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玛丽塔之幸

“我的所有朋友都上KIPP学园。”

风气之先

20世纪90年代中期，试验性公立学校KIPP[70]学园项目在纽约卢·贾里格初级中学宣布启动。卢·贾里格初中坐落在第七学区，这里正是纽约最贫穷的南布朗克斯区。学校是一座20世纪60年代的老建筑，在大片林立的冷冰冰的水泥建筑群中显得灰溜溜的。学校几个街区以外就是布朗克斯区的大广场街，入夜以后一般没有人愿意独自走在这样的街道上。

KIPP学园是个教育项目。学园采取大班授课的模式：五年级的两个班，每班有35名学生。KIPP的学生入学不需要考试，而是从布朗克斯区适龄四年级学生中随机抽选。学生中有一半是非洲裔美国人；其余的是西班牙裔。这里有3/4的学生来自单亲家庭，有90%的孩子符合学校的“免费午餐”计划——也就是说这些学生家庭的收入很低，需要联邦政府负担孩子的午餐费用。

KIPP学园像极了那种设立在糟糕的地区，在糟糕的校园环境中专门出产让老师头疼的学生的学校——但当你走进这里，你会对这里井然有序的一切大感意外。这里的学生总是排着队，安静有序地从公共场合走过；学生们按照“SSLANT”[71]的要求待人接物。走廊的墙壁上挂满了KIPP毕业生们所在大学的三角旗。去年，布朗克斯区又有数十个家庭的孩子通过抽选机制进入KIPP学园五年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10多年的发展，KIPP学园已经成为纽约最受初中学生欢迎的公立学校。

KIPP学园最著名的课程要数数学课。在南布朗克斯区，只有16%的中学生的数学水平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而在KIPP学园，许多五年级学生都感觉数学是他们最喜爱的学科。到了七年级，KIPP的学生开始学习高中代数，到八年级期末，有84%的学生数学水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这个通过随机抽选的，生活在环境最差的地区的——这里的家长绝大多数没有上过大学——低收入家庭孩子所组成的学校，在数学方面与那些家庭条件最优越的学生一样出色。“这里的孩子入学时的写作水平都不怎么高。”大卫·列文说，KIPP学园正是列文跟另一名教师迈克尔·费恩伯格在1994年创建的，“他们一直努力提高写作能力。但是当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在数学方面的成绩却突飞猛进了。”

目前全美国已有50多个KIPP学园，更多学园也正在筹备当中。KIPP项目代表了美国教育的新理念。然而KIPP的成功并非依靠环境、师资或制度创新，它的成功依靠的是人们对文化传承的深刻理解。

西方教育的传统

在19世纪初，一批教育改革者着手建立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当时公立学校缺乏统一规划，很多学校只是人们随意找间房子做教室就算成立了，班级里的学生也超员。在农村，为了让学生们在播种和收割季节回家帮忙，学校只在夏季开课，春秋两季放假；在城市，公立学校的日程表则完全按照学生的工人阶级父母毫无规律的作息时间制定的。改革者们希望通过教育改革确保所有孩子都上学，使公立学校有能力培养出具有足够读写算数能力，符合公民基本素质要求的学生。

然而历史学者肯尼思·戈尔德指出，当时的教育改革者特别担心学生的上课时间过长。1871年美国教育部官员爱德华·贾维斯出版了一本名为“教育与精神疾病的关系”的报告。报告指出，在1 741例精神疾病患者中，因“过度学习”患病的病人多达205例。“教育成为大规模人群罹患精神障碍疾病的土壤。”贾维斯写道。在这一时期，马萨诸塞州公共教育先驱贺瑞斯·曼恩也认为，让学生过度学习“会对个性性格与生活习惯造成最恶劣的影响……过度用脑无疑对健康亦会造成损伤”。在当时教育类期刊中，许多文章也充斥着过度学习压抑天性的担忧。

关于教育改革者的观念，戈尔德写道：

我们致力于推广减少学习时间，因为减少学习、增加休息有助于减少精神疾病的发生。因此，取消周末上课，缩短在校时间，增加假期的运动在19世纪成为流行做法。老师们都一再被提醒“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不宜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因为这会使他们的身体机能下降；他们亦不宜长时间思考，这样会使头脑糊涂”。适当休息可以增强头脑的认知和分析能力。马萨诸塞教师协会的一位赞助人说：“学生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管年纪大小，只要他们想从教育中获得真知灼见，他们就必须在适当的时候休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盲从教师或权威。”

这种观念——休息问题影响工作成绩——自然跟亚洲的关于学习和工作的理念不同。亚洲人的这种世界观形成于稻田之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每年种植两季甚至三季水稻，休耕时间很短。事实上，稻米的营养成分主要得益于水的灌溉，所以人们耕种的次数越多，收割的粮食也越多。

但是西方农业却恰恰相反。无论是麦田还是玉米地，每隔几年必须休耕，否则土地很快会贫瘠。每年冬天都有一些土地需要休耕，而休耕就会减缓春种秋收的节奏。据此，教育改革者对学童大脑耕耘的方式就容易理解了。在建立教育规范的时候，人们通常遵循与此类似的其他规范，而他们只知道小麦的种植需要休耕。所以，头脑即便需要耕耘，也不应过量，否则就会贫瘠。如何避免大脑贫瘠？那就是将暑假假期延长——这项美国特色的文化遗产对美国学生的学习方式影响深远，直至今日。

成绩到底差在哪儿

暑假问题很少成为美国教育界争论的话题，正如高中足球赛和高年级舞会一样，暑假被认为是学校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看过下面小学生成绩的比较，你就会对长时间假期的价值产生怀疑了。

这份实验数据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家卡尔·亚历山大。亚历山大针对巴尔的摩市650名公立小学学生，从一年级开始进行数学与阅读技能的“加利福尼亚测试”，然后随年级增长追踪成绩变化。以下是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学生阅读成绩表，按家庭经济状况分——高、中、低收入家庭。

请看第1列。学生一年级入学时，依家庭经济状况不同，他们的知识与能力差别明显。富裕家庭的孩子比贫穷家庭的孩子得分平均高出32点——顺便说一句，巴尔的摩贫困家庭一年级学生的经济状况的确很差。再来看第5列，也就是学生在五年级时的成绩。经过4年的学习，穷人家的孩子与富人家的孩子成绩差距开始成倍扩大。

这种“成绩差异”现象并非偶然，而是被反复观察确定的。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可能会令某些人不快。第一种解释是，贫穷家庭的孩子没有富裕家庭的孩子学习能力强，因为他们不够聪明；第二种解释——也许比第一种乐观些——我们的学校教育使差学生变得更差：学校没有提供足够的教育。探寻成绩差异的原因正是亚历山大研究的使命所在，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与以上两种解释截然不同。

巴尔的摩市的学校并没有在学年结束的6月让学生进行加利福尼亚测试，但他们在暑假过完，开学后的9月对学生进行测试。亚历山大认为校方举行的第二次考试可以帮助他进行附加分析。他可以比较学生开学时和期末时的成绩，以此精确掌握学生在学年内的成绩变化情况。假如他比较上一学年期末和下一学年开学的成绩，他就可以测算出学生暑假的学习情况。换句话说，他可以——起码是部分地——了解各类学生一个学年内产生了怎样的成绩差异，一个暑假里又产生了怎样的成绩差异。

让我们首先研究学生在学年内成绩变动情况。下表展示的是当年9月开学到来年6月放假前，学生考试成绩增幅情况。其中“总计”列是小学5年的成绩增幅累计。

第2个表格显示的情况跟第1个表格截然不同。第1个表似乎在表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学校教育中落后了，但是第2个表说明事实并非如此。看一下“总计”栏，低收入家庭学生小学5年成绩累计增长量是189，比富裕家庭孩子的184还高出5个点，他们只是比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低。而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比其他两类孩子的得分都高。

下表显示的是暑假期间学生阅读成绩的变化情况：

看出问题所在了么？我们看看第1列，即小学一年级学生暑假过后的情况。富裕家庭的孩子9月回到学校时，他们的阅读成绩提高了15点；而同期贫困家庭的孩子阅读成绩下降了近4个点。穷人家的孩子在学期中有可能比富裕家庭的孩子学得多，但在暑假期间，他们却大大落后了。

再看这个表格的“总计”列，即暑假期间的得分总计。穷人家的孩子阅读成绩只增加了0.26。也就是说，在阅读方面，只要没开学，穷人家的孩子就没有任何长进。而富人家的孩子暑假期间阅读成绩跃升了52.49点。事实上，富裕家庭孩子与贫穷家庭孩子的差距主要是在非在校时间内形成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父母教育方式的差异的确造成了孩子们之间的差别，这个我们曾在克里斯托弗·兰根的章节里提到过。回忆一下拉里奥博士研究的9岁男孩儿小威廉的故事。小威廉的父母按照“协同培养”的原则教育孩子，带他去博物馆，在各类辅导课程中报名，参加学校的夏令营。他在家有很多书可以看，所以他不会觉得无聊。他的父母视孩子充分接触社会为己任。因此暑假过后，小威廉的阅读和数学成绩大幅提高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小姑娘布林德尔却以另一种方式生活。父母没有足够的钱让她参加夏令营，她也不会进入特长班学习。在家无聊的时候她也没什么书可看，能看的也许只有电视。当然她的假期很可能过得也很愉快，结交新朋友，外出野游，看电影，过一个许多人都向往的无忧无虑的暑假。然而一个无忧无虑的暑假对她的阅读与数学成绩毫无助益，经过一个暑假，她与威廉之间的距离更大了。威廉并不一定就比布林德尔更聪明，但威廉学的东西比她多：威廉花了整个暑假的时间学习各类课程，而这期间，布林德尔却在看电视或者在外面玩耍。

这两位小学生的故事提醒我们，美国教育界的争论没把力用在点子上。人们花大量时间讨论缩减班级人数，修订新版课程，为学生购买新电脑，增加教育资金——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学校定位之上。看看前边第2个表，表中的数据说明，从9月到来年6月间，学校的确发挥了作用。真正的问题在于，对于成绩不佳的孩子，学校教育远远不够。

小威廉成绩的提高依靠的就是增加学习时间，假如巴尔的摩所有的小学生也增加学习时间一年，会跟他一样提高成绩。另外第2个表还说明，学生无论贫富，经过同等努力，成绩提高的幅度是一样的。

忽然之间，亚洲人在数学方面拥有优势的根本原因浮出水面。在亚洲，学校的暑假并没有那么长。为什么？因为，凡是崇尚勤奋取得成功的文明，都不会让学童随随便便放3个月那么长的暑假。美国学生每年在校时间平均为180天，而韩国是220天，日本则是243天。

根据近期世界中学生数学竞赛结果，就代数、微积分和几何知识的掌握情况看，日本十二年级学生得分为92%。这正是243天学习的结果，学生们有足够长的时间学习一切应该学习的内容，遗忘的可能性也大为减小。而美国十二年级学生得分为54%。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学校，而在于美国的暑假制度不科学。这也正是KIPP学园要解决的问题。KIPP学园将稻田文明的精华引进了美国。

对症下药

“他们早晨7点25分上课，”列文谈到布朗克斯KIPP学园时说，“他们先进行半小时的思考技能训练，直到7点55分。每天他们都有一个半小时的英语课，一个半小时的数学课。到了五年级，数学课会增加到每天2小时。此外还有1小时科学课，1小时社会课，每周至少两次为期1小时的音乐课，高年级还会再加1小时15分钟的管弦乐课，而且每个人都要参加管弦乐课学习。这样正常的上课时间从早晨7点25分持续到下午5点。5点之后还有家庭作业小组，补习小组和运动队。这样有些孩子在校时间就从早晨7点25分到晚上7点。把午餐和午休时间算在内，我们的学生平均比传统公立学校学生在校时间多50%至60%。”

列文站在学校大堂走道。现在正是午饭时间，一队队排列整齐的学生从这里走过，所有学生都身着KIPP校服。列文叫住了一个校服下摆没有整理好的女生。“请大家尽可能地保持优雅。”他一边说一边做把衣服塞进去的动作。列文继续说道：“周六的上课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1点，如果是夏天的周六则是8点到下午两点。”列文说在暑假的7月，KIPP会有为期3个星期的暑期课程。这正是暑假期间小威廉享有，而家境贫寒孩子没有的额外课程。KIPP学园仅仅依靠缩短暑期时间就赶上了威廉的步伐。

“开始的时候是很难的，”他继续说道，“扛到放学之际他们都已不耐烦了。后来他们之所以能坚持下来，部分是因为耐性，部分是出于意愿，部分也是因为希望得到老师表扬，或者本来就认为学到的东西好玩儿，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认为必须遵守纪律。无论如何，他们都按照学校的要求去做了。我们向学生强调毅力和自制力，这对学生们完成学校任务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列文沿着大堂走廊来到八年级一个班的数学课上，他站在后门看上课情况。一个名叫亚伦的学生正在讲台板书一道思考技能题，这样的题目KIPP学生每天早晨都要做。一个梳着马尾辫的30多岁男老师弗兰克·考克兰，也坐在台下倾听亚伦的讲解，他只是偶尔走上台引导学生的讨论。这样的场景在美国司空见惯，但唯独有一点不同。站在讲台上的亚伦，花了22分钟的时间认真地、系统地作答。他与台下同学交流意见，并讨论用不同的方法求解。这与蕾妮一遍一遍耐心地求解斜率如出一辙。

“增加教学时间使得老师能在更轻松的气氛下教学，”数学课后考克兰老师说，“我发现数学教学完全取决于方法。那些数学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完全是因为受到了激励。认为有些人擅长数学，有些人则不行，这完全是人们的成见，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增加教学时间可以促使老师有更多时间给学生们讲解数学，同时放缓孩子们的学习节奏，给他们更多时间复习、消化。与我们的直觉不一样的是，放慢节奏可以使学生学得更多，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也更深刻。我上课也可以更放松，并且有时间与孩子们做游戏。学生们可以问更多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我向他们解释问题，学生遇到不清楚的也有时间查资料，不会有时间压力。”增加教学时间使考克兰老师有机会把数学学习变得更有意义：让学生们更好地体验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关系。

班级的一面墙壁上挂满了纽约州优秀学生奖状，获奖的都是考克兰老师班级中的佼佼者。“班上有个女孩儿，”考克兰说道，“她上五年级的时候数学成绩非常糟糕。每周六上补习班的时候她总是因为做不好题目哭鼻子，而且哭得非常伤心。”说到这儿，考克兰有些触景生情，他往下看，继续说道，“几个星期前我们刚收到她的电子邮件。她说她考上了大学，她现在的专业是会计学。”

改变需要挑战自我

所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故事都差不多，但它们只出现在畅销书中或者煽情的好莱坞电影里。KIPP学园带给孩子们的改变却没有那么光辉灿烂。想明白多学50%至60%意味着什么，请看下面KIPP学生的普通一天。

我们采访的学生名叫玛丽塔。她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母亲从未上过大学。母女俩住在布朗克斯区一个公寓单间里。之前玛丽塔在家附近的教区学校上学，直到母亲听说了KIPP学园。“四年级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坦尼娅一起申请了KIPP学园，”玛丽塔说道，“我还记得当时面试我的是欧文小姐。她跟我介绍KIPP的情况，让我觉得我要去的地方简直就是监狱。我差点哭出来。欧文小姐的意思是，如果我觉得太苦忍受不了，可以退出。但是当时我妈妈在那儿，于是我只好签字了。”

进入KIPP，她的人生从此改变。（在阅读下面段落的时候请记住，玛丽塔只是一个12岁的女孩子。）

“早晨5点45分起床是一天的好开端，”她说，“起床后，刷牙，洗澡。如果起得晚点儿我会在学校吃早餐。因为我吃饭时间长，我经常被老师提醒。我在公交车站会与好友狄安娜和史蒂芬会合，我们通常能坐上第一班车。”

5点45分起床对KIPP学园的学生来说很平常，特别是那些需要长时间坐公交或地铁来学校的学生。有一次，列文在七年级一堂音乐课听课。课间他让上音乐课的70名学生举手示意一下早晨都是几点起床。有一小部分学生是早晨6点起床。3/4的学生是6点之前，超过半数学生说他们通常5点半之前就起床。玛丽塔的同班男生何塞甚至说他有时3点或4点就起床。他们经常是前一天晚上完成家庭作业，然后“在床上稍睡一会儿”。

玛丽塔继续说道：

我下午5点放学。如果在路上没耽误时间，我5点半就会回到家。我跟妈妈简单打声招呼就开始做作业。如果作业不多的话，我做作业会用2小时到3小时，晚上9点左右做完。如果作业里还有篇论文，我可能要做到10点，10点半也试过。

妈妈经常打断我做作业，叫我吃饭。我总想做完再吃，但她说要先吃饭。吃饭一般在8点左右，吃半个小时，然后我继续做作业。有时等我完成作业，妈妈还想跟我聊聊学校里的事。我通常只能跟她简单说说，因为我想赶在11点前睡觉。睡前我会把第二天的书包准备好，然后上床。我跟妈妈谈论着白天学校发生的事儿，说不了多久，她就迷迷糊糊快睡着了，这时候一般是11点15分。我也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所有这一切就重来。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房间。但是我们的房间很大，可以分成两个空间。我们在房间的两头有两张床，我跟妈妈总是无话不说。

她郑重其事地说着跟她这年龄很不相符的体验。她说这些的时候俨然就是个驾轻就熟的律师，或是一个镇定自若的医生，只是脸上少了黑眼圈和手中少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还有就是她年纪太小。

“只要有需要，我有时候甚至不睡觉，”玛丽塔继续说道，“如果我头天12点睡，第二天下午上课我就会打瞌睡。但我马上振作精神，我不想漏掉什么内容。我记得有一次我上课打瞌睡，老师看见了就对我说：‘下课后我们谈谈好么？’他问我：‘为什么上课打瞌睡？’我回答说昨天睡得太晚。他就说：‘你需要早一点儿睡。’”

机遇之歌

玛丽塔的生活并不是一个普通12岁女孩应有的生活，也不是我们传统理念所希望的状态。传统理念认为，应该给孩子足够时间游戏，休息和做梦。但玛丽塔是个肩负责任的孩子。社会对她的要求和对韩国飞行员的要求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就必须牺牲自己的部分个性。对韩国飞行员来说，对权威的毕恭毕敬在驾驶舱中就必须叫停；对玛丽塔来说，原有的生活环境给予她的品性不足以匹配新环境——即周末和暑假与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一同补课，使自己的成绩大大提高。她的生活圈子没有给足她这些便利。那么，她该怎么办？她只能放弃每天晚上和周末的娱乐，放弃与朋友在一起——这些都是她原先生活圈子的基本要素——回到KIPP加课。

以下是玛丽塔接下来的描述，这些经历听来让人为之动容：

刚上五年级的时候，我还常跟原来学校的一个好友来往，每周五放学我都会去找她。我会在她家一直玩到我妈妈下班回家。我在她家做作业，而她却没有家庭作业。她总说：“噢，上帝，你在学校待的时间也太长了吧。”她说她也想去KIPP，但是她觉得KIPP太苦，又不想去了。我说：“每个人都说KIPP很苦，一旦你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其实也没那么苦。”她就会说：“那是因为你比我聪明。”我说：“不，我们每个人都很聪明。”她知道我们要到5点才放学，还有很多家庭作业，她因此很气馁。我告诉她我们之所以这么多作业，为的是能学得更好。她就会生气地跟我说她不想再听了。现在我所有的朋友都是在KIPP上学的同学。

这对孩子来说要求太高了么？的确太高。但是请想一想，玛丽塔因为上了KIPP学园，她的前途有了多么大的改变。玛丽塔与KIPP达成了一项“交易”——玛丽塔必须每天早晨5点45分起床，周六上课，晚上做作业到11点。作为交换，KIPP承诺给予这些身陷贫困的孩子摆脱贫困的机会。KIPP的学生中会有84%的人数学成绩居于同年级平均水平之上，90%的学生毕业后会考取私立或教区高中，而不是布朗克斯区那些教学质量差的高中。高中毕业后，又有80%的KIPP学生最终考取大学。这些孩子很多都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对玛丽塔来说，她和KIPP的“交易”能有什么坏处呢？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所有成功者案例都遵循某种可预知的线索。这条线索并不完全是智力因素，如果是这样的话，克里斯托弗·兰根就要比爱因斯坦更成功；这条线索也不完全是个人选择和个人努力的结果。这条线索，确切地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天的成全”。“异类”是那些获得特殊机遇之人——是那些耐心等待，当机遇到来就当仁不让把握住机遇的人们。对于加拿大的冰球运动员来说，生于1月就是他们进入全明星队的机遇；对于甲壳虫乐队来说，汉堡之旅就是机遇；对于比尔·盖茨来说，特殊机遇就是生在正确的年代，并在初中时代就获得电脑终端；对于弗洛姆和沃切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行的创始人来说，机遇是多重的：他们生于正确的年代，有着能给他们最勤勉激励的父母，他们拥有少数族裔身份，这种身份帮助他们在纽约其他传统律师事务所涉足公司并购官司以前，就已在这个领域实践了20年；最后是大韩航空，直到公司帮助飞行员突破原有文化禁锢，他们才最终扭转局势。

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其实相当简单，但却一直被人忽视。我们十分敬畏那些最优秀、最聪明、自学成才的“异类”，我们认为这些人命中注定就该从芸芸众生中自然而然冒出来。我们了解比尔·盖茨的成就，惊叹他13岁的时候就自觉走上超级企业家的道路。但是这是一种错误总结。事实是，1968年的世界只为这一个13岁男孩打开电脑终端使用的方便之门；假如当时有100万个孩子都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今天世界上又会有多少个微软公司呢？要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就要重新排列幸运的拼图——例如，重新安排某些关键日期——将机遇分配给更多的人。在加拿大，假如冰球联盟为下半年出生的孩子再组织一个联盟，那么今天我们就有两倍的冰球明星。将这种理念推广下去，天才的花朵就会更灿烂地开放在所有领域，而我们的世界也一定比现在更富足。

玛丽塔不需要学校有更大的体育场，更知名的教师；她也不需要笔记本电脑，小班授课，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班主任，或是住进更大的房子；她也不需要有太高的智商或是像兰根一样聪明。当然，所有这一切能有的话都很好；但是只有这些，依然不着要点。玛丽塔需要的其实只有一样——机遇。让我们看看玛丽塔手中现在把握的机遇吧！她的学校已经将亚洲的稻田文明引入布朗克斯，并且告诉她，做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可以给人带来多么不可思议的影响。

[70]　KIPP（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指知识就是力量。

[71]　SSLANT（smile, sit, listen, ask, nod, track），即微笑、起立、倾听、提问、点头示意和目光跟踪。——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