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
——《左传·成公六年》
社会带来的压力是我们道德价值的重要支柱。
——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
埃齐奥尼
《社会精神》，1993年
假设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大街上有个人一下公交车就疯狂地跑起来，也许是他与情人约会迟到了，也许是着急参加一场重要的会议。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他在大街上向东狂奔而去。另一个人也跑了起来，这可能是个兴致勃勃的报童。第三个人，一个有急事的肥胖绅士，也小跑起来……十分钟之内，这条大街上所有的人都跑了起来。嘈杂的声音逐渐清晰了，可以听清“大堤”这个词。“决堤了！”这充满恐怖的声音，可能是电车上一位老妇人喊的，或许是一个交警说的，也可能是一个男孩子说的。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说的，也没有人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大街上2000多人都突然奔逃起来。“向东！”人群喊叫了起来。东边远离大河，东边安全。“向东去！向东去！”……
这一从众的场面引发我们思考以下一系列问题：
● 群体由具有不同特点的个体组成，为什么他们的行为常常如此一致？
● 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会表现出从众行为？
● 哪些人更可能表现出从众行为？
● 哪些人更可能抵制从众的压力？
● 从众是否就代表着唯唯诺诺？从众是否包含有“群体团结性”和“社会敏感性”的成分？
先让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从众有益还是有害？这个问题并没有绝对的答案。但是，就大多数人共同的价值观而言，从众有时有害（有些人因为从众而酒后开车或参加种族歧视活动），有时有益（从众可以阻止人们在剧院排队买票时插队），有时却又无关紧要（例如网球运动员喜欢穿白色球衣）。
“从众”一词其实并不含有消极的价值判断。如果某位美国人偶尔听到有人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从众者”，他会有什么感受？可能会有受伤感，因为西方文化并不赞赏屈从于同伴压力。所以，北美和欧洲的社会心理学家给从众贴上了消极的标签（顺从、屈从、服从），而不是赋予积极的含义（社会敏感性、反应性、团队合作精神），这反映的是他们的个人主义文化。
在日本，与其他人保持一致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自我控制、宽容和成熟的象征。兰斯·莫罗观察发现，“无论在日本的什么地方，你都可以体验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平静感，这种平静来自人们确切知道彼此之间的相互期待。”
我们会根据道德选择符合自己价值观和判断的标签（这里标签是指为了区分事物而给出的说明性的称谓——编者注）。对少数投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法者，人们把他们看成是“独立的”和“内控的”人，但是对少数投票反对公民权利的立法者而言，人们把他们看成是“反动的”和“自我中心的”人。标签既能描述事物，也能评价事物，它无处不在。不用标签，我们便无法讨论从众行为。所以，我们先要弄清楚下列标签的含义：从众、顺从和接纳。
从众不仅仅是与其他人一样地行动；还指个人受他人行动的影响。从众不同于你独自一人时的行动。因此，从众是指根据他人而做出的行为或信念的改变。作为人群中的一分子，当你为一个赢得比赛胜利的漂亮进球而起立欢呼时，你是否受到从众的影响？当你和其他人都认为，女性留长发要比留短发好看时，你是否受到从众的影响？答案并不确定。个人是否从众的关键是，当你脱离群体时，你的行为和信念是否仍保持不变。如果球场上只有你一个球迷，你会起立欢呼吗？
从众有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先考察两种行为：顺从和接纳。有时我们会顺从某种期望或要求，但并不真正喜欢这样做。我们有时会穿礼服打领带，尽管自己并不喜欢这样。这种靠外在力量而表现出的从众行为叫做顺从。我们之所以顺从，主要是为了得到奖励或避免惩罚。如果我们的顺从行为是由明确的命令所引起的，那么我们称它为服从。
有时我们真的相信群体要求我们所做的事情理所当然。我们会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喝牛奶，因为我们认为牛奶有营养。这种真诚的、内在的从众行为叫做接纳。有时，接纳会紧跟顺从，这就像态度会紧跟着行为发生变化一样。如果我们觉得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那么我们通常会赞成自己所坚持的行为。
1 从众的经典研究
社会心理学家如何在实验室里研究从众？有关社会压力和罪恶本性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什么？
研究从众的学者们设计了一些微型的社会世界——实验室微观文化，简化和模拟了日常社会影响的主要特征。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组有名的实验。每一组实验都提供了从众的不同研究方法，并有惊人的发现。
谢里夫的规范形成研究
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谢里夫[1]教授想知道，在实验室情境下是否能够观察到社会规范的形成过程。就像生物学家想努力把病毒分离出来，以便对之做实验一样，谢里夫也想把社会规范分离出来，然后对其进行研究。
谢里夫实验的参与者坐在一个非常黑暗的屋子里，在对面4.5米处出现了一个小光点。起初，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了几秒钟，这个光点不规则地动了起来，最后消失了。现在，要求你猜测光点移动了多长的距离。黑暗的屋子使你根本无法准确做出判断，因此，你不太确定地说，“15厘米”。实验者又重复了这个程序。这次你说，“25厘米”。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加，你的估计会接近一个平均值，譬如说20厘米。
第二天你来参加实验时，另有两个人加入。在前一天他们与你有相同的经历。当第一次光点消失后，这两个人根据前一天的经验说出了最佳的估计。其中一个人说“2.5厘米”。另一个人说“5厘米”。轮到你了，你有些犹豫，还是回答，“15厘米”。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你们不断地重复做这样的实验，你的反应会改变吗？实验发现，参加谢里夫实验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明显地改变了他们的对光点移动距离的估计。如图1所示，很明显，群体规范就这样产生了。（这个规范是错误的。为什么？光点根本没有移动！谢里夫只不过利用了一种视错觉即似动现象。）
图1 谢里夫规范形成研究示例
当对光点的移动距离反复进行估计时，三个参与者的估计值会接近一致。
谢里夫等人利用这一实验方法考察了个体的易受暗示性。如果一年以后再对人们单独地重测，那么，他们对距离的估计各不相同，还是依然遵循群体规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依然遵循群体规范。（这是顺从还是接纳？）
有时错误观念会因文化规范而得以延续。有感于此，美国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雅各布斯和坎贝尔在实验室里研究了错误信念的传递过程。利用似动现象，研究者让助手夸张地估计光点的移动距离。接着，助手离开了实验室，然后真正的参与者开始实验，继续估计光点的移动距离，以此类推。这种夸张的错觉（尽管逐渐减少）一直持续到第5个参与者。这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递着“错误文化”。谢里夫实验的启迪是：我们对现实的看法未必就仅仅是自己的观点。
在日常生活中，人的这种易受暗示性有时很有趣。某个人咳嗽、微笑或打呵欠后，周围的人也会表现出类似的行为。喜剧表演中加入的背景笑声就利用了我们的易受暗示性。身边的人都很愉快的话，我们也会感觉愉快。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工作心理学教授彼得·托特德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心境联结”，他在研究英国的护士和会计师时发现，同一工作团队里人们的心境通常非常相似。
社会传染效应的另一种形式是美国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沙特朗和巴奇提出的“变色龙效应”。“变色龙”现象是指个体会无意识地模仿别人的动作、表情、口音乃至呼吸频率和情绪。假设你与研究助手一起参加实验，这位助手一会儿擦擦脸，一会儿晃晃脚。像其他参与者一样，与经常擦脸的人在一起，你也会擦自己的脸吗？与晃脚的人在一起，你也会晃脚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很可能是一种自动的行为，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从众行为，这种自动的从众还会令你对他人感同身受。
为什么一个人打哈欠之后，另一个也紧跟着打哈欠？
——英国17世纪牧师作家罗伯特·波顿
《忧郁的剖析》，1621年
这种易受暗示性的波及面也可能很广。1954年3月底，西雅图报纸报道了北方130公里外的一个城市里汽车挡风玻璃遭人损坏的事件。4月14日早晨，距西雅图105公里以及75公里的地方均发现汽车挡风玻璃遭人损坏。到了傍晚，损坏汽车挡风玻璃的事件已扩展到了西雅图。截至4月15日，西雅图警方已接到3 000多起报告汽车挡风玻璃损坏的事件。当晚西雅图市长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出了求助。
那时我在西雅图，正好11岁。我记得自己也在小心注意挡风玻璃，被当时的解释吓坏了——太平洋上的氢弹实验引发的暴风雨将横扫西雅图。然而，到了4月16日，报纸报道真正的元凶是人群暗示。4月17日之后警方便没有再接到任何类似事件的报警。对受损的汽车挡风玻璃的事后分析认为这不过是普通的道路破坏。为什么我们只是在4月16日以后才注意这一点呢？在暗示的影响下，我们只会仔细地察看挡风玻璃，而不会透过现象去寻找背后的真正原因。
在现实生活中，易受暗示性并非总是这样有趣。劫机、看见UFO，甚至自杀，往往一波又一波地涌现（参见下文“专栏：群体妄想”）。社会学家戴维·菲利普等人认为，在广为人知的自杀事件之后，死亡事件如自杀、致命的车祸、私人飞机坠毁（有时是伪装的自杀）也会迅速增加。例如，1962年8月6日玛莉莲·梦露自杀后，美国8月份的自杀事件比往年同期多了200多起。更进一步讲，所增加的自杀事件只是发生在报道自杀的区域。报道的力度越大，以后的灾祸就越多。
专栏 群体妄想
人群暗示往往以群体妄想的形式出现——自发地散播错误观念。有时，它表现为“群体癔症”——在整所学校或整个车间内散播的躯体病痛，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一所2 000人的高中封闭了两个星期，就是因为有170名学生和教职工由于胃疼、眩晕、头痛和嗜睡而寻求紧急治疗。医疗人员对病毒、细菌、杀虫剂、除草剂——任何可能使人致病的东西——作了检查，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9·11以后，美国各地的学校有很多孩子染上了一种疾病，即皮肤上生出疥癣般的红疹子，但找不到任何明显的病因。不像病毒通常的感染途径，这种红疹子是通过“目光”传染的。只要学生看到其他人生了红疹子，自己也开始长红疹子了（他们甚至没有直接的接触）。同样，每天的皮肤状况——湿疹、粉刺以及过热的教室所引发的皮肤干燥——都引起人们的重视，焦虑也令事态严重化了。正如其他的群体癔症那样，谣言四起，令人们过分关注普通的日常不适，而且将这一切归因于学校。
社会学家罗伯特·巴塞洛缪和埃里克·古德报告了发生在上个千年的另一起群体妄想。在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报告说那里开始大规模地暴发各种模仿行为。在一所大的法国修道院，人们在那段时间内都相信，人可以由动物所附身，于是一个修女开始像猫一样咪咪叫。最后，“每天在特定的时间所有修女都像猫一样叫。”在一所德国修道院里，一个修女开始咬她的同伴，不久后，“这个修道院里所有修女都开始互相啃咬”。随后，啃咬的狂热扩散到其他修道院。
在1914年的英属南非，报纸曾错误地报道，德国飞机将飞临该国上空，目的是为即将到来的战略进攻做准备。而且所报道的飞机调遣能力和飞行距离都超出了1914年那时的飞行能力。然而，无数的人把晚上所有模糊的刺激，如星星，都错误地认作是敌机。
1947年6月24日，肯尼思·阿诺德驾驶他的私人飞机飞向雷尼尔峰，其间他发现了空中有9个闪闪发光的物体。由于担心看到的可能是外国飞来的导弹，他赶紧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这个情况。但发现办公室已关门，于是他去了地方报社，报告说自己在空中看见了新月形的物体，它们运动起来“像划过水面的碟子”。美联社随后报告，有150多家报纸登载了目击“碟子”的报道，于是“飞碟”这个词语就被头版头条的作者创造出来了，这一行为触发了1949年夏天余下的日子里世界范围内目击飞碟的狂潮。
尽管盲目模仿自杀的现象并不普遍，但这种现象仍时有发生。在英国伦敦一家精神病院里，一年内就有14位病人自杀。在德国一所中学里，18天内发生了2起自杀、7起自杀未遂事件，并且23个学生报告说有自杀念头。不仅在德国，就是在美国，当肥皂剧里出现虚构的自杀情节后，现实生活中的自杀率也会略有上升。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关注自杀问题的严肃话剧上演后，仍会出现这种情况。青少年是易感人群，所以青少年有时会发生群体模仿自杀。
阿施的群体压力研究
谢里夫实验中从众者面对的是不确定的现实情境。社会心理学家阿施在实验室里用精确的刺激重复了谢里夫的实验。假设你要参加阿施的实验，坐在7个人一排的第6个位置。研究者告诉你这是一个知觉判断的实验，然后要求你判断，图2里的3条线段中哪一条与标准线段一样长。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是线段2。当你前面的其他5个人都说“线段2”时，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1907—1996年），美国格式塔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的先驱。阿施1907年出生于犹太家庭，位于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波兰华沙，1920年移民到美国。1928年他获得纽约市立学院的学士学位。1930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1932年又获得该校的博士学位。他在Swarthmore College担任心理学教授长达19年之久，与惠特海默、苛勒等格式塔心理学家共事。20世纪50年代，阿施进行了一系列的从众实验，表明了人在社会压力下会说出明显错误的答案，阿施也因此广为人知。阿施曾是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在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启发了他的研究工作。——编者注
接下来的比较同样很简单，你觉得这是个简单的测试。但第三次判断却令你大吃一惊。尽管正确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第一个人答错了。在第二个人也给出同样错误的答案时，你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使劲盯着卡片。第三个人也同意前面两人的答案。你张大嘴巴，浑身开始冒汗，“怎么回事？”你问自己，“是他们瞎了，还是我瞎了？”第四、第五个人也同意前面几个人的答案。接着，研究者看着你。现在，你面临着认识上的两难困境：“什么才是正确的呢？是同伴告诉我的正确呢，还是我的眼睛告诉我的正确呢？”
图2 所罗门·阿施的从众实验所使用的图片
实验参与者要判断3条线段中哪一条与标准线段一样长。
很多大学生在阿施的实验中都体验到这类冲突。不存在群体压力的大学生，单独回答时正确率是99%。阿施想知道：如果其他几个人（经过研究者训练的研究助手）给出一致的错误答案，那么受其影响的大学生是否会给出违心的答案呢？尽管有些人从来不从众，但四分之三的人至少有过一次从众行为。研究发现有37%的回答是从众的（还是应该说“相信他人”？）。当然，这也意味着有63%的人没有从众。尽管有很多大学生表现出独立性，但阿施认为从众的不良后果显而易见：“看上去聪明而善良的年轻人却愿意颠倒黑白，这的确令人担忧。我们不得不质疑教育方式以及指导我们行为的价值观。”
在阿施的从众实验里，第6个参与者在听到了他前面的5个参与者给出的错误答案后，内心经历着不安与冲突。
就让发现真理的人来宣布真理吧，而不要再问谁赞成，谁反对。
——亨利·乔治，《爱尔兰土地问题》，1881年
阿施的实验程序成为后来许多实验的范式。虽然这些实验缺乏日常从众的“世俗现实性”，却有“实验现实性。”在这种经历中人们变得情绪化。谢里夫和阿施的研究结果令人震惊，因为他们的实验没有涉及任何明显的从众压力——既无“团队合作”的奖励，也无针对个体的惩罚。如果在这样小的压力下人们就表现出从众行为，那么，在直接强迫情形下，他们会表现出何等可怕的服从行为呢？能强迫普通公民做出残忍的行为吗？可能你认为不能：他们的人性、民主、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会使他们抗拒这种压力。此外，这些实验中轻松的口头表态，同实际伤害他人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人们决不会屈服于伤害他人的压力。人们真的会这样吗？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很想知道这一答案。
道德要求：职业道德规范通常要求在实验做完之后做出必要的解释。想象一下你是一位研究者，刚刚与一位顺从的实验者完成一组实验。你能解释一下实验里的欺骗，让参与者不至于产生受骗感和愚蠢感吗？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从1961年起用一系列的实验考察了权威与道德的冲突。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是社会心理学最著名也是最有争议的实验。“若要论社会科学历史上实证研究的贡献，可能无出其右，”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罗斯评论道，“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智慧遗产（如历史事件、圣经寓言和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伟大的思想家在探讨人类本性和思考人类历史时可以信手拈来，有如天成。”
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 198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曾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纽约大学工作，在哈佛大学曾进行“小世界实验”，提出“六度分隔理论”，以充满争议的米尔格拉姆实验而闻名。受纳粹大屠杀的影响，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考察服从和权威的关系。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程序如下：耶鲁大学心理实验室里有两位参与者参加一项研究，米尔格拉姆声称该研究要考察学习和记忆。米尔格拉姆穿着白大褂，严肃地解释说，本实验是一项考察惩罚对学习影响的尖端研究。研究者要求其中一人（“教师”）教给另一人（“学习者”）配对出现的单词，如果记忆错误，就要进行惩罚，给“学习者”逐渐施加增强的电击。为了分配角色，他们要从帽子里抽签。其中一人是性情温和的47岁的会计师，他是研究助手，假装说自己抽到了“学习者”签，并被领进隔壁房间。“教师”（应征的志愿者）体验一次轻微的电击后，看着研究者把学习者绑在椅子上，并在其手腕上缚上电极。
然后，“教师”和米尔格拉姆回到主房间（见图3）。“教师”坐在“电击启动器”前，该仪器上有一排开关，每档相差15伏，从15伏一直到450伏。开关上写着“轻微电击”、“强电击”、“危险：高强电击”等等。在435伏和450伏的开关中间有“高危致命”字样。研究者告诉“教师”，学习者每答错一次，“就在电击发生器上提高一个档次实施电击”。每次只要轻按开关，灯光就会闪烁，继电器开关随之“咔嗒”一声响，电流就嗡嗡地响起来了。
图3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中的位置安排
如果“教师”服从研究者的要求，那么，他会在75、90和105伏时听到学习者的哼哼声。在120伏时学习者大喊电击太疼了。在150伏时他咆哮着，“实验者，把我从这里弄出去！我不再参加这个实验了！我拒绝继续做下去！”在270伏时学习者的抗议声成了痛苦的尖叫声，并坚持要出去。在300和315伏处，他尖叫着拒绝回答。330伏后他再也没有声音了（见表1）。米尔格拉姆在“教师”询问和要求停止实验时说，学习者不回答就算回答错误。为了让“教师”继续实验，研究者采用了四种口头鼓励：
鼓励1：请继续下去（或请继续）。
鼓励2：该实验要求你继续进行下去。
鼓励3：你继续进行下去是绝对必须的。
鼓励4：你没有其他选择，必须进行下去。
表1 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中学习者的抗议过程
你会进行到什么程度？米尔格拉姆给精神病学家、大学生、中产阶层等110人描述了这个实验。三个群体的人都认为自己会在135伏左右不服从命令；没人想进行到300伏以上。考虑到自我估计可能会受到自利偏差的影响，米尔格拉姆要求他们估计其他人会进行到什么程度。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期望他人使用电击发生器中的“高危致命”档（精神病学家估计大约1 000人中会有1人这样做）。
然而，当米尔格拉姆对40名男性（职业不同，20~50岁）测试时，有26人（65%）一直进行到450伏。事实上，所有进行到450伏的人都服从了命令，继续接着又做了两次进一步的测验，直到实验者喊停为止。
米尔格拉姆原来估计服从的人不会太多，并计划在德国重复实验以评价文化差异，但实际的研究结果却令他忧心忡忡。米尔格拉姆不准备去德国了，而是让学习者的抗议更加醒目。当在椅子上捆绑学习者时，“教师”会听到他提醒说“有轻微的心脏病”，并听到研究者再次保证“尽管电击可能很疼，但不会对人体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结果发现学习者痛苦的抗议声没起多大作用；40名新的男性参与者中有25人（63%）完全服从了研究者的要求（图4）。
图4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的结果
服从“教师”的百分比，而不管学习者抗议性的哭喊和无法回答。
米尔格拉姆实验的道德伦理问题
实验参与者的服从令米尔格拉姆忧心忡忡。他所用的实验程序也令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惶恐不安。这些实验里的“学习者”实际上没有受到任何电击（“学习者”离开了电椅，打开磁带录音机，播放抗议声）。然而，有批评说，米尔格拉姆施加于参与者的伤害正是参与者施加于受害者的。他强迫参与者违背自己的意愿。实际上，许多“教师”确实体验到了极度的痛苦感。他们流汗、颤抖、紧咬嘴唇、说话结巴、痛苦呻吟，甚至爆发出无法控制的神经质般的大笑。一位《纽约时代》记者控诉说，“该实验对毫不知情的参与者所实施的残忍行为，使他们只好去引发别人的痛苦，以此相抵。”
批评家也认为，参与者的自我概念可能会因此而改变。一位参与者的妻子对他说：“你可以称你自己为艾希曼了”（指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执行官阿道夫·艾希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视台改编了一出两个小时的戏剧，由出演《星际旅行》的著名演员威廉·沙特纳扮演米尔格拉姆，描述了该研究的结果及其引发的争论。“罪恶的世界是如此恐怖，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敢于洞察其秘密！”为这个节目做广告的《电视导报》如此评论。
在为自己辩护时，米尔格拉姆总结了由1 000多个不同参与者所做的20多个实验获得的经验教训。他也引用了参与者支持自己的一些评论，这些评论是在向参与者解释了实验目的和披露了欺骗程序之后获得的。随后的调查发现，84%的参与者说他们很高兴参加了实验；只有1%的人表示遗憾。一年以后，精神病学家对痛苦体验较强烈的40名参与者作了访谈，得出结论说，不管暂时的应激如何，确实没有人受到伤害。
米尔格拉姆认为，对服从实验的道德批判是“极其夸张”的：
服从实验对参与者自尊的负面影响，与大学生参加一门普通课程的考试，但没有得到想要的学分相比，要小得多……我们似乎对考试失败导致的紧张和自尊降低的结果已有相当的心理准备，而对于产生新知识的过程，我们却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宽容。
影响人们服从的因素
米尔格拉姆不仅揭示出人们服从权威的程度，他还考察了服从产生的条件。在进一步的实验里，他变化了各种社会条件，得到了从0~93%的服从率。结果发现有四个因素会影响服从，即受害者的情感距离、权威的接近性与正当性、权威的机构性和不服从的同伴参与者的释放效应。
“教师”和学习者的情感距离
米尔格拉姆的参与者在无法看到“学习者”（“学习者”也无法看到他们）的情况下，其行动表现出的同情最少。当受害者距离遥远，“教师”听不到抗议声时，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冷静地服从直到实验做完。相对于研究者的权威而言，这类情境把学习者对参与者服从的影响减小到了最低限度。但是，如果我们使学习者的抗辩和研究者的命令一样显而易见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学习者与参与者在同一房间时，那么，“只有”40%的参与者表现出服从把实验进行到450伏。当要求教师把学习者的手强制按在电击板上时，那么，完全服从的比例下降到30%。
在米尔格拉姆“接触”条件下的一位服从的“教师”，强制性地把学习者的手按在电击板上。然而，“教师”对于靠近自己的学习者通常表现得比较仁慈。
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如此，我们很容易漠视那些与己无关或失去个性的人。甚至对于巨大的灾难，人们也无动于衷。刽子手常常用布蒙住受刑者的头，使其失去个性。战争法允许从40000英尺高的地方对手无寸铁的村民投掷炸弹，但不允许对他们开枪射击。在与敌人进行近距离肉搏时，许多士兵既不开火，也不瞄准。这种违抗军令的行为，对于那些接到命令后以远距离火炮或飞机进行杀戮的军人来说是很罕见的。
想象一下你有能力阻止会令另一半球25 000个人丧命的潮水，或有能力阻止会令本地机场250人丧生的事故，或有能力阻止会令一位密友死亡的车祸。你会阻止哪一个呢？
从积极一面讲，人们对于个性化的人是最富有同情心的。这就是人们在替未出生的胎儿、饥饿的难民或动物权利进行呼吁时，总是用令人感动的照片或描述来赋予其个性化的原因。也许最令人感动的是正在发育的胎儿的超声波图像。社会心理学家曾问过准妈妈，结果发现，当她们看到自己胎儿的身体被超声波图像清楚地显示出来时，她们对胎儿表现出更多的爱心。
权威的接近性与正当性
研究者亲临现场也会影响服从。当米尔格拉姆通过电话下达命令时，整个服从比例下降到了21%（虽然许多人撒谎并且说自己听从了命令）。其他研究也证实，权威在空间上的接近性会增加服从率。轻微碰触一下手臂，会使人更愿意捐一个硬币，在请愿书上签名，或者品尝新的比萨饼。
如果接到命令，绝大多数士兵会放火焚烧平民的房屋或杀人——而他们认为这种行为在其他情境下是不道德的。
但是，权威必须是正当合理的。在米尔格拉姆式实验的另一变式中，研究者假装接到一个电话，要离开实验室。研究者说，仪器可以自动记录数据，所以“教师”可以继续做实验。研究者离开后，另一个人代替研究者（实际上是研究者的另一个助手）来发布命令。该助手“命令”对每个错误回答增强一档电击，并且还有针对性地指导“教师”。这种情况下有80%的“教师”完全拒绝服从。助手装作厌恶这种违抗，在电击启动器前坐了下来，试图代替“教师”实施电击。这时，大多数不满的参与者发出了抗议。一些人还试图拔下启动器的插头。一个高大的男子把助手从椅子里拉了出来，把他推出房间。参与者对不正当权威的反叛与之前在研究者面前常常表现出来的恭顺和礼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对护士的服从行为研究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医生要求并不认识的护士给病人服用非常明显的过量药物。研究者把这个实验讲给一群护士和学护理的学生听，问她们会如何反应。几乎所有人都说自己不会服从命令。其中一人说她会这样回答：“我很抱歉，先生，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我不会听从权威给病人服任何药，尤其是过量的药品和我不熟悉的药品。当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愿意去做，但是这不但违反医院的政策，也违背我的道德标准。”然而，当22名护士在接到医生给病人过量服药的电话命令后，只有一人除外，其余的护士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直至在去病人的路上被拦截为止）。虽然并非所有护士都如此顺从，但是，这些护士都是循规蹈矩的：医生（正当的权威）命令，护士服从。
在奇怪的 “直肠耳朵疼”[2]的案例中，我们可明显看到个体对合法权威的服从。医生要求给右耳感染的病人耳朵里滴药。在处方上，医生把“滴入右耳”写成了“滴入直肠”。看了医生的处方后，顺从的护士把指定数量的药液滴入了顺从的病人的直肠里。
权威的机构性
如果权威的声望很重要，那么耶鲁大学的机构声望也可能使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命令变得合法化了。在实验后的访谈中，许多参与者说如果不是耶鲁大学的名声，他们坚决不会服从。为了考察一下真实情况，米尔格拉姆把实验地点移到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市。他在一座并不豪华的商务大楼里成立了“布里奇波特研究会”。然后由同一批操作人员来实施那令人“忧心忡忡”的实验，你猜完全服从的比例是多少？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惊人——48%。
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如此，有机构作背景的权威易发挥社会权力。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奥恩斯坦讲述了一件事，他的朋友是位精神病学家，有次因为一个病人爬上悬崖威胁要跳崖而前去规劝，精神病学家的苦口婆心仍无法使病人离开悬崖，无奈之下，他只能期望警方的谈判专家能快点到来。
尽管谈判专家没有到来，但另一名完全不知情的警察恰巧来到现场，拿出他的手提式扩音喇叭，对聚集在悬崖边的人群大叫：“哪个混蛋把货车并排停在另一辆车旁边的马路中间？我差点撞上。不管你是谁，现在就把它开走。”听到这些，要跳崖的病人马上乖乖地走下来，把车开走，然后一声不吭地钻进警车去了附近的医院。
群体影响的释放效应
这些经典实验好像表明从众都是消极的。但是，从众也可以是积极有效的。也许你会回忆起，当你面对不公正的教师，完全有理由指责他时，你还是犹豫了。后来同学们接二连三地纷纷指出不公平的事实后，你也跟着他们一起指责起来，这就是释放效应。米尔格拉姆也观察到了这种从众的释放效应。他让“教师”和两个助手“教师”一起实验，两个助手“教师”都公然反抗研究者，然后研究者命令那个真正的参与者（“教师”）一个人继续下去。参与者会吗？不会。通过模仿反抗的助手，90%的参与者释放了自己。
如果总司令命令这位陆军中校去墙角站着，并坐到他头上，那么，我也会照着做。
——奥利弗·诺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官，
政治评论家，《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1987年
对经典研究的反思
对米尔格拉姆研究结果的普遍反应是大家意识到这与近代世界史有异曲同工之处：纳粹德国的阿道夫·艾希曼辩解说：“我只是执行了命令而已”；威廉·卡利中校在1968年指挥了一场大屠杀，在越南米莱村杀死了数以百计的无辜平民后也是这样辩解；发生在伊拉克、卢旺达、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种族大屠杀”也都这样辩解。
军方训练士兵服从上级。米莱大屠杀中的一位参与者回忆道：
[上校卡利]命令我开始射击。于是我就开始射击。我向人群发射了四个弹夹的子弹……他们乞求着，“不要，不要。”母亲紧紧护着孩子……我们一直不停地射击。他们挥动着手，乞求着。
“也许我太爱国了”，前拷问官杰弗里·本齐恩，在向南非真相和调解委员会现场演示“湿袋技术”时这样讲道。他把布口袋套在受害者头上，一次又一次地令其窒息，把受害者带到死亡的恐怖边缘。前安全警察经常制造恐怖以使被告坦白，譬如枪支藏匿在哪里。当然他们一般否认采取过这样的行动。“我做了可怕的事情，”本齐恩承认道，并向受害者道歉，尽管他声称自己只是服从命令。
服从实验中“安全”的科研环境，毕竟不同于战争。而且战争和种族屠杀的大部分恶行和残暴程度远远超出了服从。服从实验就社会压力的强度而言也与其他从众实验不同；服从实验的命令非常明确。没有强迫，人们不会残忍地行动。但是，阿施和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也有共同之处。两者都表明对权威的服从可以战胜道德。就强制人们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言，它们都成功了。这不仅仅是学术课题，而且还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冲突。这两个实验揭示并证实了某些为人熟知的社会心理学原理：行为与态度之间的联系，情境的力量，以及基本归因错误的影响力。
行为和态度
当外界的影响作用超过了内在的信仰时，态度便无法决定行为。这些实验也生动地证实了这一点。当一个人单独行动时，个体几乎总能做出正确的反应。而个体单独反对群体就是另一码事了。
在服从实验中，强大的社会压力（研究者的命令）超越了力量较弱的因素（远方受害者的抗争）。“教师”在受害者的抗争和研究者的命令之间，在希望避免造成伤害和成为合格的参与者之间挣扎，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服从。
为什么参与者无法摆脱自己？他们如何陷入圈套的？想象一下你作为“教师”参加另一个版本的米尔格拉姆实验，一个他从来没做过的实验。假定当学习者第一次答错时，研究者要求你摁330伏的按钮快速电击他。在摁了按钮后，你听到学习者发出的痛苦尖叫声，诉说自己心脏不好，乞求怜悯。你会继续做下去吗？
我想不会。心理学上有种现象叫登门坎效应，指个体一旦满足了他人某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他人留下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满足他人提出的更大要求。这种现象，犹如登门坎时要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登，这样能更容易、更顺利地登上高处。
攻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太高，当使人可从。
——明·洪应明，《菜根谭》
米尔格拉姆实验中最初的惩罚是轻微的——15伏——并没有出现抗议。“教师”也会同意继续做下去。当电击达到75伏，并听到学习者第一次呻吟声时，他们已经顺从5次了。而接下来的一次，研究者只要求“教师”实施比先前略微强一点的电击而已。在他们实施330伏电击时，已经是第22次服从了，“教师”早已降低了认知不协调感。此时，他们的心态与实验开始时的心态完全不同。个体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心理倾向可以彼此影响互相促进，有时还是螺旋形上升的。正如米尔格拉姆所言：
许多参与者严重地贬低受害者，就是为了“迫害”他。诸如“他非常愚蠢和固执，就应该电击”的言论很多。一旦电击了学习者，“教师”必然会认为他毫无价值，学习者的智力或性格的缺陷是实施惩罚的最好理由。
20世纪70年代初，希腊的军政府就是利用这种“谴责受害者”的方法来训练拷问官。正如纳粹德国早期训练党卫军官一样，军方根据候选者对权威的尊重和顺从来选择拷问官。但仅有这些特点还不能任命为拷问官。于是军方就安排受训者去看守囚犯，接着参加搜捕队，然后殴打囚犯，再后观看整个拷问过程，最后亲自动手拷问。就这样一步步地把一个服从的但其他方面仍正常的个体逐渐变成施暴的机器。顺从滋生了接纳。
人类的行动对于他们来说是太强大了。请给我一个伤害过他人，但没有成为受害者，也没有成为自己行为的奴隶的个体吧。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代表人物：歌德，1850年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欧文·斯托布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非常了解这种把公民转变为刽子手的力量。根据对世界各地种族灭绝的研究，斯托布揭示了屠杀者的心理转变过程。屠杀者批评他人会引发轻视，轻视则会引发迫害行为，而当迫害合理化后就会导致暴行，接着便是杀戮，然后是大规模的屠杀。态度随着行动不断变化，又使行动合理化。据此，斯托布得出了令人不安的结论：“人类竟能对屠杀他人的行为不以为意”。
但人性并非仅有丑陋的一面，人类还具有英雄主义的品质。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有3 500个法国犹太人和1 500个其他种族的难民要押往德国的难民营，结果却因法国一个小村庄（Le Chambon）村民的誓死保护得以幸免。村民绝大多数是新教徒，他们的先辈都曾遭受迫害，村里的权威人物牧师教导他们“无论何时，如果敌人要求我们的服从命令有违福音书上的训诫，我们都要反抗”。纳粹政府要他们交出犹太难民，村里的牧师树立了不服从的榜样：“我不知道什么犹太人，我只知道人类。”不管战争有多可怕，也不管自己会因此而遭受多大的灾难，他们一直坚持最初的承诺，在信仰的支持下，在权威的支持下，在互相支持下，一直对抗到战争结束。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对纳粹统治的反抗通常在很早就已出现了。一开始表现出的顺从或抵抗的行动，这就会形成一种态度，而态度随后又会影响行为，行为又反过来加强了态度。最初的帮助行为加强了忠诚态度，而忠诚导致了更多的助人行为。
情境的力量
社会背景会影响人的行为。假设要你违反一些细小的社会规范：如在教室听课时突然起立；在餐馆里大声唱歌；穿一套西服打高尔夫球。在试图打破这些社会束缚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它们的约束力。
米尔格拉姆和约翰·萨比尼做过一个实验：让大学生乘坐地铁时要求乘客给自己让座，这时大学生才意识到简单社会规范的约束力。结果令人惊讶，竟有56%的乘客让了座，即使没有正当理由时也如此。而学生提出要求时自己的反应也同样有意思，大多数学生发现求人让座真的很难。通常，他们欲言又止，那一刻自己有想逃的冲动。一旦说出了请求，得到座位后，他们大多会假装生病，以此作为触犯规范的借口。这就是未成文的潜规则影响公众行为的力量。
即使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也有人想挑战最明确的文化规范，就如斯蒂芬·高夫在2003年试图裸体（除了帽子、袜子、靴子和帆布背包）徒步穿越不列颠。从六月到一月，他从英国最南端的兰兹角走到苏格兰最北端的约翰岬角。在他847英里的旅途中，被捕了16次，在牢狱里度过了5个月。“我的裸体运动，对我自己来说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可以展示我自己美丽的人体”，这是高夫（2003）在网站上的留言。
在最近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实验中，大学生同样发现很难说出挑衅他人的话语。让大学生假设自己要与3个人讨论，挑选其中一人到荒岛去生活。研究者要求他们想象其中一位男生，说了3句与性有关的话，例如，“我想岛上需要有更多的女人，以便使男人更满意。”大学生对这种性暗示的话会怎样反应呢？只有5%的人估计自己会无视这种言论，或者等待看看其他人的反应。但是，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在学生讨论时让男助手说出这类话语时，结果55%（而不是5%）的人没有说出批判的话语。这个研究再一次证实了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压力，以及要预测行为，即使是我们自己的行为，也非常困难。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也引起人们对恶行的思考。恶行有时由少数邪恶的家伙所为，他们常常表现为悬念小说和恐怖电影里的冷血杀手形象。现实世界我们能想到的有，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萨达姆·侯赛因对库尔德人实施的种族灭绝以及奥萨玛·本·拉登所密谋的恐怖事件等等。但是，恶行也会因社会因素而引发——就如同高温、潮湿和病菌可能使整筐苹果变坏。正如这些从众实验所示，社会情境有时会导致普通人赞同谬误或屈从暴行。
就像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中常常发生的那样，当最可怖的暴行从一系列的小恶行发展而来时，这一点显得尤其正确。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认为的确如此：
很难识别那些施暴者；恶行可能是某个组织实施的行为，而施暴的特定个体并无明显标记……当查明恶行背后的真相时，通常会发现并不存在嚣张地实行残暴计划的恶棍，相反，施暴者都是普通人，因为他们身陷复杂的社会力量而无法自拔。
德国公务员愿意处理大屠杀的文件，这使纳粹领导非常惊讶。当然，他们并没有屠杀犹太人；他们只是在做文书工作。当大家分散工作各司其职时，恶行似乎更易进行。米尔格拉姆对恶行的分隔作用进行了研究，他让另外40个人间接地参与实验。他们只负责学习测验，而其他人实施电击。结果发现40人里有37个人完全服从了。
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对恶行的听之任之常常会使之日积月累，尽管我们并不是有意识地去作恶。拖延同样是对恶行的无意识放任，会造成自我伤害。某个学生知道就要交期末论文了。可他每次做论文时都分散注意力——一会儿是视频游戏，一会儿是电视节目——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危害。但是，渐渐地，这个学生根本就无法完成论文了，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决定不做该论文了。
不管历史有多少扭曲和痛苦，都是不能忘却的。如果能勇敢面对，悲惨一幕便不会重演。
——玛雅·安杰洛[3]，总统就职献辞，1993年1月20日
基本归因错误
为什么这些经典实验的结果那么令人吃惊呢？是因为我们总是期望人们能按照自己的性情行动吗？性情暴躁的人令人讨厌，性情和蔼的人令人亲近，对此我们并不感到惊讶。坏人做坏事，好人做好事嘛。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愚蠢的”9·11事件就是“疯子”、“邪恶的懦夫”、“恶魔”一样的人干的。
当你清楚了米尔格拉姆实验之后，你对服从的参与者会形成什么印象？如果要谈论这些服从参与者中的一两个人，绝大多数人会认为他们冷酷无情、富有攻击性、毫无亲和力——甚至在了解到他们的行为也是普通人的行为之后。我们仍然会认为，只有内心残忍才会实施暴行。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真的令人心痛，这是对我们所有人面对暴行视而不见和无动于衷的有力一击，这就是其价值所在。不论面对真相我们多么沮丧，但是最终必须直面的事实是：我们很多人实际上都可能成为种族灭绝者或刽子手。
——伊斯雷尔·查尼，行政官员，在1982年大屠杀和
种族灭绝国际会议上的讲话
德国心理学家冈特·比尔鲍姆试图消除人们对社会力量的低估（基本归因错误）。他生动地再现了米尔格拉姆实验，并让大学生观看，或者让他们亲自扮演服从的教师角色。结果在重复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时参与者仍然预测，他们的朋友服从程度最低。于是，比尔鲍姆得出结论说，虽然社会学家积累了大量证据，证实我们的行为是社会历史和当前环境的产物，但是，绝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依然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好人做好事，坏人做坏事。
人们可能认为，艾希曼和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的军官都是野蛮的恶棍。但是，在一天辛苦的工作后，这些军官会欣赏贝多芬和舒伯特的音乐来放松自己。参加1942年1月万塞会议制定纳粹大屠杀最后方案的14个人中，有8个人曾获得欧洲大学博士学位。像绝大多数纳粹分子一样，艾希曼表面上和正常工作的普通人没什么两样。9·11恐怖事件的主谋穆罕默德·阿塔，有报道说他曾是一个“好孩子”，是良好家庭出身的优秀学生。9·11事件的第20个嫌疑犯札卡里斯·穆索伊在申请学习飞行课程和购买刀具时，十分有礼貌。他称呼妇女为“女士”。如果这样的人住在我们隔壁，他们似乎与恶棍的形象根本不相符。
艾希曼并不恨犹太人，这使大屠杀更为糟糕，因为暴行并非缘于憎恨。把艾希曼描绘成恶魔，远比正常人更能让我们接受。如果你杀死了一个恶魔，会感觉心安理得，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恶魔了。但是，如果艾希曼是个正常人，那么这更令人不安了。
——汉纳·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3年
或者认为德国的警察营应该为在波兰射杀近40 000名犹太人负责，他们中的许多妇女、孩子和老人是从背后被射杀的，脑浆迸裂，惨不忍睹。德国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描述了这些杀手“正常”的一面。就像蹂躏欧洲犹太人区、驾驶放逐犯人的火车、管理死亡集中营的许多人一样，他们不是纳粹党徒，不是党卫军成员，也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是普通的劳动者，如售货员、职员和工匠——是有家庭的、不能服兵役的老年人，但是，在接到杀人命令后，他们并没有拒绝。
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也同样使我们难以把纳粹大屠杀归因于德国人独特的人格特质。“我们研究的最基本的结论是”， 米尔格拉姆说道，“普通人，只是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心中并没有任何仇恨，也可以成为可怕的破坏性活动的执行者”。正如美国儿童电视节目《罗杰斯先生》常常提醒学前儿童观众那样：“好人有时也会做坏事。”如此说来，那么我们应该谨防那些具有人格魅力的政治领导人哄骗我们，让我们认为他们绝不会做坏事。在邪恶力量的支配下，善良的人们有时也会堕落，他们会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合理化的归因。所以，正是这些普通的士兵最终会遵照命令枪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普通雇员会遵从指示生产和配送伪劣产品，普通的小组成员也会听从指令残忍地折磨新成员。
最后，我们要对从众研究所使用的实验方法作一评论（参见表2的总结）：在实验室中的从众情境与日常生活明显不同。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是不是经常判断线段的长度或对他人实施电击？点燃一根火柴与燃起森林大火，其燃烧过程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假定，
表2 对经典服从研究的总结
实验室里的心理过程与日常生活中的心理过程也是一样的。从点燃一根火柴的简单事件，概括到复杂的森林大火，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但是，点燃火柴的可控性实验能够使我们洞察燃烧的本质，而这种本质是观察森林大火所无法获得的。由此可见，社会心理学实验能为我们的行为研究提供启示，而这种启示在日常生活中是难以获得的。实验情境是独特的，而每种社会情境也是独特的。通过考察各种各样的独特任务，通过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重复实验，研究者逐渐探索出深埋于纷繁表面现象之下的一般原理。
小结
从众——由于群体压力而引起的个体行为或信念的改变——有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顺从是表面上与群体相一致而内心并不赞同。接纳是不仅在行动上而且也在信念上与社会压力保持一致。
三组经典实验说明了研究者研究从众的不同方法。谢里夫发现他人的判断会影响人们对光点移动距离的错觉估计。 “正确”答案的规范形成后，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并在一批批的研究参与者中流传下来。这种实验室暗示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的暗示。
所罗门·阿施设计的实验任务非常清晰，不像谢里夫采用的是模糊任务。阿施先让实验者听到其他人判断3条线段中哪一条与标准线段相等，然后自己做出判断。当其他人一致地给出错误的答案后，结果发现有37%的实验者会从众。
谢里夫的程序引发了接纳；另一方面，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引发了顺从的极端表现形式——服从。在最理想的条件下——正当的、近距离的命令者，遥远的受害者以及没有反抗的榜样——有65%的成年男性参与者完全服从命令，对隔壁房间发出尖叫的无辜受害者实施具有伤害性的电击。
这些经典的实验揭示了社会力量的潜在影响和顺从导致接纳的容易程度。恶行不只是由美好世界里的坏人所为，而且也可能因强大的社会情境诱使好人服从于谬误或屈服于残暴而发生。
在观察了成千上万人之后，我可以这样说，如果在美国建立像纳粹德国那样的死亡集中营体系，我们会发现，在美国任何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镇都能找到足够多的为集中营工作的人员。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哥伦比亚
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中的谈话，1979年
经典的从众实验解答了一些问题，但也提出了新问题：（1）人们有时从众，有时不从众，那么他们什么时候会从众？（2）为什么人们会从众？为什么他们不忽视群体“做真实的自己”呢？（3）是否有一种人特别容易从众？接下来我们依次探讨这些问题。
2 预测从众的因素
有些情境可以引发较多的从众行为，而有些情境则较少。如果你想要引发最大限度的从众效应，你会选择什么条件呢？
社会心理学家想知道，如果阿施的非强制性、清晰的情境能引发37%的人从众，那么，其他的情境是否会产生更多的从众行为呢？研究者不久就发现，如果判断任务非常困难，或者，参与者感到无力胜任，那么，从众比率会大大增加。我们对自己的判断越不确定，就越容易受他人影响。
群体的特征也很重要。如果群体由3个或更多个体组成、凝聚力强、意见一致和地位较高的话，那么从众的程度最高。如果是在公众场合做出行为反应，并且事先没有任何承诺，那么从众的比率也很高。让我们考察一下以上各种条件。
群体规模
在实验室实验里，规模较小的群体就可以引起较大的效应。阿施和其他研究者发现，3至5个人比只有1个或2个人能引发更多的从众行为。当人数增加到5个人以上时，从众行为的增加并不明显。米尔格拉姆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现场实验，让1、2、3、5、10或15个人组成的群体停留在纽约市繁忙的人行道上，并抬头仰望。如图5所示，抬头仰望的路人人数随着参与者从1人增加到5人也相应增加。
群体“抱成团”的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美国罗格斯大学的研究者戴维·怀尔德给学生讲述了一个有陪审团参加的案子。在学生判断前，先让他们观看由4个助手做出判断的录像。当助手以2个两人组单独出现时，参与者的从众人数要比助手以一个4人组出现时的从众人数多。同样，2个3人组引发的从众人数要比一个6人组所引发的从众人数多，而3个两人组引发的从众人数更多。很显然，多个小群体的一致意见使得某个观点更为可信。
图5 群体规模与从众
路人模仿群体抬头观望的百分比随着群体规模逐渐增加到5个人而增加。
一致性
假设你参加某个从众实验，所有的人都给出了同样错误的答案，但你前面的那个人例外地给出了正确答案。有这样一个不从众的助手作为榜样，你会像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中的个体那样表现出释放效应吗？一系列实验揭示出，如果有人破坏了群体一致性，那么会降低群体的社会影响力。正如图6所示，如果刚巧有一个人说出了自己的心声，那人们几乎总会做出同样的行为。这些实验的参与者事后常常说，对于不从众的同伴，他们感到温暖和亲切。但是，他们同时又否认同伴对自己的影响作用：“如果他不这样做，我也会说出同样的话。”
在群体里成为少数派令人难受；有好几个陪审团就因为其中某个人持有异议而无法判决。这些实验给我们上了一堂实践课，即如果你能找到某个人和你立场一致的话，那么你为某件事站出来就容易得多。许多宗教群体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耶稣派遣门徒时是成对的，效仿耶稣的榜样，摩门教也成对地派遣传教士到邻国去，同伴的支持极大地增强了一个人闯荡社会的勇气。
图6 一致性对从众的影响
当有人做出正确回答破坏了群体的一致性时，个体的从众行为只有通常的四分之一。
我的观点，我的信念，当第二个人接受它时便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和成功。
——诺瓦利斯（1772—1801年），
德国文艺复兴早期的诗人和哲学家
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内梅斯和奇利斯发现他人持有异议——即使这种异议是错误的——会增强个体的独立性。他们让大学生观察四人小组中的一个人错误地把蓝色判断为绿色。尽管持异议者是错误的，但却能鼓励观察者表现自己的独特性——在76%的次数里，他们正确地把红色幻灯片判断为 “红”，即使其他所有人都说是“橙”色。而在缺乏有勇气的榜样人物鼓励的条件下，从众的次数达到了70%。
凝聚力
群体之外的人——如另一所大学的学生或不同的宗教信仰者——提出的少数派观点，对我们的影响要小于我们自己群体内的少数派观点。异性恋者为同性恋者的权利呼吁，其对异性恋者的影响比同性恋者自己呼吁更有效。那些声称与你生日相同、名字相同或指纹特征相同的人提出要求后，你似乎更愿意顺从。
群体的凝聚力越强，对成员的影响力就越大。例如，在大学的女生社团里，朋友们有在一起大吃大喝的倾向，特别在她们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时。同一种族群里的人会感到一种共同的“归属群体的从众压力”——言谈、举止、穿着都应该像“我们”。像“白人那样行动”的黑人或像“黑人那样行动”的白人，都会遭到同伴的嘲笑。
单独站出来成为少数派是很难的。但是，这样做也可能会成为英雄，正如亨利·方达在经典电影《十二怒汉》中扮演的孤独、持异议的陪审团成员那样。
实验还发现那些感到自己受群体吸引的成员更可能对群体影响做出反应。他们并不喜欢与其他成员唱反调。害怕被他们喜欢的人所拒绝，他们允许群体中的某些成员拥有一定的权力，特别是那些具有群体典型特征的人。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在他的《人类理智论》中提到凝聚力这个因素：“一万个人中也难找到一个人，他能在自己的群体里长期忍受厌恶和谴责而一直坚定和无动于衷。”
个有凝聚力的群体
地位
你或许能猜到，地位高的人往往有更大的影响力。有时，人们会想方设法避免与地位低或声名狼藉的人保持一致意见。美国宾州大学心理学教授珍妮特·斯温等人让异性恋女学生参加阿施的从众实验，并作为第五位和最后一位参与者回答，结果得出了上述结论。研究者向女大学生提问：“你是否愿意与一位异性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第四个人有时这样回答：“我不愿意与一位男子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因为我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当挑明身份后，如果提问真正的参与者是否认为对女性的歧视是一种社会问题，参与者往往回避做出回答。
在24000个过路行人无意识地参与帮助下，对乱穿马路行为的研究显示，乱穿马路的基线比例为25%，当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的助手出现时，行人乱穿马路的比例下降到了17%，而当另一个乱穿马路者出现时，该比例一下子上升到了44%。如果不乱穿马路的人衣着整洁高雅，那么这对乱穿马路的人起的示范作用最佳。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澳大利亚的研究者发现，悉尼的行人更容易服从衣着整洁高雅的调查者而不是穿着邋遢破烂的调查者。
米尔格拉姆报告说，服从实验中地位低的人比地位高的人更愿意服从研究者的命令。在实施了450伏电击以后，一位37岁焊工转向研究者，恭敬地问：“教授，接下来怎么做？”另一个参与者是位神学院的教授，在150伏时就开始不服从了，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实验要建立在一个人的生命之上”，并且不断地质问研究者关于“这件事的道德”问题。
“为成功而穿着。”显示出较高社会地位的外在仪表能够增加个体的影响力。
公开的反应
研究者想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人们在公众场合中要比在私底下更可能从众吗？还是他们在私底下更可能犹豫不决而在公开场合上更果断独立，免得自己看上去软弱胆小？答案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在实验室，人们必须面对他人做反应时要比私下里回答问题时表现出更多的从众行为。阿施实验中的参与者在看到其他人的反应之后，如果写下自己的答案只供研究者看，那么他们就较少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与面对群体相比，在秘密投票间里，我们更容易坚持自己的观点。
如果你担心搭不上这条船——请回忆一下泰坦尼克号。
——佚名
事前承诺
1980年，一匹叫杰尼的小雌马在肯塔基·德彼赛马会上取得第二名。在普里克尼斯赛马比赛第二轮中，她在最后一圈转弯处超过了领跑的小雄马科德斯。当它们肩并肩地出现在转弯处时，科德斯稍稍靠向杰尼一边，从而使她犹豫了一下，结果在这场比赛中科德斯险胜里斯克。科德斯碰到了杰尼吗？骑手的鞭子划到了杰尼的脸吗？裁判员召开了秘密会议。在简单的商议后他们判定这不是犯规，科德斯赢。这个决定引起了轩然大波。重放的电视录像带表明科德斯确实擦到了杰尼。人们提交了抗议书。官员们重新审查了他们的决定，但是最终没有改变主意。是不是比赛后立即宣布的决定影响了官员后来改变决定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实验室研究，观察事前承诺的有无对结果的影响。假设你再一次参加阿施的实验，研究者呈现了线段，并要求你第一个回答。在你做出回答后，听到其他所有的人都不同意，然后研究者给你一个重新考虑的机会。面临群体压力，你会放弃原来的意见吗？
科德斯真的碰到了杰尼吗？一旦裁判员宣布了他们的决定，再多的证据也无法使他们动摇。
人们几乎就不可能这样做：个体一旦在公众面前作出承诺，就会坚持到底。最多，也是在以后的情景中改变自己的判断。因此，跳水或体操比赛的裁判在看到其他裁判的评分与自己的评价差距较大后，也很少改变自己的分数，尽管在稍后的成绩评定中会加以调整。
事前承诺：个体一旦对自己的立场作了承诺，就很少屈服于社会压力。现实生活中，仲裁者和裁判员很少推翻自己最初的决定。
如果人们事前就公开承诺则很难说服其改变观点。在模拟陪审团做决定时，如果不是秘密投票，而是举手表决，那么常常难以达成一致的裁决。公开的承诺往往会使人们难以后退。
聪明的说客们往往知道这一点。销售员所提的问题往往会鼓励我们对其所推销的东西做积极的评价而不是消极的评价。环境保护主义者要求人们对回收废品、节约能源或乘坐公共汽车作出承诺——与单纯地声嘶力竭地呼吁，不作出任何承诺相比，这更可能改变人们的行为。据报道，14~17岁公开宣誓要保持童贞直至结婚的青少年与未宣誓者相比，在某种程度上更可能节制性欲或延迟性活动。
那些从来不收回自己观点的人爱自己胜于爱真理。
——约瑟夫·茹拜（1754—1824年，
法国伦理学家和散文家），《思维集》
小结
利用从众实验程序，研究者考察了从众产生的环境条件。某些条件下人们特别容易从众。例如，从众会受到群体特征的影响。当面临意见一致的、3个或更多个有吸引力的、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时，人们最容易从众。如果个体是在公众场合做出反应并且没有违背事前承诺，那么人们也最容易从众。
3 影响个体从众的因素
“你看到远处那片像骆驼一样的云吗？”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问波洛涅斯。“它真像一头骆驼，” 波洛涅斯回答。“我想它还像一只鼬鼠，” 哈姆雷特过一会儿说。“它拱起了背，真像一只鼬鼠啊，” 波洛涅斯承认道。“还像一条鲸鱼呢！” 哈姆雷特又说。“真的很像一条鲸鱼，” 波洛涅斯赞同地说。问题：为什么波洛涅斯如此赞同这位丹麦王子呢？
我是美国人，在德国一所大学进行长期访问时有次去听演讲。演讲结束时，我举起手加入了鼓掌行列。然而没有听到掌声，却听到其他人用指关节敲桌子的声音。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对演讲不满意吗？显然，不可能所有人都对这位德高望重的演讲者公然表现得如此粗鲁。而且他们的面部表情也没有丝毫不快。不，我断定这必然是一种德国式的喝彩方式。于是，我也加入了敲桌子的大合唱。
规范影响和信息影响
什么因素引发了这种从众行为呢？为什么其他人敲桌子时，我开始没有这么做？这有两种可能。个体屈服于群体可能是因为（1）想获得群体的接纳和免遭拒绝，或者（2）获得重要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莫顿·多伊奇和哈罗德·杰勒德把这两种引发从众的因素命名为规范影响和信息影响。
规范影响指个体要“与群体保持一致”以免遭人拒绝，获得人们的接纳或赞赏。也许，波洛涅斯追随哈姆雷特是为了获得这位地位显赫的丹麦王子的欢心。在实验室实验和日常生活中，群体成员常常会拒绝某些离经叛道者。当异议不只限于群体内部而是扩展到群体之间时，从众压力会更大。战前议会或国会成员可以反对国家的战争计划，但是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就会希望每个人都“支持我们的军队”。社会拒绝令人痛苦，如果个体偏离了群体规范，情绪往往会变得非常低落。杰勒德曾记得从众实验中某位最初非常友善的参与者因群体压力而变得非常沮丧，要求离开房间，回来时看上去：
虚弱而且抖得厉害。我有点担心并建议停止实验。他断然拒绝停止，继续进行完所有36轮实验，没有一次屈服于其他人。实验结束时，我向他解释了实验设计中所使用的花招，他整个身体慢慢放松下来，长叹了一口气，脸色又红润起来。我问他为什么中途要离开房间。他说感到“恶心呕吐”。他没有屈服，但这是怎样的代价啊！他多么渴望得到其他人的接纳和喜欢，多么担心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正站在群体的对立面。与群体对抗，你可能会面临社会规范所带来的猛烈冲击。
规范影响：新当选的政治家常幻想要改变体制。随后，在这种体制内向上爬时规范影响又迫使他们遵守社会规则。
有时偏离群体的巨大代价会使人违心地附和群体，或至少压抑自己的反对性意见。一位不愿意反对大屠杀的德国军官解释说：“我害怕司令官和其他人会认为我是一个懦夫。”因为害怕违抗军令而遭军事法庭惩罚，1968年一些美国士兵参与了越南米莱村的大屠杀。特别对于那些看到过其他人因违反群体规范而遭人嘲笑或者那些要顺着社会地位阶梯往上爬的人而言，规范性影响更易导致服从。正如美国总统肯尼迪所言：“我进入国会时就有人告诫我，与人相处的方法就是随大流。”
按大多数人的做法去做，大家就会说你好。
——托马斯·富勒（1608—1661年，
英国牧师和历史学家），《格言集》
另一方面，信息影响会导致人们接纳。现实情境较为模糊时，正如光点似动情境中的参与者那样，他人可能就会成为有价值的信息来源。个体可能这样推论：“我难以辨别光点移动的距离，但是这个小伙子看来知道。”甚至美国独立宣言也认为我们要“向人类思想致以崇高的敬意”。
规范影响。
他人的反应也会影响我们对模糊刺激的解释。就变幻莫测的云朵而言，波洛涅斯看到的实际上是哈姆雷特看到的形象。那些看到其他人赞成“应该限制言论自由”的人，与看到反对的人相比，对这句话的理解可能并不一样。与群体保持一致的人特别容易为自己的决策找到正当的理由。
所以，对社会形象的关注往往容易产生规范影响。而希望自己行事正确则往往容易产生信息影响。在日常生活中，规范影响与信息影响往往一起起作用。在德国演讲厅里喝彩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规范影响），其他人的行为也向我展示了正确表达赞赏的方法（信息影响）。
从众实验有时需要分离规范影响与信息影响。当人们要面对群体作出反应时，会表现出较高程度的从众行为，这反映的是规范影响（因为不管人们公开反应还是私下反应接受的是同样的信息）。另一方面，如果任务难度比较大，个体感到自己无力胜任，也就是当个体关心行为的正确性时——所有这些都是信息影响的标志，也会表现出较高程度的从众行为。为什么我们会从众？主要有两种原因：因为我们想得到别人的喜欢和赞赏，或者因为我们想要做出正确的行为。
小结
实验表明人们从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规范影响来自于人们希望获得别人的接纳。信息影响来自于他人为自己提供事实证据。当公开作出反应时从众程度较大，这反映了规范影响。当遇到困难的决策任务时从众程度也较大，这反映了信息影响。
4 从众的个体差异
从众不仅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还表现出一定的个体差异。从众的个体差异到底有多大？何种社会情境下个性特质能发挥最大作用？
某些人是否往往更容易受到社会的影响？你能从自己的朋友中找出一些“从众者”和一些“独立者”吗？在对从众者的判别中，研究者主要关注两个预测指标：个性和文化。
个性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研究者想找到个性特征与社会行为（例如从众）之间的关系，但发现它们仅有微弱的关联。与情境因素的影响力相比，个性测试得分并不能很好地预测个体的行为。如果你想知道某人从众、攻击或助人的可能性，最好先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境，而不是一组心理测验的分数。正如米尔格拉姆所言：“我确信，服从和违抗的确存在复杂的人格基础。但是，我知道我们还没有找到它。”
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菲利浦·津巴多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里进行了一项模拟监狱的实验。实验把征募来的已通过专门测试的参与者——24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扮作狱警，一组扮作罪犯。为期两周的模拟实验刚刚开始时，“狱警”和“罪犯”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而且，“狱警”也没有受过监管犯人的专门训练。实验者只告诉他们“维持法律和监狱的秩序”，不要把“罪犯”的胡言乱语当回事。“罪犯”没用多长时间，就承认了“狱警”的权威地位，或者说，扮演狱警的学生调整了自己，进入了新的权威角色之中。特别是在实验的第二天“狱警”粉碎了“罪犯”反抗的企图之后，“罪犯”们的反应就更加消极了。不管“狱警”吩咐什么，“罪犯”都唯命是从。事实上，“罪犯”们开始相信，正如“狱警”经常对他们说的，他们真的低人一等，无法改变现状。而且每一位“狱警”在实验过程中，都曾虐待过“罪犯”。他们没有把这些只当做一次实验，一切好像是真的，尽管他们还在尽力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与实验有关的100多个人，包括看守、囚犯、助手和实验的设计者津巴多都没有想过还有另一个选择：中止实验。他们已经成为局中人，被困在以理性和科学为借口所编织的铁笼之中，无法脱身，唯有服从，扮演着各自的角色。直到津巴多的女友克里斯蒂娜·马斯拉奇在实验后的第六天帮津巴多做了一些访谈，这个冷酷而残忍的实验才得以终止。克里斯蒂娜见到了传闻中最凶恶残暴的“狱警”韦恩，与传闻相反，韦恩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绝对是个好人。但当她开始观察实验时，韦恩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他戴着墨镜，手持警棍，身穿制服，放声呼喝，痛骂犯人，让犯人报数时非常蛮横粗暴。克里斯蒂娜在目睹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监狱的种种残暴行为后，感到冰冷和恶心，她充满泪水，愤怒而恐惧地对津巴多说：“你对这些孩子太残忍了！”克里斯蒂娜感到害怕，面前这个人不再是她熟悉的爱人，那个以爱护学生闻名斯坦福的温柔而敏感的心理学家。他们从来没有如此巨大的对立和分歧，争吵也从来没有如此剧烈，如此漫长，留下如此巨大的创伤，她甚至无法想象以后会和这样的一个人相处。这场争吵的结果是津巴多最终屈服了，从监狱长的角色、从对实验的准确和客观的理性追求中脱身而出，向他的爱人道歉，并且决定在第二天早上终止实验。召集所有与实验相关的人一起，反省整个过程：一项模拟监狱的实验是如何逐步演化成一个真正的监狱，一个如此严重的疯狂场所。真正让克里斯蒂娜后怕的，是她作为系统挑战者、反抗者的角色：如果她一直参与实验，她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情感触动吗？如果她参与了设计，每天目睹事情的发生而产生心理的适应性，眼前的这种人间地狱会不会像所有其他参与实验项目的100多个人一样，变成一种正常？她真的不能够做出肯定的回答。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1933年生，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先后在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执教，曾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现为斯坦福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曾进行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撰写的《心理学与生活》已成为经典教科书。——编者注
斯坦福监狱实验说明：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津巴多在反思模拟监狱实验时认为：
这一实验得出的最终结论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能完全由自己控制；你与监狱实验里的学生并无二样，任何人所做过的任何事并非与你格格不入，你不能完全确定你不会这样做。我们必须突破这种因情感而产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观念，必须明白，任何时候作用于个体的情境力量是如此的强烈，足以压倒一切——个体已有的价值观、经历、生物、家庭、宗教等因素。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普遍认为个体的性情对行为的影响作用较小，这促使人格研究者们想准确地找到何种人格特质下环境能更好地预测人的行为。他们的研究证实了一个原则：虽然内在的因素（如态度、特质）很难准确地预测某个特定的行为，但它们却能较好地预测个体跨情境的一般行为。同理可得：正如单一的测试成绩很难预测你的行为反应一样，同样，也难以根据单一情境来预测你的行为。正如你在许多测验项目上所得的总分更具有预测力一样，你的许多跨情境行为也能更好地预测你整体的从众性（或外向或攻击性）。
当社会影响非常微弱时，个性也能较好地预测行为。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创造了“强大”的情境；明白无误的命令使个性差异难以发挥作用。即便如此，米尔格拉姆的参与者还是在服从的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并且，我们有理由怀疑，有时参与者对社会的敌意、对权威的尊重和对满足他人期望的关注也会影响他们的服从。在纳粹死亡集中营里，有些士兵也会表现出仁慈的一面；也有士兵把活生生的婴儿作为射击靶子或者把他们扔到火里去。个性确实是起作用的。在“微弱的”情境中——如两个陌生人坐在会客室里，没有任何线索影响他们的行为——个性能更自由地发挥作用。如果在差别很大的情境里对两种类似的个性作比较，那么情境的影响作用会超过个性差异。如果我们根据日常生活情境片断来比较萨达姆·侯赛因一类人与特雷莎修女一类人，那么个性的影响会显得非常强烈。
当我们关注不同个体对同一情境的行为反应时，个性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譬如，坐过山车时有人感到恐惧，有人感到兴奋。
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学家在看待情境和个性对行为的影响时却左右摇摆。在并不否认社会力量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同时，心理学家又重新重视个性和遗传倾向的作用。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态度研究者那样，人格研究者正在努力弄清并确认个体身份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由于他们的努力，今天社会心理学家都赞成先驱理论家库尔特·勒温的名言：“所有的心理事件都取决于个体的状态，同时也取决于环境，尽管它们的相对影响在不同情况下会有差异。”
文化
文化背景能帮助我们预测人们的从众行为吗？确实可以。心理学研究者在7个国家重复了阿施的从众实验，发现大多数国家的从众比例比较接近，但是津巴布韦的班图族则达到了51%，该部落对不从众的反抗者会进行强力制裁。当米尔格拉姆用不同的从众程序比较挪威和法国的学生时，他始终发现法国学生表现出的从众行为较少。
研究者在澳大利亚、奥地利、德国、意大利、约旦、南非和西班牙重复了服从实验，你想一想，与美国比较结果会如何？服从比例非常类似，有的甚至更高——在意大利从众比例高达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