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问题
X光造影检查、空军力量和视线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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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海湾战争（Gulf War）爆发之初，美国出动了两个中队的F-15E鹰式歼击机，目的是找出伊拉克对付以色列的“飞毛腿”导弹并加以摧毁。这些导弹多半在晚上，从改装过的牵引机发射台上发射；发射台则在伊拉克西部沙漠400平方公里的“飞毛腿盒子”一带神秘移动。美军的计划是出动F-15E在“飞毛腿盒子”上方巡逻，当伊拉克发射“飞毛腿”导弹，夜空被照亮时，F-15E飞行员即能飞向发射点，顺着沙漠九曲十八弯的道路，找出目标来。在这项任务中，美军用的是造价高达460万美元，最先进的导航与定位技术，可以利用红外线摄影，在飞机上将方圆4.5英里的地带拍摄成高分辨率的画面。而要在一个空旷的沙漠中，找寻笨重的牵引机能有多困难？
几乎是在瞬间，“飞毛腿”攻击报告就从战地传回，“沙漠风暴”（Desert Storm）指挥官士气大振，美国退役空军上校巴里·瓦茨（Barry Watts）后来说：“我记得战后到尼里斯空军基地参观。他们做了一个很大的静态展示，把所有在‘沙漠风暴’中出过任务的战机召集到一处，每架飞机前各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各自说明立了什么战功。你若据此算一算共有多少‘飞毛腿’导弹被摧毁，得到的总数大约是一百。”就空军来说，他们不是“猜测”自己命中多少发射台，而是真的“知道”。空军有造价400多万美元的摄影仪器，能照出近乎完美无缺的照片，而照片当然不会作假。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与亨利·泽纳（Henri Zerner）曾经写道：“照片无法说谎，也不会说谎，这是我们的信念。我们信任摄影机胜过双眼。”因此，美军宣布搜索“飞毛腿”的行动大获全胜。然而到战争结束，美国空军开始委派一个小组检验“沙漠风暴”空战的成效时，该小组说，确切摧毁“飞毛腿”发射台的实际数字为零。
问题在于，飞行员是在夜间出勤，人眼的深度知觉（depth perception）会受到影响。夜间红外线导航与定位技术可以在夜间看清一切，但只在对准位置时才有用，而夜间正确位置却不是那么明显。同时，飞行员只有5分钟的时间寻找猎物，因为导弹发射后，伊拉克的导弹发射台会立即遁入高速公路的无数地下排水道中，而飞行员借以扫描偌大沙漠仪器的屏幕，却只有6平方英寸大。在海湾战争中出过多次“飞毛腿”侦察任务的迈克·德奎尔（Mike DeCuir）回忆说：“这就像在州际公路上开车，却用吸管来观看情况。”另外，“飞毛腿”发射台在屏幕上长什么样子，空军也不清楚。
德奎尔说：“我们有一张地面的情报照片，不过是在两万英尺高空与方圆5英里之内拍摄的，你必须想象它在黑白屏幕上是什么样子。在当时的分辨率下仍可看出发射台像大卡车，而且有轮子，但在两万英尺的高度上，其余就很难说了。”战后的分析显示，若干飞行员击中的目标，其实是伊拉克人用旧卡车与导弹零件制成的诱饵，也有一些是在通往约旦的高速公路上的油罐车；油罐车不就是牵引机拖着的又长又亮的圆形物体吗？飞行员在两万英尺高空，以400英里的时速飞行，在6平方英寸大小的屏幕上，任何光亮的圆形物体都很像一枚导弹。海湾战争分析小组的成员瓦茨说：“我们一直都有这个问题。你在夜间出勤，觉得传感器好像侦测到了什么动静，于是你准备好武器，引爆炸弹；但是真的很难判断你到底做了什么。”
换句话说，制造一个可以在夜间摄影的高科技摄影机不难，但只有在对准了方向时，摄影机才能发挥作用；而即使这个时候，照出来的照片也不是一目了然。图像需要解读，而解读的任务往往比拍摄时所需克服的技术障碍还大。这就是“搜寻飞毛腿”行动的教训：运用图像的目的是要澄清问题，却往往反而造成混淆。
1963年的“泽普鲁德”影片[1]，非但不能解决肯尼迪遇刺案的疑团，反而加深了争议。警察殴打非裔青年罗德尼·金的录像带公开后，舆论一片哗然，警察被指责滥用暴力，但陪审团后来决定被控诉的警察无罪，根据的也是同样的图像。然而关于图像的争议，所有的领域都可能没有乳房X光摄影来得大。放射学专家发明了最先进的X光影像设备，用来筛检妇女乳房的肿瘤，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如果能够有近乎理想的照片，便可及早发现肿瘤与将它切除。然而对于乳房摄影术的优点，说法极为混淆。我们是否也对图像投注了过多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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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斯隆–凯特琳癌症纪念医学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乳房成像部门负责人，是一位叫戴维·德肖（David Dershaw）的医师，他50多岁，长相跟影星凯文·斯佩西极为相像。不久前，他在斯隆－凯特琳办公室中，解释如何阅读乳房摄影的X光片。
他把一张X光片放在光箱上说：“癌细胞以两种形态显现。你先找肿瘤与肿块，也要看钙化的情形。如果发现钙化，你要判断这是良性的钙化，还是癌症引起的钙化。”他指着一张X光片说：“这名女性患有乳癌，而且有一些微小的钙化斑点。你看到了吗？这些斑点其实很小。”他取出一个放大镜来观看——随着癌细胞的扩散，也会产生钙沉积。他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德肖又把数张X光片放在光箱上，一一解释不同的白点所代表的意义。有些钙化群呈透明的椭圆形，德肖说：“这些叫作蛋壳状钙化，基本上是良性的。另外一种钙化情形像火车轨道般，沿着乳房两侧的血管出现，这也是良性的。还有一种厚重的钙化点像玉米花一样，这些是死的组织，也是良性的。还有一种钙化点是浮动在囊肿液体里的钙，叫‘钙奶’。”他换上几张新的X光片说：“有些钙呈不规则状态，且密度、大小与形状都很不一样，这些通常属于良性，但有时是因癌症而出现。记得刚刚看的直线轨道吗？杆状钙有时也在血管里，可是，当钙在血管外呈不规则状态时，就是癌细胞。”接着德肖的解释开始令人糊涂了：“有些良性的钙化现象，永远是良性，有些却经常与癌有关，它在光谱的两端。大多数的钙化点位在光谱中央一带；要分辨钙化是不是能够接受，并不是那么绝对清楚。”
肿块的分析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若干肿块只是正常的细胞堆积。医生判断肿块是良性，是因为细胞团的细胞壁看起来圆而平滑。而扩散极快的癌细胞，细胞壁非常突出与参差不齐，并会侵入邻近的组织中。不过，有时良性肿块很像恶性肿瘤，恶性肿瘤看起来也很像良性肿块。有时许多细胞组织分开来看很可疑，但又是如此普遍，也许妇女的乳房组织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德肖说：“如果做胸腔断层扫描，心脏永远看起来像个心脏，大动脉永远看起来是大动脉，如果中间出现了肿块，那显然是异常。看乳房摄影图像，在视觉上就跟看身体其他部位的图像不同；人体各个部分的解剖结构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我们对乳房就没有标准化的信息。我感觉医生面对病人要做的最难判断是：这人的情况是否正常？虽然缺少大致可以适用在每个人身上的合理标准，有时甚至连左右乳房的相同标准都没有，医生却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判断是正常还是异常。”
德肖的弦外之音是，乳房摄影技术并不能达到我们对图像的一般期望。举例来说，在摄影技术发明之前，绘画中的马在奔跑时都是前腿前伸过头，后腿直直向后伸，因为看不清马在奔跑时究竟是什么样子，因此我们印象中马就是这样奔驰。直至19世纪70年代，艾德维尔德·莫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对外公开了名噪一时的骏马奔驰照片，世人才恍然大悟，马狂奔起来是什么样子，这才扭转了人们以前的错误观念。图像的意义应该是：有了它，我们便可以捕捉住现实。
乳房的X光摄影则不同，我们一般谈到钙化与肿块时，意思清清楚楚，但应该清楚展示在照片中的却是一团模糊影像。华盛顿大学港景医学中心（Harborview Medical Center）医生兼流行病学家乔安娜·艾尔默（Joann Elmore），有次要求10名放射科专家看150张的乳房X光片，其中27张后来发现有乳癌，123张为健康。一名放射科专家第一次的癌症判断，正确率高达85%；另一人的正确率只有37%。对同一批片子，有一人在78%的病例中看见可疑的细胞组织，另一名放射科医生在半数癌症病例中看到“不对称肿瘤阴影”，也有一名医生完全没看见。有一张看上去特别令人担忧的乳房X光片，有3名放射科医生认为正常，2名认为异常，但也不排除是良性肿瘤；4人拿不定主意，1人坚信是癌（结果没事）。这些判断上的差别，有些是技术问题，例如在严格训练与经验累积后，放射科医生判断乳房X光片的能力会日益精进。然而在X光片的分析上有太多灰色地带，有时如何解读甚至涉及个性问题。若干放射科医生看见模棱两可的情形，会不做多想地说是正常，有些则会立即感到可疑。
那么，这是不是表示放射科医生应该尽量保持怀疑态度呢？我们可能会这样想。然而有时审慎只徒然制造出另一个问题。艾尔默的研究中，发现最多癌症病例的医生，也建议立即对64%的未患癌妇女做活体组织切片检验、超声波检查与再次的X光照射。在现实世界中，医生要求这样高比例的健康妇女进行旷日费时、耗钱耗力的检查，其实是有违职业道德的。乳房摄影不是一种治疗形式；如果是治疗形式，医生当然可以径自要病人长期利用。乳房摄影只是一种医疗上的筛检方法，目的是筛检出病人有问题的地方，让病人接受医疗照顾。如果筛检不能达到效果，要它何用？
达特茅斯医学院教授吉尔伯特·韦尔奇（Gilbert Welch）指出，从目前的乳癌死亡率来看，未来10年内，每1100名60岁的妇女有9人会死于乳癌。如果这些妇女每人每年做一次乳房X光摄影，死亡数字会降到6人。换言之，检查这1100名妇女的放射科医生在未来10年中，为了要多救3条性命，必须看101000张X光片——这还是最乐观且有效解读X光片的估计。放射科医生之所以推测，片子上大部分模棱两可的东西是正常，是因为大部分结果确是如此。就这方面来说，放射学专家就像机场里的行李检查员，负责判断行李中一团团黑色物品是否为炸弹，如果认定每件行李中都有可疑的东西，就没有人上得了飞机了。当然，这并不表示黑色的可疑物一定不是炸弹，你要判断的只是X光荧光屏上的东西看起来像什么，然而荧光屏却很少提供足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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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肖拿起另一张X光片，这是一名48岁妇女的乳房X光片。乳房摄影图像显示出乳房密度，组织越密，越能吸收X光，图像上也会呈现不同程度的黑白色调。脂肪几乎不会吸收X光束，因此会呈黑色。乳房组织，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厚乳房组织，在X光照射下呈灰色或白色。这名48岁妇女的乳房组织后方多为脂肪，靠近前方则是密集的腺体组织，因此在X光照射下完全呈现黑色，乳头后面是一大片白色。在左边乳房的脂肪部分中，可以清楚看到一个白点。
德肖说：“这一小块不平整、不规则、侵犯到周边的组织，看起来就像癌细胞，直径约有0.5厘米。”他仔细端详了X光片一会儿，这是效果最好的乳房摄影技术，图像清楚显示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他随即取了一支笔，指着肿瘤右边厚厚的一团，它与肿瘤的颜色完全一样，他说：“肿瘤之所以照得出来，是因为它位于乳房的脂肪部分。如果肿瘤所在位置是乳房组织密度高的地方，你永远也看不到，因为肿瘤组织所呈现的白色与正常组织呈现的白色是一样的。如果肿瘤藏在那里，即使它有4倍那么大，我们还是看不见。”更糟糕的是，最可能造成伤害的肿瘤尤其可能逃过乳房摄影技术的法眼。
研究病理家佩吉·波特（Peggy Porter）领导的一个小组，分析了过去5年间在普吉特桑德合作卫生团体（Group Health Cooperative of Puget Sound）被确诊的429个乳癌病例。根据肿瘤原位扩散的情形判断，其中有279个病例，多属于第一期，大部分的肿瘤都很小，不到两厘米。病理学家根据“核分裂率”对肿瘤的侵袭程度进行分级，发现在大约70%的病例中，肿瘤多被列为“低度威胁”，这些癌症也属于可能被治愈的类型。俄亥俄血液肿瘤专家莱斯利·劳夫曼（Leslie Laufman）最近参与国家卫生研究院乳癌咨询小组的研究，她说：“大部分肿瘤的生长速度非常缓慢，也会出现钙化的现象，乳房摄影技术就是要找出那些钙化现象。乳房摄影技术的功用，可说是要专门发现生长缓慢的肿瘤。”
然而在波特研究的病例中，有150个却未能通过乳房X光摄影检查出有癌症。有些情况是肿瘤藏在乳房厚密的组织后面，但大部分的情形却是：在进行乳房X光摄影时，肿瘤根本还不存在。这些患者都是有定期做乳房X光摄影的妇女，且医生也根据摄影结果判断她们没有问题。她们得知罹患乳癌是在两次乳房X光摄影之间，可能是医生用触诊方式发现病人乳房有硬块，或是病人自我检查时发现。而此时经触诊发现的肿瘤，属第三期的可能性为之前的两倍，病人细胞核分裂率升高的可能性为3倍；28%的病人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结，这个数字比乳房X光摄影检查高出10%。这些癌细胞的攻击性极强，因此在两次乳房X光摄影之间，已经恶化到能被检查出来了。
在两次乳房X光摄影之间发现恶性肿瘤，此事暴露出为何绝大多数的乳癌专家坚持认为，55岁到69岁的妇女要定期做乳房X光摄影检查。在波特的研究中，妇女做乳房X光摄影的间隔时间为3年，在这长达3年的漏洞中，肿瘤有可能出现。因此许多乳癌专家认为，除了乳房X光摄影外，妇女还应接受定期与“彻底”的临床检查（所谓彻底的检查，是以触诊检查锁骨到胸腔底部；一次触诊的范围是一个硬币那么大，经过特殊训练的医生会从皮下、乳房中央，一直检查到前胸壁，每一侧乳房检查的时间不得少于5分钟）。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在加拿大进行的乳房X光摄影效益研究中，一组妇女定期接受彻底的乳房检查，但不做乳房X光摄影；另一组除了接受彻底检查外，还接受定期的乳房X光摄影。结果发现，两组的乳癌死亡率没有差别。加拿大的这项研究很有争议，若干乳癌专家也坚信乳房X光摄影有好处，但我们不能否认这项实验的基本发现：一双有经验的手可以摸出乳房的健康状态，这让我们无法轻易地下结论说，图像的确比触感所告诉我们的更有价值。
感官心理学家马克·戈德斯坦（Mark Goldstein）说：“我们的手指表面，每平方厘米有数百个传感器，就手指能够感觉到的刺激范围而言，没有哪一种科技手段的敏感度能与手指的敏感度相提并论。”戈德斯坦是“关怀乳房”公司（MammaCare）的共同创办人，专门负责医生与护士临床检查的训练，他说：“手指是一个绝佳的工具，但我们对触觉的信任，却不及对视觉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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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17日，200架美国第八空军大队的B-17型轰炸机自英国出发，前往德国的施韦因富特市执行任务。两个月后，228架B-17二度轰炸施韦因富特市。美国空军在这两个夜晚发动了“二战”史上轰炸力度最猛的夜间攻击行动，而盟军在施韦因富特的经验，再度凸显图像的解读问题。
施韦因富特突袭是美军一心要追求精准轰炸的一个例子。史蒂芬·巴蒂安斯基（Stephen Budiansky）在其佳作《空中火力》（Air Power）中记述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中轰炸所得的主要教训是，在8800英尺或101000英尺的高空进行轰炸，可能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在战争激烈进行之际，轰炸机必须调整飞行速度，以适应高空的风速与风向，在准备投下炸弹的同时，更需兼顾瞄准器是否与地面保持平行，这需要复杂的三角计算，几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基于种种原因，包括技术挑战在内，英军干脆放弃了追求精准的目标，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军运用的是“士气／区域轰炸”策略，不加选择地在城市一带投掷炸弹，目的在于摧毁与瓦解德国百姓的士气。
但美军认为，轰炸的命中率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依靠的是“诺顿瞄准器”（Norden Bombsight）。这项发明是卡尔·诺顿（Carl Norden）个人的精心杰作，他在纽约市的一家厂房中，制造了一个55磅重的机械计算机“马克XV”（Mark XV），这部计算机能用陀螺仪与齿轮估算风速、高度与侧风，进而判断出正确的投弹点。诺顿的业务伙伴夸口说，“马克XV”能从两万英尺的高空，把炸弹准确地投到酸黄瓜腌桶中。如同巴蒂安斯基指出的，美国政府花了15亿美元的研发经费，这笔钱比制造原子弹成本的一半还要多。他在书中写道：“诺顿瞄准器被锁在空军基地的地窖中，执行任务前，由武装警卫护送到飞机上，直到起飞前才把遮盖的帆布揭掉。”因此现在美军对自己的轰炸机更有信心，并借此发展出一套策略，能轰炸、识别与选择性地摧毁目标，而此将事关纳粹战争成败。
在1943年年初，美国空军部长亨利·阿诺德（Henry Arnold）将军，曾召集一群有名望的民间人士，请他们分析德国经济结构，并针对重要的轰炸目标提出建议。这个轰炸任务咨询委员会认为，美军应以德国的滚珠轴承工厂为目标，因为滚珠轴承跟飞机制造有关，而施韦因富特正是德国滚珠轴承工业的重心。盟军为两次突袭付出惨重代价，36架B-17轰炸机在8月的轰炸行动中被击落，10月突袭中折损62架；在两次任务中，另有138架受到重创。然而损失被视为是值得的，因为战争均势维持住了，当战报出来时，阿诺德高兴地说：“现在我们拿下施韦因富特了！”但他错了。
美军在“二战”中的轰炸任务，跟海湾战争时追踪“飞毛腿”导弹的情形不一样；就后者来说，美军找不到轰炸目标，或是说误认了轰炸目标。B-17轰炸机在“马克XV”的帮助下，猛炸滚珠轴承厂，问题是，美国空军军官拿到的目标照片，并未给予他们真正需要知道的情报。德国有充分的滚珠轴承存货，也不愁从瑞典或瑞士增加进口。美军也不知道德国人只要稍微改良设计，便能减少飞机制造对滚珠轴承的依赖。更糟的是，虽然工厂被炸得七零八落，但里面的机器却完好无损。生产滚珠轴承的机器极为坚固，纳粹生产部门首脑艾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在战后说：“即使遭到重击，德国的坦克、飞机或其他武器，都未因缺乏滚珠轴承而减产。”看见一个问题，与了解问题症结所在，是两码子事。
近年来，远程精准武器的崛起，使得“施韦因富特问题”变得尖锐化。如果可以瞄准并击中屋后的厨房，就不必轰炸整栋房屋，因此使用的炸弹只要200磅就行了，不必用到1100磅。这更表示，一架飞机可在一次任务中装载比原来多5倍的炸弹，轰炸比原来多5倍的目标。这听起来很棒，可是这也表示，需要取得的目标情报必须比原来多5倍，且必须精确5倍，因为目标若是在浴室，而不是在厨房，你就炸不到了。
这也是美军指挥部在伊拉克战争中所面临的问题。在战争早期，军方对特殊目标，也就是萨达姆·侯赛因与执政的复兴党（Baathist）高官藏身的地方，发动一波波空袭。55次代号“斩首行动”的任务，都利用了先进的“卫星导航”炸弹，可以在距离目标13米的范围内，自歼击机投掷。这些轰炸行动的命中率惊人，其中一次行动把一家餐厅完全夷平，另一次，炸弹穿透到地下室。但终归说来，每一次出击任务都失败了。对高科技武器的局限性着墨无数的瓦茨说：“问题在于跟轰炸目标有关的情报质量如何，因为我们需要的情报量，在过去10年早已提高了不知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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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X光摄影有类似的“施韦因富特问题”，这种情况在被医生称为“乳腺导管内原位癌”（ductal carcinoma in situ，缩写为DCIS）的病灶上，再明显不过；癌细胞在负责输送母乳的乳腺里，呈现出一丛丛钙化点，这个肿瘤还未扩散到腺管外，癌细胞非常细小。若非经过乳房X光摄影，罹患DCIS的妇女不会知道自己已经得了癌症。在过去20年，定期接受乳房X光摄影的妇女越来越多，被诊断出DCIS的人数也激增。在美国，每年大约会发现505000个DCIS新病例，而乳房X光摄影检测到的每一个DCIS病例，都可以及时除去她们的病灶。但是瞄准DCIS与切除病灶，给抗癌带来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会以为，如果每年能发现505000个乳癌初期患者，末期侵袭性癌症的病例应该相应减少才对。但我们并不清楚情况是否就是如此，因为在过去20年间，侵袭性乳癌的病例每年都稳定地呈小幅增长。
1987年，丹麦的病理学家解剖若干名40几岁的妇女尸体，她们的死因都不是乳癌。这些病理学家看了约275个乳房组织标本，在40%的死者身上，发现了一些癌细胞——尤其是DCIS的证据。就统计学来看，由于乳癌在妇女死因中所占的比例不到4%，这些妇女如能长寿，绝大多数应该都不会因乳癌而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乳癌专家卡拉·克里科夫斯克说：“对我而言，这表示此种基因变化发生的频率相当高，有时甚至不会对妇女的健康造成影响。我们的身体有修复创伤的机制，也许这些肿瘤就因为这样而不见了。”医疗鉴定专家韦尔奇认为，我们忽略了癌细胞难以预期的生长特质，推测它的发展是一个不尽早干预就会致命的过程，他说：“一名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的病理学家告诉我，我们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乳腺导管内原位癌后面加了一个‘癌’字。自从加了一个癌字标签后，医生便纷纷建议治疗，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病灶会演变成侵袭性癌症，但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情形都是如此。”
当然，在一定比例的病例中，的确有部分DCIS转成恶性重症。有些研究显示，这种现象的发生频率并不高；有的研究则认为发生频率很高，十分值得关注。我们并没有确切的答案肯定哪一种说法才正确，而且，仅看乳房X光片就判断这是否会成为日后恶性肿瘤的病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正因如此，若干医师认为，除了把每一个DCIS病例皆视为等同威胁生命的重病，别无选择。这表示这些病例中，有30%要做全乳房切除，35%要做部分切除与放射治疗。
照一张质量好一点的X光片，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见得，因为我们不确定肉眼所见的到底是什么。而图像画质日趋完善时，我们又会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虽然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我们完全不知该如何诠释。在DCIS一事上，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乳房X光摄影提供给我们的信息。韦尔奇的新书《我应该做癌症检查吗？》提出有力数据，探讨癌症筛查技术与医疗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书中说：“几乎有50万名妇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诊断出患有DCIS并接受治疗，而在此之前，几乎没人听说过这种病。这种趋势的升高，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引进更精密的乳房X光影像设备。如此说来，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有些妇女宁愿不知道乳房X光摄影的诊断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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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付DCIS的方法与教科书上的抗癌案例近似：利用精密的影像设备做乳房X光摄影，尽早发现肿瘤，立即进行又猛又狠的处理。主张定期接受乳房X光摄影的医学界人士，将“及早发现”的理论倡导得非常成功，因为我们在本能上觉得这种思维很有道理。肿瘤的威胁是在视觉上呈现；大就是不好，小即比较好处理，因为癌细胞转移的可能性小。然而，面对难以捉摸的肿瘤，视觉本能在这里也行不通了。
安德森癌症医学中心（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的生物统计暨应用数学系主任唐纳德·贝里（Donald Berry）表示，肿瘤直径每增加一厘米，女性的死亡风险只增加10%，他说：“假设我们有一个鉴定肿瘤大小的门槛，超过那个门槛的肿瘤会致命，低于那个门槛则不然。问题是门槛的设置标准不一样，当我们发现一个肿瘤时，我们不知道它是否已经移转了，也不知道是肿瘤的大小驱动了转移过程，还是只要再长几百万个细胞，肿瘤就会影响身体其他部位。我们的确知道肿瘤越大越不好，但并不是坏到哪里去，其间的关系不如我们以为的那么密切。”
科学家们最近对乳房恶性肿瘤进行基因分析，他们选择了若干已经被追踪多年的乳癌患者，将她们分成两组；一组病人的癌细胞已经萎缩，另一组病人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体其他地方。然后研究人员回到每个癌症病例被发现的最早时刻，对成千上万的基因组图进行分析，以判断是否可在那一刻预测谁能克服癌症，谁会败阵。有人说，要早期做出这种预测是不可能的，因为肿瘤早在真正变得危险前被拿掉了。不过科学家们发现，即使肿瘤在一厘米的范围内（乳房X光摄影可以检查出来的范围），其命运似乎就已注定。默克集团（Merck）的基因表现分析专家史蒂芬·弗兰德说：“我们发现，从切除的肿瘤中可以采集到一些生物组织，这能精准预测肿瘤会不会转移。我们总以为小肿瘤无用武之地，但事实是，那一小团东西能告诉我们，肿瘤可能会朝良性或恶性发展。”
这里的好消息是，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基因的层次做乳癌筛检，亦即利用其他的检验方式，甚至是血液检查，寻找癌细胞的踪迹。这也有助于解决对乳癌过度治疗的长期问题。如果能将肿瘤可能转移的小部分妇女区分出来，即可不必动辄都要运用手术、电疗与化疗方式。由于基因特征研究的进步，许多科学家对如何抗癌感到乐观。这项进步跟乳房X光摄影的图像或更好的摄影技术无关，与其有关的是图像之外的事。
在此情况下，我们不难明白为何乳房X光摄影引起这么多争议，因为图像显示与实际传达的信息未必一致。即使历经40年的研究，50岁到69岁的妇女接受乳房X光摄影的益处仍甚有争议，更遑论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证明，50岁以下和70岁以上女性需要定期做乳房X光摄影了。我们有办法解决这些偏见与争议吗？贝里说，可能没有，因为只有进行临床实验之后，才能确实回答乳房X光摄影明确的益处，而这样的实验必须动员50万名女性，花费上百亿美元，这太不切实际了。
乳房X光摄影结果难有精确的判断，也使放射科医生成为误诊诉讼的主要对象之一。佛罗里达州律师克雷·帕克代表若干乳癌患者，对奥兰多一名放射科医生提出诉讼，结果胜诉，法官判决被告赔510万美元。帕克说：“问题在于乳房X光摄影专家，也就是放射学专家，他们做了成千上万的这类乳房X光摄影，让女性有‘乳房X光摄影有效’的错觉；如果发现有肿块，且发现得早，他们会对病人说存活率很高。但当他们为自己辩护时，这群人会说，实际上，什么时候发现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你不禁要问：‘那么，为什么要做乳房X光摄影？’”
答案是，乳房X光摄影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救命之道，保守的估计是，乳房X光摄影会降低10%的乳癌死亡率。这对平均年龄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妇女来说，意味着大约可以多出3天的寿命。或者换个说法，这与戴安全帽骑10个小时的自行车，两者的健康效益不相上下。这项效益不算小，将它乘以全美数百万成年妇女，相当于每年可拯救几千条性命。如果再加上电疗、手术与其他新的有效药物治疗，定会为乳癌女性的预后带来光明的前景。乳房X光摄影的效果不如我们期望的那样好，但总比不用好。
德肖说：“我们这些做乳房X光摄影的人逐渐明白，在推广乳房X光摄影时可能过度卖力。虽然这不是刻意为之，但可能会被认为是雷声大雨点小。”他边说，边看着一批X光片，如果底片上的肿瘤再向右移几厘米，从底片上便完全看不出来。看这样的X光片令他紧张吗？德肖摇摇头说：“你必须明白科技有其局限性，我的工作不是要找出乳房X光摄影图像上没有显现的东西，而是要看我能在图像上找到什么。如果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点，就不该来分析乳房X光摄影的图像。”
7
2003年2月，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前往联合国进行演说，谴责伊拉克藐视国际法。他出示两名伊拉克军事高级官员的通话记录，里面谈到伊拉克企图隐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他提到有目击者指称，伊拉克有生化武器的设施，最令人信服的是，他提出一系列的高分辨率卫星照片，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注记，他说这些就是伊拉克的化学武器设施，地点位于首都巴格达以北的塔基。
鲍威尔说：“在我向各位提供卫星图像前，请先容我说明一下。我要给各位看的照片，有时对常人，或对我来说都很难懂，有多年经验的专家，甚至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在底片灯箱上，才能真正看清与了解照片。但当我向各位出示这些卫星照片时，我会尽力解释清楚这些图像在专家眼中，代表的是什么。”第一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02年11月10日，时间点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3个月前，也是在伊拉克承诺应该销毁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多年之后。在第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中，我们看见一栋长方形的建筑，旁边停放了一辆车。鲍威尔说：“我们靠近一点看，请看左边的图像。左边的碉堡是4个碉堡之一的放大照，它是一间化学仓库，两个箭头标示这里存放有化学武器；标有‘安全’字样的箭头指向一座设施，是这类碉堡的一个重要特征。设施内有特设的警卫与仪器，严防有东西外泄。”然后鲍威尔又指出设施旁有一辆车，他说：“这是专门消除化学污染的车辆，伊拉克人在碉堡中工作时，这辆车会按实际需要在4个碉堡外围移动。”
鲍威尔的分析是假定我们能够从照片上看出，不断移动的车辆是哪一型卡车。但是高空摄影拍出来的卡车，可能不如预期中那样清楚，有时油罐车与拖着“飞毛腿”发射台的卡车看起来一模一样。有图像是不错，但如果你要真正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你需要的可能就不仅仅是图像数据而已。我与担任中情局图像分析师多年的帕特里克·艾丁顿一起看一些照片，他仔细地观察在他手提电脑里出现的那一张，并告诉我：“他们说这些是消毒车，但从足够的分辨率来看不是，我也看不出有哪辆车是我能辨认出来的消毒车。”
他说，标准的消毒车是一种俄国制造的厢式车，而照片上的卡车车体太长了。艾丁顿推荐我去跟服务于中情局有27年之久的雷伊·麦克高文谈谈，他也是老布什总统担任副总统时的个人情报官。麦克高文说：“如果你是专家，的确可从这种照片看出许多名堂。”他听过另一种解释，他说：“我认为，它是一辆消防车。”
[1]“泽普鲁德”影片，肯尼迪遇刺案发生时，达拉斯市民亚伯拉罕·泽普鲁德手持家用摄影机拍摄总统座车所得的影片。——编者注
[2]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