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心理治疗与欧洲精神的现代环境之关系，其实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若有人被诸如此类的作为给吓阻了，可不能去怪谁，因为，谁能保证他所描绘的当今欧洲心灵与精神的图像一定是忠实的、符合事实的呢？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以事件参与者，以及同时代的人的立场，建立起不受干扰的评论，清楚看出今日欧洲政治与世界观上难以形容的混乱呢？我们或许应该缩小心理治疗的界限，把我们的知识设限在一个不在乎半个地球沉下去了的谦虚的专家角度上？我担心这样的界限，虽然它的谦虚值得称许，但恐怕不足以处理“治疗心灵”这件事。无论“心理治疗”所指的范围有多大，这个概念中都含有一个很大的要求，心灵是治疗中的原乡，所以，一切作为都是人所希望的！这不仅难度高，想从广袤的心灵生命领域中随意挖出一小块，宣称那是所谓心理治疗的私人游乐场，根本就不可能办到。医学上虽已看出有必要划定特别范围，以区分精神官能症和心理疾病，而这以治疗的实际目的看来也属适宜且可行；但是，一旦我们不认为心理治疗的问题仅限于技术，也与知识有关的话，这种人为的约束势必要破坏一切。知识是没有界限的，绝对不可能有一个为自给自足感到自豪的专业，知识必须把界限扩延到毗邻的范围，要认真地提升知识这个名号的资格。即使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极其专业的技术，刚开始想要探触广阔的科学领域时，也同样办不到。事实上，不可能把心灵，以及人的个性分开来处理，所有心灵上的错乱可能都比身体上的不适来得清楚，因为心灵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患有精神官能症的人除了整个心灵与整个世界之外，无法提供我们任何特殊信息，他的心灵与他的这个世界紧密相系，缺了这一环，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了解它。因此，心理治疗也许不像其他的专业一样，窝在一个与这世界无关的保护区域。如果我们尽量试着在个性中最个人的部分努力，那么治疗期间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当事人打哪儿来，适应的又是哪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桩超个人的事件，以个人为本质的心理学永远无法尽览全貌。后者唯有当个人深入这个人的时候才有效。但只要这个人也是一小个世界，他就要担负那个世界，也就是说担负了超个人与非个人。他的生理与心理基本上都归属于这个世界，父亲和母亲的个性应该是婴幼儿所接触的第一个世界，且可能是其唯一的世界，但若这个世界持续太久的话，就有可能形成一条通往精神官能症的路，因为那个他应该以完整的个体踏入的广大世界，不再有父亲，也没有母亲，而是一个超个人的事件。与兄弟姐妹相处，等于第一次中断了依赖父母的关系，即使哥哥不是真正的父亲，姐姐也不是真正的母亲。丈夫与妻子原本是陌生人，来自不同的家庭，社会背景往往也不一样。小孩终究迫使父母两人分别扮演父亲和母亲的角色，刚开始只是看得见别人，希望确保自己当儿童的好处。在这个强迫我们堪称正常的生活，从儿童极限转变到父母极限的态度过程中，我们被要求认可儿童不必理会的客观事实与价值。
学校已经教育儿童认识客观时间这个概念，责任、完成任务，以及外来的权威，不管他喜不喜欢学校，喜欢或痛恨老师，然后，随着学校，随着无休无止向前行的时间，不断有一个客观的存在，无所谓自己受欢迎与否，无所谓这个人的立场，以日渐增加的程度闯入他的生活。一切再清楚不过，延长父母亲的世界如果超过对儿童有利的时间，将要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所有把个人孩提时期转渡到广大世界的尝试，都是失策，治疗精神官能症时，这些转化充其量是一个中间阶段，这其中间阶段提供丢弃所有个人仍然粘连着童年的蛋壳的机会，并且从外在的事实中清除掉父母亲影像的投射。这属于现代心理治疗中最艰难的任务之一。过去我们很乐观地以为，父母亲的现象会因对其他的寄托而削弱些，然后解体，事实却不然：我们固然可以将父母现象自投射状态中分解掉，使其从外在的世界退缩，但他们不曾离开，一如我们襁褓时期勉力学习到的一样，完好如新。通过撤退投射这个程序，父母现象重返我们的心灵，那个收录了他们绝大部分根源的地方309。
当我们关心这个问题前，如果父母的现象不再投射出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希望转个问题，也就是是否随着现代心理学而提出来的问题，在心理学尚未以我们所认知的意义存在，不为人所知或已为人所知的时代，这是件新鲜事吗？过去这些问题如何呈现出来？
如果以前我们所认知的心理治疗的确不为人知，我们就不应期待从历史中找出与我们相似的表达方法；若到处都有从儿童成为父母所发生的变化，从古至今即已普遍存在，兼之意识日渐增加，个人也觉得这个过程艰辛的话，我们就可以揣测有一个或多个一般的心理治疗系统存在，以协助人们度过这个难关。我们在原始社会里已经找到应付所有人生过程中，意义重大的措施，设法完成心理上的转化。我特别要提青春期庆典、婚礼与葬仪的风俗，这些原始、受到外来影响而显得无拘无束的庆祝活动，被人们一丝不苟且谨慎地遵行着，它的首要功用也许在于排除在此瞬间威胁的心理上的创伤，次要的功能则是为进入新阶段的人做好准备与教育功夫。一个原始部族的延续和兴盛与否，其实与这些传统庆典的举行有关。受到白人的影响，这些风俗习惯没落了，这个部族再也没有自己的生命力，失去了它的灵魂，也因此消失了。关于基督教传教的影响，就这点而言，各方的看法莫衷一是，以我自己在非洲的所见，我就非常悲观。
往层次、文明较高的阶级看，伟大的宗教也在进行同样的仪式，我们有洗礼、坚信礼、婚礼，以及葬礼的仪俗，与基督教相较，这些天主教的礼仪素来以更具本色、更鲜活也更完整著称。我们也看到孩子的父亲—母亲世界，在此借着丰富的类推象征被替换了过来：一个父权体系接纳了这个成年人，经由精神上的诞生暨再生进入一个新的亲子关系310。包括所有基督教界，若不抗议天主教会中教宗的领导角色的话，就会视教宗为父亲，把天主教堂当作母亲，犹如一个家庭里的父母亲现象。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亲的现象解体，且变得没有影响力，于是这类的体系，可能会失却生命意义，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一向活跃的父母现象，以及挥之不去的童年情感，在这个体系中受到了完善的保护。除此之外，教会还有许多其他的机构不断求进步，致力于革新彼此的关联。我要特别提及弥撒和告解，根据公元前的神圣风俗，圣餐原本就在家里的餐桌上进行，把所有的家人都聚在一起，与上帝同享食物。
或许巨细靡遗描述这些大家都熟悉的事情是多余的，我只想指出，过去的心灵治疗一样，要看生活中的基础事实，与现代的心理治疗并无二致。然而宗教处理父母现象有多么不同！宗教不拟将之解体或破坏，反而视之为生命的事实，消灭它既不可能，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让它以改变过的、提升的形态继续存在恪遵最严格传统的父权体系的框架内，不只十年，而是千年之久活动的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宗教如何肩负每个人童年的心灵，又如何保有这颗赤子之心，也就能把人性中的童年心灵保存在生动活泼的征象当中。因此宗教防止一种最大的心灵罪恶，防止断根。断根不仅危害原始部族，也包括文明人在内。抛弃传统，即使在有些时候有必要，也总是一种损失和危险；正因为本能生命透过传统习俗表达出人最保守的一面，所以是一种心灵上的危害。流传久远的观念与风俗习惯，盘根于本能之中，一旦沦丧，意识便与本能背离：意识失去了它的根源，变得没有表现力的本能后退到潜意识之中，增加了潜意识的能量，这股能量再与当下的意识内容融合，意识失根这才变得危险起来。秘密的力量导致意识傲慢，形诸于外是高估自己或自卑情结。所有的案例都会引发内心的失衡，成为心灵创伤的沃土。
让我们回顾已有千年历史的欧洲文明，欧式的心灵教育与治疗起源于肯定父母现象，而父母现象则以父权体系为根基，其中绝大部分仍以此为基础。我们因此轻易估量得到，这个人的意识中有多少叛逆的成分，判断他的心灵是父权制或阶级制度的哪种，这个父权出于本能坚持的是什么，或者至少试着要坚持什么。因此，我们随兴所做的实验，观察能否让父母现象和童年心灵完全无效，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
回到先前的问题，如果父母现象从投射中撤退，会怎么样呢？从特定的个人投射中解除父母现象当然是可能的，而且这个不可或缺的成果，属于我们心理治疗过程。与此相反，比较麻烦的是，这个现象转移到心理治疗师身上的问题，在此这种取代甚至会演变为一出决定性的戏剧，因为若这些现象不再依附于一个人时，会发生什么事吗？作为基督教世界最高位的教皇，职务来自上帝，他是他能效劳之事的仆人，现象因而转移为天上的父，以及在地球上的教堂里的母亲。失根、撕裂传统的人会怎么样？穆雷（Murray）教授311为了要求证我过去发表过的经历，从广泛的统计资料可证实，犹太人受制于情结比谁都来得严重，基督徒居次，天主教徒居第三位。世界观与心理舒坦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对它我们应该已经察觉到，即理解在这种情形中的方法，观点（Anschauung）对于人的心灵状态来说简直意义非凡，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说，不是如其所是的，而毋宁是如其所见的。对某种情况或事情我们若看法不妙，就坏了兴致，于是这桩事大半也不怎么高明。如果我们能消弭成见，改变对那件事的观点，情势多少可以逆转，甚至一切都好办！天才型心理治疗师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强调，不懂“理论”艺术312，就不能算是心理治疗师。他要指出的是，不仅心理治疗师本人，连当事人也要了解病情并且参与意见，此时心理治疗师才可能治愈，而当事人也才有可能恢复健康，至少要把生病当一回事。他说：“这种病是炼狱吗？”313他有意识地且大量运用辨识疗效的观点。因此，当我为身体力行的天主教徒进行治疗时，一旦遭遇到移情的问题，我便收回身为心理治疗师的职责，把这个问题引向教会；当事人若不是天主教徒，这条出口对我形同封闭，那么我就不能收回心理治疗师的职责，因为通常没有哪一个人或某一个机制，可以让我适当地把父亲现象引导过去。虽然我可以创出理智的观点，我不是这位父亲；但我正好是这个理智的父亲，不管怎么样就是父亲。当事人也是，不仅大自然对空洞心存畏惧[1]。他本能地害怕父母现象，以及童年心灵会坠入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荒芜过往之中；本能告诉他，为了他自己的整体着想，应该把这些东西以某一种形式存放在生命中。接下来，他知道要把看来无边无际、寂寞的投射撤回到一个不可爱、因而惹人厌的自我里面，之前他在这个自我里就已经很难熬了，所以现在还要以纯粹的理智行事的话，可能性较低。这个时刻，这位释放了个人与父母之间联系的天主教徒，可以轻松地返回教会易懂也更深入的神秘之中。是的，也有新教徒在一种新的形态里，认识到合乎他们理念的基督新教的教义，因此再度成为虔诚的信徒。所有其他的案例——只要不引起粗暴、破坏性的分离在移情的关系中，如同我们习惯说的“进退维谷”，于是他自己，以及心理治疗师的耐心被迫受到考验。然而这难以回避，因为骤然坠落、孤苦伶仃、没有父母的情境，有的时候，因为与此相关的潜意识会突然活跃起来，也就是说因为心理有负担，而导致危险的后果。因此，撤回投射可以、也应该一步一步来，整合父母现象中分裂的内容对于潜意识有积极的影响力，因为这些现象上负载了从童年起就具有，而且到了成年仍然一直左右命运的能量。这种整合潜意识得到惊人的能量成长，不久就使人注意到，意识受到潜意识内容的强烈限制。唯有自我的孤独引发自相矛盾的后果，从现在开始，非个人、集体的内容会出现在梦境与幻想中，这同时也就是形成精神分裂的素材。这种情况基于这个原因并非没有危险，因为把自我从投射情况中分离出来，关键在于先将之移情到心理治疗师身上。所引起的结果是，以前分解在个人环境关系中的自我从现在开始可能冒着危险，要溶解到集体潜意识的内容之中，因为外在世界已逝的父母亲及其现象，现在进入了天堂，正在执行它溶解的投射倾向，和以往一模一样。
但是，此处凸显了一个具疗效的平衡作用，我总是惊讶地注视它，好像看见一个奇迹似的。相对于这个危险的溶解倾向，具有清楚象征的集中过程形式的反效果，会从相同的集体潜意识中被凸显出来。除了一个新的个性中心外，这个过程不同于其他产品，一开始个性中心借着象征较自我为优越，根据经验，到后来表现得也比自我优越。所以，我们不能将其中心纳为其下，而要再评价一番，将它安置最高价值，我们再也不能赋予它自我（Ich）这个名字，这是自我要称之为自我的原因。印度瑜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针对自身的经验与经历，所以，为了自我的心理学，我们很乐意在印度的知识宝库中寻寻觅觅。在印度，对自我的经验与智力一点关系都没有，和我们这儿一样，这个经验是一桩有活力且根本上是一个变化的事件；我称引致这个经验的过程为个别化。我若推荐研究传统瑜伽，并不表示我与那些一听到禅定状态、菩萨、解脱境界或其他类似的咒语，瞳孔放大、欣喜若狂的人一样，而是因为我们学习心理学的人，可以从瑜伽哲学中学到不少东西，况且这些东西对我们极为有益。这些在东方书籍的译本中，都找得到清晰易懂的资料。这也不表示我们在西方找不到等量齐观的东西。推荐瑜伽，是因为我们与瑜伽同源的主要知识，可以说很难亲近，也就是说只有专家才能够登堂入室。这个知识隐藏起来，由于一种神秘的原则，也由于船过水无痕，扭曲得无法辨认；炼金术中就隐含有西方的冥思瑜伽，因为畏惧异端及其令人难堪的后果，被谨慎地隐藏起来。对执业的心理治疗师而言，炼金术所具有的特殊优势胜过印度瑜伽，这是事实，几乎在丰富的象征手法中才看得到它的理念含义，而且是我们今天在当事人身上还找得到的象征手法。炼金术有助于我们了解个别化过程中的象征，依我看来厥功甚伟314。
炼金术把我说的本我称做“无法溶解、裂变”，就是无法再简化再行溶解的物质，一种无法还原为别的东西，同时又普遍存在的单纯物质，十六世纪的炼金术士甚至为它取了一个“Filius Macroscosmi”315名字。这个说法原则上与现代的发现一致。
我必须提到这些东西，以便进入今天的问题。如果我们凭着耐力与毅力追踪自然发展的路径，就可以获得相对自己的经验，以及相对自己单纯的存在方式的经验。同理，基于伦理的要求，1941年秋过400年冥诞的帕拉塞尔苏斯，地道的瑞士炼金术士说过一句格言：“属于你的别人拿不走。”我们才为帕拉塞尔苏斯举行逝世四百周年纪念，他的格言指出：“不属于别人，只能做他自己。”但是，达到这个目标的路程艰辛无比。炼金术士说：“这是一条最远的路。”总而言之，我们还站在发展的起跑点上，这段发展起源于古典时期的后期，境遇比整个中古世纪、比悲惨地活在黑暗中的植物人好不了太多，代表人物被称为“寂寞怪人”（Tenebrionis）其实不无道理。总还有像麦格努斯[2]、培根[3]，以及帕拉塞尔苏斯等自然科学之父，在这方面贡献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撼动教会的权威。我们的现代心理学也是本着这种自然科学的精神才诞生的，并不知在延伸炼金术士已经着手的工程。就像他们取信于人的，有天赋的只限于少数被选中的人，我们因此清楚地知道，每一个单一的工作有多么困难，而适用于心理学工作的知识与经验又何其稀少。在此同时，每一个基督教教会具有疗效的机构正以危险的方式瓦解、被削弱，权威性的丢失逐渐导向一个世界观兼政治—社会的阶级制度，在心灵中其反对着无政府状态，习惯了欧洲父权体系。个人意识的形成，以及成熟的个性，以社会角度观之，这个附加物仍属虚弱，以至于相对于历史的必然性，它几乎毫无重要性。若要欧洲社会秩序的基础不至于摇摇欲坠，那么首先就要不计代价地重新建立权威。
根据这些理由，欧洲开始致力于以国家集体来取代教会集体，和教会过去落实神权政治成为绝对的一致，现在轮到国家竭尽所能地提升绝对的权力，精神神话并未被自然神话，或帕拉塞尔苏斯所说的“自然之光”[4]取而代之，反而逐一彻底并入所谓“国家”的政治集体之中。如此一来，进退两难打开了一个出口，父母现象投射到国家上，作为供养者，以及决定所有思维与意志力的权威。知识的目的用来为社会集体服务，且只评价它对这个目的的实体效益。自然心灵的成长在此毫不足以调和其编补时代的空间、时间与保存文化价值，其未被精神取向所取代，却为政治取向所取代，其服务于团体的权力争逐与向大家承诺经济上的好处，在欧洲它对于父权体系与阶级制度规范的向往盘根已久，并且找到了适当又具体的表达方式，它与集体本能配合得天衣无缝，只不过是固定在一种从各个角度看来都有损于文化的水平面上。
才智之士在此必须分道扬镳，一方面心理治疗有科学的基础，援引原则上开放的研究成果，那么其目的在于运用不含偏见与科学的研究所得到的知识，似乎教育人们做本质的主人，拥有符合道德的自由。个人若经常想到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适应一切，那么他应该一直有意识与自由选择；另一方面如政治目标，即国家，坚称它应该拥有优先地位，那么心理治疗就会被迫成为某一个政治系统中的工具之一，根据这些目标教育人们，同时必须将他们从自我和最高的规定中抽离出来。为了反抗这个结果，想当然要提出异议，不以个人存在为最终的命定，而要把重心放在追求人类的社会上，因为个人若缺了这个部分根本就无法存在。这个异议十分沉重，也不是几句简单的话就能打发的，它无疑是个事实，个人只能依附社会而存活，而且他一直这样活着。我们因此在原始部族中发现了祭典，通过一种神秘的死亡，个人为他的家庭、过去的身份所取代，使他重生为部族的一分子。我们也在如埃及和巴比伦的古老文明中发现，所有的特性在国王这个人的身上达到高峰，每个人都是无名的。或者我们观察各大家族，世代以来家族姓氏让顶着这个姓氏的个人变得无足轻重。我们也看到日本世代的艺术家承袭大师的名号，谦虚地在姓名之后编上号码，把自己的名字丢到一边。但这与以心灵内容原来的投射为依据的阶级制度现象对立，也就是在唯有国王独享特权的时代，基督教让每一个人都可拥有不死心灵的尊严，其贡献不可谓不大。若在此一五一十研究基督教在革新人的意识和文化方面的进步，因此将个人心灵最大的投射保存在国王，或者其他雀屏中选的人身上，未免离题太远。人天生的本质中所蕴藉的命定在此成为意识、合乎道德的自由，以及文化，证实了它比不断将个人监禁于潜意识的幽暗之中，以至于降低到一无是处的投射模糊的逼迫强大。如此一来，意识、道德冲突，以及个人思维不确定性的折磨都会强加于人的身上。如果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些任务，在世俗的层面上完全达到，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无止境的苦楚及辛劳将竭尽全能，要说服我们接受似乎比较简单的潜意识，这个任务极为艰困。在前往潜意识的路上，我们放心大胆地以为苦差事将交给“他人”，或者走到尽头时，甚至有个无名的国家会揽下这个任务。这个“他人”是谁，显然是位能、但宁愿相信他自己不能的超人？那是个所思所感和我们一模一样，只不过擅长把事情丢给他人的人。这个国家又意指什么？是所有一无是处的人的积累，国家据此而产生。如果将它拟人化，那么一个个体，或者不如说一个怪物就会呼之欲出，这个怪物从精神与伦理的观点来看，远在大部分组成国家的个人的水准之下，因为国家呈现群众心理学之最大的潜能。因此，基督教在其最兴盛的时期也不曾表明自己百分之百信服于国家，只是给人设定一个超世俗的目标，将人从黑暗心灵统治的世界之巨大力量中，拯救到一个基督教赋予他不死的心灵，如此他才有彻底改变这个世界的据点，据此，他并不是在这个世界，而是在拥有上帝的国度中发现深植他心中的目标。
因此，人没有社会就无法生存，一如缺了氧气、水、蛋白质、脂肪等人就活不下去；社会和这些东西一样，也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果说人的生活只是为了能呼吸，这实在可笑，同样，认为人是为社会而活也是荒唐之说。“社会”只是人类团体的共栖概念，一个非生命的母体。自然且唯一的生命母体是个人，整个大自然亦同316。“社会”或“国家”是生命母体的积累，同时也是它的组织、重要的生命条件之一，因之，个人只能像社会中的微粒一样而生存的说法是错误的，无论如何，人没有国家一样可以活得很久，但缺了空气则不然。
如果政治目标居于上风，无关紧要的事无疑会提升为主要的事，然后个人被他的规定欺瞒，两千年的基督教文明一笔勾销。因为意识的扩展透过撤回投射，为狭隘的共识所取代，原因在于，仅只作为人生存条件的社会性，被包装成为人的目标。社会性是成为潜意识最大的诱惑，因为群众必将吞噬那些不以自己为基础的个人，说什么都会把他降低成无能的微粒。国家的绝对权力绝不可能容忍心理治疗拥有片刻的权利，协助人实践他自己的命定；相反，国家必须坚称心理治疗绝非创建国家时的有益的工具。于是心理治疗就成了怀有目的的技术主义，其唯一的目标就是提升社会的成就。心灵失去了它的独立生活，都成为根据国家性所期望的应用功能；心理知识沦落到仅用来检验心理仪器合理化可能性的地步。凡与治疗目的有关的，都将成功地并入国家的结构，作为治疗的规范。一旦通过使个人丧失心灵达到了这个目标，这项目标是通过潜意识持续形成的，那么所有形成意识的方法一夕之间变得落伍了，而且，上上之策是再度把每一种方法从过往的杂物间里搬出来，这个为保护人免于潜意识内容反而变成了他的意识。如此，心理治疗艺术将被迫后退一大步317。
这是当前心理治疗所遭遇到的无数抉择之一，取决于未来的发展，端视自以为逃离了黑暗中世纪的欧洲，是否会再次沉入数百年宗教审判的黑暗之中。如果粗暴地贯彻国家之绝对权力，并且持续长期主张，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有志之士将不会否认，我们被称为国家的社会组织，不仅只感受到生意盎然的需求，也将因受到情势所迫，创造出更大的权威。这若是在公民有意识的观点也乐意赞同的情况下发生，那就是众望所归；若这出自好逸恶劳、以能避免令人厌烦的抉择，或者出自潜意识，那么个人将因负责而遭致被消灭的危险。这个国家将会与监狱或白蚁窝无异。
因为个人意识形成是自然的命定，所以仍不是整体的目标，企图创造个人生存的无政府主义的密集体，也就不可能是人类教育的目的。这很符合极端个人主义中不被得证的理念，而个人主义其实只是对抗同样不充分的集体主义时的病态反应之一。相反，自然的个体化的过程产生，人的团体意识，由于这个过程而将所有的人都联系在一起，把对人所有的共同潜意识引导为意识。个体化的过程是与自己、同时与人性变成一个个体，这个本质也就是他。个人的生存若很安全，那么也保障了个人在国家组织的积累，也会在有更大权威做装备的国家里，请注意，不会再形成一个无名的群众，反而会成为一个有意识的团体。此外，不可避免的前提是有意识和自由的抉择，以及个人的决定。若缺乏个人的自由与独立自主，就没有真正的团体，又——如果我们必须这么说——缺了这个团体，以自己为基础、独立自主的个人也不可能长治久安318。此外独立自主的个性也是谋求公共福祉的利器，今日的人们是否已达到这个选择的成熟度，则是另一个问题。然而同样有疑问的，是那些运用暴力在自然发展中捷足先登、迫使人的解决方法，但大自然的真相将不容长期被滥用，水借其渗透及侵入的特性，能掏空任何阻挡者，早晚使其就犯。但是一个政权以自然所赋予的高明政治艺术，其中也包括精神，留给人必要的空间，就不必担心那么快就垮台。如果哪一位欧洲人需要也希望拥有更高的权威，大概可以据此证明他的心灵不够成熟，令人汗颜。然而我们要面对一桩事实，欧洲有几百万人摆脱了教会权威，如同摆脱掉了国王及皇帝权威的人一样，因为有不符传统又幼稚的启蒙学派的人为帮凶，现在正为了某种暴力，自以为是、无意义且失控地成为牺牲品。我们视这种人的不成熟为一种真实事态。
住在瑞士，并不像住在一个在空旷宇宙飘浮的小行星一样，而是在构成欧洲的同一个地球上。我们处于这些问题中间，只要我们不自觉，我们就会像其他国家一样，对这些问题视若无睹，最危险的莫过于当我们想象，像是站在一个更高的意识阶层上，作为我们辽阔的环境。这根本行不通。姑且不论我们之中有些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把不适合的方法视为重要的，说得确切一点，视为重要无比的方法，我依然要强调，身为心理学家，我们应该把了解今日心灵的状况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的任务与义务，并且从中看清当代托付于我们的问题与要求。即使我们的声音太微弱，在政治的纷乱、嘈杂中发生不了作用，我们仍然要用中国的格言自勉：“当某个人独自把一切都想清楚了，所思考的是正确的，千里之遥也会被听见。”（原文：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易经》）
一切开始都从小处着手，所以当我们辛苦但认真地为每一位当事人诊治时，即使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看来遥不可及，也不必感到沮丧。但是有一个我们可以达成的目标就在前面，那就是个人的发展与成熟，只要我们有对上天确信，个人才是生命的母体，那么我们已对生命的意义有了作为，如果至少有一棵树结出了水果，就算其他的一千棵树毫无结果的能力，也算成功。若有人怀抱着所有栽种的都要结实累累的目的，不必多久他就会体验到，长得最茂盛的竟是杂草，都高过他的头了。所以，我视之为当代心理治疗最重要的任务，要坚定不移地为个人发展的目标而努力，我们的努力伴随着自然的追求，阐明每一个个人最大可能的丰沛，因为只有个人才能实践其生命的意义，一只困在镀金鸟笼中的鸟是无法办到的。
【译注】
[1]譬如空的抽屉不会一直空着；很难整日呆坐无所事事；空地很快就会长出杂草来等等。
[2]麦格努斯（Albertus Magnus，1193—1280），德国神学家暨科学研究者。
[3]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英国方济各会修士、哲学家、炼金术士。
[4]大自然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