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对于精神官能症是一种心理功能上的错乱，因此心理治疗是主要的治愈方法，这点大家都已取得共识。但是，如果我们问起精神官能症的结构，以及治疗的原则时，意见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我们必须承认，对于精神官能症本质的理论，至今仍然没有让各方都感到满意的见解，遑论治疗的原则。如果在这方面又延伸出两个深具影响力的潮流或学派，那么目前这些分歧意见，还会无法穷尽，甚至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之中也有不少不隶属于那一个派别，而从矛盾分歧中建立他自己特殊见解的人。若要对这些五花八门的见解做一个总结式的描述，就得把一道又一道的彩虹都集合到调色盘上。因为我一直想要一览这众多的见解，势必无法长期漠视这些众说纷纭的看法，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话，想必会有兴趣做这件事，给予总结式的描述。如果这些见解不是针对一个特殊的心理、性情，或多或少具有普遍性的心理基础事实而发的话，就不会蓦地兴起，更不会一个接一个聚集起来。若我们以为这些见解乖谬而摒弃之，就会视这种特殊的性情或那个特殊的基础事实为误解，拒绝去了解。换句话说，我们将滥用自己的经验素材。认同弗洛伊德精神官能症的性理论，以及心理事件主要与婴幼儿时期的情欲和满足有关的观点，心理学家应该从中学到，以这种方式去思考和感受，是要与一种普遍存在的倾向相符合，而另外一种与弗洛伊德无关的理论，以集体—心理现象之表现的姿态，同时在许多地方、阶层，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出现，这是在目前很引人瞩目的精神潮流。我首先想要以哈维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1]、福雷尔（August Forel）[2]，以及《人的生殖》（Anthropophobia）[3]的一些作者，加以探讨，其次相对于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性学专家，以及所谓的优美文学中对性题材做广泛的讨论，而所谓法国的现实主义者也同时给予性题材的探讨。对于弗洛伊德是当代探索具有历史背景之心理真相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此我们基于某种可以理解的理由，暂不继续这个话题。
一如弗洛伊德，阿德勒在全球所获得的赞许指出了一桩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让我们明白，因自卑感引起而怀有对价值需求的解释理由的人不在少数。这种以心理实情为考量的观点，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并未获得重视，这一点毋须争论，我不必巨细靡遗地指出：阿德勒如何将他的集体心理意识与社会条件的理解，展现为他的理论模型。这些大家有目共睹。
如果我跳过了弗洛伊德与阿德勒的观点之真实性不谈，将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若我把二者中的一个当成唯一的真理的话，也同样不可原谅。两个真理都与心理事实呼应，的确有些案例在主要事件上要用其中一种的理论，而其他案例则最好根据另一种理论来表达和解释。
我无法指责这两位作者犯下的主要错误，相反，我要竭尽所能地运用这两种假设，以利辨识他们是相对性的正确性。如果不是发现了若干事实，迫使我修改的话，我其实从未想过要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对于阿德勒的见解态度亦然。
说完这些话之后，我不需要再度强调，我认为我背道而驰的观点的真实性也具有相对性，而且如此觉得自己成为另一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使得我几乎要引用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4]的诗来招供：“我相信唯一一座能赐福的教堂，我是它现时唯一的教徒。”
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应该谦虚地面对今日所使用的心理学，并且包容看起来众多的矛盾意见，因为我们其实离这个境界还很遥远，以最主要的科学对象，也就是人的心理本身来了解呈现基本之物。我们暂且只拥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看法，但其间并未有共识。
如果我因此站在听众面前叙述一些个人的看法，但愿各位不会误以为我在吹嘘一个新的真理，甚至为毋庸我再行置喙的福音做布道。实际上我只能试着谈谈当代那些我原先不甚明了，而现在得到澄清的心理事实，或者如何克服治疗时的困难。
后者尤其是我想要谈的重点，因为绝对有必要修订。众所周知，人们对于不完整的理论的包容力很大，但不完整的治疗方法得不到相同的待遇，在我将近30年的心理治疗实务中，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比成功的个案还要令我印象深刻。无论原始的巫医或祈求健康的人，每个人的心理治疗都有效果，心理治疗师很少从成果中学到什么，甚至一无所获，所犯的错误已令他疲于应付，失败却相反地成为弥足珍贵的经验，因为个中显现的，并不只是一条通往较佳真理的道路，它们是迫使我们去修正我们的见解与方法。
因此我首先要感谢弗洛伊德，其次为阿德勒伟大的援助，以及在实务上如此承认他们，以至于我运用在自己的当事人处理上，尽管如此我依然要强调一点，那就是失败让我感到苦恼，所以当我事后观察认为有必要修订时，就萌生了一种理念，我根本就应该设法避免采用这些理论。
要在此叙述所有我推动所依据的一切条件简直不可能，只要提出几个典型案例，应该就可以了。超过40岁的当事人对我来说尤其棘手，年纪较轻的，我通常能以熟知的方法应付，因为弗洛伊德和阿德勒都有的倾向是让当事人适应、正常化。两个观点运用在年轻人身上都很好，看不出来有任何错乱的残迹遗留下来，根据经验，年纪较长的当事人通常就没这么顺利。此外，我觉得心理的基本事实，会随着年龄而产生剧烈的变化，其中心理的差异可以比拟为人生的早晨和午后之心理学。一般来说，年轻人的生命正在扩展，伴随着努力要达到的目标，而他的精神官能症似乎主要在于他犹豫不决，或者裹足不前。年长的人则与此相反，人生处于挛缩的状态，不再坚持要完成什么，不再扩张版图，他的精神官能症是沉湎于年轻的时代，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保守。如年轻的精神当事人畏惧人生，年老的则惧怕死亡，年轻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目标，却成为老人的心理障碍。最终的结果都一样，年轻的精神当事人因为犹豫不决，原来对父母的一般依赖变成了有违常情的乱伦关系。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的精神官能症、反抗、压抑、移情、虚构等等，虽然看起来十分相似，对年长者来说意义却大不相同。因此要修订治疗目标，当事人的年龄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标记。
但是，在年轻阶段的人生中也有不同的标记，一个适合运用阿德勒心理学的类型来治疗的当事人，也就是价值需求未获得结果的当事人，却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来为当事人治疗，我认为这是一项医疗疏失；而硬把阿德勒的观点强加在功成名就的人身上，也同样是个严重的误解。碰到有疑问的个案时，当事人的抵拒可以是很有价值的指标，我倾向于严肃看待顽强的抵拒——听起来也许很奇怪。我相信在必要的时候，心理治疗师并不比当事人多知道些什么，针对心理状态，当事人不可能完全潜意识。心理治疗师谦和的态度绝对是很恰当的，对于这个事实，也就是现今不只没有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心理学，还有许多我们尚不知的性质，以及独特的心理，我们都还无法套用什么格式来说明。
各位知道，关于性情我有两种不同的基本看法，仿照许多善于识人者争辩过的典型差异，我假定有外倾和内倾两种。这个观念我视之为重要的标记，一如某个心理功能面对另一种功能时经常占优势一样。306个人生命的多样貌，使得心理治疗师出于潜意识使用，但原则上与他的理论信念并不一致的方法，有必要做持续性的修正。
谈到性情这个问题，我不应该忽略一点，那就是人可以分成以精神或物质为主的两种，而我们不要以为所有这种态度是意外获得的、彻头彻尾的误会。热情癖好甚至经常是与生俱来的，批评、劝告都无法使之戒除，有案例显示，十足的物质主义在面对宗教性情时予以回避的情形，相反的案例在今日想必更具有可信度，虽然宗教性情并不比物质主义多见。这也是一个我认为不该被忽视的标记。
当我们使用“标记”这个词的时候，希望它看起来与一般医学所认知的治疗标记一样，也许它应该如此，但是今日心理治疗尚未到达这个境界，所以“标记”的说法顶多只是不流于片面性的警告罢了。
人的心理是一个惊人的模棱两可，每一个案例我们都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究竟是一种态度或所谓的习性，还是只是抵消一个对立。我必须承认，在这方面我时常混淆，处理具体的个案时，我会尽可能不管关于当事人精神官能症的结构，以及关于当事人可以这样、应该那样的所有理论上的假设，我尽量以纯粹的经验来决定治疗的目标。或许这点看起来会让人感到惊讶，因为心理治疗师通常都会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不过我认为心理治疗师在从事心理治疗时，不要设定明确的目标比较可取。除了大自然，以及当事人的人生意志以外，大概很少人会更清楚，人生的重大决定往往取决于本能，还有一些神秘、潜意识的原因，超过由有意识的意志，以及善意的理智来决定。这个人穿着合脚的鞋子，另一个人却觉得紧，况且也没有人人都适用的人生药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形式，要为非理性排名的话，莫此尤甚。
这些当然不会阻碍人们尽量正常、有理性，治疗的效果差不多了，适可而止，效果不彰时，治疗也要根据当事人的非理性的事实矫正。在此我们应该以大自然为师，心理治疗师能够做的，是少治疗多发展当事人身上的创造性因。
我想要指出的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发展，治疗也就在那儿停下来。正如各位所见，针对治疗这个问题我能够贡献的，也只是局限于这几个理性治疗没有结果的案例来谈。我能得到的当事人资料很奇特地聚集在一起：新的个案少之又少。大部分当事人曾经接受过某一种心理治疗，效果不完全或不好，我的当事人中三分之二已过中年，有三分之一根本不是以有临床诊断的精神官能症为苦，而是深为生活之无意义与空洞所苦。如果有人将这个称为现代普遍的精神疾病的话，我也不会反对。
这些特殊的资料使得理性的治疗方法面临一种极特别的冲突，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多是社会适应良好、不乏成就非凡的人士，正常得无话可说。至于何谓正常，我最不愿意端出的，就是约定俗成的人生观。在我接触过的个案中，大部分是意识精疲力竭——流行的英语如是说：“我进退维谷”——就是这个事实促使我寻求不为人所知的方法，因为当事人的问题：“您给我什么建议，我该怎么办？”我无可奉告，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如果我的意识看不见可行的道路时，就会停滞不前，而我潜意识的心理对这个难堪的静止状态将有所反应。
进退维谷是一种心理过程，在人的发展道路上，不断地反复出现，甚至成为许多童话和神话的题材，在此有着如同大开深锁重门的曼荼罗花，或者变成走出荒郊野外极有助益的一种动物。换句话说，进退维谷是很典型的事件，它不断引发典型的反应与补偿动作。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估算出，这些反应中不无呼应潜意识之处，譬如出现在梦中的景物。
所以，这些案例首先让我注意的是梦，这样做并非因为固执，一定要与梦有关，或者因我掌握神秘的梦的理论，应该是这个或那个意思，我是基于再简单不过的困境。我不知道如何把它引出来，于是我尝试从梦里去寻找，因为梦中的图像意有所指，至少比什么都没有来得好一些。我不懂梦的理论，不知道怎么会做梦，我对待梦的方式是否配称为一种方法，我也完全没把握。我把所有反对梦的解析的偏见看成风险与专断的本质，但我另一方面又知道，如果有人长期且彻底地思索一个梦，亦即无时无刻想着，通常会有一些东西呼之欲出。这些东西当然不是我们可以拿来炫耀的科学结论，也不会合理化，但是是一个实际上很重要的暗示，用来指出当事人潜意识的目标。我不应该说思索这些梦的结论，科学上可获证实或站得住脚，只是如果当事人觉得有道理，因而激发起他生命的活力，我就应该满意了，是我追求一个爱自己[5]的目标。我唯一可以肯定的一个公式，是我的努力有了成果。我的学术一直想知道它的任何作用，也就是研究，并于有时间时就去探究。[6]
梦的内容多彩多姿，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活动。许多个案显示，梦开始返回过去，让我们忆起遗忘或遗失的东西。那么生活方式变得单调、停滞且混乱，也就会出现突然失去所谓的心灵能量的症状。所有到目前为止从事过的活动都变得无趣、没有意义，那些活动的目标瞬间变得不值得全力以赴，对有些人来说这只是一时的情绪，对某些人却会变成一种慢性的状态。从这些案例中，经常可见过去在某处的人格发展的关键被埋葬了，然而没有人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当事人也不得而知，但是梦可以揭露这个线索。
另外的情况下，梦指向意识从未接收、问题丛生或冲突不断的当前事实，例如婚姻、社会地位等等。
这些如果发生在有理性的人身上，我很容易就对这些梦了解清楚。真正的困难始于梦指向含糊的东西，尤其是试着掌握未来的事物时，而梦经常如此。我不认为这一类的梦一定是预言式，而是预感的或再认知的梦，这种梦嗅出可能，因此对于局外人来说永远都不清楚了解。我自己也常觉其不足采信，所以习惯对当事人说：“我不相信，但您不妨追踪这个线索。”我前面说过，唯一的公式是激励的作用，但我们长期以来还不需要去看出为何发生这种的原因。
这个现象在蕴含“潜意识形而上学”，亦即在玄奥类推思考的梦境中尤为显著，有时以非常罕见的形式出现，使做梦者目瞪口呆。
有人会质疑我为什么知道这些梦蕴含了“潜意识形而上学”的东西，现在我必须承认，我其实不确定这些梦是否含有这些。我对梦了解实在太少了，只看得到在当事人身上的作用。在此我想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在我的一个“正常”个案中有一个较长的梦，梦中的主角是做梦者姐姐的一个小孩，这个年仅两岁的女孩生病了。
实际的情况是他的姐姐曾经有过一个夭折的儿子，此外她的其他孩子都很健康。生病的小孩梦中之情景似乎难以接近，大概是因为情景与事实无一吻合的关系吧。做梦者与他的姐姐并不很亲近，所以他对这个画面不太有感觉，但是他突然想到两年前开始上的神秘学的课，上课期间他也接触过心理学。那个小孩显然是指他内心的兴趣——我绝不可能想到这一点。纯粹以理论做观察的话，这幅梦中的景象什么意思也没有，有那个东西或事情本身意有所指吗？唯一可确定者，是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人在表明什么，提供一些信息，对心理学而言这是最根本的东西。研读神秘学不太正常，做梦者因而萌生新的、好玩的理念，不知怎的，敲中了他的心坎儿。这就是关键：我们觉得好的才会产生作用。他认为这个理念是一种批判，因此态度上发生了若干变化，一个有理智的人不会刻意制造这些细微的改变，于是这些改变登场了，经由这种细微的变化，物体开始运用，而至少原则上是被克服了。[7]
关于这个例子，现在我可以补充一点：这个梦大概是说做梦者的神秘学课程不正常，在这种意识下我也可以谈一谈“潜意识的形而上学”，假使做梦者透过他的梦境产生这类理念的话。
我再进一步说：我不仅给这位当事人机会，继续探索他的梦，我也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同样地告诉他，我的突发奇想与意见，如果出现了暗示的作用，再好不过，因为通常要我们心里有准备，才会有所暗示。目前为止我们在这道谜语中打转，倒也无妨，因为当下一次机会到临时，不正确的就将如异物一样被驱逐出境。我不需要证明我对这个梦的分析是正确的，这种行径毫无意义，我要做的只是与当事人一起找出有用的东西，我只是尽量去找出真实的东西。
因此这是我尽可能去探索原始心理学、神话学、考古学，以及比较宗教学，一个既特殊又难得的机会，因这个领域提供我极其珍贵的类推，我可以丰富当事人的突发奇想。于是，我们能够联手把看起来不重要的东西挪到一旁，暂时不分析，借此提高可能产生的效果。对竭尽所能在个人，以及理性的范围内活动，却依旧摸索不出一个道理，因此感到懊恼的非专业人士而言，这表示势必要有一探生命与经历非理性范畴的能力。我们所习惯的、日常的观点将因而改变，改变甚至会赋予新的光彩。大多数我们如何看这些东西，而不是这些本身是如何。为微不足道但有意义的东西而活，一向就胜过巨大却无意义的东西。
我想不要低估了这个活动的风险，这有点类似一时兴起空中造楼阁，没错，我们甚至可以嘲讽地提出异议——这不算稀奇——心理治疗师与当事人在治疗行动中，基本上不过是个幻想罢了。
这个异议并非反驳，反而直捣重点。我甚至很努力地与当事人一起幻想，我的幻想还真不少，幻想对我而言毕竟是男人心理创造力的表现，而且我们永远不会比幻想力来得崇高。当然有些幻想是不完全、不可能达到、病态又令人失望的，每一个具有一般常识的普通人都觉察得到其中的空洞，但是通常失误并不表示反对正常化，人类所有的创作皆源于有创意的幻想。我们何不发挥表象力呢？一般来说，幻想力因与人类和动物的本能有强烈且密切的关系，很少会误入歧途，它是有其深奥的道理，总是让人感到又惊又喜。有幻想力助阵，人们挣脱了“除此之外无它”的束缚，将自己提升至精神活动的境地，这个人一如席勒（Schiller）所言，“他只有在精神活动的地方才是完整的人。”3071我所指的作用，是创造一个我的当事人开始对他的本质进行试验的心理状态，在这个状态中没有什么东西永远存在，如化石般毫无希望，而是一种流畅、变化，以及发展的状态。原则上，我当然只能呈现我的技巧，凑巧熟稔我的工作的读者，不妨想一想不可少的对照。这里我只想强调，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我的行动毫无目标或漫无限制。我一再规定自己绝不可超越蕴藏于有效环节中的意义，我的努力只在于尽可能让当事人有完全的意识，这样他才能察觉到这个超个人的关系。如果他遇见了他以为只会发生在他身上，在现实生活里却属稀松平常的经历，那么所指涉的显然错误，因为太主观性了，以至于背离了人的共同性。同样必要的，是我们不仅具有个人当下的意识，而是另有对历史的连续性有所感觉的超个人意识。大概听起来很抽象，但仍然是形成精神疾病的主因，一件很实际的事实，譬如说幼稚可笑的宣导错觉，导致人们漠视心理对宗教的需求。今日的心理学家应该尽量知道，问题不在于教条与教义，主要与心理作用重要无比的宗教态度有关，而以宗教功能来看，历史的持续性绝不可少。
为了要重返有关我的技巧的问题，我问自己究竟可以依赖多少弗洛伊德的权威，总之我学过弗洛伊德自由联想的方法，于是我视我的技巧为这个方法的直接深造。
只要我能够帮助当事人找出梦境有效的环节，只要我致力于让当事人看出梦中象征的一般意涵，当事人就仍处于心理的童年状态。首先这要看当事人所做的梦，其次是下一个梦能否给他一些灵感的问题，然后他要看我是否有突发的奇想，借由我的知识扩大当事人的理解。当事人仍然处于有点儿无奈、被动的状态，一切都不确定又可疑，因为当事人或我都不知道这趟旅程将往何方，较之在埃及的幽暗中到处摸索好不到那儿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别期待有绝佳的效果，因为不确定性实在太高了，以及频繁出现的危险，我们白天织好的布，到了晚上旋即撕个粉碎。什么都不会实现是其危险所在——字字属实——不会产生任何具体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做起彩色的梦或出现一个怪异的形体也不足为奇，当事人告诉我：“您看，如果是画家，就可以把它画成一幅画了。”梦中不是在谈论摄影、画的图或手写的花体字，就是电影中的画面。
我利用这些暗示，要求这位当事人，把那个在梦中或幻想中出现的观望形体画下来。通常我会听到这样的抗议，他又不是画家，而我则习惯说现在许多画家也不像什么画家，所以今日的绘画艺术不受到保护，反正美丽与否根本不重要，花多少心思在一幅画上才是重点。至于这话的真实性，不久前我才看到一位才华洋溢、专业的肖像女画家，像儿童初次尝试一样可怜，用我的方式画画。严格说来，仿佛她手上不曾拿过画笔似的。与将内心画出相较，熟谙绘画技巧是另一种艺术了。我许多已有进展的当事人开始画图，于是我明白，当有人把基本上没有太大功能的东西当成业余嗜好，印象反而会最为深刻。然而我们忽略了，在此要说的不是一个还可以证明自己有社会效益的人，而是那些再也无法多看在社会效益中的意义所指为何，而且对他们个人的人生抛出一个比较深沉也比较危险的问题的人。当人群中的一粒微尘，唯有当这个人尚有发展的可能，而非完全多余的情况下，他才会觉得有意义、有吸引力。适应力比一般水准低的人，也许不认为个人生命的意义有什么重要，而个性随波逐流之类的人，往往更加否定它的重要性。都不属于这两类的人，迟早都要面对这个难堪的问题。
即使偶尔有佳作出自当事人之手，就是应该能放在现代“艺术”展览的那些作品，较诸真正的艺术，我依然会认为毫无价值。当事人的画作不值钱甚至是不重要的，否则他们就会幻想自己是个艺术家了，如此，练习画画就大错特错了。艺术不是这里的主题，尤有甚者，根本就与艺术无关，它反而比纯艺术还要多些什么，而且有所不同，也就是在当事人身上产生的活生生的效果。那些于社会立场而言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在此却反而最为珍贵，即个人生命的意义，为此他要全力以赴，将无法言喻地转移到儿童般笨拙、可以看见的形式。
为什么我会让当事人在某个发展状态中，借着画笔或钢笔来表达呢？
为了要达成效果，这点也非常重要。当事人在前述的儿童心理状态中很被动，现在他要积极行动，他先是一位被动的观望者，然后使之成为自己的行为，不仅嘴巴谈这件事，也要付诸行动。就心理学上来说，以下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是否每个星期和心理治疗师谈几次有趣的话题，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或是否花费数小时之久且百般无奈地与画笔及颜料奋战，肤浅地看，只为了要画出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来。如果他真的觉得没意义，那么他将厌恶辛苦地画画，不太愿意再做第二次的练习。若他的幻想力看来并非全然无意义，这个活动的效果就仍要强调。此外，图形的每一部分都会被强迫变成一个持续性的自我观察，才会因此发展出完全的效果。片刻的真实会借此进入单纯的幻想力之中，于是幻想力被赋予更多的重要性、更大的效果。自己画的图现在真的也会发挥作用，不过很难一一描述。譬如一位当事人必须不止一次看到自己糟糕的心理处境，因为画画而好转，一旦他过得不好，他都会采用这个方法，画一幅象征意味浓的图，这才可行。当事人赢得了一些极为宝贵的东西，也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开端，以及一个心理成熟的过渡。这个方法——如果我可以这么称呼它的话——可以使当事人变得富创造力、独立，现在他不再依赖他的梦和心理治疗师的专业，不妨说他画出了自己，所以能够发展自己。他画的东西无非是些作用在他身上的幻想，而会在他身上产生影响的，就是他自己，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把个人的自我误以为是他自己；相反，他在一个新颖、陌生的意识之中，于是他的自我似乎就像影响他的客体一样真实。他费心地画了许多张画，刻画出影响他的那个东西，以便揭示我们心理的最底层基础，一直是最陌生，以及外来的东西。
我很难向各位形容，这个观点与价值的改变，个性的重心又如何挪移位置；这有点类似我们猛然发现地球，但它也只是运行于以自己为中心的轨道上，众多位于太阳系轨道中的行星之一。
我们难道不是早就了然于胸吗？我也相信大家早就知道了。然而如果我知道些什么，在我心里仍然不知有它，因为实际上我活得浑然不知。我大部分的当事人也知道，只是为什么他们不把它当一回事呢？想必我们都活在自我当中，原因在于我们高估了意识。
对于年轻、还有些不适应、尚未有成就的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尽量有效地刻画其意识中的自我，也就是教育他的意志。如果他并非天才，他就不该相信任何意志以外的事物会对他产生影响，他必须以意志行事，贬抑所有非意志的，或以为它们都屈服于他的意志之下，因为缺乏这个幻想他就很难适应社会。
对于已步入中年、无须再教育个人意志的人来说，又是另一种情况，他要多了解个人生活的意义，他需要存在的经验。社会效益不再是他的目标，虽然他无法否认自己仍如此希望，他清楚地感觉到无论工作或享乐，他有创意的活动都不具任何社会效益，他快速地从病态依赖的活动中释放出来，因此赢得内在的坚定，以及全新的自信。能培养出新的自信也是对当事人的社会生活有好处，因为一个内心坚强又信任自己的人，较一个依赖潜意识且过得很糟的人，更能胜任他的社会任务。
我不希望我的演讲听起来很艰深，刻意避免理论，使得许多东西因此显得晦暗不明、模糊，为了要让各位了解我的当事人制造出来的图像，还是不免要提出一些理论的观点。这些图像旨在表现一个原始象征的特色，从画及其色彩中引人瞩目，通常那些颜色大都粗俗强烈，拟古主义呼之欲出，点出作为基础之雕塑力量的本性。这些历史或考古学中非理性、有象征特色的倾向，不难与考古学，以及比较宗教史中相似的结构相提并论。我们因此得以假设，我们的图像主要源于我称之为集体潜意识的心理领域。我从这个称呼当中了解到一个潜意识、人性、心理功能，不仅激荡出我们现代象征的图像，也激荡出人类过往所有类似的创作。这样的图像起源于一种自然的需求，也满足了这个需求。好像溯及原始的心理在这些图像中表达什么，由此得以让我们对心理而言很奇特的意识一起发挥功能，阻碍意识的要求因而停了下来，换言之已获满足了。当然我必须附带说明，只从事这些描绘式的活动是不够的，还需要对这些图像有智能上，以及情感上的了解，而且不仅合乎理智的了解，道德亦需与意识一体成形。理解中还必须包含综合的诠释，虽然我多次与一位当事人打通这条路，但如何把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交待清楚，并且整理成册308，我始终不得要领，截至目前为止仅完成了片段。我们置身于一个全新的领域中，丰富的经验不久就会纷至沓来，基于十分重大的理由，我在此要避免草率地做出结论，毕竟这涉及一个意识之外的心理的生命过程，我们在此只能间接观察，何况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眼光会渗入何等未知的深渊。如我刚才所说的，这方式类似集中过程——许多当事人觉得特别关键的图像，都指着这个方向；在集中过程中，那个我们称为自我的东西会挪到边缘的位置。这个改变大概由历史的心理部分[8]来发挥作用。这个过程的目的为何，暂且不表，我们只能断定它在意识人格上所产生的重要效应，从这个转变可以提升对生命的情感以生命保持流动来看，我们可推断出其中自有奇特的实用性和目的性。可以称之为新的幻觉，但什么是幻觉？我们根据什么观点管它叫幻觉？在心灵中，有一个我们可以名之为“幻觉”之物吗？对心理而言，它也许是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生命形式之一，一如氧气之于器官。我们称为“幻觉”的东西，也许是一个无比重要的心理真实性。心理在意的似乎不是我们的实际范畴，对此而言凡是会产生影响就是真实。有心研究心理学的人千万不要把它与意识混为一谈，否则研究的东西将被他自己的眼光所蒙蔽。与此相反，为了要辨识心理，我们还应该找出它与意识的不同之处。因此，我们称为幻觉，对心理而言却最为真实；同样，什么都能比较，但心理的真实性与我们的意识真实性完全无法相较。传教士把可怜的异教徒的神称为幻觉，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心理学家觉得莫名其妙了，如果我们所谓的实情不是幻觉，勿怪乎拙劣的教条要层出不穷了。根据经验，对心理有所助益的，以某种程度而言就是事实，不论人给了它们什么名字，何妨让科学家好整以暇地说，如果幻觉产生作用，能帮助当事人，它就胜任治疗的工作，至少幻觉在这个具体的案例中是一个事实。所以，精神对于心灵来说，它的价值并未消减，即使我们称它为“性”。
我必须再次说明，如何命名，以及改变命名都对接近上述过程的本质没有帮助，就像所有的事情一样，无法用理性的意识概念来创造，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当事人偏爱象征性的描绘，以及诠释，甚于更合适也更有效的活动的原因。
现在，我在这场通则性质的演讲中，把我想谈的治疗目的，以及观点几乎都完全交代了，除了激励之外别无其他，果真达到这个目的，我就非常满意了。
【译注】
[1]哈维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1859—1939），英国心理学家暨作家。
[2]福雷尔（August Forel，1848—1931），瑞士医师、自然研究及社会改革者。
[3]一本研究人的身体与性行为的年刊，1904—1913年于莱比锡出版，编辑为弗里德里希·所罗门·克劳斯（Friedrich Salomon Krauss，1859—1938），弗洛伊德也是工作人员。
[4]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抒情诗人。
[5]指学术生命。
[6]荣格的意思是说，他诠释梦的首要目的在于帮助病人，次为其方法可经证实的学术研究，此乃爱自己的第二个目的，因为心理医生进行研究时，对病人并无助益，但都能致学术上的名声，所以研究要在不看诊的时候进行。
[7]一个问题结束，开始着手于先前被这问题封锁住的事情。
[8]即前述之集体潜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