒子，装着一些纸币和硬币。隐蔽摄像头会记录下被试的每个动作。实验目的是检验被试是否会从慈善捐款箱中偷钱。更准确地说，与符合道德规范的对照电视剧相比，观众在观看了反社会结局的节目之后，是否更容易出现偷钱的行为。

这次研究包括8个实验，电视观众分成三类，分别观看反社会版本、亲社会版本和对照版本。米尔格拉姆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观看反社会版本的观众并没有更多地模仿剧中的反社会行为。该项研究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米尔格拉姆控制了常规的黄金时间段电视节目安排，他可以将自变量，即三个不同的结局融入到电视节目中，与此同时，又能确保三个实验情境中的节目是一个恒定常量。

奇怪的是，在关于电视暴力和攻击性的文献中却很少看到这个研究的影子。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他和肖特兰德共同撰写了《电视和反社会行为的现场实验》（Televis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Field Experiments）一书，对这项研究进行了详细阐述。但这篇论文并没有将此次实验与学习和模仿研究联系在一起，也没有提及媒体暴力影响的问题。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显示，电视上的反社会行为没有对观众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很多研究都提出了有力的证据，证明这种影响是真实存在的。

其次，米尔格拉姆系列实验的实验结论很含糊，让人一头雾水，难以把握这些实验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观点。是人们不会受电视中破坏行为的影响，还是说反社会电视节目的确会对观众产生负面的影响，只是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方法有问题？亦或者，模仿反社会行为可能会延迟，会在晚些时候或者在其他地方显示出来？

因此，米尔格拉姆的现场实验被束之高阁并非毫无道理。但实验中一个重要的闪光点也因此被埋没了，那就是独特的实验设计。在所有电视暴力影响的研究中，米尔格拉姆对自变量的控制无人能及，而控制自变量是获得因果关系结论的一个重要因素。

《倒计时》的导演是大名鼎鼎的文森特·舒曼（Vincent Sherman），他在电视台工作之前曾与很多好莱坞大牌明星有过合作，包括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等。如今，这位90多岁的老人依旧记得米尔格拉姆在摄影棚时的事情以及他那“构思精彩”的实验。1983年3月，米尔格拉姆在写给舒曼的信中还提起了当年在电视方面的研究，并将电视纳入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框架之中。

您为我的电视研究执导了《医疗中心》特集。这次电视研究算是我所有研究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了。但是结论有点儿模棱两可，因此未能获得广泛认可。如果您的节目可以深刻地影响观众，让他们疯狂模仿其中的反社会行为就好了！但是……哎，社会心理学实验中有一些戏剧一样的因素，研究人员可以用他们的天才设计出独具创意的问题，但是结局总是要留给被试来完成。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创造一个情境，将被试带到情境当中，但是我们无法确定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我们能够控制的只有问题，而不是答案。从这一点来说，剧作家能够控制故事的结局，这真是一个优势。

性格古怪的天才

无论是在哈佛、耶鲁或是纽约城市大学，米尔格拉姆在同事和学生的心中都是一个复杂难懂的特殊人物，就像一个谜。但是作为社会与人格心理学专业的组长，他却有着鲜明的特点：傲慢自负，作风强势，控制欲强，事事都要按照他的方式进行，让人感觉难以相处。

心理学系的主任哈罗德·普洛尚斯基曾经建议，在研究生中心为奥托·克兰伯格（Otto Klineberg）特设一个兼任职位。克兰伯格是社会心理学界的“元老级人物”，是种族差异问题方面的专家。系里其他同事都认为克兰伯格的加入是一种荣誉，但是米尔格拉姆却非要弄个明白，克兰伯格到底能做什么。因此他顽固地坚持，在邀请克兰伯格加入社会与人格专业之前，必须安排一次与克兰伯格的午餐面谈，对他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然后才能做进一步的决定。最终，克兰伯格确实是在共进午餐的时候通过了米尔格拉姆的“鉴定”才加入该项目组的。

但是乍一交往，米尔格拉姆给人的第一印象却是另外一个样子：态度亲切，个人魅力十足，对各种想法兼收并济。他很喜欢倾听，但对聊家常不感兴趣，如果发现对方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闲话，他会很粗鲁地打断对方。性格活泼坦率的朱迪斯·沃特斯（Judith Waters）曾经担任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助手。她回忆道：“他毫不掩饰对其他人的不满，当然也包括我。他这种态度绝对不分人，无论对学生还是讲座上特邀的演讲嘉宾，他都不会嘴下留情。就像约翰·沙比尼所说：‘受他侮辱的机会人人平等。’”

事实上，他有时候对待家人的态度也是如此。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的罗伯特·潘乍瑞拉教授（Robert Panzarella）回忆，有一天他在办公室里与米尔格拉姆交谈。这时有人轻声敲门。

是萨莎，她把门打开一条缝，向屋里看了一眼。米尔格拉姆忽然变得很不高兴，这种情绪似乎与我有点儿关系。他突然转身对萨莎说：“你没看到我在和鲍勃(12)说话吗？我和鲍勃说话的时候别打搅我们。”萨莎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要走了。”然后就关上门离开了。我为她感到难过，当然这可能只是偶然现象，也许当时我们正在谈论的事情让他神经高度紧张，或者别的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真的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米尔格拉姆的弟弟约尔也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他和米尔格拉姆曾计划共同写一篇关于他们孩提时代的文章。

我对此很兴奋，于是在一个不太合适的时间给他打电话。很自然，他不愿和我说话，直接把电话挂了……我哥哥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挂电话专家”。（他）十分傲慢自负。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看电视新闻，他只会说一句：“不说了，一会儿打过去。”然后就挂了。这可是公认的，全家人都知道。这让我和他之间在成年后产生了距离感。

作为一名教师，他对学生也有着诸多要求。总是在向学生发起挑战，刺激他们思考，希望他们更富创造力。哈诺德·塔库夏记得：

他看起来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只要听他说一分钟的话，你就会知道他这个人很不一般。他表达自我的方式特别激烈，但却言之有物。很多人在听了他的话之后，可能会说：“对，那就是我想说的。”（他的）表达清晰，堪比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13)。此外，他还有一个本事，能将那些并不成熟的想法说得人人都喜欢听。我不得不说，那是米尔格拉姆最显著的特色。

他在课堂上真是火花频频。火花可能会转瞬即逝，但是他的表达方式真的很吸引人，人们不介意那些火花是否会消失。他能察觉出他人的感受，但不见得总是让你感觉良好。有时候他会对别人做出辛辣的评价。他厌恶陈词滥调、人云亦云和老生常谈。如果他感觉某人说的事情没有什么根据，就会马上向你发起挑战。他在班级里是无可争议的权威，表达方式特别强硬。

他的确是班级里“无可争议的权威”，但他显然也意识到，有必要向大家说明他的这种“权威”只局限于某些情况，他并没有被权力欲控制。罗伯特·潘乍瑞拉记得，有一次自己和米尔格拉姆共同授课：“他一上来就说：‘我研究服从并非因为我是一个独裁者。’这话让我们几个人忍不住笑了起来……很显然，他意识到自己给他人留下了这种印象。”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米尔格拉姆还是有优点的，他在课堂上的表现可能显得很独裁，但是他的独裁并非完全不讲道理。潘乍瑞拉还记得第一次和米尔格拉姆见面的情景。那是9月里的一个艳阳天，秋季学期的第一天。当时潘乍瑞拉坐在班级的第一排。米尔格拉姆走进教室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指着他说：“把太阳镜摘了。”潘乍瑞拉透过眼镜看着米尔格拉姆，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处方眼镜，我必须戴着。”米尔格拉姆停了一下，然后说：“好吧。”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米尔格拉姆的专制作风令人不快，首席女高音般傲慢的做事方式人人皆知，但他的绝顶才能也是系里公认的，即使是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虽然身高只有1米7，他的头脑中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不可小觑的人物。约翰·沙比尼指出，米尔格拉姆的智慧具有一个突出的特征。

他是一个天才。所谓的天才就是指这个人很疯狂。我的意思是说，你永远都不知道，他的创意会将他引领到哪里，他自己也不知道。因此他会写音乐剧，会设计出那么多游戏般的实验，会拍电影……

他思考事物的方式完全是反传统的，他也坚持让学生们这么思考。我找工作期间，他大概每个月都给我打个电话，向我传授些职场经验。比如，他认为，在职业生涯中你的秘书最重要，最应该与之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你对之报以一笑，他会说：“不不不，我是认真的。你的秘书远比你的学生、同事或博士后重要。你的秘书将决定你是否能够事业有成……”如果你对他的话有异议，比方说，你说，也许你的同事更重要，那么米尔格拉姆就会认为你的思维方式太传统，没有触及事物的本质。我想，米尔格拉姆就是这样的，他毫不留情地抛弃了那些妨碍他看透真相的泡沫，那些虚假的谬误和常规理念。

至于他的同事，有的人讨厌他，也有人喜欢他。比如小群体研究方面的社会心理学家萨罗门·瑞提格（Salomon Rettig）说，他真的很喜欢和米尔格拉姆在一起，感觉很愉快。不过奇怪的是，尽管他的锐利有时会误伤别人，社会与人格心理学专业的同仁中基本上没有人嫉妒他，包括那些不太喜欢他的人。

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尽管他是系里最闪亮的明星，但其他教师也绝非等闲之辈，大都是各自领域中知名度很高的专家。比如系里最具影响力的大卫·格拉斯（David Glass），他个子很高，面部轮廓柔和，总是穿着整洁的套装，是行为医学的奠基人之一，研究方向是人体对心理压力的反应。还有女性心理学权威佛罗伦斯·登马克（Florence Denmark），她个子娇小，总是笑容满面。她是一位颇具政治野心的女性，1980年被推选为美国心理协会的主席，那是她事业的巅峰。与米尔格拉姆关系最密切的欧文·凯茨，曾在偏见和羞耻感方面提出了新看法。艾琳·兰格（Ellen Langer）外形小巧，古灵精怪，对各种社会心理学理论烂熟于胸，就像一个权威专业知识宝库。她曾在“不用心”（mindlessness）方面进行过开拓性的研究。她提醒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反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行为的无意识决定因素之所以成为研究热点，部分要归功于她。

米尔格拉姆不被嫉妒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他的盛名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畴，难以超越。一个人可能会嫉妒每星期比他多挣100美元的人，但不会嫉妒比尔·盖茨。因此，他的很多同事都乐于躲在米尔格拉姆炫目的光彩之中。

作为天才的一个好处就是，无论你多么离奇古怪，大家都觉得很正常。米尔格拉姆应该算是所有学生都“惦记”的人。大家总是会想：“我真想知道他那么做是为什么？”有一次，约翰·沙比尼与米尔格拉姆约好10点半见面，他10点29分的时候来到办公室。米尔格拉姆马上让他离开房间，1分钟之后再回来。沙比尼走出大楼后坐在楼前的长凳上。与此同时，米尔格拉姆坐在办公桌旁两脚跷在桌子上等着，透过敞开的办公室大门就能看到沙比尼。一分钟之后两个人才正式见面。而哈罗德·塔库夏记得，30年前，米尔格拉姆在高级社会心理学的第一节课上，做出了一些让他至今无法理解的行为。

米尔格拉姆说他不满意教室的布置。那节课共两个小时，但几乎一半的时间内，他都在指挥我们把课桌椅摆成各种形状，看看哪种形状让他“感觉最好”：八角形、长方形、正方形。这就是我们14名学生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堂课，而教师，就是名声响当当的米尔格拉姆教授。这个奇怪的举动让我们私下里都感到很奇怪，都想知道怎么回事。他一遍一遍指挥着我们搬动各种室内物品，问我们喜欢哪一种布置，还欢迎大家提出新建议，然后又冒出了新点子、新命令……最后的结果是一个简单的正方形。之后，他对这件奇怪的事情绝口不提，没有对我们进行解释，对屋里的摆设也没有再发表意见。

米尔格拉姆令人费解的性格基本上没有什么危害性，但他反复无常的古怪行为还是让很多学生感到困扰，造成了学生对他态度的两极化。有的人会因为他的善意之举而喜欢他，比如博士生罗娜·卡巴兹尼克（Ronna Kabatznick）。在准备博士论文的时候，她经常要独自一人在电脑实验室中待很久。有一天她对米尔格拉姆说，这种孤独感让她经常想哭。米尔格拉姆让她把电脑搬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样他就可以给她做个伴儿。罗娜真的在米尔格拉姆的办公室里完成了自己的论文，她每天都坐在电脑旁边忙论文，米尔格拉姆则忙着自己的事情，打电话或者备课。

但另一方面，也有学生对他恨得牙痒痒。约尔记得，有一次到米尔格拉姆的办公室找他，看见一个学生满眼泪水地冲出办公室大门。还有一次，米尔格拉姆找一名学生谈话。谈话结束后，他发现办公室那个漂亮的黑沙发上出现了一个小洞，原来是刚才坐在这里的学生偷偷用笔戳出来的。

即便是和米尔格拉姆关系很好的学生，也都对他在课堂上的情绪无常感到不适应。他的情绪常常突如其来，没有预兆，就像一阵狂风。学生们上他的课就像在坐情绪过山车，此刻尽享深邃思想带来的喜悦，彼刻又唯恐被他找碴儿呵斥。

为什么他的行为中会出现这种间歇性波动呢？而他的学生们，无论是喜欢他还是憎恨他，都与他保持了长久的联系，又怎么来解释这一点呢？

答案可能藏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米尔格拉姆的内心深处，他的职业和他这个人早已经成为一体。社会心理学不仅是他的职业，更是他的生命。社会心理学中有一条重要理论：环境是决定行为的最重要因素。我们的行为特别容易受即时社会环境中的细微特征影响，这种影响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不同的情境会激发出我们人格中的不同方面。米尔格拉姆的很多同事和学生都说，他对周边环境的细枝末节特别敏感，之所以时不时冒出一些古怪行为，可能就是受到了他人行为细节的刺激，而我们大多数人往往都不会对这些细节如此敏感。

虽然对他的性格颇有微词，但当学生们开始为博士论文寻找导师时，米尔格拉姆是所有教师中最抢手的一个，也是指导博士毕业论文数量最多的教授，共有14人由他指导。

通常有两种指导学生写博士论文的方法，至少这是心理学专业中的常规做法。有些导师会让学生参与进自己的研究项目，将其拓展成一个可以在论文中讨论的课题。另一种方法，如果学生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并不是导师的主要研究方向，导师会鼓励学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高尔顿·奥尔波特就是第二种导师的代表。他在哈佛的社会关系学系中指导了很多博士论文，论文的课题各有不同，涉及了很多领域。事实上，奥尔波特并不希望博士生选择他的研究项目，更愿意学生们开辟自己的兴趣点。

米尔格拉姆效法了奥尔波特开放式的导师风格。他的学生研究的课题可谓百花齐放，很多课题都在他的研究领域之外。事实上，只有两名学生的博士论文主题与服从实验有关。有一名学生叫作阿瑟·布朗克（Arthur Blank），他在论文中对实验中的对话进行了微量分析。布朗克在回忆当年时说：

我的方向是社会语言学，这只能算是米尔格拉姆研究的边缘地带。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始终对这个世界保持着好奇心，特别愿意支持他人的探索。他会引导你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对我而言，他对新课题和新理念的开放态度是无价之宝。他总是欣然接受新观点，然后对其进行改善，或者为其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

从米尔格拉姆开始指导博士论文的那一刻起，学生们才逐渐体会到他的关爱和支持。除了鼓励学生在学术上的创新，他还尽力帮他们寻找最好的工作。纵使是毕业多年的学生，他也愿意随时为他们写推荐信。当年，福尔雷迪可森大学的朱迪斯·沃特斯有了一个升至助理教授的机会。米尔格拉姆提了个建议：为了增加升职机会，她应该邀请一位知名专家做一次公开讲座。他毛遂自荐做演讲，而且完全免费。要知道，那时候他每次演讲的报酬高达数千美元。正如佛罗伦斯·登马克所说：“他支持每一位信得过的人，每一位没有让他失望的人。”

但是，最让学生和同事们记忆犹新的还是他那永不枯竭的智慧和游戏般的学术风格。在不同的环境中，他的这种性格会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他的工作态度特别严肃，但他只执着于那些强烈吸引他的事情，对其他事情没有半点兴趣。孩子般的好奇心激发他进行各种全新尝试。这个男人既向我们呈现了严肃深刻的服从实验，也会问一些轻松搞笑的问题，比如：纽约人如何解释那些从地下冒出来的滚滚神秘蒸汽(14)？

他的一名博士生爱丽丝·格尔斯坦（Elyse Goldstein）回忆，米尔格拉姆是一个非常喜欢开玩笑的人，“他的幽默风趣无人能及”。他曾在纽约城市大学做过一件滑稽的事情，一整天都以唱歌的方式和别人交流。别人和他说话也要用唱的方式，否则他就不予回应。有一名学生记得，有一次米尔格拉姆在讲授关于服从的问题时，曾把一个小发电机连接在他的手指上，对自己进行电击。朱迪斯·沃特斯曾经是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助理，她记得在那些令人精神高度紧张的课程间歇，米尔格拉姆会领着学生玩一些他发明的文字游戏。其中一个游戏就是把一个简单的词变成复杂的心理学句子。比如，“我猜”可以变成“基于以上列举出来的假设，假定在某些限定情景下可能获得以下结果”。米尔格拉姆曾经给保罗·霍兰德写过一封信，当时保罗的妻子将要临产，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米尔格拉姆在信中问保罗：“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是想做室内观测还是室外观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