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研究服务于大众的心理学

米尔格拉姆留下的遗产是清晰易懂、没有术语的文章，让他的研究工作可以被广大的读者群接受。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让社会大众认识到学术的价值，用科学的取向来了解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行为。

米尔格拉姆与美国心理学界的关系一直都处于爱恨交织的状态。他的服从研究被认为是现代心理学的经典之作，是任何一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课程中都“必须”纳入的课题。如果哪本教科书中没有提到它，就会被认为不够全面。服从实验可以充分证明一点：社会心理学这门学科能够揭示出一些常识无法预测出来的社会行为。正如罗杰·布朗所说：“能向学生讲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哪位心理学家不会由衷感到高兴？他让我们这个学科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最近的一项研究将米尔格拉姆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但是美国心理协会从未将其最高荣誉“杰出科学贡献奖”颁给他。米尔格拉姆的很多同事或朋友都曾经获此殊荣，包括高尔顿·奥尔波特、欧文·贾尼斯、利昂·费斯廷格、罗杰·布朗、所罗门·阿希、杰罗姆·布鲁纳、埃利奥特·阿伦森，甚至还包括米尔格拉姆在哈佛的同班同学扫罗·斯滕伯格。此外，大多数关于心理学历史的文献中也很少提到他的名字，即使提到了，也只是一笔带过。但与这种被忽视的地位呈鲜明对比的是，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成果却频频出现在很多专业文章的参考书目里。

然而，业内之所以“习惯性”地忽视他的存在，米尔格拉姆自身也有可究之处。他在很多心理学家心中的印象就是一名业余人士，因为他不断地从一个有研究价值的现象跳到下一个，却从未对手中的课题进行过深入彻底的研究。即使是那些十分认可米尔格拉姆成就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他发表论文时的一些奇怪选择也是原因之一。他曾做过大规模的跨文化从众研究，却从未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过相关论文。他完全忽视了科学论文的发表规则，将他的跨文化从众论文发表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这样的科普杂志上。科学家通常不会选择这种类型的出版物发表研究成果。这导致业内在很长时间内几乎不知道这篇从众研究的存在，自然也谈不上了解这个研究的价值了。米尔格拉姆后来还做过类似的奇怪决定，1967年，他首先选择在《今日心理学》上发表小世界研究。在1969年和1970年，才将这份研究发表在行业期刊上。

一个实验影响所有人

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和卡尔·史密斯（Carl Smith）曾经提出过“实验现实主义”（experimental realism）的概念，即实验情境特别逼真，被试完全投入到实验之中，无法用一种冷静、剥离的态度做出理性反应，因此增加了实验结果的可靠性。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无疑就是这种“实验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服从研究创新地使用实验现实主义证明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和道德问题。45年过去了，它在这方面的经典之处依旧无人能够超越。

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具有一种启示力量，影响了我们思考很多问题的方式，比如人性之恶和破坏性的本质，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面对社会压力时我们的可变性等。他的服从研究告诉我们，面对权威下达的命令，我们会做出怎样出乎意料的反应。

米尔格拉姆发现，学生与被试的距离越近，被试的服从比例就越低，但如果在被试和学生之间有缓冲区，服从比例就会提高。这让我们深刻意识到，即时情境拥有不可预知的强大力量，有时候甚至会驾驭我们的是非观。

在这里需要重申的是，米尔格拉姆实验想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是人类具有服从权威的天性，而是在展示这种服从倾向有多么强大。他还指出了极端服从出现的两个因素：将自己的责任交给负责人，接受负责人对情境的描述。

服从实验的影响力跨越了学术边界，在心理学之外的很多领域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政治科学、哲学和艺术等。你会在形形色色的出版物中看到这个研究的影子，或是对这个研究进行讨论，或者以之为参考资料。

一些著名作家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服从研究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如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两面人》（Janus），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我们选择居住在心灵监狱》（Prisons We Choose to Live Inside），以及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服从和反抗的社会基础》（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作品。1984年，挪威作家玛丽亚·莫迪（Maria Modig）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必不可少的反抗》（The Necessary Disobedience）。该书再版了三次，最近的一次是在2003年。这本书告诉读者，如果变化可以促进他们的成长，就要勇于承担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勇于承担社会赋予我们的责任。要学会做出艰难的抉择，包括在必要的时候反抗权威。这本书就是献给米尔格拉姆的，它的灵感和内容全部来自服从实验。1982年5月，莫迪曾经在纽约对米尔格拉姆进行过采访，她将这段采访也放在了书中。

一位叫作苏珊尼·克罗希尔（Suzanne Clothier）的训犬师最近出版了一本文笔优美的书，名为《骨头雨从天而降》（Bones Would Rain from the Sky），书中就借鉴了服从实验的一些内容。作者建议狗主人，有些所谓的专家会提出一些很残酷的训狗方案，千万不要照着做。事实上，我们的本能也会告诉我们，这些建议完全就是没有人性的做法。

加拿大作家艾琳·考夫兰（Eileen Coughlan）曾写了一本引人入胜的犯罪小说，名为《逐渐死去》（Dying by Degrees），故事讲述了在加拿大艾伯达省的一个大学里，一位狂妄自大的教授进行了一次米尔格拉姆式的服从实验，但在实验中途却发生了可怕的事件。

服从实验在表演领域也有着长久不衰的影响力。我们在前面提过，摇滚歌星彼得·盖布瑞尔在1986年的专辑《因此》中，收录了一首名为《我们遵命而为》的歌曲。法国的一个朋克摇滚乐队名字就叫米尔格拉姆，他们发行的专辑名为《450伏特》。还有一个叫作“中途获得”（Midget）的乐队发行过一个叫作《米尔格拉姆实验》的专辑。但是后两个乐队的音乐与米尔格拉姆实验并没有主题上的关联。很显然，这些乐队只是单纯地对他这个人和实验很着迷而已。

借用米尔格拉姆或服从实验来命名作品的艺术家还有很多。1999年夏天，剧作家罗比·查菲茨（Robbie Chafitz）制作了一部非百老汇风格的喜剧，每周上演一次，名为《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实验》。这部戏的广告自称具有“原创幽默”。查菲茨称，本剧的主题与服从实验没有关系。但是自从他在中学看了米尔格拉姆的纪录片《服从》之后，就一直想组织一个乐队，并以这个实验命名这支乐队。他最终没有学习演奏乐器，这个理想自然落空，现在，他希望用这个名字来命名他的戏剧。但这个幽默剧与服从实验有一个相似之处：大家看到的并不是真相。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艺术工作者从服从实验中吸取了灵感，包括很多电影工作者。其中的代表作是两部故事片和电影学院学生制作的一些短片。第一部故事片名为《第十级》，另一部是法国著名导演亨利·维尼尔（Henri Verneuil）拍摄的《我如伊卡洛斯》（I... comme Icare），主演是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当年电影在制作的过程中，米尔格拉姆和萨莎刚好在法国，维尼尔和蒙当曾邀请两人到巴黎郊外的电影棚，参观当日的电影拍摄。

2002年2月，一位名为罗德·迪金森（Rod Dickinson）的概念艺术家，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现代艺术中心对实验进行了舞台重现。舞台上的被试和主试都由演员扮演，但学生却出现在舞台上的电影屏幕里。迪金森对实验的模仿细致入微，舞台上的实验设备和办公家具与当年在耶鲁实验室中的一模一样。

至少有4位剧作家曾经根据服从实验写过戏剧。还有很多剧本正在酝酿过程中。第一个戏剧作品诞生于1973年，是威尔士诗人及剧作家丹尼·阿布斯的《巴甫洛夫之狗》。第二部作品是水牛城的戏剧家兼记者安东尼·卡迪内尔（Anthony Cardinale）的独幕戏剧《托里法的诡计》（Tolliver’s Trick）。这部剧的灵感既来自服从实验，也来自卡迪内尔与当地一位大屠杀幸存者的友情。他曾陪同这位幸存者参加过大屠杀幸存者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一次集会。第三部作品是四幕黑色喜剧《马赛克》（Mosaic），作者是达芙妮·胡尔（Daphne Hull）。其中一幕以戏剧化方法对服从实验进行了改写。最近一部受服从研究影响的长剧是《再来一伏特》（One More Volt），作者是约翰·拉文（John P. Lavin），完成于2001年。当时他还是卡耐基梅隆大学戏剧专业的研究生。

毫无疑问，如果米尔格拉姆尚在人世，看到服从实验不断为剧作家提供灵感，他一定会很欣慰。他一直认为，实验和戏剧之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他曾用一句颇富哲理的话表达了这个想法：“好的实验就像好的戏剧一样逼真。”对米尔格拉姆而言，实验室中的实验就是一种戏剧形式，只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戏剧的剧本可以从开头写到结尾，但实验的结尾，也就是被试的行为，基本上是不可预知的，通常要在实验结束的时候才会揭晓。

米尔格拉姆在实验中更像是一个戏剧导演，他对实验的技术细节和场景布置一丝不苟，希望能像戏剧导演一样影响他的“观众”，也就是阅读实验报告的读者。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是对包括他在内的众多社会心理学家实验方法的精辟总结：“化学和物理学实验经常需要闪闪发光的设备、烧瓶、量杯或者电子仪器，但是社会心理学实验却具有更多的戏剧特色。”

对米尔格拉姆来说，戏剧方法为科学家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来审视自己的实验目标，寻找达到目标必须采取的方式。在反驳丹尼·阿布斯的文章中，他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观点。阿布斯曾在一篇介绍《巴甫洛夫之狗》的随笔中，语气强烈地谴责米尔格拉姆在实验中采用欺骗和压力胁迫的方式。他认为：很多人可能觉得，为了证明被试可能会做出艾希曼那样的行为，主试必须扮演类似纳粹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的角色。

米尔格拉姆的反驳文章与阿布斯的随笔一并收录在他的论文集中。他在驳文中表示，阿布斯如此严苛的批评让他震惊。在他看来，阿布斯所谓的“欺骗”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技术性错觉”，因为“作为一名剧作家，您当然能够理解，有时候错觉可能具有启发的作用。事实上，戏剧也会使用良性错觉为剧情发展提供基础”。他进一步指出：剧作家和研究人员使用的一些技巧是为结果服务的。就戏剧而言，这些技巧可以提升娱乐性和知识性，就实验而言，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揭示出一些难以用其他方式获得的真相。

米尔格拉姆还指出舞台和实验室的相似点：这两个场所中，使用一些虚假的方法是所有参与者都能接受的事情。在戏剧中，如果一个老人在去掉化妆品后变成一个年轻人，观众们不会感觉被欺骗。同理，在实验结束之后，当研究人员澄清事实，大多数服从实验的被试都认为这是一件十分值得的事情。

洞悉人性，方能完善自我

服从实验问世近45载，对社会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它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不断警醒世人，组织化环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但组织化中潜伏着一种内在的危险。许多行业都从服从实验中吸取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经验教训，比如销售、财务以及管理行业等。它提醒着这些行业中的从业人员，要记住米尔格拉姆在《服从权威》中做出的警告：

事实上，在这之后发生的很多人类悲剧，都体现了个人责任如何在等级化组织中沦丧的现象。比如，汽车厂的员工听命于老板的指挥，生产安全性差的汽车；烟草公司的员工接受公司欺骗公众的销售策略等。有一本教科书在探讨商业道德时使用了一幅插图，如图10-1。作者利用服从实验警示读者，在商业世界中，领导可能会向员工提出一些不符合伦理的要求。

很多商学院的教师和管理者都认为，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给很多领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性化改变，至少在商业环境中如此。比如，让各级员工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之中，鼓励独立思考，设立消费者热线电话，派遣政府调查员，鼓励汇报不道德行为，揭露有伦理问题的指令等。

图10-1　权威：令人震惊的力量

服从实验影响最深刻的非心理学领域莫过于法律学术界和法律实践。很多美国最高法院的简报中都引用了服从研究，近期在律商联讯数据库（Lexis Nexis）进行的检索显示，自1983年以来，共有165份评论和法律期刊文章引用了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有的文章引用的篇幅很小，有的文章则将服从研究作为重要阐述对象。还有12篇文章引用了他其他的研究成果。圣地亚哥大学法律教授史蒂文·哈特威尔（Steven Hartwell）曾记录了一次教学实践，尤其发人深省。这是一次模拟法庭实验，每名学生都要在一个小额诉讼法庭上为诉讼当事人提供建议。他告诉学生们，他会在旁边的办公室随时为他们提供帮助。哈特威尔这样写道：

这位“客户”其实是知情者，她需要学生们为她提供的建议就是：她在租房纠纷中应该如何进行法庭陈述。尽管客户已经在法庭上宣誓诚实，但是当学生来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对他们说应该建议客户说谎，称已经付过房租。学生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的客户想赢这个案子，你就必须告诉她要违背誓言。”学生们经历了在忠诚、权威和法律规定的道德行为之间的摇摆。这24名学生中，很多人都向我或客户表示对这个建议不满，但23名学生最终还是听从了我的意见，建议客户撒谎。

服从研究在法律界最具效果的地方应该是在法庭审判中。这个研究和其他一些社会学和心理学基础研究曾在法庭上拯救过生命。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南非的两起暴乱案件中有13名被告被控犯了谋杀罪。社会心理学家安德鲁·科尔曼（Andrew Colman）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他表示，在这两起案件中，可以用服从权威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心理学现象来解释罪犯的行为，他们的罪责应该酌情减轻。法庭接受了他的证言，最终有9名被告免于死刑。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还产生了一个弥足珍贵的结果，人们可能会通过这个研究改变自己的行为，并对自我或他人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很多人在了解服从研究之后，拥有了站起来反对非正义专制权威的力量。米尔格拉姆去世之后的一次纪念集会上，他的一名学生所说的一番话尤其能证明这一点。这名学生曾经在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居住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反抗专制政府的组织特别推崇米尔格拉姆的研究，认为米尔格拉姆给予了他们反抗暴政的勇气和信念。

1982年，米尔格拉姆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写信的人曾是1967年服从实验中的一名被试。那时候他还是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他在信中感谢米尔格拉姆：“我对自我和自己的价值观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主要是您的功劳……拜读您的书时，实验中的经历栩栩如生地在我的脑海里回放了一遍。我是一个亲切、善良、有思想的人，过去是，现在也是。我永远都不会在生活中做出您在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坏事，但却在实验中这样做了……我想，那次经历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正确的人类行为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但是我也明白，这些价值必须真真切切、长久以往地扎根在我的心里，才能帮助我对抗权威那不可思议的力量。”

一位名叫爱德华多·格鲁斯基的瑞典人认为，米尔格拉姆帮助他认清了他的过去：“我是一名犹太人，70年代曾被关进阿根廷的一个纳粹监狱，长达7年……其实，折磨我和杀害我朋友的人大多都是‘普通人’。几年前，通过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我对这个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

克罗地亚心理学家维拉·库贝拉也是通过米尔格拉姆的书，理解了在她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第一次读《服从权威》时，他在实验室中发现的那些行为就让我特别感兴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战争打响之后，我发现战争中出现的一些行为与书中的描述如出一辙，当然，我绝不会对这种行为感兴趣。现在，我经常随身携带这本书，反复阅读。它准确呈现了很多残酷行为的潜藏本质，让我越来越着迷。”

Metafilter.com网站的社区中有一个帖子写道：“我这儿有一本《服从权威》。它在我的内心点燃了对人类恨意的星星之火，让我夜不能寐。我不是夸大其词，我真的相信，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不仅是我在大学时最重要的学习收获，可能也是我一生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

从“平庸的恶”看纳粹大屠杀

服从实验掀起了跨学科的广泛争论，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服从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汉娜·阿伦特曾经提出了“平庸的恶”概念，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为这个概念提供了科学基础。在他之前，人们在试图解释大屠杀的时候，通常只是简单地将纳粹头目和战犯妖魔化，认为他们的行为超越了理性探讨的范围。而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是对这种简单化解释的挑战。米尔格拉姆坚持认为，纳粹的这种行为是可以进行理性研究的。他通过社会科学的工具和方法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无论同意与否，研究大屠杀的学者们都会严肃地思考他的观点。

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曾经写过一本备受争议的书《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Hilter’s Willing Executioners）。一名评论人在对这本书的书评中这样说：“戈德哈根是在向我们声明，他就像汉娜·阿伦特、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以及耶胡达·鲍尔（Yehuda Bauer）一样，是对大屠杀有着深刻理解的伟人。”

服从研究和大屠杀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米尔格拉姆这样解释：

通常，大家会认为使用强烈电击伤害学生的被试是妖魔，是社会中的极端虐待狂。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几乎2/3的参与者都属于“服从”的范畴，他们代表的就是普通群众，那么上述观点就站不住脚了。的确，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探讨的问题。阿伦特坚持认为，当我们控诉艾希曼的罪行时，不应该将他描述成一个虐待狂魔鬼。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官僚，坐在桌子前做他的工作而已。

在服从实验中，数百名普通群众臣服于权威。目睹了这一切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阿伦特的“平庸的恶”如此接近真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那些普通人之所以电击受害者，只是在履行他们的义务，作为被试的义务，而不是出自任何特别的攻击性倾向。我们能从这个研究中学到的最本质的经验就是：那些埋头分内工作、对自我角色毫无异议的普通人，会成为可怕的破坏性行为的媒介。

米尔格拉姆也明白，实验室中的服从和纳粹行径在“环境和广度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但他认为“两者的核心心理学过程是类似的”。他认为，他的实验可以解释所有类型的等级关系。在这些等级关系中，普通人成为一个合法权威的中间人，交出了对行为负有的责任，心甘情愿地服从。他们的行为不再受意识的左右，他们想的只是如何才能充分实现权威的意愿。

但是，当我们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研究大屠杀时，一定不能将两个概念混淆：解释大屠杀和为大屠杀辩护。米尔格拉姆的方法可能会解释为什么普通人会做出特别残忍的行为，但是却不能用这种方法为大屠杀找借口。当年，米尔格拉姆为德文版的《服从权威》写前言的时候，曾经在草稿中明确地区分了这两点，但是最终这段话没有出现在书里。

本书翻译成德文是十分恰当的，因为这本书与德国人有着一种特别的联系。毕竟，服从是德国人喜欢的辩词。在结束了服从实验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如果在美国出现了类似集中营或毒气室那样的地方，想要找到足够多的美国“雇员”应该也是毫不费力的。事实上，所有人身上都潜藏着盲目服从，但是德国将这种潜藏转变成真正的兽行和血腥的屠杀，他们不能因“服从”而得到赦免。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米尔格拉姆的方法特别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纽伦堡对主要纳粹头目进行了审判。这些血债累累的战犯在审判过程中反复申辩“我只是在服从命令”，这与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惊人地一致。此外，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对审判艾希曼进行了分析。她表示，艾希曼其实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人，引领他做出这种可怕行为的动力只是为了升官，而不是因为他仇恨受害者。

有一位历史学家曾将大屠杀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与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直接联系在一起。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在他的书《普通人》（Ordinary Men）中，描述了1942—1943年一个纳粹特别行动队(22)在波兰乡间执行搜捕犹太人的任务，士兵们在指挥官的命令下残忍无情地杀害了38 000名犹太人。这个部队的编号为“101”。布朗宁将这些士兵的行为与服从实验被试的行为进行了详细比较，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将101部队成员的行为和证词列成表，与米尔格拉姆的观点十分吻合。”

劳尔·希尔伯格是著名的大屠杀历史学家，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支持“平庸的恶”这个概念。希尔伯格指出，纳粹之所以能成功地实行如此大范围的破坏计划，是因为无数的官僚和机构在执行任务时，一直在套用他们再熟悉不过的方法和标准程序。他举出了几个例子，其中之一就是，当年党卫军用火车将无数犹太人运往死亡集中营时，德国的铁路部门还要求党卫军按人头支付费用。

纳粹横行期间，很多机构或个人都全盘接受了纳粹的理念，心甘情愿接受纳粹的指挥。最近，这个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的结论与希尔伯格的观点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维希傀儡政权（Vichy government）出台了一系列种族法律，最终导致75 000名犹太人被驱赶到纳粹的死亡集中营。法律历史学家理查德·威斯伯格（Richard H. Weisberg）对当时的法制体系和律师的行为进行了研究，他这样写道：

在维希政权执政的4年中，法律工作一如既往，法庭的职能也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就是，在法庭上要朗诵一条奇怪的宣言，宣誓效忠维希政府的首领贝当元帅（Pétain）。私人律师们毫不费力地接受了各种涉及宗教、种族、流放等方面的新法律，然后依照这些法律办案，没有任何人提出抗议。法律学者撰写以反犹太法为主题的论文，态度“中立”地探讨驱逐等问题。论文还为他们赢得了“年轻的法律教授”的头衔。

同样，纳粹期间的德国心理学家基本上也都充当了墙头草。希特勒当权之后颁布了第一条反犹太法《国家重建法》（The Law for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各大院校中的犹太教授因此被免职，包括格式塔心理学奠基人马科斯·韦特墨（Max Wertheimer）。面对着被驱逐的同行，德国心理学会不仅没有提供任何帮助，还要求当局尽快补齐那些空出来的职位，保证各大院校的正常教学。

米尔格拉姆在德国文化中也找到了一些证据，显示服从权威可能是一把解开大屠杀之谜的钥匙。在德国的文化和纳粹的意识形态中，服从是一种备受推崇的价值观。比如，有一本向年轻的纳粹分子灌输意识形态的初级读物，其中有12条戒律，第一条就是“领导永远都是正确的”。父母给孩子们讲述的童话大多数都含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寓意：不服从会产生严重的暴力后果。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故事就是《蓬头彼得》（Struwwelpeter）。

这个故事常以图画书的形式出现。故事开始，妈妈马上要出门，她嘱咐年幼的儿子彼得，她不在家的时候不得擅自出门，她还警告说，如果违背了妈妈的话，就拉他去见裁缝。她一走，蓬头彼得就跑出去玩。妈妈回来之后发现儿子违背了她的命令，立刻带着他去裁缝店。在最后一个画面上，一个小男孩哭着走出裁缝店，手指被切断，鲜血滴落下来。

但是，服从研究是否可以真正全面地解释大屠杀？是否能与历史资料相契合？难道那些灭绝人性的纳粹党徒真的只是机械地执行上司的杀戮命令，而不是对受害者有什么恨意或者敌意吗？

前文提到，米尔格拉姆认为，阿伦特的“平庸的恶”与他的发现几乎吻合。但是，面对纳粹犯下的数不胜数的滔天罪行，很多人都无法相信，艾希曼这样的纳粹战犯的行为本质只是冷漠无情和服从命令。首先，阿伦特关于艾希曼的观点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历史学家雅各布·罗宾森（Jacob Robinson）指出，艾希曼的目标是将尽可能多的犹太人运送到死亡集中营，他是如此积极主动、一刻不停地实现着这个目标，显然已经超越了职责的范畴。

此外，纳粹多选择在犹太节日的时候执行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行动，其目的不言自明，就是为了增加犹太人的痛苦。比如，驱逐华沙犹太人的行动开始于1942年7月22日，这一天是犹太人的禁食节前夜，禁食节是纪念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哀悼日。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认为：“自从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的那天起，德国人专门选择在犹太节日进行野蛮兽行。这些传统节日已经被犹太人称为‘戈培尔日历’，以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命名。纳粹罪行很难完全用服从权威命令来解释，我们也无法相信这些犯下不可饶恕罪行的犯人厌恶自己的行为，并且对受害者没有一点恶意。很多历史证据显示，纳粹羞辱、伤害并杀戮受害人，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狂热的自发行为。罪行的动力可能来自罪犯的内心，而不只是权威的命令。”

这里仅从数不胜数的例子中选择几个：“犹太人西蒙尼·拉格兰和她的父亲都被抓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一天她看到一群士兵押着父亲从远处走过。她向父亲挥手。一名近卫军士兵问她，那是不是她的父亲，然后又说：‘去亲亲他吧，姑娘。’她向父亲跑去，与此同时，那名士兵的枪响了，父亲就倒在了她的面前。”这是在审判人称“里昂屠夫”的盖世太保头目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的过程中，记者理查德·里维斯记录的一位证人的亲眼所见。

一位幸存者描述了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每天都会发生的各种残忍兽行。党卫军最大的嗜好就是用厚重的皮靴踢犹太人。犹太人被迫立正站好，党卫军不停地踢他们，直到踢断他们的骨头。受害者周围的人甚至能听到骨骼断裂的声音。这是一种令人惨不忍睹的可怕折磨，很多受害者会在剧烈的疼痛中死去。

在乌克兰的乌曼执行任务的一个特别行动队更是灭绝人性。在纽伦堡审判中，一名德国官员讲述了他们将这个地区的犹太人集中到机场附近，四周是党卫军和其他德国军队。这些犹太人被迫交出身上所有的东西，脱去衣服后在一个沟渠前排成一排。军队开始向他们扫射，犹太人如同落叶般跌落进沟渠里。目击者称没有一个人幸存。

即使是那些怀抱几星期大婴儿的年轻妈妈也不能幸免，要知道，这些婴儿还在吸吮着母亲的乳汁。士兵们抓住婴儿的两条小腿，用枪柄或木板将其一击而死，然后扔在沟渠的人堆之中，那里面有些人并没有完全断气。德国士兵让母亲们目睹着这无以比拟的人间惨剧，经历着无可名状的痛苦，然后才用子弹结束了她们的生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击者称，杀人犯们“如此热衷于这种行为，看上去好像他们这一辈子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还有一个令人悲恸心碎的故事，这是迈耶·伯恩鲍姆的亲身经历。伯恩鲍姆是一名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美国军队的中尉。战争末期，他的军队开拔到奥德鲁夫劳改营，这里属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部分。集中营里面一片死寂，没有一点儿生命的迹象，看到的只有在集中营空地上一堆堆体温尚存的尸体。这是已经撤退的德军们上演的“最后的疯狂”。伯恩鲍姆试图寻找幸存者。最终在斑疹伤寒隔离区找到了两个尚有一息生命的犹太人，一个是35岁的波兰男性，另一个是16岁的匈牙利男孩。他们虚弱到无法行走，这才免于一死。他们向伯恩鲍姆提出的第一个请求就是想要一片面包。当回忆起被屠杀的亲人，他们无法抑制地抽泣。伯恩鲍姆接着描述道：

他们哭了将近15分钟，那个16岁的男孩忽然看着我，问我是否能教他如何忏悔。这个问题让我很震惊。我试图安慰他：“你已经在地狱中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不必担心忏悔的事情。你的操守记录是干净的，你还活着，你一定要让自己活下去，不要担心做忏悔的事情。”但是我的话没有起作用，他坚持着：“我想要做忏悔，我必须做忏悔。”

后来我问他：“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忏悔呢？”我希望聊天能够缓解他眼中流露出来的悲恸。他指着窗外问我，是否看到了外面的绞架。我说我看到了，他于是开始对我说：

“两个月前，集中营里有人逃跑了……德国军官大为光火，非要找出那个逃跑的人到底是谁。但是没有人能够告诉他。愤怒之余，军官决定和我们玩一个变态的游戏。他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要求集中营里的亲兄弟或者父子站出队列。我们不敢违背这个命令。于是我和父亲站了出来。

“他们逼着我父亲站在绞架下面的凳子上，用套索套住他的脖子。然后，军官用手枪顶住我的太阳穴，咬着牙说：‘如果你或者你的父亲不告诉我跑出去的那个人到底是谁，你就必须踢翻你爸爸脚下的凳子。’我看着我的父亲，对他说：‘别担心，爸爸，我不会这样做的。’但是他回答：‘我的孩子，你必须这么做，他的枪正顶着你的头，如果你不这么做，他会杀了你，然后他会自己把凳子踢倒，我们都完了。如果你踢凳子，至少你还能活命。如果你不这么做，我们都要死。’

“‘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这样对待我尊敬的父亲。’

“他听了我的话并没有释怀，相反，他忽然大声冲我嚷道：‘既然你叫我尊敬的父亲，我现在命令你踢凳子，这是你父亲的命令！’

“‘不，父亲，我不能。’

“但是我父亲变得更加愤怒，他知道如果我不遵命，就要亲眼看到儿子死在自己的眼前。他嚷道：‘既然我是你尊敬的长辈，这是你父亲对你最后的命令。听我说！踢凳子！’

“父亲的尖叫让我感到害怕和困惑，我最终踢倒了凳子，眼睁睁看着绞索在父亲的脖子上越缠越紧。”

他的故事结束了，然后看着我……我泪流雨下。他问道：“现在你告诉我，我是不是一定要忏悔？”

1963—1965年，22名奥斯维辛集中营近卫军战犯在法兰克福接受了审判。有一本书对这次审判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其中的目击者证词更是揭露了战犯们血淋淋的罪行和疯狂杀戮。这本书的前言中陈述的观点与阿伦特的“平庸的恶”完全不同，作者心有余悸地写道：

没有谁曾经命令他们必须将婴儿扔到空中，充当射击的靶子。或者把婴儿活生生地扔到火里，或者揪着他们的头向墙上砸，直到头骨断裂……无法计数的罪恶行径，一个比一个可怕，组成了一场空前浩大的灭绝罪行。

这本书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汉娜·阿伦特。她此刻已经意识到，大屠杀不仅仅只是官僚履行职责那么简单，它还有另外一面。阿伦特表示，法兰克福审判“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像是对耶路撒冷审判的一个必要补充”。因此，当很多人还在引用她的“平庸的恶”来解释纳粹破坏行径的本质时，阿伦特自己似乎已经意识到，真相远非如此简单。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不能为大屠杀提供一个完整而全面的解释。很显然，纳粹这场有预谋的种族灭绝，不仅仅是普通百姓消极地服从权威，只是为了履行命令而参与到谋杀同胞的行为之中，不存在私人恶意。此外，如果没有每一名纳粹分子的主动参与，这场屠杀也不可能达到如此残忍的程度。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可以解释官僚的消极行为，他们将犹太人押送到奥斯维辛，就像把土豆运到德国的不来梅哈芬一样没有任何感情色彩，这只是一种履行义务的行为。但是，他的服从研究却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纳粹在大屠杀中所做的那些充满恨意的狂热行为。

尽管如此，米尔格拉姆的观点对于解释大屠杀依旧有着重要价值。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尽管大多数德国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杀害犹太人，但是他们却接受了自1933年起颁布的若干种族法，只是有些人主动积极，有些人被动消极罢了。这些法律导致犹太人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损失，并且被社会所孤立，比如：解雇犹太员工；犹太人企业“雅利安化”，即财产充公；对犹太人实施宵禁；限制他们使用公共交通设施和电话等。最终，这些法律引向了种族灭绝。纳粹安全警察长海德里希（Heydrich）宣称，所有德国人都是后备警察，每个德国人的义务就是确保犹太人“守规矩”，并且向政府汇报任何可疑的情况。大屠杀开始之后，很少有德国普通群众试图保护他们的犹太朋友。米尔格拉姆的研究虽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纳粹的滔天罪行，但可以解释大多数普通德国人的行为就是对权威的服从。

米尔格拉姆的观点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纳粹杀手的残忍行为。这些杀手似乎在屠杀中获得快感，但米尔格拉姆认为，破坏性服从中包含着两个过程：放弃责任，将其交给上级管理人员，也就是进入“中间人”状态；另一个就是接受权威对情境或现实的描述。米尔格拉姆说：“人类倾向于接受合法权威对行动的描述。也就是说，尽管被试做出了行动，他却允许权威来定义这种行动的含义。”

纳粹领导人把反犹太行为定义为：“犹太人不是人类，而是低级生命物种，是害虫。德国人一旦与之接触，就会感染致命疾病。”在国家宣传机器的引导下，纳粹分子接受了这种定义，然后狂热地用各种无法想象的方法杀害犹太人，这种行为显示了他们对犹太人深植内心的恨意，这是他们行为背后的主要驱动力。而另一方面，米尔格拉姆提出的这两个过程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在实施罪行的时候没有任何犯罪感。

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被试不断增加电击强度，学生的“痛苦反应”也随着电击的强度而加强。米尔格拉姆认为，这种施加电击的方法是“将被试强制限定在其角色之中的”因素之一。这种逐级递进的方式是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破坏性服从的催化剂。这提醒我们，纳粹在杀害犹太人的过程中也采用了逐级递进的形式。正如希尔伯格所说：

这种破坏过程以一种明确的模式向前发展，是一个有步骤的行动。破坏过程的各个步骤以如下方式逐级发展：第一，定义“犹太人”概念；第二，没收财产；第三，将犹太人集中在犹太区；最终，纳粹做出决定，彻底消灭欧洲的犹太人。机动部队被派往俄罗斯，而在欧洲其他的地方，受害者被驱赶到死亡集中营。这是一种官僚性的破坏过程，一环套一环，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导致几百万犹太人的死亡。

在谈到实验过程逐渐升级的特征时，米尔格拉姆说：“实验室中的整个过程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每一个行为都会影响到下一个。服从行为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希尔伯格认为：“破坏的过程绝对不是单一性的发展过程，总是一个结果接着一个结果。破坏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中都包含着下一步骤的种子。”这种观点想必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在服从研究的影响下，美国的一个政府部门就做出了重大改变：美国陆军。很显然，军方真正吸取了米尔格拉姆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并采取了相应的修正行动。1985年，有一位大学生正在写一篇关于服从实验的研究论文，他写信给西点军校，询问“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是否是该校的重点课程之一”。学校行为科学和领导学部主任霍华德·普林斯上校在回信中说：“我的回答是：确实如此。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所有学生都要学习两门心理学课程：普通心理学和军队领导学。这两门课程都探讨了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及其深刻的意义。”

服从实验对军队还产生了其他的影响。军事心理学家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上校曾经写过一本书：《杀敌：在战争与社会中学会杀戮的心理成本》（On Killing: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他在书中深入剖析了士兵拒绝杀戮现象以及如何克服这个问题，其中很多地方都引用了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我在阅读该书之后与格罗斯曼取得联系，询问米尔格拉姆研究是否对军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他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进行军官培训期间，军队就曾放映过一些教育士兵如何反抗不合理命令的电影，当时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问世不过几年。他认为这是“军队历史上真正的进步”，直接受益于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同时也是从美军越南战争期间的米莱村大屠杀（My Lai massacre）(23)中吸取了经验教训。

这里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尽管纳粹的杀戮催生了服从研究，但米尔格拉姆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其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事实上，当年他结束了服从实验之后就曾表达过这种想法。

1964年3月末，他收到了一名中学生的来信，她为了参加州科学展模仿服从研究进行了一个实验。实验中的“电击器”有7个开关，还在实验过程中加入了一些巧妙的细节以增加真实感，比如一个可以发出火花和产生电流电弧的变压器。她向米尔格拉姆报告说：在她的“学习”实验中，77%的青少年被试完全服从了命令，按下了所有开关，向学生施加越来越强烈的电击。最后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她的美国被试与盲目遵循希特勒命令的纳粹年轻人如出一辙。米尔格拉姆在回信中告诉她：“仅仅从这样一个实验就得出关于纳粹时代的泛泛结论，未免有点言之过早。我自己也感觉，有时候我在归纳总结的时候太过急躁。归纳总结一定要小心。”

1967年，他在一篇文章的草稿中这样写道：

我在开始服从研究的时候，是将其建立在纳粹德国行为的背景之中的。服从是一个重要的人类行为问题，纳粹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不是全部。研究服从问题对理解社会和人类在社会中的角色至关重要，这种重要性已经超越了纳粹这个单一案例。的确，我们很容易过多地将实验室里的实验和纳粹德国的行为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即使德国从未存在，即使犹太人从未受到伤害，我们依然需要对服从进行心理学分析。我们要理解服从，因为它是社会生活架构中的基础部分。如果我们不能成熟地运用服从的力量，社会就无法运转。但是，如果我们被人性中的服从倾向所左右，道德就会消失。

在最终发表的文章中没有看到上面这段话。很显然，当时米尔格拉姆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还没有完全成熟。多年之后，他在《服从权威》的书中又提到了服从和纳粹之间的关系问题，此时他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本书的最后几页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高尔顿·奥尔波特在世的时候，喜欢把这个实验范式称为“艾希曼实验”。这个词也许还算恰如其分，但是我们不能对这个研究的重点产生错误的认识。如果只将注意力放在纳粹问题上，只关注纳粹的行为多么可憎，认为那些广为人知的残忍罪行只与服从研究相关，那么就大错特错了。本次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普通人在服从命令后进行的常规性破坏活动。在道德和权威之间挣扎是社会的内在本质，这不是因为纳粹德国引发的新问题。如果只将其作为一个历史问题来对待，我们就会对服从产生错误的认识。

瑕不掩瑜的服从实验

在人类实验法的发展过程中，服从实验的伦理问题所引发的争论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早期，针对以人类为被试的研究，美国心理协会制订了伦理规则，并成立机构审查委员会，保护人类被试的权利。197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国家研究法案，正式规定必须成立机构审查委员会，以审查实验的伦理问题。

当然，服从研究并不是这种转变的唯一催化剂，其他的案例还包括：1953年，在堪萨斯州威奇托，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陪审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对陪审团商讨案件的过程进行了电话录音。20世纪60年代，美国从欧洲进口了一种名为萨利多胺的镇静剂，超过1 000名医生向他们的病人开出了这种药物，却没有告知病人这种药在临床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副作用，即孕妇服药可能会造成胎儿畸形。1963年，布鲁克林医院的研究人员在没有告知病人实验反应的情况下，将癌症活体细胞注射到年老体弱的病人体内。1972年，一项持续了40多年的秘密医学实验被揭发出来。这项名为塔斯克基研究的实验始于1932年，同样是以人类为被试，研究目的是梅毒患者在不采取任何治疗的情况下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实验的被试是一组黑人。40年中，研究人员跟踪了这些被试的疾病发展过程，但是，被试对自己的病情始终不知情，研究人员任其病情自然发展，甚至在青霉素问世之后也没有采取任何治疗措施。

政府的这些监管规定固然出自好意，但还是引起了心理学家和其他行为和社会科学家的不满。米尔格拉姆自己就认为，“上层建筑（美国联邦政府）对社会心理学实验进行监管，其实有点小题大做”。当代很多社会心理学家都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真正需要政府监管的应该是生物医药业，社科类的研究就大可不必费此周章了。

先不论各方在这个问题中的立场如何，时代发展到今天，科学研究中的被试福利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美国心理学家》的一篇文章中，作者甚至将这个问题称为“心理学伦理敏感度的后米尔格拉姆时代”。谁能够想象，如今哪个政府部门会在被试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将他们暴露在危险的辐射中？或者明知道有对症治疗的药物，却出于研究的目的而对被试听之任之？这些可怕的实验在当今社会中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很显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服从实验和其他一些广为人知的实验引发了人们对研究伦理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

如果是在今天，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能否通过伦理问题的审查顺利进行？从原则上讲可以。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几乎不可能实现。在美国心理协会的道德标准和美国联邦政府的规定中，特别强调了被试知情同意的问题。在实验之前，潜在的被试必须了解实验的相关细节，确保他们在知情的基础上做出是否参与实验的决定。但在服从实验中，如果被试事先知道并不会对学生进行真正的电击，学生只是一个演员假装痛苦，这个实验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了。不过，在美国心理协会和联邦的规定中，被试知情同意这一点并不是硬性条件，前提条件是，研究机构能够提供一个分析报告，证明该项研究对被试或社会的益处大于其潜在的危害性。这就为类似服从实验这样的研究留出了余地。但这些联邦规定的执行机构并不是联邦政府，而是地方的机构审查委员会。

很长时间以来，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心理科学家发现，研究获得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在联邦规定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地方机构审查委员会会对规定做出自己的解释，比联邦规定更加严格。机构审查委员会在审查一个项目时，往往对潜在风险过于敏感，事实上，很多潜在风险发生的几率微乎其微。心理学家路易斯·派纳（Louis Penner）曾在他的大学中担任社会和行为研究机构审查委员会主任。他这样说：

坦率地说：我认为成立机构审查委员会是个好主意。但是请注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好主意在实际运作中是必要的。有多少个机构审查委员会，几乎就有多少种对联邦规定的解释。在有的机构中，研究人员提交了机构审查委员会申请后就等于进了“地狱之门”。有些机构审查委员会或其主席几乎没有多少实际的研究经验，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保护机构不受政府的谴责或遇到更糟的结果，因为让研究对象“受委屈”而吃官司。在另外一些机构中，机构审查委员会有丰富的研究经验，能够判断哪些研究确实能将研究对象置于危险之中，但与此同时，他们还要顾及研究机构自身的任务问题。无论是哪一类的机构审查委员会，他们实行的都是同一套联邦政策，这就产生了问题。

阿希的从众实验范式产生了很多实验变体，米尔格拉姆对此深感佩服：“对我而言，阿希的实验如同一个流光溢彩的学术珍宝，每次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就会像光线投射其上，反射出变化无穷的光芒，带来有趣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渗透到了现代文化中的方方面面，应用范围如此之广，将其称为“永恒的学术珍宝”也是恰如其分、毫不为过的。

为什么服从实验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和魅力？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它展示了人性中强大的服从权威特性。米尔格拉姆准确地抓住了一个社会行为的普遍概念，这个概念超越了时空，人们能够本能地感受到它。

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在他的文章中阐述了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的广泛影响，一语中的。

在社会科学的历史中，米尔格拉姆实验所做出的贡献可能是其他实验不可望其项背的，它已经成为共享智慧遗产的一部分。人类智慧遗产的数量稀少，其中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圣经箴言和古典文学等。思想家在思考人性或人类历史的时候，尽可自由地对这些智慧遗产旁征博引。

丢信方法和小世界理论

除了服从之外，米尔格拉姆还在很多其他现象中尽情挥洒着他的创新触角。尽管那些研究在服从实验的光芒下略显暗淡，但也是他学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从米尔格拉姆丢信方法诞生以来，一直都是测量态度和意见时经常使用的方法。这种间接、非侵入式方法被用来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北爱尔兰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到公众对流产的态度。

最近，研究人员利用这种方法进行了一项研究，特别值得我们的关注，因为这项研究在取样数量上出现了重大的突破，而米尔格拉姆曾经建议，这种方法在应用时需要使用大数量的样本。

1999年夏天，为了参加英特尔科学奖的评选，长岛高中学生卢卡斯·汉伏特花费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在纽约的富裕社区和长岛郊区“丢了”1 600封信。德鲁大学的安·肖茨曼是他的指导老师，肖茨曼当年曾在纽约城市大学师从米尔格拉姆。这些信的收信地址有与教育券(24)、同性恋有关的组织，还有在议员竞选中支持鲁比·朱利亚尼（Rudy Giuliani）或希拉里·克林顿的组织，从回信的比例可以看出人们在这些问题上持有的立场。正如所料，城市和郊区的回信比例与这些地方持自由或保守倾向的居民比例一致。但这次研究中有一些意外的发现，比如，曼哈顿的结果显示出居民对教育券制度的压倒性支持。汉伏特对这个结果做了一番深入的解释。

大都市中“支持教育券”信件的回信率如此之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政治角度来说，支持教育券政策的大多为保守派。为什么大多数自由派的纽约人也强烈支持这个政策呢？这显示出一个事实，高消费阶层的父母基本都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读书。对这些父母而言，教育券与“钱袋子问题”息息相关，与他们的利益密切联系。至少本次研究显示，政治倾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退居其次了。丢信方法在此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特征，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准确性，是一个特别鼓舞人心的发现。

米尔格拉姆进行的各种研究中，除了服从实验之外，还有一个成果因其产生的深远影响而备受瞩目，那就是小世界现象。它在科学界和其他的领域中激发了无穷的想象，其中对社会关系网研究的影响最为直接。科学家在小世界方法的激发下，寻找到一种研究人际交往关系模式的新方法。在米尔格拉姆之前，社会关系网方面的研究惯常采用自我汇报方法，比如向被试提出问题，让他们列出与哪些人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等。而在小世界方法中，被试通过“行动”展示他们社会关系的信息源，这是米尔格拉姆做出的最大贡献。著名社会关系网研究专家查尔斯·卡达辛（Charles Kadushin）认为，米尔格拉姆的方法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关系网分析方法之一”。

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米尔格拉姆在小世界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了解这个研究的人很少，基本上只局限于社会网络研究等社会科学范围内。这种默默无闻部分要归结于他发表论文的方式。他在1967年发表这份研究的时候，选择了《今日心理学》的创刊号，这本杂志当时的读者群特别小。

但是在1990年，小世界概念却以一种看似不可能的渠道走进了公众的视野。这一年，约翰·格尔（John Guare）在百老汇首次推出了他的新剧《六度分离》（Six-Degree of Separation）。剧中有一个角色叫作奎莎·奇崔兹（Quisa Kittredge），她在剧中有一句台词：“我读过一篇文章，说这个星球上的每两个人之间只隔着6个人。我们和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人之间都存在着六度分离。”1993年，这部剧被改编成了电影，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个途径了解到米尔格拉姆在小世界现象上做出的先驱工作。

1998年，康奈尔大学的两位应用数学家专门对小世界现象进行研究，得出了一个具有开创性的结论，研究成果刊登在《自然》杂志上。史蒂文·斯托加茨（Steven Strogatz）教授和他的博士学生邓肯·瓦茨（Duncan Watts）通过研究显示，米尔格拉姆可能找到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潜规则，这个规则并不只局限在社会交往之中。他们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展示出，只需很少的几个步骤就可以贯穿一个巨大的网络。这表明小世界现象存在于各种形式的网络之中，从美国西部的电网到线性虫的神经传导路径，再到网络电影数据库中的25万名演员等。斯托加茨这样说：

米尔格拉姆开创性的小世界研究在很多领域中“复兴”，促进了这些领域的发展，包括数学、电脑科学、物理学、传染病学、神经科学……小世界现象之所以用途如此广泛，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研究的课题，事实上，它是大型稀疏网络的普遍特性，这些网络中的节点既非整齐有序，也非完全随意。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在他的书《链接》（Link）中，结合他在电脑网络方面的研究，对这种“复兴”进行了详细描述。他和同事们所做的研究显示，因特网也有小世界特征。他们发现，在对超链接进行的分析中，平均只需点击19次，就可以将全世界网络中任意选择的两个网页链接在一起。

哥伦比亚大学的助理教授邓肯·瓦茨最近完成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在网络中使用米尔格拉姆的小世界方法。他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复制小世界现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将传递的普通信件换成功能对等的电子邮件。参与这个计划的志愿者，即“起始者”，只需登录这个项目的网站https://smallworld.sociology.columbia.edu即可参与。

目标人共有18名，位于世界不同地区的13个国家，年龄、种族、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职业都各不相同。实验方法是：起始者向可能与目标人有关的亲属或朋友发邮件，最终找到目标人。瓦茨和他的项目同事彼得·夏瑞登·多德斯（Peter Sheridan Dodds）和罗比·穆哈穆德（Roby Muhamad）在2003年8月的《科学》杂志中刊登了结果。但在小世界概念正确与否的问题上，该论文给出了一个复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