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理查·威廉和他的工作，对我说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彼此的出发点相去甚远，只是在道路的中途萍水相逢。他的毕生工作有相当一部分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外。我从未去过中国——它先是陶冶了他的思想，此后又不断吸引着他；我也不熟悉它的语言——中国东方的生动表达。我的确像一个陌生人那样站在这一知识和经验的广阔领域之外，而威廉却在其中运斤成风、游刃有余。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他作为汉学家我作为医生很可能永不会发生联系。但我们在人文领域中相遇，它一开始就超逾了学院的疆界，在那里有我们的接触点，在那里心灵的火花点燃了智慧的明灯，而这注定将成为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由于这一缘故，我也许可以谈论威廉和他的工作，怀着感激的敬意思念这颗心，这颗心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把一种持续了数千年，也许注定要永远消逝的文化珍贵遗产，给予了西方。
威廉具有的这种造诣，只有这样一种人才能赢得，这种人超逾了自己的专业，其对知识的追求逐渐变成对全人类的关怀。或者毋宁说，这种关怀自始至终一如既往。此外还有什么能够这样完全地将他从欧洲人——事实上，从传教士——的狭隘眼界中解放出来，以致他刚一探究中国人心灵的奥秘，就立刻觉察到那儿隐藏着我们需要的珍宝，并为了这一稀世珍宝而牺牲其欧洲人的偏见呢？只有一种包罗万象的人性、一种洞察全体的博大精神，能够使他面对一种深相悖异的精神，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并通过以自己的种种天赋和才能为它服务来扩大其影响。他献身这一任务时所怀有的那种理解，没有丝毫基督教的反感和欧罗巴的骄横，充分证明了这是一颗真正伟大的心灵；因为所有平庸的精神接触到外来文化，不是夭折于放弃自己的盲目企图，就是沉溺于不理解和批判的傲慢热情。他们仅仅以外来文化的外表和皮毛自娱，始终没有尝到它的真正好处，因而从未达到真正的心灵交流，那种产生新生命的最亲昵的输入和相互渗透。
一般说来，专家的精神是一种纯粹男性的精神。多产对于这种理智是奇怪的和不自然的过程；因此它对于给予外来精神以再生是一种特别拙劣的工具。然而一个较大的心灵却带有女性的印记，它秉有一个接纳的多产的子宫，它可以重新形成那种奇怪的东西并给它以熟悉的形式。威廉具有母性智慧的罕见天赋，他把他无与匹敌的才能归因于这种天赋，摸索着进入东方精神的道路，致力其举世无双的翻译。
我认为他最伟大的成就是他对《易经》的翻译和评注。在知道威廉的译本之前，我曾对列格（Legge）的不太令人满意的译文研读过多年，因此我完全能够鉴别这两个译本之间的显著差异。威廉成功地以新的形式使这部古代著作重新获得了生命。不仅许多汉学家，而且大多数现代中同人，都不能看出其真正的价值而把它仅仅视为荒谬的巫术符咒的汇编。很可能再没有别的著作像这本书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动气韵。几千年来，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这部著作上携手合作、贡献努力。它历尽沧桑岁月却依然万古长新，永葆其生命与价值。至少，对那些希望理解其意义的人来说是如此。我们感谢威廉的创造性成就，他使我们也属于这些受到恩惠的人之列。作为一位中国旧学大师的门生，作为不断实际运用《易经》的中国瑜伽心理学的学徒，他以他的个人体验和精心翻译使我们得以亲近这部著作。
然而和这丰富的礼物一起，威廉也给我们留下了一项任务，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我们今天还不能充分领悟，只能加以猜测。任何有幸与威廉一起体验到《易经》的神奇力量的人，像我一样，都不可能不发现这是一个阿基米德点，凭借这一个点，我们的西方心态将被撬离其基础。像威廉所做的那样，对外国文化作内容广泛、色彩丰富的描绘，这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他把中国精神的生命胚芽接种到我们身上，能够对我们的世界观造成一种根本变化。我们不再被降低为崇拜的或批评的旁观者，而是不仅参与到东方精神之中，而且还成功地体验到《易经》的生气盎然的力量。
《易经》的运用所赖以建立的原则，初看起来，显得完全不同于我们科学的因果思维。在我们看来，它完全是非科学的，几乎是一些宗教忌讳（taboo），因而不在科学判断的范围之内，而且确实不可理解。
几年以前，英国人类学会当时的主席问我，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有高度智慧的民族却没有科学上的成就。我回答说，这一定是一种视觉错误，因为中国人确有一种科学，它的标准经典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也如同中国许多别的东西一样，完全不同于我们科学的原理罢了。
《易经》中的科学根据的不是因果原理，而是一种我们不熟悉因而迄今尚未命名的原理，我曾试图把它命名为同步原理（synchronistic principle）。对无意识心理过程的研究，早就迫使我到处寻找另一种解释原则。因为在我看来，因果原理似乎不足以解释某些重要的无意识现象。我发现有一些心理对应（psychic parallelisms）根本不可能在因果性上彼此相关，必须用另一种原则来联系。这一联系似乎主要存在于事件的相对共时性中，因而我使用了“同步”（synchronistic）这一术语。仿佛时间远不是一种抽象，而是一个具体的闭联集合体（continuum），它具有这样一些性质和基本条件，能够以一种非因果的平行对应方式，在不同的地点同时表现出来。就像我们在那些同时发生的同一思想、象征或心理状态中发现的那样。威廉举出的另一个例证是中国和欧洲风格时期（periods of style）的吻合，它不可能是彼此之间的一种因果关联。而星相学则是更大范围的同步性的例证，只要有足够经过严格测验的发现支持这一点就行了。不过至少我们手中已有大量经过充分检验和可以从统计数字上证明的事实，这些事实似乎使星相学问题配得上被称为科学研究。由于星相学代表了古代一切心理学知识的总和，它的价值对心理学家是十分明显的。
根据生辰数据（birth data）十分准确地重构一个人的性格，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一事实证明了星相学的相对有效性。但我们必须记住，生辰数据丝毫也不依赖于实际的天文星座，而是根据一种武断的、纯粹概念的时间体系。由于岁差（the 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es）的缘故，春点（the spring-point）早就移出了白羊星座（Aries）进入双鱼星座（Pisces），因此算命天官图所据以推算的黄道带，已不再符合于天上的黄道带。如果依据星相学作出的性格鉴定确实正确，那么这不是由于星辰的影响而是由于我们自己所假定的时间性，换句话说，在这一特殊时刻出生的人或做出的事，都具有这一时刻的性质。
这里我们有一个运用《易经》的基本公式。你知道，标志时刻并使我们能够洞察这一时刻的六线形，是通过运演一束蓍梗或投掷三枚钱币获得的。蓍梗的分布或钱币的降落纯粹取决于机遇。这些神秘的草梗或钱币落入了一瞬刻的范型，剩下来的问题只是：生活在基督诞生前一千年的文王和周公，是否正确地解释了这些机遇的范型？这只有经验才能决定。
应我的邀请，威廉在苏黎世心理学俱乐部所作的第一次讲演中，显示了《易经》的用途并同时作出一种预测，这一预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已经分毫不差地完全应验了。这种预测还可以通过无数平行对应的经验获得更进一步的证实。然而我关心的并不是要建立《易经》的客观有效性，而是像威廉那样，索性把它作为一种前提。我所关心的只是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即瞬间中隐藏着的性质，竟然在这卦象中变得明了起来。这种由《易经》使之变得明白的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基本上类似于我们在星相学中的发现。在那里，出生的时刻与钱币的落地相吻合，星座与卦象相吻合，对生辰数据的星相学解释与卦象的卦辞相吻合。
这种根据同步原理的思维，在《易经》中达到了高峰，是中国人总的思维方式的最纯粹的表现。在西方，这种思维从赫拉克利特的时代起就不见之于哲学史了，它仅仅作为一种微弱的回响再现于莱布尼茨。然而，在过渡的时期它并没有完全消逝，而是徘徊在星相推论的暮色中，并且直到今天仍然保持在那一水平上。
就在这时候，《易经》响应了我们心中某种需要进一步发展的东西。神秘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无以与之相对应的复兴——西方精神之光几乎因此而熄灭。我现在想到的不是我们的高等学府及其代表人物。作为一个与普通人打交道的医生，我知道大学已不再是传播光明的地方。人们厌倦了学科的专业化，厌倦了唯理主义与唯智主义。他们希望听见真理的声音，这种真理不是束缚而是拓展他们，不是蒙蔽而是照亮他们，不是像水一样流过而是深入到他们的骨髓之中。这一追求只是太容易把大批即便是无名的公众引入歧途。
每当我想到威廉的成就的意义时，我总想起安奎弟·迪佩隆（Anquetil Duperron），他是把《奥义书》（Upanishads）的第一部翻译带到欧洲的法国人，那时候，在差不多一千八百年之后，难以想象的事件发生了，理性的女神把基督教的上帝赶下巴黎圣母院的宝座。今天，当俄国正发生比巴黎更不可想象的事情的时候，当基督教已变得如此衰弱，以致甚至佛教徒也认为这正是向欧洲派传教士的大好时机的时候，是威廉从东方带来了新的光明。这是一种文化任务，认识到东方在我们的精神需求中必须贡献出多少东西，威廉感到自己正受着这一文化任务的召唤。
乞丐并不因为有人把手——无论是大是小——放在他手中而得到帮助，即便这可能正是他需要的。如果我们指点他怎样才能通过工作使自己永远摆脱乞讨，他得到的才是最好的帮助。不幸的是，我们时代的精神乞丐太容易接受东方人的手掌，不加考虑地模仿其种种方式。这是一种危险，对此不可能发出太多的警告，而威廉却对这一危险感觉得十分清楚。欧洲精神并不仅仅因各种新鲜感觉或一种神经的搔痒而得到帮助。中国花了几千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东西，不可能通过偷窃而获得。如果我们想占有它，我们就必须以自己的努力来赢得对它的权利。如果我们抛弃我们自己的基地，仿佛它们只是一些老掉了牙的错误，如果我们像无家可归的海盗，觊觎地栖身在异邦的海滩上，《奥义书》的智慧和中国瑜伽的顿悟，于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问题置诸脑后，带着传统的偏见蹒跚前行，如果我们把我们真实的人性及其全部危险的潜流和黑暗遮蔽起来不让自己看见，东方的内省，特别是《易经》中的智慧，对我们也就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智慧不会在我们欧洲意识和意志的灯光明亮的剧场中照亮我们，它只有在黑暗中才发出光芒。当我们听到在中国发生的大屠杀，听到中国的秘密社团的邪恶力量，听到中国群众的难以名状的贫穷和无望的污秽罪恶时，我们对那里的恐怖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而《易经》的智慧就正是从这一背景中产生出来的。
我们需要有一种我们自己的根基稳固、丰满充实的生活，这样我们才能把东方智慧作为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加以体验。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学习一点欧洲的有关我们自己的真理。我们的出发点是欧洲的现实而不是瑜伽的功夫，这种功夫只会蒙蔽我们使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现实。我们必须在更广的意义上继续威廉的翻译工作，如果我们希望证明我们堪称这位大师的学生的话。中国哲学的中心概念是道，威廉把它翻译为“意义”。如同威廉赋予东方精神财富以欧洲的意义一样，我们也应当将这一意义转变到生活中去。这样做就是去实现道，而这正是学生的真正任务。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我们看见的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命运正主宰着一切。欧洲的枪炮轰开了亚洲的大门；欧洲的科学技术、欧洲的唯物主义和贪婪之心正席卷着中国。我们已经从政治上征服了东方。然而当罗马征服近东以后，接着发生的是什么呢？是东方精神进入罗马。波斯的光神密斯拉（Mithras）成了罗马军团的神圣，而在小亚细亚的最不可能的一角，一个新的精神的罗马崛起了。难道今天就不可能发生同样的事情了吗？难道我们就不可能像有教养的罗马人惊异于基督徒的迷信一样地盲目崇拜了吗？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和荷兰这两个主要的亚洲殖民力量，最受印度神学的影响。我知道我们的无意识中尽是东方的象征，东方精神确实就在我们的门前。因此在我看来，对道的追求，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在我们中间似乎已成了一种集体现象，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威廉和印度学家豪尔（Hauer）被邀请在今年的德国心理治疗者大会上作关于瑜伽的讲演，是最有意味的时代迹象。试想，一个必须与那些最敏感最容易接受各种印象的病人打交道的临床医生，一旦与东方治疗体系建立联系，这意味着什么！东方精神通过这一途径穿透我们的全部毛孔而到达欧洲最脆弱的地方。这既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感染，也可能是一次治疗。西方的巴比伦语言混乱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方向错乱，以致所有人都渴望简单的真理，或者至少是渴望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不是仅仅诉诸头脑而是同时诉诸心灵，它给沉思的精神带来明朗，给压抑不安的情感带来宁静。我们今天就像古代罗马一样地再一次进口各种外来的迷信，以期为我们的痼疾找到正确的治疗。
人本能地知道一切伟大真理都是简单的。于是那些本能萎缩的人遂以为它可以在廉价的简易读本和老生常谈中找到；或者，由于失望的缘故，他又陷入相反的谬误，以为它一定是尽可能复杂和晦涩的。今天在我们的无名群众中出现的诺斯替教运动（Gnostic movement），是一千九百年前的诺斯替教运动的精确的心理学翻版。那时候也像今天一样，孤独的流浪者像台安娜的阿波罗琉斯那样，纺着精神的线从欧洲到亚洲，或许，到最遥远的印度。以这样一种历史的透视来看威廉，我把他看做那些伟大的诺斯替教的中介人中的一个，他们使希腊文化精神与东方文化遗产相接触，并因而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造成一个新世界的崛起。
在欧洲意见的刺耳喧嚣和冒牌先知的叫嚷声中，听见威廉这来自中国的信使的简单语言，的确是一种福音。人们立刻注意到他受教于中国精神的植物般的自发性，它能够在简单的语言中表达深刻的东西。它揭示出某种伟大真理的单纯性，揭示出具有深刻意义的真诚，它给我们带来“金花”（the Golden Flower）的优雅香味，它温柔地渗透，在欧洲的土壤中植出柔嫩的新苗，给我们以新的生命直觉和生命意义，使我们远离欧洲人意志的紧张与骄横。
面对陌生的东方文化，威廉表现出相当的谦虚，这在一个欧洲人是极不寻常的。他自由地、不带偏见地、不自以为是地对它加以考察；他向它敞开自己的心灵和精神；他一任自己为它所掌握和塑造，因而当他返回欧洲，他就不仅以他的精神而且以他的整个存在，给我们带来了东方的真实形象。这一深刻的转变，没有巨大的牺牲是肯定不可能赢得的，因为我们的历史前提是如此迥然不同。西方意识的尖锐性及其严峻问题，不得不面对东方更普遍更稳定的性质而软化；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片面分化不得不屈服于东方的兼容并包和简易单纯。对于威廉，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智识角度的转移，而且意味着人格构成的急剧调整。如果他不能使他自己的欧洲精神退居二线，他给我们提供的不带功利动机和任何偏见的东方图画，就绝不可能绘制得如此完美。如果他允许东方和西方互不相让地生硬冲撞，他就不能完成他把中国的真实画面传达给我们的使命。为了完成命运交给他的任务，欧洲精神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和完全必要的。
威廉在各种意义上都完成了他的使命，他不仅使古代中国的文化宝藏能够为我们接受，而且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他给我们带来了这种文化的已经存活了数千年的精神之根，并且将它种植在欧洲的土壤中。随着这一任务的完成，他的使命达到高潮，但不幸也达到尾声。按照中国人所熟悉的相反相成法（the law of enantiodromia），一个阶段的终结正是其对立面的开端，所以阳盛而阴，正隆而贫。我同威廉的密切接触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我因此能够观察到，随着他毕生工作的完成，欧洲和欧洲人怎样越来越紧地包围着他和以事实困扰着他。与此同时，他内心中也产生了他站在一场巨大转变的边沿的感觉。这是一场他不能够清楚掌握其性质的激变。他只知道他面临一次决定性的危机。他身体的疾病也对应着平行发展。中国的往事充斥着他的梦境，然而梦中的形象始终是阴郁、悲哀的，这清楚地表明，他心中的中国内容已经走向反面。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永久地牺牲，所有一切事后都以变化了的形式回返，而一旦作出一种重大牺牲，那被牺牲了的东西在返回的时候，就一定会遇到健康机体的抵抗而发生震荡。因此这种巨大的精神危机如果发生在因疾病而衰弱的机体中，往往也就意味着死亡。因为现在祭刀是在被牺牲者的手中，死亡所要求的是从前的祭者。
如你们所看见的那样，我没有隐瞒我个人的观点，因为如果不曾告诉你们威廉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又怎么可能去谈论他呢？威廉的毕生工作对我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它大大地澄清和确证了我在努力缓解欧洲人的精神痛苦时所一直寻找、追求、思考和致力的许多东西，以清楚的语言从他的身上，听见那些我曾隐约地从欧洲人的无意识中猜测到的东西，这对我是一次了不起的经验。我确实觉得他极大地丰富了我，以致在我看来仿佛我从他那儿接受的东西，比任何人那儿接受的都多。这也是我在纪念他的祭坛上表达我们大家对他的感激和敬意时，为什么并不感到这是一种冒昧的缘故。
（冯川译自《荣格文集》英文版卷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