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 L.冯·弗朗兹
在此前的著述中，C.G.荣格和他的一些朋友力图清晰地表现创造一象征的机能在人的潜意识心灵里所扮演的角色，并指出了在这一新发现的生命天地中可运用创造象征机能的某些领域。迄今为止，我们对于潜意识或原型——那些心灵动态核心的全部意蕴所知甚微。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原型对于个体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原型构成人的情感、伦理观和心理观，影响个体与他人的种种关系，从而影响他的整个命运。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在个体的生命进程中，原型象征的布局遵循一种整体模式，恰如其分地理解象征可以使人获得一种治疗效果。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心灵中，原型既能成为创造性力量，也能成为毁灭性力量：当原型唤醒激发新的观念时，它们即是创造性力量；而当这些同样的观念粘滞僵化为遏制进一步的发现的意识偏见时，它们便成为毁灭性的力量。
荣格在自己所著的一章中向人们表明，为了不削弱原型观念及象征的特定个体和特定文化的价值。不将它们整齐划一——即不将一种已成陈规的、理性公式化意义强加给它们，所有的释义尝试应该是多么精妙幽微，相互之间又应该有多么细微的差别。荣格本人一生献身于这类调查研究和释义工作；自然，这本书概略地叙述的只是荣格在这一新发现的心理领域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微乎其微的一部分。荣格是一位开拓者，他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无数更深一层的问题依然有待于人们去寻找答案，有待于人们去探索研究。这就是为什么他将自己的概念和假设建立在尽可能广阔的基础之上（又不使这些概念和假设过于模糊不清，过于包罗万象），为什么他的诸观点构成了一种所谓的“开放体系”，对于一切可能的新发现皆乐于容纳的体系的道理。
在荣格看来，他的概念仅仅是工具或曰启发性的假设。它们可能有助于我们去探索由潜意识的发现开辟的广阔的现实新天地——潜意识的发现不仅拓宽了我们的总体世界观，事实上它使这一世界观变一为二。现在，我们始终应该这样探问：一种精神现象是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而且还应该探问，一种“真实的”外部现象是通过意识感知的，还是通过潜意识感知的？
毋庸讳言，潜意识的巨大力量不仅显现于临床经验的材料之中，而且也在神话、宗教、艺术，以及其他所有文化活动中显现，人类正是通过这些活动表现自身。显而易见，如果所有的人都具有情感及精神行为的共同遗传模式（荣格称之为原型），那么可以期待我们将在人类活动的每一领域里找到它们的产物（象征性的幻想、思想以及行为）。
许多这类领域的重要的现代探索研究深受荣格著作的影响。譬如，在文学研究中，即可看到这种影响，在J.B.普利斯特利（J.B.Priestley）的《文学与西方人》、戈特弗里德·狄恩奈尔（Gottfried Diener）的《浮士德通往海伦娜之路》、詹姆斯·克尔什（James Kirsch）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类书中，到处可以看到飘动着的荣格思想的幽灵。同样，荣格的心理学为艺术研究也做出了贡献。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的著作、阿妮埃拉·嘉菲（Aniela Jarffé）的著作、艾里克·纽曼（Erich Neumann）关于亨利·摩尔（Henry Moore）的研究、迈克尔·提比特（Michael TiPPett）对于音乐的研究无不打上荣格思想的烙印。正如理查德·威廉姆（Richard Wilhelm）、恩温·罗素（Enwin Rousselle）及曼弗里德·波克特（Manferd Porkert）关于汉学所做出的贡献里吸收有荣格的思想与智慧一样，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nynbee）在关于历史学写作，保罗·拉丹（Paul Radin）在关于人类学的著书立说过程中，皆从荣格的教诲中受益匪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能依据原型的基本原则来理解艺术和文学（包括艺术、文学的释义）所独有的特征。这些领域皆有其自身活动的规律；正如一切真正的创造性成就一样，它们最终都无法用理性的方式加以解释。然而，在它们的活动领域里，人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宛如一种动态的背景活动的原型模式。此外，人常常可以从这些模式里辨认出（正像在梦里辨认出）潜意识的某一仿佛有目的的，进化趋势的要旨。
在人类文化活动的领域中，荣格思想的丰硕成果更为直接地为人们所理解。显然，如果原型决定我们的精神行为，那么它们必然会在所有这样的文化领域里显现。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荣格的诸观念在自然科学领域，像是在生物学中，同样也为观察事物开辟了条条崭新的途径。
物理学家沃尔弗干格·鲍利（Wolfgang Pauli）指出，由于种种新的发现，我们有关生命进化的观点需要修正，这种修正应该囊括潜意识心灵与生物学诸过程之间相互关系的领域。直到最近时期，人们一直认为，物种变异的发生是随机的、选择通过“有意义的”，适应良好的物种生存，其他的物种消亡的方式得以实现。但是，现代的进化者们指出，靠纯粹机缘完成的这类物种的选择所要花去的时间，比我们这个星球所估计出的已知年代不知要长多少。
在此，荣格的同步性（Synchronicity）思想可能有助于人们的理解，因为这一思想能够使人透彻地认识某种罕见的“机缘现象”事件，或曰意外事件；因此，人可以用它来解释为何那“有意义的”适应和变异的发生会比全然靠机缘的变异的发生所需时间要短。目前，我们已获得了大量的例证，在这些例证中，当原型被激活时，有意义的“机缘”事件就会发生。譬如，科学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同时发明或同时发现的例证。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例，是关于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理论的例证：达尔文在一长篇文章里提出了自己的理论，1844年，他投注全部精力，将他的这一理论文章扩写成一部重要的论文著作。
就在他从事这项重要工作的同时，他收到了一位年轻的生物学家的手稿，这位年轻的生物学家叫华莱士，达尔文对他一无所知，华莱士的手稿篇幅较短但与达尔文的理论相类同。当华莱士在马来群岛的摩鹿加岛上考察时，他知道达尔文是研究自然史的学者；不过，他丝毫也不知道达尔文在当时所从事的那类理论工作。
在各自的境遇里、富于创造性的科学家独自构思出自己的假设，构思出那种将改变科学的整个发展进程的假设。此外，每一创造性的假设构思皆发生于一种直觉的“瞬间”（尔后假设获得符合客观事实的证据）。因此，原型仿佛是作为动因出现，可以这么说，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创造的动因出现。（事实上，荣格称同时发生的事件为“同时创造的行为。”）
可以说，当个体知道有关生死存亡的命运之际，例如，当亲人死亡、财产丧失之际，相似的“有意义的偶合事件”即会发生。在大量的事实中，超感官知觉向人提供这类信息。这仿佛是在暗示说，当一种有关生死存亡的需要或冲动被唤起时，反常的随机事件就会发生；这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为什么一种动物，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或迫于生存的需要，会带来其外部物质结构的“有意义的”（却是非因果性的）种种变化。
然而，为了未来的研究，与微观物理学的复杂领域相关的、前景最为广阔的领域仿佛（正如荣格所认为的一样）业已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乍一看，很难令人想象，我们在心理学和微观物理学之间应该找到一种联系。但是，心理学与微观物理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有必要加以阐释。
这类相互关系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这样一种事实：物理学的大多数基本概念（例如空间、时间、物质、能量、连续介质或者场、粒子等）最初全是些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直觉的、半神话般的、原型的观念——那些随后逐渐演化，变得越来越精确，今天主要用抽象的数学术语表述的观念。譬如，粒子概念的系统阐述者，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哲学家留基伯（Leucippus）和他的弟子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他们把粒子称为“原子”——“不可分割的最小单元”。虽然原子的不可分割性并未得到证实，但是我们依然相信，物质最终是由波和粒子（或者非连续性的“量子”）构成的。
能量的概念，以及它与力和运动的关系，同样也曾由早期的希腊思想家给予系统地阐述，并由斯多噶哲学家加以发展。他们假设，存在着一种赋予生命的“张力”（tonos），这种张力是万物之源，并使万物运动。显而易见，这是我们关于能的现代概念的半神话般的胚芽。
近代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们，在构想新的概念时甚至也以半神话般的原型意象为依据。例如，在十七世纪，因果律的绝对效力在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看来，仿佛已由那种“上帝的决定和行为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给予“验证”。此外，伟大的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宣称，由于三位一体的缘故，空间的维度只能是三维，既不少于三维也不多于三维。
这些例证仅仅是很多例证之中两例，它们向人们表明，甚至于我们近代的基本的科学概念如何长时期依然与原型观念相连，这些原型观念最初起源于潜意识。它们并非一定表述“客观的”事实（或者至少我们不能证明，它们最终能做到这一点），而是从人天赋的心理趋向中涌现出来。我这里所言的心理趋向，是驱使人发现我们必须面对的各种外部与内部事实之间的“令人满意的”、理性的、说明性的关系。当人审视自然和宇宙，而不是寻找和发现客观的属性时，用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crnef Heisenberg）的话说，“人意外地与自我相遇”。
由于这种观点包含着种种言外之意，沃尔弗干格·鲍利和其他的科学家开始着手研究科学概念领域里的原型象征体系的作用。鲍利坚决认为，我们应该将关于外部客体的研究与关于我们的科学概念内部起源的心理学研究对应起来。这项研究可以使人用一种新眼光来看待在本章里稍后时引入的一个意义深远的概念——物理领域与心理领域之间，现在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一体”概念。
除了这种相当引人注目的潜意识心理学与物理学之间的联系之外，还存在其他更有魅力的联系。荣格（与鲍利密切合作）发现，分析心理学在关于自身领域讲究的迫使下创造出的概念，结果后来竟与那些当物理学家面对微观物理现象时所创造的概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物理学家们的概念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尼尔斯·玻尔（Nielr Bohr）的互补性（cotplementarity）概念。
现代微观物理学发现，人描述光的现象只能运用二种逻辑上相悖逆但又互补的概念：粒子的概念和波的概念。如果使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可以这么说，在某种试验条件作用下，光显现其自身，仿佛它是由粒子构成的；而在另一种试验条件作用下，光则显现为波。同样，人们还发现，我们既能够准确地观察到一亚原子粒子的位置，也能够准确地观察到它的运动速度——但却不能同时观察到二者。观察者必须选择他的实验装置，然而一旦这样做他就必须排除（或毋宁说必须“牺牲”）某种其他可能存在的实验装置和实验结果。除此之外，测量仪器也应该包括在事实的描述之中，因为它对于实验装置具有一种决定性但又无法控制的影响力。
鲍利说道：“由于基本的‘互补性’境遇存在的事实，微观物理科学正面临着一种不可能性：即用决定论的矫正方法去消除观察者的印象的不可能性。因而人不得不从原则上抛弃一切对于物理现象的客观性理解。在古典物理学依旧看到‘大自然的被确定的因果自然法则’之处，我们此刻只能寻找具有‘本原可能性’的‘统计法则’。”
换句话说，在微观物理学中，观察者以一种不可测定因而也不能被消除的方式介入实验。没有任何自然法则能够用公式系统表述，人不能说“某某事件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发生”。微观物理学家所能说的只是，“根据统计的本原可能性，某某事件可能发生。”自然，这为古典的物理学思想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它需要在科学实验里对于参与者—观察者的心理观加以考虑。由此一来，可以这么说，科学家们已不再有可能希望用一种完全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客观的”方式来描述外部客体的任何特征或特性。
大多数现代物理学家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事实：在每一微观物理学实验里，观察者的意识观念所起的作用是无法消除的；然而，他们本人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可能性：观察者的总体心理状况（包括意识和潜意识）同样在实验中也会发生作用。但是，正如鲍利所指出的，我们至少没有拒绝承认这种可能性的任何先验的理由。不过我们应该把这一可能性视为一个依然未有答案的、未经探索的问题。
荣格派心理学家们对于玻尔的互补性概念特别感兴趣，因为荣格看到，意识心理与潜意识心理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构成了一对相互对立的互补体。每一从潜意识中涌现出来的新内容皆由于部分地统摄入观察者的意识心理而被改变其基本性质。（如果人们注意的话）甚至连梦的内容也总处于那种半意识状态。而且，由梦的解析而引起的观察者意识的每一扩展，反过来将再次对于潜意识产生无法计量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我们只能用二律背反的概念近似地描述潜意识（正如描绘微观物理学的粒子一样）。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正如我们将永远无从得知物质的本质是什么一样。
让我们来进一步比较一下心理学与微观物理学。荣格称为原型（或曰人的情感模式和心理行为模式）的东西也可以用鲍利的术语，心理反应的“本原可能性”来称谓。正如在本书中所强调指出的一样，没有任何法则可以控制原型可能显现的具体形态。存在着的只有“诸趋向”，它们再次只能使我们说，在特定的心理环境中，某某事件可能会发生。
正如美国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经指出的一样，潜意识的概念本身可以比喻为物理学中“场”的概念。我们大概可以说，正如在一个磁场中，进入的粒子表现出某种秩序，在我们称为潜意识的心理领域里，心理的内容同样也以一种秩序化的方式出现。假如在我们的意识心理中，我们称某种存在为“理性的”或者“有意义的”存在，并把它作为对于事物的令人满意的解释来接受的话，那大概应该归于这样一种事实：我们的意识化的解释与我们潜意识里内容的前意识簇丛相吻合一致。
换句话说，我们的意识表象，在它们逐渐为我们感知之前，有些时刻已被有序化了（或者已被按一种模式排列）。十八世纪的德国数学家卡尔·弗里德利希·高斯（Karl Friedrich Gauss），为我们提供了这类观念的潜意识有序化经验的例证。他说，他发现数的理论中的某种规律靠的“并不是艰辛的研究，而是（可以这么说）上帝的恩惠。疑难问题的自解犹如闪电临降，我本人无法说明或向人们表明我过去所知道的一切，我最近用于试验的对象与那最终获得成功的一切之间的那种联系”。法国科学家昂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é）对于这一现象的描述更为明晰。他描述道，在一个不眠之夜，他怎样确信无疑地看到，在他的头脑中他的种种数学表达式互相冲突，直到它们其中的一些“找到一种较为稳固的联系。人仿佛感觉到他可以观察到自己的潜意识正在工作，潜意识活动部分地向着意识逐渐显露自身，同时并不丧失其自我的特征。在这类时刻，人具有一种两种自我机制之间的差异的直觉感”。
作为微观物理学和心理学同步发展的最后一个例证：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荣格关于意义的概念。在以往人们寻找关于现象的因果（即理性）解释之处，荣格引入了一种觅寻意义（抑或，我们大概可以说，“目的”）的观点。也就是说，荣格并不去问为什么某种事件发生了（即，什么是导致它发生的原因），而是去问：这一事件为了什么而发生？物理学领域里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许多现代的物理学家目前正在寻找的更多的是自然界里的“诸联系”，而不是因果律（决定论）。
鲍利预料，“潜意识的观念的传播将会超出心理治疗学应用的狭窄范围”，进而对于所有涉及总体生命现象的自然科学产生影响。自从鲍利提出这一发展的理论以来，他已经得到了一些关心新兴科学控制论的物理学家们的响应。控制论是有关对于由大脑和神经系统组成的“控制系统”与计算机之类的机械或电子信息及控制系统的比较研究。简而言之，正如现代的法国科学家奥列佛·考斯塔·德·勃利加尔（Oliver Costa De Beauregard）所表述的一样，科学和心理学应该在未来“进行积极的对话”。
如同荣格所指出的一样，心理学和物理学观念出人意料的对应现象向人们暗示，存在着物理学和心理学所研究的实在的两个场的可能性终极一体——即：所有生命现象的心理物理的一体。荣格甚至相信，他所称之为潜意识的东西以某种方式与无机物的结构之间有着一种联系——那种仿佛由所谓的“身心”疾病的问题所暗示的联系。那由鲍利和艾里克·纽曼追本溯源的存在的一元观念，被荣格称之为一体世界（unusmundus，在一体世界里，物质和心灵浑然一体，或曰尚未被分离化）。荣格指出，当原型在同步性事件中显现时，原型表现出一种“类精神”（psychoid，非纯心理的，而是差不多为物质性的）特征，因为，这类同步性事件事实上是一种内心理和外在事实的有意义的契合结果。荣格为印证心理物理浑然一体的一元观点铺平了道路。
换言之，原型不仅仅与外在的境遇相吻合一致（犹如动物的行为模式与它们的周围环境相一致）；而且，实际上它们趋向于在既包含物质也包含精神的同步性“协和事件”中同时显现。然而，这些陈述仅仅暗示出可以开展关于生命现象研究的某些方向。荣格感到，在我们急于构思大量有关物理心理相互关系的抽象假设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去大量地了解这两个领域（物理和心理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
荣格本人感到，通过深入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将是研究我们基本的数学公理（axiomata）——鲍利称为“本原数学直觉”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他特别提到了算术里数字的无穷级数、几何学里连续系统的思想。正如德籍的著作家汉纳·阿林德特（Hannah Arendt）所言：“随着现代意识的出现，数学并非只是扩大了自己的内容，或者向外延伸、进入无限，以逐渐适应于无限的巨大之物和正在无限地生长着的、扩展着的宇宙，而且它已不再与表象相关，数学不再是哲学的开端，或者是在其真实表象意义上的存在‘科学’，而是已经成为人类心理结构的科学。”（荣格派的心理学家会立即问道：他说的人类心理是哪个心理？是意识心理还是潜意识心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关于高斯和彭加勒的经验一样，数学家们也发现了这样的事实：我们的表达式在我们感知之前，已经被“有序化了”。B.L.冯·德·瓦尔腾（B.L.van der Waerden）曾引证过大量源于潜意识的重要数学顿悟的例证。他最终的结论是，“潜意识不仅具有联系与结合的能力，而且它甚至还具有判断能力。潜意识的判断是一种直觉的判断，但只要是在有利的境遇之中，这种判断完全真实可靠。”
在许许多多的数学本原直觉或曰先验观念之间，“自然数”从心理学意义上来看仿佛最容易唤起人们的兴趣。它们不仅为我们的日常意识生活服务，从事测量和计算的工作；而且无数世纪以来，它们始终是唯一存在着的、“辨析”那类古老形态的占卜，如占星术、命理学、泥土占卜的意义的工具。各种形式的占卜皆以算术运算为依据。荣格根据他的同步性理论，对于各种形式的占卜进行了探索研究。除此之外，从另一种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自然数毫无疑问是原型的表达式，因为我们被迫使以某种被限定的方式来对它们进行思考。譬如，没有任何人能够否定数字2是唯一存在的本原偶数，即使他以往从未有意识地对于2进行过思索，情况依然会如此。换言之，数字并非是人们为了计算的目的而有意识地发明出来的概念，它们是潜意识的自然生发的产物——宛如那些其他的原型象征一样。
然而，自然数同样也是与外部客体相粘附的特性。我们可以断定或者计算出，这里有两块石头，那里有三棵树。甚至即使我们剥夺外部客体的色彩、温度、大小等特性，它们的“众多性”或曰具体的多重性依然存在。不过，这些同样的数也是我们自身心理结构的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是那些我们用不着观看外部客体即可从事研究的抽象概念。这样一来，数就仿佛成了一种物质领域与心灵领域之间的具体可感的联结纽带。根据荣格所留给人们的暗示，此处正是深入的探索研究可望获得最为丰硕的成果的领域。
我简明扼要地提及这些相当难以理解的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向人们表明，在我看来，荣格的观点思想并未形成一种“权威学说”，他的思想观点只是一种崭新世界观的开端，这一崭新的世界观将继续演化、扩展。我希望它们将会使读者管窥到在我看来仿佛是代表荣格的科学态度的精华及典范的一切。他始终都在自由自在地觅寻探索，勇于反抗任何传统的偏见和陈规陋习。与此同时，在对于生命现象的理解过程中，他又总是虚怀若谷，力求做到稳妥中肯，准确无误。对于以上所述的那些观点思想，他并未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因为他感觉到，自己手里并无足够的事实证据可以用来对它们做出解释。荣格通常喜欢这么做：在发表自己的新见解之前，他一般要等上几年时间，反复检验它们的正确性，同时他本人对于自己的新见解提出每一种可能的质疑。
因此，一开始读者可能感受到的他观点思想中的某种模糊性，事实上这种模糊性起源于那种学者谦虚谨慎的科学态度——一种不以轻率的、肤浅的、伪科学的解释，不用过分简化的方式排斥新的、可能存在着的种种发现的态度，一种注重生命现象的复杂性的态度。在荣格看来，生命的现象始终是一个充满魔力的谜。它从来都不是但在那些头脑僵化的人们看来是一个可以去设想我们知道有关它的一切的“已被解释的”事实。
在我看来，创造性的观点向人们展现自己的价值，它们宛如钥匙，帮助人们“打开”迄今令人难以理解的种种事实之间的锁结，从而使人们进入生命之谜的深处。我深信，在这一方面，荣格的思想观点可以帮助人们发现和解释科学（及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中的新事实，与此同时，使每一个体获得一种更为和谐的、更合乎伦理的、更为广阔的意识观。如果本书的阅读唤起了读者想进一步研究潜意识、吸收潜意识中的精华的热望，那么这本导论性的书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