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看到了怎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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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小的时候，我时常会溜进父亲的书房，翻看他摆在桌上的那些报告。我的父亲是一位数学家。他用铅笔在绘图纸上写东西：一长串一长串工整的数字和图形。我会坐在他座椅的边缘，带着疑惑和好奇一页页地翻看着。首先，这些东西当时在我眼里简直是无字天书，而父亲靠这些居然就有薪水可领，这真是不可思议。不过更重要的是，我如此挚爱的人，每天都在他自己的脑袋里，琢磨着我难以理解的事，这一点实在令我很受不了。
这正是我后来学到的，心理学家称之为他者心灵（other minds）的现象。一岁大的孩子认为，如果他喜欢金鱼小饼干，那爸爸妈妈也一定喜欢这种饼干；他还无法理解，自己头脑里想的，跟其他每个人头脑里想的都不一样。等到有一天，他能够进步到懂得爸爸妈妈不一定也喜欢金鱼饼干，这就是人类发育过程中认知能力成长的一大里程碑。为什么两岁幼儿会如此淘气？那是因为他们正在有条理地验证一些令他们好奇的全新想法——此事虽然能让自己感到快乐，却并不一定能让别人也感到快乐。其实成年人也从未失去对人类心理的好奇心。当我们在社交场合上认识一位医生时，我们最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们并不会问“你都做些什么事”。大家都大概知道医生是做什么的；我们反而想要知道：整天跟生病的人待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我们想要知道：当医生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们相当清楚，当医生跟整天坐在计算机前工作，在学校教书，或是销售汽车，感觉完全不一样。这种问题不是明知故问，也不是蠢问题。对于别人日常工作的内情感到好奇，这是人类最基本的原动力之一，而撰写各位手上拿的这本书，也出自同样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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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开眼界》一书中收录的所有文章，之前均刊载于《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我自1996年起便担任《纽约客》的特约撰稿人。在这期间我写过无数的文章，而选入本书的都是我的最爱。我把这些文章归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一些锲而不舍的，以及我喜欢称之为“天才型小人物”的人，他们不是爱因斯坦、丘吉尔或曼德拉那样的人物，他们也不像那些打造我们这个世界的伟大建筑师，而是像销售万用剁碎机的罗恩·波佩尔（Ron Popeil），或是以一句广告语而名噪一时的雪莉·波利考夫（Shirley Polykoff）——“她染不染头发？只有她的美发师最清楚。”（Does she or doesn’t she？Only her hairdresser knows for sure.）第二部分是说理性的文章，主要是讨论整理个人经验的方式。我们对于街头游民现象、金融丑闻，或是像“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这些事件，应该抱持什么样的态度？第三部分是针对我们对人的评断能力提出疑问。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好坏与否，聪明与否，或是能不能把某件事情做得十分妥帖？各位将会读到，我对于我们做这类判断有多准确是存疑的。
阅读这些文章的价值，不在于问题的本身，而在于我更感兴趣的部分，即那些会去思考游民问题、西红柿酱或金融丑闻的人，他们究竟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就我本身而言，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评断“挑战者号”的事故。那对我来说无疑是无字天书：那是一堆工整地记在绘图纸上无法解读的数字和图表。可是如果我们通过另一个人的眼睛，从另一个人的头脑里，去看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会得到什么答案？
比方说，书中有一篇文章是关于我试图去了解，惊慌失措（choking）和紧张失常（panicking）有什么区别。这篇文章的灵感，来自1999年7月小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 Jr.）驾机失事身亡事件。他是飞行新手，又遇到坏天气，因此“消失在地平线上”（lose the horizon）（这是飞行员惯用的说法），开始螺旋俯冲。我为了解他当时经历的过程，特别请了一位飞行员，带我搭上肯尼迪驾驶的那个型号的飞机，并且选择跟他当时一样的天气状况飞行。我要飞行员做出急速下坠的动作，这不是在耍花招，而是有其必要性。我想了解飞机失事是什么感觉，因为光是知道肯尼迪做了什么，不足以让我解读出那次意外的意义。
“图像问题”这一篇谈到如何解读卫星图像，就好比布什政府误以为自己已掌握的，萨达姆·侯赛因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照片一样。我之所以着手写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和一位放射医学家看了一下午的乳房X光片，看到一半时——在毫无提示的情况下——他提到他曾经想过，像他这种人看乳房X光片所遇到的问题，应该跟中央情报局（CIA）的人看卫星图片时会碰到的问题很相似。我当时正想知道他脑袋里是怎么想的，而他却想知道CIA官员的脑袋里是怎么想的。我还记得在那一刻，我整个人觉得头晕眼花的。
还有就是关于本书英文书名来源的那篇文章，那是对驯狗专家塞萨尔·米兰（Cesar Millan）的人物速写。米兰可以依靠手的触摸，把最凶悍、最顽劣的狗摆平。当初促使我执笔写那篇文章的原动力，源自我想知道米兰在做这种工作时他脑海里在想什么。可是这个报道写到一半时，我发现还有一个更棒的问题：当米兰施行他的“魔法”时，狗的头脑里在想些什么？这才是你我真正需要知道的：狗的眼中能看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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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写作的构想是从哪里来的？我每次回答这个问题都答得不好。通常我的答案都模棱两可，有时是说有人会讲些故事给我听，或是跟我合作的主编亨利拿一本书给我看，从而激发了我的思绪，要不就干脆说我记不得了。当我在挑选本书的文章时，我就想到要试着一劳永逸地整理出答案来。例如有一篇篇幅长且有点怪异的文章谈到，为什么市面上从未出现与亨氏牌分庭抗礼的西红柿酱品牌。这篇文章的构想是得自友人戴夫，他是做食品杂货生意的。我俩经常会一起吃午餐，而他是那种会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戴夫还有一些关于香瓜的好玩的理论，但我将留到后面才揭秘。）另外一篇是“真实的发色”，是描写开创染发市场的女性。一开始是因为不知怎么的，我脑海里兴起一个念头，觉得写洗发精应该很好玩（我想我真是文思枯竭了）。做过很多访问以后，一位麦迪逊大道[1]类型的人物愤怒地对我说：“你干吗要写洗发精？写染发剂有趣得多了。”于是我就改了题目。
寻找写作灵感的秘诀，就是要说服自己：每个人、每件事都有故事可说。我虽然用秘诀两个字，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挑战，因为这是很难办到的一件事，毕竟人类的直觉是假设大部分事情都不会有趣。我们总是在电视频道间转来转去，先要跳过十个，才能选定一个。我们到书店，总要先翻过二十本小说，才能选定一本自己想看的。我们会过滤，区分高下，再做判断，这都是情非得已，因为各式各样的东西实在太多。可是要从事写作，每天都必须对抗这种筛选的本能。洗发精感觉上好像没什么意思？管他的，一定要从这里面找到故事，即使一时找不到，我也要抱持信心，相信继续挖掘下去，最终会发现可以写的东西。（对于这一点，我要请读者来判断我是对是错。）另一个寻找灵感的秘诀是，对于权力与知识的不同之处要有所认识。出现在本书中的人物，很少人是大权在握的，他们甚至也没有什么名气。当我说自己对天才型小人物最感兴趣，那是真心话。要发掘有趣的故事，切忌从最上层人物找起，而要从中层人物着手，因为全世界在做实事的大都是中层阶级的人。我的朋友戴夫，就是教导我西红柿酱知识的那一位，他便是中产阶级人士。他做过西红柿酱生意，所以他懂这里面的故事。高高在上的人，因为要保护自己的地位和特权，所以说话时自我意识很强（这也是应该的），
在“王牌推销员”一文里，我们会结识阿诺德·莫里斯（Arnold Morris）。他曾在某年夏天，在泽西海岸的自家厨房里，向我演示如何推销万用切果菜机。他的开场白是：“各位乡亲父老，请过来这边，我要向大家示范一台史上最强的切果菜机。”接着他拿起一包烤肉调味料来做道具。“请看这个！”他高举那台机器，活像是在展示一个蒂芙尼花瓶。这就是我发掘灵感的地方，在泽西海岸，某人家的厨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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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想过要当作家。我曾经想当律师，后来到大四那年，我决定要进军广告界。于是我向多伦多市的18家广告公司申请工作，结果收到18封拒绝信，我把这些信一字排开，用胶带贴在墙上（它们到现在应该还存放在某个角落）。我考虑过念研究生，可是成绩不够好。我申请过奖学金，想到有异国情调的地方游学一年，但也遭到拒绝。到最后写作成了我无心插柳而走上的路，这只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我怎么也没想到写作可以是一种工作。工作都是很严肃、很可怕的，可是写作却充满趣味。
大学毕业后，我在印第安纳州一家小杂志《美国观察家》（American Spectator）干了半年，再搬到华盛顿特区，做了几年自由撰稿人，后来进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再从那里跳到《纽约客》。一路走来，写作的乐趣丝毫不曾减少，但愿读者在翻阅本书的时候，那振奋的精神跃然纸上。最令我感到挫折的事，莫过于有人看了我写的或别人写的东西，却生气地说：“我不赞成这种看法！”他们为什么要生气？文章的优劣并不取决于其说服力有多强，反正读者在本书中读到的文章不会是这一类。写作的成败关键在于，能不能让读者手不释卷，能不能刺激读者思考，给读者一窥别人内心世界的机会，即便读到最后的结论是——此人的内心世界并不值得羡慕。我把选入本书的文章称为探索之旅，理由在于我写作的初衷便是如此。现在就请各位细细品味吧。
[1]麦迪逊大道，美国纽约市广告业大本营。——译者注而自我意识正是“趣味”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