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奇思异想，原因就在于他们经历了一些看似诡异的事情。巧合让同时发生的事情看起来不仅别有寓意，而且绝不仅仅是凑巧那么简单。最为著名的巧合事件当属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亚伯拉罕·林肯之死了。林肯是在福特剧院被刺杀的，而肯尼迪则是在乘坐一辆林肯轿车出游时遭到了暗算，这辆林肯车刚好是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林肯于184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肯尼迪当选则是在1946年。林肯在1860年当选总统，而肯尼迪在1960年当选。两位总统的姓氏都包含七个英文字母，而且两次刺杀行动都发生在周五。在他们死后，继任的总统都叫约翰逊。安德鲁·约翰逊生于1809年，而林登·约翰逊是在1909年出生的。
当然了，这些惊人的巧合并非只有美国总统才会遇到，大部分人的生活中偶尔也会出现这种奇妙的现象。20世纪20年代，三个互不相识的人一起乘坐火车穿越秘鲁。由于坐在同一节车厢内，他们开始做自我介绍。结果发现，第一个人的姓氏是宾哈姆，第二个人的姓氏是鲍威尔，而第三个人的姓氏竟然恰巧是宾哈姆-鲍威尔。另一件惊人的巧合于1953年发生在伦敦的沙威酒店，也就是幸运黑猫卡斯帕所在的地方。为了报道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大典，电视台记者埃夫·库普西内特住进了酒店。他打开了自己房间的一个抽屉，结果发现里面有自己的朋友哈利·汉宁的东西，汉宁是著名的哈林花式篮球队的经理人。仅仅两天后，库普西内特就接到了汉宁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正住在巴黎的莫里斯酒店，结果在自己房间的抽屉里发现了库普西内特的一条领带。面对如此奇怪的巧合，很多人可能会问：“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又能有多少呢？”然后他们就不再深究了。不过，有些学者却不会就此止步不前，比如斯坦福的数学家佩尔西·戴康尼斯。
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曾邀请戴康尼斯前往，以判断他们的洗牌机是否真的会随机洗牌（当然不会如此）。他还曾利用高速摄像机每秒拍摄一万帧影像，以便对人抛出的硬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硬币在下落的时候会稍微偏向一开始出现的那一面）。他甚至还说服了哈佛的一个技术团队去创造一台能够完美实现随机抛硬币的机器。此外，他还就巧合的数学和心理学撰写过非常重要的学术论文，说正是某些鲜为人知的统计法则让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意外成真，其中之一就是大数法则。
在英国，几乎每周都会出现一次非常惊人的巧合，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这种事情仅仅是运气使然那简直无法令人相信。事实上，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极低，低到只有一千五百万分之一。这个惊人的巧合就是有人中了头彩。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每周都会发生呢？原因就在于有太多的人购买彩票了。很多巧合也都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出现的。全世界有数百万人过着复杂的生活，因此，如果偶尔有人中了头彩或者经历了怎么看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虽然人们忍不住会想这可能是上帝发出的某种信号，或者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感应，但事实上所有此类的事件都仅仅是一次偶然。阿瑟·柯南道尔在《蓝宝石案》中对此做了完美的诠释：
在极为庞杂的一大群人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行动和反应，事件的各种组合都有可能发生，许多小问题的出现看起来可能会既令人震惊又超乎寻常。
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那些看似隐藏特定信息的神奇回文，或对于人或事简洁而巧妙的描述。“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字母进行重新排列后刚好是“repulsed and ignorant arse”（令人厌恶的、无知的饭桶）；“President Clinton of the USA”（美国总统克林顿）则可以重新排列为“to copulate he finds interns”（他找实习生交欢）。我最喜欢的回文是字谜创作者考瑞·卡尔霍恩发现的，也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里面的名句：“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Whether,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究竟哪样更高贵，去忍受那狂暴的命运无情的摧残，还是挺身去反抗那无边的烦恼，把它扫一个干净。）重新组合后的句子刚好是整出悲剧的完美概括：“In one of the Bard’s best-thought-of tragedies,our insistent hero,Hamlet,queries on two fronts about how life turns rotten.”（在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悲剧中，我们那无比坚定的英雄哈姆雷特对人生腐化的两个方向发出了质问。）上述这些例子虽然看起来令人惊讶，但却并不是什么魔法。说到底这不过是大数法则使然罢了。文字有那么多种组合方式，剧本和图书中的文字又那么多，所以偶尔出现一些奇妙的回文也就不足为奇了。或许更为奇怪的是竟然有一些人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寻找此类回文。
虽然很多巧合都可以用大数法则加以解释，但有时候也涉及更为深奥的心理学。199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最常碰到的巧合是“小世界”现象，比如两个陌生人在派对上偶遇，结果却发现他们有共同认识的熟人。大约70%的人声称有过此类经历，其中20%的人说他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兰姆对这种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米尔格兰姆是一个杰出的人物，曾做过一些闻名于世的心理学实验。从1960年底开始，米尔格兰姆就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探索普通人会不会仅仅因为实验者要求他们那么做就将痛苦和折磨施于他人。在实验中，实验者要求参与者对另外一名参与者（事实上是一名假装受到了电击的演员）进行电压越来越大的电击。如果参与者稍有迟疑，实验者就会用“请继续”和“实验要求你继续”之类的话鼓励他们持续电击另一名参与者。米尔格兰姆的研究结果显示，大约有60%的参与者会因为有身着白大褂的实验者要求他们那么做而对不幸的受害者施予可能致命的电击。米尔格兰姆的电击实验非常有名，以至于每一本入门级的心理学教科书中都会收录，而且成为对流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数行为研究之一。20世纪70年代中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了电击实验的戏剧，威廉·夏特纳扮演了米尔格兰姆这个角色。1986年，音乐家彼得·加布里埃尔写了一首名为《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米尔格兰姆的37人》）的歌曲，指的就是在米尔格兰姆的一次实验中，40名参与者中有37人完全听从了实验者的指令。然而，并不为众人所知的是，他的电击实验激发了一系列同样令人震惊的后续研究。谢里登教授和金教授担心参与者可能已经知道电击的受害者是一名演员，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做了一遍这个实验，用小狗取代了演员来接受实实在在的电击。实验结果被写成了题为《以真实受害者进行服从权威实验》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只有略多于50%的男性对小狗施予了最大电量的电击，但即便面临致命电压也毫不手软的女性竟然高达100%。
在其学术生涯中，米尔格兰姆不断设计和执行非同寻常且发人深省的实验。事实上，他因此类的研究工作而变得闻名遐迩，以至于当他在1963年11月22日冲进同事上课的演讲厅宣布肯尼迪遇刺的消息时，大部分学生还以为这只是米尔格兰姆的另一个搞怪实验。
米尔格兰姆的理论研究一向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的，后来他决定以实际的方式了解“小世界”现象背后的真相。他给住在内布拉斯加州的198个人分别寄了一封信，请他们确保帮忙把这封信转给“目标收件人”：一位在波士顿工作、住在马萨诸塞州沙伦的股票经纪人。不过，在转寄的过程中有一个特殊要求。那就是参与者不能直接将这封信寄给股票经纪人；他们只能把这封信寄给他们觉得有可能认识那位股票经纪人的熟人。随后的每一位收信人都得到了同样的指示，而且都只能把这封信转寄给自己非常熟悉的人。
那么，到底需要经过多少个人才能与完全陌生的人取得联系呢？美国已经有数亿人口，但研究发现，要让第一个发件人与目标收件人取得联系只需要六个人，这一点的确令人惊讶。这意味着素昧平生的两个人之间仅隔六度之遥。这个结果也暗示，当今社会的联系要比我们想象的紧密多了，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仅凭口耳相传就可以迅速传播笑话、八卦新闻和流行时尚。此外，通过研究每个完整关系链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米尔格兰姆就能够大致了解20世纪60年美国社会的结构。人们更有可能将信件转寄给同性熟人而非异性，而且大部分的传递是通过朋友和熟人进行的，而不是亲戚。米尔格兰姆的发现并不仅仅适用于社会系统，同时也能够诠释其他各种不同的网络，其中包括供电网络、疾病的传播、互联网上的信息传递以及大脑神经网络的运转等。
1995年，在论及米尔格兰姆的实验时，数学家约翰·艾伦·保罗斯写道：
虽然还不清楚该如何通过研究证实这一点，但据我猜测，在过去的50年里，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平均连接数已经减少了。尽管世界人口的总数量在不断上升，但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个数字还将进一步缩小。
米尔格兰姆的传递信件实验所具有的意义是如此重大，再加上保罗斯对于世界必将变得越来越小的猜测，竟然没有任何研究人员想要重做米尔格兰姆的实验，这一点的确非常奇怪。鉴于此，我和同事艾玛·格林宁在2003年决定与《每日电讯报》的科学编辑罗杰·海菲德以及切尔滕纳姆科学节合作，郑重考虑这个议题。我们决定在英国率先再现米尔格兰姆的经典搞怪实验，并对两种说法进行验证。首先，我们是否会得出与米尔格兰姆一样的连接数？或者正如保罗斯所猜测的那样，连接数会变得更少呢？其次，有没有可能借助这个现象来解释我在研究幸运儿和不幸之人时遇到的另一个奇怪现象？幸运儿号称他们会经常遇到一些机缘巧合，这些巧合无疑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帮助。比如说，他们会在派对上撞见某人，然后会发现原来彼此有共同的熟人，并最终通过这些联系结为夫妻或者成了生意上的伙伴。或者，在他们需要帮助时，看起来似乎总认识某个人，而这个人认识的另一个人恰巧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相反，不幸的人很少提到自己有类似的经历。我们想要知道，幸运的人会不会有更多“小世界”经历，因为他们认识很多人，所以会在不经意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并因生活在其中而为自己带来了好运。
我在《每日电讯报》上刊登了一篇短文，诚挚地邀请有意参与“小世界”实验的读者和我联系。随后，100名志愿者收到了包裹，里面还有实验的说明材料以及一套明信片和信封。实验说明解释了实验的目的是确保包裹能够设想转交给特定的“目标收件人”。
我们所选的“目标收件人”不再是波士顿的股票经纪人了，而是换成了27岁的卡蒂·史密斯，一名在切尔滕纳姆科学节上负责活动组织的年轻人。和米尔格兰姆最初实验的要求一样，所有参与本次实验的志愿者和后续的收件人都只能把包裹转寄给自己熟悉的人。所有志愿者和后续收件人都必须将一张明信片寄回给我们，以便我们能够追踪包裹在国内的移动情况。
结果显示，包裹从最初的志愿者到卡蒂只需要经过四个人连接，比米尔格兰姆的实验结果少了两个人。实验中的某些关系链很好地阐释了貌似陌生的人们之间是如何很好地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有一位最初的志愿者是纺织品代理商，名叫贝瑞。贝瑞住在斯托克波特，所以并不认识卡蒂·史密斯，这或许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贝瑞把包裹寄给了自己的朋友帕特，因为她就住在切尔滕纳姆跑马场附近。帕特也不认识卡蒂。她把包裹寄给了自己的朋友大卫，没想到大卫碰巧就是切尔滕纳姆科学节的负责人。这下好了，大卫当然认识卡蒂，所以直接就把包裹交给了她，从而完成了整个链条的传递工作。
我们是第一次在英国复制米尔格兰姆的实验。包裹到达目标收件人所需的平均连接数减少了，这或许是因为英国的人际关系比美国更为密切的缘故。但另一方面，这证明了我们感兴趣的某种可能性，证明了在过去的40年里世界的确变得越来越小了。或许，正是由于电子通信的普及、电话网络的增加和更为频繁的旅行，我们所有人都比以前更为接近了。从社交层面上来说，或许科技真的让世界变小了。
全球变小的可能证据看起来都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我们是否发现了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幸运儿的人脉更广，因而生活在比其他人更小的世界里呢？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我们要求每一名最初的志愿者在参与实验之前评估自己的幸运程度。有38名志愿者没有把包裹寄给任何人，因此他们收到的包裹最终也未能送到卡蒂的手中。有趣的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此前都把自己评估为不幸之人。我们想要找出这种奇怪行为背后的秘密。为了确保能够参与实验，这些志愿者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但为什么在实验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放弃了呢？我们写信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寄出包裹。他们的答复蕴含着非常明显的信息——大部分人说他们想不出有什么熟人可以帮忙把包裹寄给卡蒂。因此说，看起来从一开始幸运的人就比不幸的人认识更多潜在的收件人，所以转寄包裹的成功率也就大大提高了。这个结果充分证明了幸运儿所处的世界的确比不幸的人更小，反过来，这也进一步增大了他们在生活其中的小世界里经历“幸运”巧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