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秘密
安然公司、智慧和信息过多带来的危险
1
2003年10月26日下午，杰弗里·斯基林[1]坐在休斯敦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庭中，他身穿一套蓝色西装，打着领带，52岁的他看起来老态毕露，他身旁一共坐了8名辩护律师。法庭外，整条街停的都是各电视台的卫星转播车。
主审法官西米昂·雷克开口说：“美国政府诉杰弗里·斯基林，刑事案编号H-04-25，我们今天下午在此要对本案做出判决。”他直接向斯基林说：“斯基林先生，你现在可以发言，提出要求轻判的信息。”
斯基林站起来，他一手建立的能源交易巨擘安杰弗里·斯基林（Jeffery Skilling），安然公司前CEO。——编者注然公司，几乎就在5年前的这个时候破产倒闭，他5月间也被一个陪审团判决了欺诈罪，根据一项和解协议，他名下几乎所有财产均已交给一个基金，赔偿安然以前的股东的损失。
斯基林语序混乱、断断续续地说：“说到悔意，法官先生，我已是悔恨至极。”他声称“很多朋友——都是好人，已经死了”。对于他个人，他坚称未犯罪：“我对每一项指控都不认罪。”说了两三分钟便坐下了。
雷克于是传召安妮·贝利沃，她是安然税务部门的资深行政助理，在安然工作了18年，连她在内一共有9人被传召出庭做证。
她对斯基林说：“你仅靠每个月1600美元应该如何度日？我目前就是靠这种收入过活。”因为安然破产，她毕生的退休积蓄也付诸东流，她说：“斯基林先生，一切都因为你的贪婪才有今天，你应该为此感到羞愧。”
下一位证人说，斯基林摧毁了一家好公司；第三位说，安然是因为在管理上违规操作而自毁前程。另有一人叫道恩·鲍尔斯·马丁，她在安然工作长达22年，她更是直接斥责斯基林说：“斯基林已经被证明是骗子、小偷和酒鬼。斯基林毁了我和我女儿的退休梦，现在他应该被关进大牢里，不让他在这个地球上随意行动。”她面对斯基林说：“你喝高档红酒时，我和我女儿却不得不剪折价券，靠残羹剩饭度日。”这类的斥责之声不断在庭上响起。
法官宣判时要求斯基林站起来，他说：“证据证明，被告在安然各项业务上一再对投资人撒谎，包括安然自己的员工。”他说除了从重量刑外，他别无选择：斯基林必须在监狱服刑292个月，也就是须坐牢24年。曾经领导被《财富》杂志列名为“全球最受尊敬企业”的负责人斯基林，所受的刑罚是白领罪犯所受的最重刑罚之一，就算他还有出狱的一天，也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斯基林的辩护律师丹尼尔·佩特罗塞利说：“法官大人，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他的量刑减少10个月——这对量刑目的毫无影响——他便可以住进惩教所中。只要少判10个月。”
律师请求法官宽大为怀，斯基林毕竟不是杀人犯或强奸犯；他曾经是休斯敦的社区支柱，小幅的刑期调整，可以让斯基林免于在杀人放火的无情罪犯群体中度过余生。
雷克法官回答道：“不行。”
2
国家安全顾问格雷戈里·特莱沃顿（Gregory Treverton）曾经说谜有两种：一种是只要再多一点消息，就能迎刃而解的拼图般的谜团（puzzle）；另一种是要费心剥茧抽丝才能拨开云雾见青天的迷雾（mystery），两者有所差别。本·拉登的下落是个谜团，我们找不到他是因为情报不足，解决谜团的关键可能就在本·拉登的身边，而在我们找到那个消息来源之前，本·拉登的行踪会一直成谜。
相对地，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后，伊拉克的内部情形是一团迷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有黑白分明答案的问题。迷雾需要我们对谜题的不确定性做出评估与判断，其困难不在于我们的情报过少，而在于情报泛滥。美国中情局对伊拉克战争后的伊拉克局势有一个立场；美国国防部、美国国务院、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前副总统迪克·切尼，以及其他无数的政治学者、记者与智囊团都各有其见解；其实，甚至巴格达所有的出租车司机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两者之间的分别不小。我们如果认为“9·11”事件幕后的动机与方法只是谜团，合理的反应是：加强情报搜集，招募更多的间谍，并增加对“基地”组织（Al Qaeda）的情报侦收。我们若将“9·11”事件看作一团迷雾，你会问：“增加情报量是不是反而会坏事？”你会希望改进情报圈里的情报分析，或希望有更多思维缜密、凡事都提出疑问的情报分析人才，在与“基地”有关的情报中多加查证；你会派遣中情局的反恐小组跟联邦调查局（FBI）、国家安全局以及国防部的人，每月打两回高尔夫球，交换已知情报与意见。
如果问题的关键在于谜团，找出罪魁祸首不难，因为他是扣住情报的关键人物，而迷雾就模糊多了，有时是因为我们的情报不够，有时问题的症结却在于情报人员无法做出正确的解读。针对谜团可以找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迷雾往往不然。
如果你全程观察斯基林案，你也许会觉得安然丑闻是一个谜团；因为检察官说，安然对交易秘而不宣，且高级主管隐瞒重大信息，这些我们均未被充分告知。一手策划公司发展战略的斯基林是个骗徒、小偷与酒鬼。“我们信息不足”，是典型的谜团前提，也是安然事件的中心推论。
“诸位，这是一个简单的案件。”法院首席检察官对陪审团做总结陈词时说：
因为案情如此简单，我的总结陈词可能用不完给我的时间。此案是黑白分明的，真情与谎言对立呈现。股票持有人购买一只股票，也许这一只股票不能让他们有权得到什么，但他们有权知道真相及公司的财务状况，并要求安然的主管与员工，将股票持有人的利益置于自身私人利益之前，并诚实对待他们。
但是检察官有所不知的是，他错了；安然不是一个谜团，而是一团迷雾。
3
2000年6月底，《华尔街日报》驻达拉斯记者乔纳森·威尔，接到他在投资管理业界一位熟人打来的电话。威尔在《华尔街日报》有一个叫“得州听闻”（Heard in Texas）的专栏，密切观察休斯敦的大能源公司，如戴纳基与埃尔帕索（El Paso）等企业的动态。那位熟人说：“你该好好调查安然与戴纳基的情况，看看这些公司的盈利到底从哪里来。”于是他照办了。
威尔对安然采用的“按现实市场价格计算资产价值”（mark-to-market accounting）的会计做法有兴趣，许多进行复杂金融交易的公司都使用这套技巧。比方说，你的这家公司是能源公司，与加州签了一项1亿美元的合约，要在2016年运送给对方10亿小时的电力。这个合约值多少钱？未来10年你都收不到钱；除非时间到了，否则你也不知道自己签的这个合约是赚钱还赔钱。然而1亿美元的合约承诺，显然关系到公司能否有巨大盈利。如果电力价格在未来几年持续下跌，这份合约就会成为极有价值的资产。但如果在2016年迫近时，电力越来越贵，公司就可能亏损上亿美元。以现市价格计算资产的会计方法是，在签约时，将合约会带来多少收入的估计数字记入账上；如果后来发现估计有变，你在收支盈亏上适当加以调整就是了。
当某家这样做账的公司声称从1亿美元的营收中获利1100万美元时，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这家公司可能实际赚了1100万美元，在付清账单后，的确有这么多钱可以留在其银行账户中；另一种可能是，公司只是猜想自己可以从一笔交易中赚得1100万美元，但这笔利润很多年都不会入账。给威尔传消息的人要他查的是，安然声称自己会赚得的钱，究竟有多少是“实账”。
威尔设法拿到安然的年度财务报表与季报，开始比较公司的收益表与现金流量表。威尔说：“我花了好一阵子，大概一个月左右，才厘清我需要朝哪些地方下手。安然的财务报表上名堂很多，要锁定其中某一特别的项目，需要撇除不必要的名堂。”威尔向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会计学教授托马斯·林思迈尔请教，他们谈到在20世纪90年代，若干金融机构对次级贷款采取按现市计价的会计方式，而在经济走下坡路时，客户或还不起贷款或提前付清贷款，放贷一方突然了解他们的盈利估计过于乐观。
威尔转而向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的专家请教，又向投资评级机构Moody’s一名分析师打听，他先后问了不下十余人，然后再回头去看安然的财务报表。他的结论让人大吃一惊：在2000年第2季度，安然号称赚到的747400万美元，也就是安然主管以为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上赚到的钱，实际上并未入账。如果把这笔子虚乌有的盈利从账本上刨除，安然第2季度其实有重大亏损。这家美国最受尊敬的公司之一、美国股市眼中的全美第七大企业，其实根本没有现金进账。
威尔的报道于2000年9月20日在《华尔街日报》刊出，几天后被华尔街一名投资人詹姆斯·查诺斯（James Chanos）看到。查诺斯是专做空头基金的投资人，他说：“我的耳朵竖起来了。我在周末看了证交所的年报与季报（按联邦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公开的财务报表），标出有问题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看，我后来又多标出几页，看了那些我不懂的地方，然后我又重看了三四遍。我记得自己花了好几个小时。”查诺斯看见的是，安然的利润率和股票收益直线下滑，而主导企业命脉的现金流量却缩减到有如水滴一般；公司的资金回收率比资金成本少。这就好像你用9%的利率跟银行借钱，把钱投资在利率为7%的储蓄公债上。查诺斯的结论是：“他们基本上是在套现。”
当年11月，查诺斯开始对安然股票放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不断放话说他认为安然危机重重，他还给《财富》杂志记者蓓瑟妮·麦克林通风报信，麦克林后来读了查诺斯与威尔两人看过的那些报表，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她在2001年3月发表一篇文章，标题赫然是：“安然股价是否被高估了？”此后，越来越多的记者与分析师开始仔细检查安然的财务情况，而安然的股价也开始持续下跌。同年8月，斯基林辞职，安然的信用评级被降级；安然极需交易周转资金，而银行却开始不愿把钱借给它。12月，安然不得不提出破产申请。
安然破产案，可与20世纪70年代最大的丑闻“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相提并论，且两者可做一比较。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与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借着消息来源“深喉”（Deep Throat），揭发白宫包庇的丑闻。“深喉”知道许多秘密，他的身份必须保密。当伍德沃德希望见“深喉”一面时，他必须先将一个插着红旗的花盆移至公寓后面的阳台，当天傍晚他必须从家后面的楼梯离开，换好几趟出租车摆脱跟踪的人，最后于凌晨两点，在一处地下停车场中，跟提供消息来源的人见面。以下是对《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一书高潮部分——伍德沃德与“深喉”会面的描述，这段文字记述了“深喉”大爆内幕的情形：
“深喉”缓缓地说：“好，这事非常严重。你可以确定地说有50个人为白宫及尼克松筹款委员会做事，他们当间谍，当打手，专门搜集情报或搞破坏，有些行动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们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伍德沃德把他跟伯恩斯坦听过的，用来对付政治对手的招数，包括窃听，跟踪，散布假消息给媒体，伪造文件，取消竞选造势大会，调查助选员的私生活，安插卧底间谍，偷窃文件，以及在政治示威大会中安放伏兵等，一一念给“深喉”听，如果是真的，“深喉”便点头认可。
“深喉”说：“这些数据全在档案里面，司法部与调查局都知情。”
伍德沃德大感吃惊，有50个人直接听命于白宫与尼克松筹款委员会，他们要摧毁异己，他们无法无天了吗？
“深喉”点点头。
“白宫愿意搅乱——这是正确的用词吗——整个选举过程？白宫实际已经付诸行动了吗？”
“深喉”又点点头。这时他看起来有些不适。
“雇了50名特工去完成？”
“说超过50人也没错。”“深喉”说完往外面的坡道走，那时已将近凌晨6点。
水门事件是典型的谜团；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要把被掩埋的秘密挖出来，“深喉”则是他们的内线。
威尔有内线吗？不见得。威尔在投资管理圈子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对安然之类的能源公司起疑，但他不是内线。威尔的线索也没把他带向秘密档案，从而得知安然的秘密活动，这人不过是建议威尔去看安然自行发布的系列公开文件。伍德沃德在黎明前的暗夜，在地下停车场中与他的线人碰头；威尔则是打电话给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名会计专家。
威尔把报告整理完毕后曾经打电话给安然公司，征询他们的说法。他说：“他们派了会计主管和另外六七个人到达拉斯。”他们到《华尔街日报》的一间会议室与威尔见面，安然主管坦承，他们所谓的利润是“希望”赚到的钱。双方谈到安然怎么确定未来会赚多少钱，威尔说：“他们告诉我，运用数学模型进行估算的都是天才，他们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我问道：‘那数学模型能测出加州今年的电力市场会大乱吗？不能？为什么不能？’他们说：‘这是难以预测的那一型。’那时是2000年9月底，我又问：‘你们觉得谁会赢？布什还是戈尔？’他们说不知道，我接着问：‘无论是环保主义的民主党人当选总统，还是得州油商入主白宫，你们不觉得市场反应会有分别吗？’对话气氛非常和谐，对数字没有争议，争议的是如何诠释的问题。”
在安然事件细节逐渐浮出水面的同时，这次会议最令人啧啧称奇。安然一案的公诉检察官告诉陪审团说，应该判斯基林有罪，送他去坐牢，因为安然隐瞒真相。检察官说：“你们有权知道公司的财务情况。”但是安然究竟隐瞒了什么真相？威尔所得知的和所报道的每一件事，安然自己也承认确有其事。威尔想证实自己的数字无误，该公司要员还亲自坐飞机到达拉斯，在《华尔街日报》的会议室里与他开诚布公地进行谈话。
然而，尼克松没有到《华盛顿邮报》去见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他躲在白宫里。
4
安然会计手法当中的第二个问题——可能也是惹祸上身的地方——是它极为依赖所谓的“特殊目的实体”[2]（Special-purpose entities,缩写为 SPE）。
所谓特殊目的实体指的是，某公司如果在运营情况不佳时，想向银行贷款一亿美元，银行即便愿意借，也会向其索取极高的利息。不过这名老板手中有一堆石油租约，预期未来四五年内会赚进一亿美元，因此老板把这些租约交给一家合伙企业，也就是SPE，并由它出面贷款。银行把一亿美元交给了这个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再把这笔钱交到真正要借钱的老板手中。这一点点的金融操作，其之用大矣。这种转手（当时）不需要在公司的收支账册上做记录，因此公司可以在不增加债务的情况下增加资金。由于银行相信石油租约会带来足够的盈利偿还贷款，因此也比较愿意以更低的利率给借方提供这笔资金。在美国企业中，与SPE合作已是司空见惯之事。
安然将SPE游戏规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安然转给合伙企业的，未必全是可以获利的石油合约等蓝筹股资产，有时押出去的是赔钱的资产。安然也不是把资产卖给外人，因为外人会对这些资产价值提出各种质疑。安然在所谓的合伙伙伴企业中，安插自己的主管去经营这些公司。这样他们由“友”公司出面，贷款银行就范，轻松过关；如果担保品价值下跌，安然会以自己的股票补上差额。换句话说，安然不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卖给外部的企业实体，而是将自己“肢解”后卖给自己，这种策略不仅在法律上走钢丝，风险也极高。安然与SPE财务上的纠缠不清，最终引爆了垮台。
当起诉斯基林的控方指称安然误导投资人时，一部分是将罪名指向这些SPE；安然的管理阶层有义务公开，公司的财务命脉有多少押在这些铤而走险的交易上，以及到了什么程度。受托调查安然危机的鲍尔斯委员会（Powers Committee）指出，安然“未完成一项重大目标，即未充分交代交易的本质，以协助阅读财务报表的人了解公司情况”。换言之，它并未向社会提供充分且必要的信息。
这些结论，再度暴露出整个安然事件的教训，并不是用这样一句话就可盖棺论定。通过威尔在《华尔街日报》的数名同事——主要是约翰·艾姆什维勒与丽贝卡·史密斯——在2001年夏末开始的报道，社会大众应该对SPE企业的性质略知一二。艾姆什维勒是怎样揭发安然的弊端？其实跟威尔与查诺斯一样，他看了安然自己公开的财务档案。库尔特·埃辛瓦尔德（Kurt Eichenwald）的著作《愚人阴谋》（Conspiracy of Fools）是安然崩溃的写照，他在书中描述了艾姆什维勒是怎样发现相关的安然文件：
是第八项“相关方面移转”几个字，使艾姆什维勒的血液加速流动。
艾姆什维勒的任务是追踪斯基林辞职后的动态。他提出采访要求，后来更下载了一份安然最近向证交所提出的报表，以找寻新闻线索。
他发现的东西让他大感震惊。合伙企业是由一名姓名不详的“高级主管”负责。这些也许是非常晦涩难解的东西，但数字看起来非常惊人。安然在那年的头6个月里，跟合伙企业交易的营收超过2.4亿美元。
不管从什么标准来看，安然的SPE之所为，都是目无法纪与经营不力的铁证。但你不能责备安然掩埋这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交易，因为它没有；安然公开了这些交易行为。更正确的指控应该是，对于SPE，安然对投资人交代得不够。但多少才算“够”？安然有3300家SPE，每一家的书面文件可能超过1100页。如果300万页的数据统统公开，投资人恐怕早就淹没在字海中，此举也无助于社会大众了解内情。那么，仅公布经过编辑的每笔交易资料如何？杜克大学法学院教授史蒂文·施瓦茨（Steven Schwarcz），最近从不同企业公开的20份SPE报告中，做了一次抽样性检阅。这些摘要报告是为有兴趣的人士所汇编，他发现这些摘要写得密密麻麻，平均每份摘要长达40页。因此安然的SPE摘要，即使每页编排不空行，20份也要厚达12万页。可不可以就这些摘要再做成一份摘要？安然的破产清算人就这么做了，他整理出1100页。那么，从摘要的摘要中，再摘出摘要呢？鲍尔斯委员会也整理出这样一份摘要，该委员会只看了“最重要交易中的实质内容”，会计部分仍像厚达两百页的天书。一如施瓦茨说的，这两百页还是在“有后见之明的、美国最优秀的法律人才相助之下”完成。
像拼图一样的谜团，每多一项新信息，问题就更容易解决。如果有人告诉你本·拉登躲在白沙瓦，找到他的难度就更小了些。如果再加上一点情报说，他藏在白沙瓦西北角一带，问题就更容易了；但是这里的游戏规则似乎不同。根据鲍尔斯委员会的报告，安然董事会的许多董事，“对该公司的SPE交易的经济原理、后果与风险，似乎无法理解”，而这些董事正是坐在董事会中详细讨论SPE交易的人！埃辛瓦尔德在《愚人阴谋》中表示，安然财务长安德鲁·法斯托（Andrew Fastow）也不了解SPE交易的财务后果，而这些交易却是他促成的。
就安然事件写过文章的维拉诺瓦大学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安东尼·卡塔纳赫（Anthony Catanach）说：“这些是非常精细复杂的交易，即使档案都放在眼前，也很难说安然的审计方亚瑟·安达信旗下的人马都看得懂。这牵涉高级管理，光看鲍尔斯委员会报告，光画曲线图，我就弄了两个月。这些交易情况被严重扭曲。”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安然的SPE是常态问题，它也非常难懂。SPE的本质本来就非常深奥，一家企业成立SPE是要在贷款时让银行放心。而要让银行放心，该公司便需向贷方与合伙企业，就若干特定部门的特殊业务提供详细信息。公司越是能向贷款机构担保（在交易合约中提供明确的保证、担保与说明），在外人眼里，这种交易就越难理解。施瓦茨说，安然对外公开的若干财报“必要却不完美”。一家公司可以让财务交易简化，好让人看得懂，但这样一来，就有淡化潜在风险的风险；或者你也可以试图公开每一项潜在风险，但如此一来会眼花缭乱到谁也看不懂。对施瓦茨来说，安然事件说明，在一个财务操作越来越复杂的时代，“透明定律”（disclosure paradigm）——一家公司越公开，对社会来说就越有利——跟时代的现实状况脱节了。
5
在1943年夏天，纳粹试图通过打心理战，广泛吹嘘德军已发展出一种“致命的超级武器”。同盟国情报单位立刻忙碌起来，间谍证实德军的确建了一座秘密武器工厂，而对法国北部的空中摄影照片显示，有一栋怪异的水泥设施朝向英国。盟军忧心忡忡，他们下达轰炸任务去干扰德军这项神秘行动，并草拟若干计划，以应对未来英国可能遭到的致命空袭。虽然无人确定这样的武器属子虚乌有，也无人敢说里面在搞什么名堂，但工厂存在似乎是真的；法国北部的确有发射台，虽然那可能只是个假基地，目的是要转移盟军视线，免得真的目标遭到轰炸。德军的秘密武器是个谜团，而盟军却没有足够的情报去解开这个谜团。不过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而最后证明新角度远比旧角度有用：德国的秘密武器问题是一团迷雾。
揭开迷雾中的秘密的人，是一小批分析专家，他们的工作是监听德国与日本的海外与国内心理战与宣传广播。英国分析小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成立，由英国广播电台负责管理。类似的美国单位叫“怪人军团”（Screwball Division）。史学家史蒂芬·莫卡多（Stephen Mercado）写道：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美国的“怪人军团”位于华盛顿游说团体集中的K街（K Street）一栋不起眼的办公大楼内。分析员监听的是一般无线电短波放送的演说，他们戴着耳机，不断听着纳粹的广播，然后要针对纳粹的公开说法——例如德军将重新对俄罗斯展开攻势——进行解读。当时一名记者形容这些分析广播宣传的人，是“集个人主义者、国际滚石音乐人与稍许疯癫人才之大成”，他们对纳粹的秘密武器有特定的看法。
首先，德国领导人是在国内广播宣传中吹嘘已有秘密武器，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宣传的目的是要提振士气，而纳粹领导人说的话如果不实或蓄意误导，其威信就会受损。例如，当1943年春天德军潜艇面对盟军反击开始失利时，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技术性地承认战争失利，他将重点从吹嘘最近的胜利转移到预测未来终将胜利，并怪罪是坏天气导致潜艇出师不利。在此之前，戈培尔从未对自己人撒过谎，因此他说德国有秘密武器，极可能就代表这是真的。
从那个假设开始，情报分析员在纳粹的公开广播与声明中仔细研究，寻找答案。他们下结论说，截至1943年11月，秘密武器的存在是“超过合理的怀疑”，而且这种武器是全新的一种，很难对付，可能会造成惨重结果，德军一旦动用，所有吃过苦头的百姓都会闻风丧胆。到1943年5月，秘密武器“非常可能已经过了实验阶段”，不过当年8月发生的一件大事，严重推迟秘密武器的部署。分析员推测的部分根据是，纳粹在8月间，突然绝口不提秘密武器之事长达10天之久；当他们后来再次提及时，威胁的语气不像以前那么肯定。最后他们暂时推测，秘密武器可能在次年1月中旬至4月中旬之间实验完成，其间的误差率为一个月。这项推论部分是根据纳粹1943年年底的宣传，因为其宣传语气突然变得非常严肃与特别。如果不能在几个月内推出秘密武器，戈培尔不会像这样来提升德国人的希望。秘密武器正是纳粹的V-1型导弹，分析员对宣传的每一项推测结果都是正确的。
政治学家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在他1959年出版的《宣传分析》（Propaganda Analysis）中，记载着V-1型导弹的相关推论，读起来简直就像是当代发生的事。间谍打的是19世纪的仗，但分析员拥有的却是当代的思维，他们的胜利说明，当今世界丢给我们的是复杂与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需要我们用剥茧抽丝、解决迷雾的态度去面对。
诊断前列腺癌曾经有如一个谜团，医生必须做直肠检查，并触摸病人的前列腺是否有突起的硬块。不过今日却不必等到病人有了这些症状才做检查，医生可以定期追踪中年男士的PSA（前列腺特异抗原）；如果结果看起来有问题，他们会用超声波显影来检查，接着也可做活体组织化验，在显微镜下检查抽出的组织或腺体切片。然而，各方涌来的信息都不具有结论性质，因为PSA升高并不代表你有癌症，PSA正常也不代表你没有问题；什么才是正常的PSA数值，医学界对此也一直有争议。活体组织化验结果也非百分之百的定论，因为病理学家找的是初期癌症的证据（在很多情况下，那只是日后有可能转化为癌细胞的东西）。两名资格相当的病理学家，可能看的是同一个标本，却对检验对象体内是否有癌细胞意见相左。
即使他们对化验结果看法一致，由于大部分的前列腺癌发展缓慢，可能永远不会造成问题，因此医生们也可能对治疗的益处看法不一。泌尿科专家现在必须从一堆不可依靠与互相冲突的说法中厘清“真相”。他已经不用再证实病人是否有恶性肿瘤，而是在预测而已；以前的医生笃定的事，现在只能用“高度可能的结果”或“暂时预估的结果”等字眼来取代。犹如吉尔伯特·韦尔奇（H. Gilbert Welch）医生在他的《我应该做癌症检查吗？》（Should I Be Tested for Cancer?）一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医学进步已经使得对前列腺癌，或是对其他任何一种癌症的诊断，从比较单纯的谜团，转为复杂的迷雾。
情报世界也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在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集团的关系架构是稳定且可预期的，我们只是不知道细节罢了。一如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副主席特莱沃顿在其《重塑信息时代的国家情报》（Reshaping National Intelligence for an Age of Information）中所说：
当今情报界面对的迫切问题是各种谜团，原则上情报一取得，问题就迎刃而解。例如苏联的经济规模有多大？过去有多少导弹？是否发动过突袭？冷战时期，这些谜团就是情报人员日常要破解的工作内容。
华约解体后，特莱沃顿等人认为情报界如今面对的局面已经彻底翻转。全球大部分地区是开放的，因此情报人员不再依赖其他间谍的零星情报，转而面对的是海量信息。解决谜团仍然重要无比：我们仍需要知道本·拉登的下落，仍需要知道朝鲜的武器设施位置，但是解决迷雾的重责大任逐渐走向舞台中央。东方与西方世界可以预期的稳定对立局面已经动摇，现在情报分析员的工作是，协助决策高层在失序的世界中找出正确航向。
若干年前，海军上将博比·英曼（Bobby R. Inman）曾应邀出席国会一委员会做证，对如何加强美国情报系统发表意见。英曼曾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也曾担任过中情局副局长，他个人即是冷战时期情报结构的具体象征。因此他的回答是：重振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是外交决策机构，外界并不认为它与情报相关，然而英曼说：“在后冷战时期，一切信息都可以公开取得的阶段，你需要的是具有外语能力，对观察对象之宗教文化有深入了解的观察员。”英曼认为，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间谍，却需要许多稍许疯癫的情报解读人才。
6
安然事件显示，金融界也需要进行同样的转变。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乔纳森·梅西（Jonathan Macey）曾发表一篇重要文章，鼓励社会重新思考安然一案，他说：“一个经济体制要包含一套特定的财务报表制度，光靠企业公开财务信息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一批金融中介，能够愉快地胜任接收、处理与诠释企业公布的金融信息的职责。”解决谜团的人需要“依赖发送器”，从我们得知的情报中理出头绪；解决迷雾的人需要“依赖接收器”，启动聆听的技巧。梅西认为，在企业的行事作风越来越复杂、花样越来越多时，华尔街有责任跟上步伐。
科罗拉多大学法学院教授维克多·弗莱谢（Victor Fleischer）指出，安然不轨的重要线索之一，是它在过去5年中有4年没缴企业所得税。安然利用“按现实市场价格计算资产价值”与SPE的花招，来掩饰自己没有赚到预估会进账的钱的事实，但国税局并不接受“按现实市场价格计算资产价值”的会计做法，纳税人得依据实际收入报税。从国税局的观点看来，安然的SPE，一如弗莱谢所形容的，是不存在的事件。除非合伙企业出售资产（或赚或赔），SPE只是会计上巧立的名目。安然没有缴税，因为在国税局眼中，它并没有赚钱。
从税法来看安然，跟从传统的会计角度来看安然，得到的图像大不相同。但要看到那一点，必须对税法有研究，熟悉特别的法律条文与复杂的税务规定，也要知道该问什么问题。弗莱谢指出：“安然会计收入与需缴税收入之间的差距很容易看出。”但是差距的来源却不是一般人所能洞见，因此他说：“了解税法需要特殊的训练。”
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并没有受过特别的训练，水门事件发生时，他们才20来岁，甚至还在《总统班底》中自我调侃缺乏经验。伍德沃德的专业是搞办公室政治，伯恩斯坦是大学辍学生。但这都不碍事，因为谜团中的主要因素，如包藏的阴谋、通风报信者、秘密录音带等，年轻人只要能够发挥自身的热情与毅力便能解决。解决迷雾如果需要经验与洞见，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大概拿不到安然的独家新闻。
梅西说：“企业史上有些丑闻是有人买空卖空，但安然并不是那种类型的犯罪企业。我认为安然大致上遵守了会计规则，只是走偏了。安然在财务上的做假之处在于，在分析师与做空的投资人该留意的地方，夸张扭曲真相。真相并没有被隐藏起来，你得去看财务报表，问问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几乎就像安然的人在说：“我们在42条注解上玩弄文字，你如果想知道内情，就来问我们。就是这么回事，但没有人去问。”
乔治长期在做宣传资料分析，并看过美国分析员对纳粹所做的数百项推论，他的结论是，正确率高达81%。但乔治探讨他们成功与失败的篇幅是一样多，是英国对德军的V-1导弹问题研究的最佳成果。他们有系统地追踪纳粹报复威胁的“次数与程度”，据此正确判断出V-1导弹计划，是如何在1943年8月在盟军轰炸下遭到重挫，以及V-1导弹何时发射。相较之下，K街的分析工作失色很多。乔治说，美方并未发展出一套完善的分析与假设推理技巧，靠的是“印象派”分析。乔治自己就是K街“疯癫人才”之中的一员，他能够轻易找借口为以前的同僚开脱，说这些人从来没离开办公桌，他们只是处理心理战宣传，重大消息来源是戈培尔，而这人是骗子、小偷兼酒鬼。但这是“谜团思维”；解决谜团，我们把犯案目标——CEO——关进监牢24年，便以为任务完成了。解决迷雾，我们需要不断重看犯案的祸首名单，并且愿意把罪状放大一点来看，因为找不到迷雾中的真相（即使是存在于宣传中的迷雾），并不只是宣传者的错，也是你的错。
在1998年春天，康奈尔大学商学院6名学生决定以安然为主题，执行他们的学期研究计划。当中的一名学生杰·克鲁格说：“我们上李勉群教授的财务报表分析课程，他在金融界非常有名。”李勉群在上半学期带着学生做一系列的密集个案研究，教学生如何运用技巧与精密的工具，去分析企业向证交所提出的财务年报与证交所档案，然后让学生自己挑选一家企业去研究。克鲁格说：“我们之中有位研二学生曾到安然争取实习机会，他对安然非常感兴趣，便建议我们去做。这项计划持续6周，即半个学期。我们要经常开小组会议，做比率分析。这是商学院常见的课程，我们取50个不同的财务比率，再参照企业与其业务每一项可取得的信息，并将他们跟对手的竞争表现进行比较。”
这群学生尽全力评估安然的会计做法，且不断分析安然的每一项业务，并一页一页地阅读附注，利用贝内什模型（Beneish Model）、盈利持续性分析（Lev and Thiagarajan indicators），与爱德华兹–贝尔–奥尔森（Edwards-Bell-Ohlsen）财报分析法进行分析，希望通过这些统计工具，找出安然财务表现的明显公式。克鲁格说：“我们的确对他们的企业模式和经营成果，提出了好多问题。”这些学生的结论让人一目了然。安然采用的策略，跟竞争对手比起来风险高多了，而且有非常清楚的迹象显示，安然可能在盈利数字上玩弄花招。当时安然的股价是创下每股48美元新高，而两年后，其股价更是翻了一倍，但是学生质疑这是否被高估了。他们的报告放在康奈尔大学商学院的网站上，任何人只要有兴趣，都可以上网阅读这23页的分析报告。这些学生在报告第一页用粗体字写着：“卖掉！”[3]
[1]杰弗里·斯基林（Jeffery Skilling），安然公司前CEO。——编者注
[2]“特殊目的实体”是指为了特殊目的而建的法律实体，它在资产证券化中起到重要作用。——编者注
[3]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安然案可能还到不了金融丑闻的门槛，安然事件涉及的金额比起后来几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本篇与另一篇几年前完成，录在本书第三部分的“天才神话”，其实是信息时代的“典型丑闻”。历史对此已经加以证明。如果我们能从安然案中吸取更重要的教训，2008年的环球金融危机还会发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