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那些有害的力量会导致毁灭性的冲突，我们却可以借助其他的力量把冲突引向具有建设性的解决途径。这些能够带来和平与调解的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了解了冲突是怎样由社会困境、激烈的竞争、知觉到的不公正以及误解引起的。尽管这种图景看来颇为残酷，却不是绝没有希望得到解决的。我们可以把敌意转变为友谊，把握紧的拳头变成张开的双臂。社会心理学家在帮助人们“化敌为友”的策略上有四个建议，我们可以把它们记成“和解的四C”：接触（contact）、合作（cooperation）、沟通（communication）、调和（conciliation）。
我们对战争的了解要多于和平，对杀戮的了解要多于生活。
——美国前陆军参谋长 奥马尔·布拉德利
接触
能不能把两个互相冲突的个人或者团队放在一起，进行近距离的接触，以使得他们互相了解彼此并喜欢上彼此呢？由于负面的期待会影响判断和产生自我实现的预言，似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当紧张开始升级，接触可能会导致打斗。
但是，另一方面，接近性——以及互动、对互动的预期和曝光效应——都能够增加喜爱的程度。我们看到，在废除种族隔离政策颁布之后，对种族的偏见大幅度地减少了，这表明“行为决定态度”。如果这个社会心理学理论现在看来是顺理成章的话，请记住：一旦你了解了事件，那么它们看起来就是那样。1986年对于美国最高法院来说，绝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废除种族隔离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对于不同种族的态度。那么在那个时期看起来最明显的事情就是：“立法对于消除种族歧视无济于事”。
在美国，近30年来，种族隔离和歧视已经一并渐渐消亡。这是不是因为种族间的接触改善了人们的态度呢？那些经历过“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是否受到了该制度的影响呢？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是否改善了对少数民族的态度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在学校里产生了明显的好处，比如使得更多的黑人进入大学并在学校取得成功。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在学校、邻里、工作场所是否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呢？这方面的证据是模糊的。
一方面，二战结束后颁布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在这期间和之后不久进行的研究表明，白人对黑人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善。不论是百货公司的职员、顾客、店主、政府工作人员、警察、邻居或者学生，种族接触都使得歧视减少了。比如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军方部分地解除了一些来复枪制造公司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当这些被问及对于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看法时，在有种族隔离的公司中的11%的白人士兵表示支持这个法案，而在废除种族隔离的公司中，60%的白人士兵支持该法案。
莫顿·多伊奇和玛丽·柯林斯利用一个预定的自然实验，观察到了相同的结果。根据本州法律，纽约废除了公众按种族居住的方案，把家庭不按种族分配到各个公寓。而河对岸的内瓦克也经历了同样的进程，白人和黑人最初分别住在不同的住宅里面。在废除种族隔离的地区，白人妇女更加支持不同民族的混居，并且说他们对黑人的看法也有了改善。被夸大的刻板印象在事实面前臣服了，就像其中一个妇女说的：“我真的变得喜欢这种制度了，我发现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在非种族领域中，接触也能预期宽容的态度。琳达·特罗普和托马斯·佩蒂·格鲁收集了515个研究的数据，这些研究是对38个不同国家或民族的250513人进行的。他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艰苦而完整的分析，最后得出，94%的研究表明，增加接触能够预测偏见的减少。迈尔斯·休斯顿指出，这种相关不仅存在于种族间的接触，还存在于和老年人、精神病患者、同性恋者以及残疾儿童的接触。
上述这些研究结果使得美国最高法院在1954年做出了在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决定，并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的公民权利运动。但是后来对学校的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效应的研究却变得不是那么令人振奋了。沃尔特·斯蒂芬在对所有此类研究进行回顾后，得出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对于种族观念的改变几乎没有作用”的结论。对于黑人来说，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最明显的结果是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能够进入联合大学（或者主要是白人的大学），住在种族混合的居民区，同时在种族混合的地方工作。
很多国际学生交流项目同样不能使学生对居住国的印象产生预期的积极影响。比如，当一个上进的美国学生来到法国学习时，他通常仍然跟其他的美国人住在一起，因此他们对法国的刻板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同样，接触也不能减少卢旺达的图西人被他们的胡图人邻居嫌恶的情况，频繁的接触也并未减少很多男性的性别歧视。通常人们很容易去歧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同性恋者或者移民，但是他们也会轻视那些他们经常见到的人。
所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有时能够改善对少数民族的态度，而有时则不能。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激起了科学家的探索热情。如何解释这种差异呢？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废除种族隔离的做法。真正地废除种族隔离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在很多不同的情况下实行。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何时能够改善种族态度
种族间接触频率会是一个因素吗？看起来的确如此。很多研究者调查了数十个废除种族隔离的学校并观察了那些和他们一起吃饭、谈话和游戏的特定种族的儿童。种族的不同影响了孩子之间的接触。白人孩子更愿意和白人孩子玩，黑人则和黑人在一起。在一个夏日（12月30日）的午后，约翰·狄克逊和凯文·多尔汉姆对在南非一个废除种族隔离的海滩上散步的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进行观察时，发现种族隔离的情况也是很明显的。促进交流的努力有时会奏效，有时则无济于事。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年轻人在和北爱尔兰的学校进行交换学习后解释道：“我希望有一天能成立一些新教的学校。因为你知道，现在有些学校好像是混合性的，但实际上很少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起，并不是我们不想，只是真的觉得很尴尬”。
友谊 相对来讲，早期的那些对于商店店员、士兵和安居计划的邻里关系的研究之所以得到理想的结果，是因为有大量的种族之间的接触，使得那种由于最初的不同种族的接触产生的焦虑得到缓解。另一些研究涉及长期的、个人之间的接触——在黑人和白人混居的监狱，以及白人和黑人女孩一起参加的夏令营——得到了同样好的结果。那些曾经在德国或者英国留过学的美国学生中，跟当地的人民接触越多，对他们的印象也就越好。在一些实验中，那些和其他群体的人建立了友谊的人，往往容易对这些群体产生积极的态度。并不仅仅是由于对他人的了解，还有情感纽带形成了亲密的友谊并降低了焦虑。
然而，“群体突显”也会起作用。如果你总是把你的朋友看成是单一的个体，你对他的情感纽带也不会推广到你朋友所在群体的其他成员身上。因此很理想的方式，是建立突破群体界限的相互信任的友谊，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的朋友能够代表他所在的群体，他们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弱化了他们的外群体身份——认为他们在本质上和我们是一样的，而不是觉得他们的不同会威胁到我们，那么我们就更可能友好相待。如果我们能将自己对新朋友的喜欢扩大到对他人身上，那么他们的群体特性也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突显。因此，为了减少偏见和冲突，我们最好一开始就将群体差异最小化，然后承认这种差异，最终跨越这种差异。
一项针对4万欧洲人的调查显示，友谊关系是成功接触的关键：如果你有一个少数群体的朋友，那么你就更有可能对这一群体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会更为支持他们移民到你的国家。无论是西德人对土耳其人的态度，还是法国人对亚洲人和北非人，或者是荷兰人对苏里南人以及土耳其人，英国人对西印度人和亚洲人的态度都是如此。同样，对同性恋的厌恶情绪也会由于自己有一个同性恋的朋友而减少。另外还有一些针对人们对于老人、精神病人、艾滋病人以及残疾人的态度的研究，发现态度也会因为经常的接触而得到改善。
地位平等的接触 那些支持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社会心理学家，也并不认为所有类型的接触都能够改善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他们认为，如果接触是竞争性的，或没有权威机构支持，或是不平等的，那么结果必然是恶化的。在1954年以前，很多持偏见的白人经常和一些黑人接触——比如擦皮鞋匠和家庭仆人等。但这种不平等的接触只能让那些白人继续认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是合理的。因此，接触必须是双方地位平等的接触[1]才是有效的，比如在商店店员、士兵、邻居、囚犯或者夏令营参与者之间。
在废除种族隔离的学校中，学生之间的接触往往是不平等的。白人学生往往更加活跃，更有影响力，更成功。当一个7年级的黑人女孩从一个较差的学校转到一个以中产阶级白人的孩子为主的高中班级，同时她的白人中产阶级教师也有点看不起她时，她的同学包括她自己都会认为她是一个比较差的学生。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古林和他的同事们从一项对全国大学的调查中得到，在高等院校或是综合大学里，种族多样化引起的非正式的班内互动对所有的学生都是有益的。这样的互相接触能够促进智力的提高，并培养出对差异的更大程度的接受，从而达到各社会单元的融合——这一结果推动了美国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决议——种族多样化是高等教育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而且可以作为招生的一个标准。
合作
尽管地位平等的接触有助于改善态度，但有时这还是不够的。谢里夫在他的夏令营实验中阻止了“老鹰”和“响尾蛇”之间的竞争，让这两个团体进行一些非竞争的活动，比如看电影、放焰火和吃饭等——但是这些行动却并没有带来效果。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敌意非常强烈，简单的接触只能给他们提供一个互相嘲弄和攻击的机会而已。当“老鹰”队中的一个成员被一个“响尾蛇”队员弄伤后，他的伙伴会鼓动他去雪耻。显然，在这两个团体之间消除隔离基本无法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合。
德国的沃尔玛工人的罢工行为，表明共同的危机能够导致合作。
既然有如此根深蒂固的敌意，那么该怎么做才能达成和解呢？回想一下那些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废除种族隔离的努力。军队中的来复枪公司把不同种族的人混合在一起，不仅仅使白人和黑人有了平等接触的机会，而且使他们变得彼此依赖。他们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打败共同的敌人。
这是否表明了预测废除种族隔离有效性的第二个因素？是否竞争性的接触只能分化他们的关系，而只有合作性的接触才能使他们团结？看看那些面临共同困境的人们是怎么做的吧。
共同的外部威胁能建立内部的团结
你是否曾经和别人一起站在大街上等待一场大雨的结束呢？是否曾经由于烦恼而和别人一起加入了一个团体？是否曾经和同学一起被老师批评过？是否由于你的社会地位、种族以及宗教信仰而与他人一起被迫害或嘲笑呢？如果是，那么你就可以清楚地回忆起对那些跟你一起面对困境的人的亲切感。当你们互相帮助一起扫雪开辟道路或者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时，你们之间的社会性障碍就有可能消除。
这种友善的行为经常在人们共同面对危机的时候出现。约翰·兰则塔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来证明，共同的危机对人们彼此态度的改变的作用。他让四人一组的海军军官后备学校的学生完成一个问题解决的任务，然后用广播告之其中一些组，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的，并且他们答题的效率非常低，他们的想法都非常愚蠢。其他的组则没有受到这样的惩罚。兰则塔发现：那些受到批评的组员们彼此变得更加友好、更合作，以及出现更少的争吵和竞争。他们团结在一起，意气相投。
在谢里夫的夏令营实验中，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可以统一那些彼此怀着竞争的男孩们——其他很多类似的实验也都证明了这一点。民族间的多次冲突会提高民族自尊心。比如在多伦多的中国留学生面对歧视时，会和其他的中国人产生更加强烈的归属感。当一个人被提醒不属于某个群体（如别的学校）时，会增强他对于自己群体的责任感。当我们明确意识到“他们”是谁时，我们同时也明确了“我们”是谁。
我忍不住要对戈尔巴乔夫先生说：如果现在有一个来自其他星球的异族生物前来攻击地球，那么我们在这种会议上所采取的行动将会变得多么简单明了。我们将很快发现我们同是人类，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
——美国前总统 里根
在战争时期面对一个明确的外部威胁时，我们的群体归属感高涨。公民组织的会员数快速增长。公民们团结在他们的领导人周围并支持他们的军队。这种情况在9·11灾难之后，当人们面临着进一步的恐怖袭击的威胁的时候尤为明显。《纽约时报》报道，在纽约城，“由来已久的种族对抗已经缓和”，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在9·11恐怖事件发生以前只以为自己是一个黑人”，18岁的路易斯·约翰逊说道：“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觉得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这是9·11之后人们思想变化的一个例证。另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纽约市长朱利亚尼在9·11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使用的“我们”这个词比以前多了一倍。
乔治·布什的政绩支持率也反映了这种外部威胁带来的内部团结。就在9·11之前，他的民众支持率只有51%。而9·11之后，他的支持率则高达90%。在公众看来，这个得到90%民众支持的平庸总统已经成为了人们100%高贵的总统——在我们同“那些憎恨我们的人”的战争中的“我们的领袖”。在那之后，他的支持率逐渐下降，但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他的支持率再度攀升（图25）。当所罗门和他的同事在让美国学生回忆9·11事件时（而不是回忆即将到来的考试），这些学生更可能会同意这种说法——“我赞同美国总统布什和他的官员们在伊拉克进行的勇敢的军事行动”。
有时候，领导人会刻意创造出一个假想的敌人来提高民族的凝聚力。乔治·奥维尔的小说《1984》中就描写了这样的一个策略：国家的领袖利用增加和其他两个强大势力的对抗来减少民族内部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敌人不停地变换，但是敌人永远存在。事实上，国家似乎就需要这样一个敌人。对于整个世界，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群体，一个共同的敌人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量。
图25 外部威胁会导致内部的团结
从总统乔治·布什的支持率的起伏可以看出，国家冲突可以影响公众的态度。。
同时发生的外部威胁也会导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团结。发生在以色列的自杀性爆炸事件使分散的犹太人集结在总理沙龙和他的政府旗下，而当以色列的防御力量杀死了几名巴勒斯坦人并破坏了他们的财产时，穆斯林的各个派别都把他们的仇恨指向了沙龙。在美国攻打伊拉克之后，Pew 研究中心对印尼和约旦的穆斯林进行民意调查，发现他们的反美情绪高涨。2002年有53%的约旦人表示他们对美国人持有积极的看法，然而在战后急剧下降到18%。“在战前，如果我说奥萨玛（本·拉登）对两座高楼真的负有责任，我们不会为此事感到自豪，”叙利亚一个研究伊斯兰法律的21岁学生说道。“但如果他现在这么做，我们会为他骄傲。”
超级目标会促进合作
与面对一个共同的外部危机时形成的凝聚力量紧密相连的另一个凝聚力量是超级目标[2]。它是能够将群体的所有成员团结起来、共同合作来完成的目标。谢里夫为了促成彼此竞争的露营者的和解，曾使用过这样的目标。一次，他让夏令营的供水出现了问题，使得营员们必须通过合作来修复水管。另一次，他提供了一个可以租借影碟的机会，但是所需的费用必须动用两个团队的共同资金，这时他发现合作又一次发生了。还有一次，他们在行进途中有一辆卡车“抛锚”，实验人员在路边有意留下了一根拔河用的绳，于是其中一个男孩就提议大家用绳子把客车拉到启动。当卡车启动后，所有的成员互相击掌表示庆祝。
经过这样几次共同完成超级目标的活动后，男孩子们开始在一起吃饭，一起坐在篝火旁聊天了。友谊在两个团队之间蔓延开来。敌意直线下降（图26）。在最后一天，男孩们决定一起坐巴士回家，在路上他们不再按照团队分开乘坐。当巴士到达他们的家俄克拉荷马州时，他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俄克拉荷马州”的州歌，彼此在祝福中道别。就这样，谢里夫用隔离和竞争制造了陌生人之间的敌意，又用超级目标使得这些敌人变成了朋友。
谢里夫的实验仅仅是小孩子的游戏吗？或者说对于成人来说，把彼此冲突的人们叫到一起完成一个超级目标也会取得类似的结果吗？罗伯特·布莱克和简·穆顿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系列为期两周的实验中，共有150个不同的团体，1000个经理人，他们重现了“响尾蛇”和“老鹰”之间竞争情境的基本特征。一开始每个团体各自活动，然后组与组之间互相竞争；而后让不同的组在一个超级目标之下合作。他们的结果明确显示，成年人和谢里夫实验中那些年轻被试是一致的。
图26
竞争之后，“响尾蛇”和“老鹰”之间对彼此的评价是负面的；在一起为了超级目标合作之后，“响尾蛇”和“老鹰”之间的敌意下降了。
塞缪尔·盖特纳和约翰·多维迪奥和他们的合作者拓展了这些结果，他们发现在一起工作尤其对分解小群体，建立一个新的、更具包容性的群体很有用。当两个团队选择围着圆桌坐下来（而不是对立地坐着），给他们的新团队起一个名字，然后在一个良好的氛围下一起工作时，他们原先对彼此的那种带有偏见的不良感觉就会减少。“我们”和“他们”合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咱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打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美国和前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组成了“同盟国”。只要“打败共同的敌人”这一目标存在，那么美国对俄国的态度总是支持的。
促进“内群体一致性”。欧洲和美国都越来越多地在学校推广校服，目的是为了把“咱们”和“他们”变成“我们”。
“响尾蛇”和“老鹰”一起合作的努力最后以成功告终。但是，如果当时供水并没有恢复，影碟没有买成，或者那辆卡车仍然停在路中央，男孩之间的和解还会出现吗？似乎不会了。在对弗吉尼亚的大学生做的一个实验中，斯蒂芬·沃谢尔和他的助手们发现，成功的合作能够增强两组人之间的吸引力。如果曾经敌对的组在一个合作的任务上失败了，并且他们又可以把失败的责任推卸到对方身上时，他们之间的冲突反而会恶化。谢里夫的实验中，团队之间已经彼此怀有敌意，因此如果他们想要集资租影碟时不能凑够足够的钱，那么他们很可能归结为对方的组员太“小气”或“自私”。这不仅不能减轻他们的冲突，反而会加重矛盾。
合作学习能够改善种族态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在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有限的社会好处（尤其是没有友谊带来的情感纽带或平等的关系相伴时）。我们也看到了在两个敌对的群体之间进行成功的、合作性的接触所带来的戏剧性的社会好处。这两方面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对传统的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实践提供更好的选择呢？一些独立的研究小组认为是可以的。每个小组都希望知道，我们能否在不影响学业成绩的情况下，通过把那些激烈竞争的学习环境变成一种合作的环境，从而改善种族之间对彼此的态度呢？在各种各样的方式中，几乎每一个都涉及到让学生参加一个学习小组，有时会要求他们和其他的组竞争——这些研究的结果是令人吃惊和振奋的。
那些参加了现有的合作活动的学生，比如种族间的田径队和课程小组，是不是会有更少的偏见呢？罗伯特·斯莱文和南希·马登对71所美国高中的240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鼓舞。那些和其他民族的人一起学习和游戏的学生更多地报告说有非本族的朋友，对其他民族的态度也更加积极。查尔斯·格林和他的同事们对上述的结果做了进一步的证实。他们对3200名佛罗里达的中学生进行的调查表明：相对于在传统的、充满竞争的学校里学习的学生而言，那些在学校参加混合民族的学习小组的学生，有着更好的种族态度。
从上面这些相关研究中，我们是否能得出结论说，在种族间合作性的活动能够改善他们对彼此的看法呢？应该说，我们仍然是需要实验的证据的。随机地抽取一部分学生参加种族混合的活动，而另一些不参加，这样才能看出真正的差异。斯莱文和他的同事们把班级拆分成各个种族混合的学习小组，每个组包括四到五个学习成绩水平各异的学生。每个小组的成员坐在一起，学习各种科目，并在每周末的班级竞赛中和其他小组竞争。小组的成员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小组的总体成绩，他们既可以和其他组同等程度的学生比较，也可以和自己以前的成绩比较。每个人都有机会取得成功。并且，小组成员都被鼓励互相帮助准备每周的竞赛——比如准备一些小知识、拼写，或者历史事件的背诵——各种小事都可以。和单打独斗的学生相比，这种组与组之间的竞争使学生们有更亲密的接触，也更容易产生互助和支持的关系。
不同种族间的合作——在田径小组、课堂活动、课外活动中——溶解了彼此的差异，改善了对彼此的态度。在要求合作的团体运动中（比如篮球）和黑人队友一起打球的白人运动员，比那些在个人项目中（比如摔跤）的白人运动员对黑人表现出更多的喜爱和支持。
另一个由阿伦森领导的研究小组使用“拼图”的方法进行了类似的小组合作的研究。在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小学中，研究者根据学生的种族和学习成绩把他们分成六人小组。这样一来，一个科目就可以变成六个部分，而每个小组成员将成为他自己那一部分专家。在关于智利的一个单元中，其中一个学生可能是关于“智利的历史”的专家，而另一个则是智利的地理专家，还有精通智利文化的专家等。一开始，这些所谓的“历史专家”、“地理专家”们分别聚在一起研究他们的学习材料。然后他们回到自己原来的小组把所学的知识教给同学。也就是说，每个小组成员都有了一块“拼图”。沉默寡言的学生也可以向那些平时很自信的学生讲述他们的意见，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对于同伴的重要性。其他的研究，比如戴维·约翰逊和罗杰·约翰逊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伊丽莎白·科恩在斯坦福大学，施罗默·沙兰和亚尔·沙兰在特拉维夫大学，斯图尔特·库克在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都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合作性学习。
从所有的818个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在合作性的学习中，我们发现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他们还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斯莱文和罗伯特·库珀说：“合作性学习让所有的学生在得到学业上的成就的同时，也改善了不同种族背景的学生之间的关系。”阿伦森也报告说：“在存在‘拼图’的班级里面，孩子们互相帮助，对于同伴也更加喜爱，对学校的感觉也更加良好，同时他们的自尊也比在传统的班级中的孩子要高。”
合作与和平。研究者找出40多个和平的社区——这些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没有暴力事件。对其中25个社区（包括图中的Amish社区）的分析发现，在这些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主要基于合作而不是竞争。
同时，民族间的友谊也在飞速增长。少数民族学生的考试成绩有了提高（也许因为现在的学业成绩是同伴间互相支持的）。在实验结束之后，许多老师仍然继续采用合作学习的方式。“很显然，”种族关系专家约翰· 麦科纳希写道，“合作学习是目前为止在那些废除种族隔离的学校中，最为有效的改善种族关系的实践方法。”
事实上，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规律。早在1954年的最高法院决议中，奥尔波特代表很多社会心理学家预言，“歧视可以通过主流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为实现同一个目标而进行的平等接触来消除”。合作学习的实验研究支持了奥尔波特的预言，使得斯莱文和他的同事很乐观地表示：“在奥尔波特提出基本原则30年后的今天，我们将这一原则以合作学习的方式实现了可操作化，终于用实验证明了，在废除种族隔离的课堂中实行接触可改善态度的理论的正确性……关于合作学习的研究，是教育研究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因此，无论是对露营的男孩们，还是工厂的经理人，大学生们，或者中小学校的孩子们，合作与地位平等的接触都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这个规律是不是对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适用呢？通过把全家召集到一起参加农园劳动，或是修理旧屋，或是驾驶帆船能够促进家庭的团结吗？社区中的人对于社区的认同会因为一起饲养家禽，或者合唱，或者一同踢足球而得到增强吗？国家之间的理解会因为在科技和空间技术上的合作，或者对地球的自然资源的共同管理，或者通过不同国家之间个体的接触而得到改善吗？很多迹象表明，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对于我们目前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超级目标，并建立合作的关系来实现它。
群体和高级认同
我们每天都在处理各种各样的身份。我们认同小群体中的身份（作为父母或者孩子），然后超越这种身份（把更大的群体认同为家庭）。离异父母再婚组合的家庭、兼并的公司等都让我们提醒着自己，我们曾经是谁，现在又是谁。在我们的道德传统中，自豪感需要我们拥有更为广泛的群体的、民族的身份认同。小群体和社会中的身份认同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但是，在种族多元的文化中，人们怎样平衡他们的种族身份和国家身份的关系呢？
他们可能具有身份认同研究者珍妮·菲尼所说的“双文化”认同，既认同他本身的种族文化，又认同更大的社会文化。生活在英国的民族意识清晰的亚洲人，也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英国人。法裔加拿大人根据自己的种族根基来认同自己，因此他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强烈地觉得自己是加拿大人。那些仍然觉得自己是古巴人（或者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的西班牙语裔美国人也会强烈地觉得自己是美国人。正像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中阐述的那样，“美国黑人渴望自己既是一个黑人，也是一个美国人。”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新文化的身份认同会增加。前东德和西德人都逐渐把自己看成是“德国人”。移民到澳洲和美国的中国人的第二代中，对于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有所下降，而对于新的国家公民的身份认同却比那些在中国出生的移民要强。不过，通常第三代的移民，也就是孙子辈的孩子会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更好的认同。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的身份认同有交叠的部分，这就使我们能够与非常不同的群体团结在一起。我们可以喜欢我们自己，同时也不去讨厌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我们可以从他人那里学习，并尊重他们的文化，但同时也在自己的传统中茁壮成长。
——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 科菲·安南
研究者们也希望知道，个体对自己群体的认同与对更大的文化背景的认同之间会不会出现竞争。我们有时会根据我们所在的群体来评价我们自身。如果我们把所在的群体（学校、雇主、家庭、民族、国家）看成是优秀的，那么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很优秀。因此，积极的民族身份认同有助于提高积极的自尊心。同样，那些融入主流文化的人也会拥有一个积极的社会身份认同。而那些既没有民族身份
表7 民族和文化的认同
认同也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的“边缘人”（表7）通常自尊心就比较低。“双身份认同”的人则通常有很强的积极自我概念。他们能够在两种身份之间变换，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时就采取什么样的语言和行为方式。
发展到极端的话，民族自豪感会演变成破坏性的种族主义。对多样性的成见可能会与能够促进冲突解决的团结感发生抵触。甘地、马丁·路德·金和纳尔逊·曼德拉等人通过和平的方式争取公正，比如寻求理解、体谅、保护所有的人等。
通过提出一致的理想来推广公民身份的认同，使得很多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避免了民族之间的战争。在这些国家中，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瑞典人和苏格兰人、亚洲人和非洲人很少为捍卫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厮杀。然而，即使在移民国家中，也为分裂与整合、民族尊严和国家统一、承认现实的多样性和寻求共同的价值观而斗争。对于一个“共性整合多元”的社会的追求造就了美国人的格言：合众为一。
难于平衡的法案。这些有很强的民族意识的法裔加拿大人——支持101法案“允许法国人在魁北克居住”——可能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非常认同自己加拿大人的身份，也可能不会。随着国家越来越民族多样化，人们一直争论着我们怎样才能建设一个既多元又统一的国家。
沟通
群体间的冲突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当夫妻之间、劳资双方或者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不同的意见时，他们可以谈判[3]；可以请第三方通过提议或促进协商来调解[4]；或者将双方的分歧交由第三方进行研究并仲裁[5]。
谈判
如果你想要买或者卖一辆新车，你是选择进行一场激烈的讨价还价——开一个极端的价格然后寻求妥协比较好呢？还是一开始就出一个善意的价格？
实验没有给我们简单的答案。一方面，那些出价高的人卖得也高。罗伯特·恰尔迪尼等人提供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结果：在控制条件下，询问很多雪佛兰牌汽车的经销商一辆蒙特卡洛汽车的价格。而在实验条件下，他们跟另一些经销商接洽，并且一开始就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询问另一种汽车的价格然后表示太贵（“我需要更便宜的价格，那样太贵了”）。当这些人再次询问这些经销商蒙特卡洛汽车的价格时（就像控制条件中的那样），但这次他们得到了平均下降了200美元的出价。
激烈的讨价还价可以降低对方对你的期望，从而使他们愿意降价。但有时也会被反咬一口。如果冲突一直持续，那么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大小不变的蛋糕，而是一个缩水的蛋糕。协商有时并不能够实现双方共同的利益，大约有20%的协商最后以“双输”告终，双方利益都受损。
而迟来的协议也代价不菲。当一个罢工长期持续时，劳资双方都遭受损失。激烈的讨价还价还可能失去达到真正一致的机会。如果其中一方坚持与另一方同样极端的条件，那么双方可能都会因为面子上下不来而僵持。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前一星期，布什总统在公众场合威胁说要“踢萨达姆的屁股”。萨达姆·侯赛因毫不示弱地表示要让异端的美国人“在自己的血海中游泳”。在这样好战的宣言之后，双方都很难既挽回面子又避免战争的发生了。如果双方都给对方留一点面子，也许协商能够避免战争。
调解
第三方调解人可以提供一些建议，使得冲突的双方可以在做出让步的同时，仍挽回面子。如果我的让步是对调解人的，并且他同时也从我的对手那里取得了让步，那么我们都不会把这种让步看做是对对手要求的满足。
把“非赢即输”变成“双赢” 调解人也可以通过促进双方建设性的沟通来解决冲突。他们首先要做的是让双方重新思考这个冲突，并知道对方的利益所在。通常，冲突双方都有一个“非赢即输”的想法：如果对方对结果感到失望，那么他们就成功了；如果对方对结果满意，他们则失败了。调解人要通过让他们暂时放下冲突中的自身需求，而换位思考对方的需要、利益和目标，从而把这种“非赢即输”的想法变成“双赢”的取向。利·汤普森在实验中发现，有经验的协商者更能够作出折衷的让双方都有利的决定，从而达成双赢的解决方案。
一个关于“双赢”的经典故事，来自争桔子的两姐妹。最终她们的决定是把桔子平分成两半，其中一个女孩把她的一半榨成橙汁，另一个女孩用她那一半的桔子皮来做蛋糕。迪安·普鲁伊特和他的同事在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个实验中，鼓励被试对这个故事找出更好的整合性协议[6]。如果这两个女孩同意分享桔子，其中一个得到全部的橙汁，而另一个得到全部的桔子皮，那么她们就得到了兼顾双方利益的决定。和那种要让双方牺牲掉一些东西的妥协来说，整合性协议更具有持久性。因为她们是互相满足的，因此也可以带来持续的伙伴关系。
用克制的沟通来消除误会 沟通可以减少自我证实的误解。回忆一下，也许你也能想起和这个大学生类似的经历：
我经常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玛莎交流后，就觉得她这种沉默是不喜欢我的表现。而她也认为我的寡言是对她厌恶的结果。我的沉默导致了她的沉默，而这又使得我更加沉默……这种滚雪球效应直到一次我们必须交流的意外事件的发生才得以打破。而我们通过交流消融了彼此之间所有的误解。
像上面这种冲突的结果，往往取决于人们怎样彼此交流他们的感受。罗杰·克努森及其同事邀请已婚夫妇到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心理实验室，通过角色扮演重新体验他们过去的冲突。在他们的谈话（往往产生和先前的真实矛盾同样激烈的冲突的谈话）之前、中间和之后，都仔细地观察和询问了他们的情况。那些回避问题的夫妇——或者不能够澄清他们的处境或者未能认清其配偶的处境——让他们自己有一种比以前更和谐的错觉。他们会觉得彼此现在能够在更多的事情上达成一致，而事实上只是更少的一致。而那些主动面对问题的夫妇——能够认清他们的处境并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表8 怎样建设性地斗争
得到了更多真正的一致并且对彼此的想法有了更确切的了解。这个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直接、开诚布公地交流想法的夫妇通常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
上述的结果引发了一个教育夫妇和孩子如何建设性地解决冲突的活动。如果能够建设性地解决冲突，那么冲突能够提供和解的机会和更多真正的和谐。心理学家伊恩·戈特利布和凯瑟琳·科尔比提出了关于如何避免破坏性的争吵和怎么进行建设性的争吵的几点建议（表8）。比如，孩子们应该了解到生活中的冲突是正常的，人在这个针对青少年的多样化训练中，沟通的促进者打破了孩子之间的隔阂。们可以试着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很多争吵可以“双赢”地解决，非暴力的沟通是暴力和欺凌的替代品。这种“阻止暴力的课程……并不是被动的，”德博拉·普罗思罗-斯蒂思认为，“它是旨在让人们合理地引导自己的愤怒以免伤及自己或他人，旨在改变这个世界。”
戴维·约翰逊和罗杰·约翰逊让六个学校的一到九年级的孩子进行约12个小时的冲突解决训练，得到了非常令人振奋的结果。在训练之前，这些孩子总是纠缠在日常的小冲突中——互相奚落嘲笑，运动场上互相厮打，争夺东西——所有的冲突都导致一胜一负的结果。在训练之后，孩子们经常能找到双赢的解决方案，更好地调解朋友的冲突，并在整个学年都能把他们的新技能用于校内外的各个地方。当整个学生群体都经过这样的训练后，学校社区变得非常和谐安静，孩子的学习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冲突研究者认为信任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你相信对方是善意的，你就会更容易流露你的需要和想法。没有这样的信任，你可能就会担心你的坦诚会给了对手反对你的信息。
我们之间存在着心理上的隔阂，这个隔阂来自猜疑、拒绝、害怕和诡计，但这种隔阂其实是来自幻觉……
——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对以色列议会的讲话
当双方互相不信任并且进行无效的沟通时，第三方的调解者——婚姻顾问、劳资调解员、外交官——有时候是有帮助的。通常调解者是冲突双方都信任的人。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在20世纪80年代充当了伊朗和伊拉克的调解人，而罗马教皇则化解了阿根廷和智利在领土上的分歧。
在说服冲突双方重新思考他们所认为的“非赢即输”的冲突之后，调解人让双方都确认自己的目标，并按重要性给目标排序。如果目标是相容的，那么排序的过程就可以让双方在一些不太重要的目标上让步，以实现最主要的目标。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认可对方的最高利益——以多数决定原则代替种族隔离，同时保护白人的安全、财产和权利，通过这种方式南非获得了内部的和平。
一旦劳资双方彼此相信，管理者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的目的与劳动者希望得到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是一致的话，他们就可以共同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了。如果员工能够放弃那些对他们有一点小利益却可能让老板花费很多的好处（比如公司提供牙科护理费），如果老板能够放弃对管理者有一点小利益却可能让员工感到非常反感的安排（比如不固定的工作时间），这样的话劳资双方都获益了。与其说这样做是让步，不如把这种协商看成是用做交换更有价值的东西的筹码。
当两个冲突的群体聚在一起开始直接的对话时，不能天真地认为光靠眼球对着眼球，冲突就会自动地解决。在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剑拔弩张的冲突中，高亢的情绪经常阻碍人们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在最需要沟通的时候，沟通往往变得最困难。这时调解人需要建立一种情境，帮助双方去理解对方，并感到被对方理解。调解人可以让冲突中的双方把争论仅限于对事实的描述，包括陈述如果对方怎么做他们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会做出何种反应：“我喜欢开着音乐，但如果你开得过大，我会觉得注意力难以集中，那就会使我感到很暴躁。”另外，调解人也可以让人们角色互换，去讨论对方的处境或者想象和解释对方所体验的经历。（实验证明引发共情能够减少刻板印象，增加合作性）或者调解人可以让双方在描述自己感受之前描述对方的处境：“我把音响开得过响使你很烦躁。”
中立的第三方还可以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建议，而这些建议如果由冲突的任何一方提出均会被驳回（“相对贬值”）。康斯坦丝·斯蒂林格和她的同事发现，当解除核武器的建议由前苏联提出时，美国人表示不同意，但当这个建议由中立的第三方提出时就变得可接受多了。类似地，人们对于对手提出的让步总是嗤之以鼻（“他们肯定不在乎这一点”）；而当这种让步由第三方提出时，他们就不会觉着这是一种虚假姿态了。
这些调停的原则，有的基于实验研究，有的基于实践经验，它们对国际和工业上的冲突的调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社会心理学家赫伯特·凯尔曼带领一个由阿拉伯人和美国犹太人组成的小团队，曾举办了许多工作坊，使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名流坐到了一起。另一个社会心理学家组成的团队是由斯托布和皮尔曼领导的，他们1999～2003年在卢旺达工作，他们训练了一些记者，理解并准确地写出卢旺达的创伤，以便能够治愈创伤，达成和解。凯尔曼和他的同事运用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方法，当遭遇误解的时候时，让他们主动去寻求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办法。被试在单独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地和他们的对手直接交谈，不必担心他们的委托人会在猜测他们在说什么。结果如何呢？来自双方的人都开始渐渐了解对方的观点，以及他们的行动会使对方有什么样的反应。
仲裁
有些冲突是很难解决的，双方的潜在利益有很大分歧以至于无法达成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之间不能对同一块土地拥有主权。在一次关于孩子的监护权的离婚争论中，父母双方不可能同时拥有孩子的监护权。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其他很多情况（比如是否由房客来付房屋修理费、运动员的工资、国家领土争端等），在解决这种冲突时，第三方调解者可能发挥作用，也可能起不到作用。
如果调解解决不了，冲突双方应该采用仲裁，由调解人或者其他的第三方组织来做一个决定。争论的双方通常并不喜欢用仲裁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他们担心会对结果失去控制。尼尔·麦吉利卡迪等人在一个实验中观察到了这种倾向性。实验中，争论者来到一个矛盾解决中心。当他们意识到如果调解失败，他们将面临仲裁时，他们会竭尽全力去解决问题，表现出更少的敌意，也更容易达成协议。
在那种矛盾非常明显难以妥协的事件中，意识到将面临仲裁时，冲突的双方会固守他们的立场，并希望在仲裁人选择一个折衷方案时，自己能从中获益。为了消除这种倾向，一些比如涉及棒球运动员个人工资的争论中，采用“最后提议仲裁”的方法，也就是第三方在最后的两个方案中选择一个。最后提议仲裁能够促使矛盾双方做出比较合理的建议。
但是通常情况下，如果双方不能够摆脱自私的偏见，从对方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建议，那么最后提议仲裁就不是所想的那么合理了。协商的研究者们报告说，大多数的争论者最后被“乐观的过于自信”所羁绊，变得非常固执。通常是双方都深信，他们有赢得最后提议仲裁的三分之二的好运气，结果导致调解的失败。
和解
有时冲突双方的紧张和怀疑程度如此之高，不要说解决问题，就是沟通都是不可能的。每一方都会威胁、胁迫或者报复对手。更不幸的是，这种行为是相互的，使得冲突愈演愈烈。因此，是否可以通过一方的无条件合作来安抚对方，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呢？事实上通常是不行的。在实验室的游戏中，那些百分之百合作的人最后往往会被倾轧。比较明智地说，单方面的妥协是行不通的。GRIT
人们总觉得自己对于和解表现得比较主动，而对方则更倾向于强迫。
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奥斯古德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即和解，直到足可以消除倾轧。奥斯古德把它叫做“逐步（graduat）、互惠（reciprocat）、主动（initiative）地减少紧张（tension reduction）”。他戏称之为“GRIT[7]”，标明它所需要的决心。GRIT致力于通过引发互惠的冲突的逐步降级来扭转冲突的“螺旋上升”。它引进了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来构建理论，比如互惠规范、动机归因等。
GRIT要求一方在宣布希望调和的愿望之后，做出一些小的意在降低冲突的行为。发起调和的一方，在实行每一个表示调和的行为之前都声明这种希望减少紧张的主张，并邀请对手进行回报。这种声明可以建立一种框架，使对手能正确理解其意图，而不是当作示弱或欺诈。并且这种声明也给对手造成了舆论上的压力，使他们必须遵循互惠的规范。
接下来，发起者必须如声明中所说的做出一些可以证实的和解行动，以建立信任与真诚。这可以对回报行为施加压力。调和行动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提供一些医药信息，关闭一个军事基地，取消贸易禁令——但是不要让发起者在任何一个领域做出非常大的牺牲，并且要让对手能够自由地选择他们做出回报的方式。如果对手出于自愿地进行回报，那么它自身的和解行为会缓和它的态度。
GRIT是和解性的。但并不是屈服于“分期付款计划”。这一计划的另一面是可以通过“维持报复的能力”来确保双方各自的利益。最初的一些调和的行为可能要使双方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并不会危及各自的安全；相反，这是让双方从剑拔弩张的台阶上面下来的一个方法。比如，若其中一方采取了暴力行动，而对方却报以友善，并申明他们不会容忍任何倾轧。而如果这时对手也提供了相当的或者稍超出的回报行为，那么，这种回报就不是一种会导致冲突升级的过激行为了。莫顿·多伊奇在建议协商时对GRIT作出了概括，可以说抓住了精髓：“‘坚定、公平、友善’，坚定就是反对胁迫、倾轧和肮脏的手段；公平就是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无论对手怎样挑衅，决不回敬对方不道德的行为；友善则是指人们愿意发起和回报合作行为”。
GRIT真的有用吗？在实验室的两难游戏中，一个简单的“投桃报李”的策略被证明是成功的。大家开始进行一个合作的开放性游戏，然后双方尽量配合对手的最后一个反应。虽然一开始都是友好的，“投桃报李”会及时地惩罚出现不合作行为的成员，但也会立即原谅那些愿意重新合作的反复无常的对手。在俄亥俄大学进行的一系列的实验中，斯文·林德斯格尔德和他的助手们发现了对GRIT策略的不同步骤的强有力的支持。在实验室的游戏中，声明合作的愿望的确大大地促进合作。不断的和解行为可以培养更大的信任感（尽管自我服务偏见总是让人觉得自己的行为比对方更加具有和解性，更少具有敌意）。保持一种力量上的平衡，可以避免倾轧。
我并不是说，个人行为的规律可以被直接而简单地应用于国家间的行为。我想要说的是，这些原则也许能够给我们关于国际行为一些启发，用基于更大舞台的社会经验来检验这些规律。
——传播心理学家 查尔斯·奥斯古德
林德斯格尔德认为实验室的小环境并不能反映日常生活中的复杂世界，但是实验可以使我们构建并证明一些理论，比如互惠规范和自我服务偏见。林德斯格尔德写道：“最终被用于解释现实世界的是理论，而不是单独的实验。”
在现实世界中的运用
类似GRIT的策略在实验室之外也偶尔被运用，并取得了不错的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柏林危机中，美国和俄国的坦克炮管对炮管地碰头了。这场危机由美国一步一步地撤回自己的坦克而得以化解。美国人每退让一步，俄国人也予以回报。而以色列和埃及的紧张关系也因为小小的让步（比如，以色列允许埃及开放苏伊士运河，而埃及则允许去以色列的货船通过）得到缓解，从而使协商成为可能。
在众多的例子中，最著名的要数所谓的肯尼迪实验。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总统发表了一个重大的演说——“实现和平的策略” 。他说：“我们的问题都是人为造成的……并且可以由人来解决”，然后他声明了他的第一个和解行动：美国停止所有的大气核试验，除非其他国家进行试验否则将不会再继续。在前苏联，肯尼迪的演讲被全文发表。五天之后，前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做出回应，声明他已经停止生产战略导弹。不久，进一步的回报行为出现了：美国同意卖小麦给俄国，而俄国则同意在两国之间开通“热线”，两国很快还签署了“停止核试验”的协议。在一段时期内，这些和解行动使得两国的关系变得趋于缓和。
和解行动能够减少个人之间的紧张情绪吗？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它会。当两个人的关系受阻，沟通难以进行下去的时候，通常一个小小的和解姿态——一个温和的回答，一个善意的微笑，一个轻柔的触摸——可以使双方从紧张的台阶上下来，使得接触、合作以及沟通重新变得可能。
小结
尽管冲突经常被社会困境、竞争和误解所引发，但是一些强大的力量，比如接触、合作、沟通与和解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把人们召集在一起进行密切的接触，是否能够减少他们之间的敌意呢？无论一些早期的研究结果有多么鼓舞人，其他的研究表明，在学校中，仅仅废除种族隔离对于改变民族态度并无多大影响。但是，当种族间的接触促进了与其他种族的个体之间的情感纽带，并且这种接触是建立在双方地位平等的情况之下时，敌意通常能够减少。
当人们为了克服同一个困难或者实现同一个超级目标而在一起工作时，接触会变得特别有益。一些研究合作性接触的实验中，研究小组把竞争性的课堂变成了合作学习的乐园，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结果。
冲突的双方还可以通过直接谈判，或者第三方调解人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第三方的调解人可以促使敌对的双方把他们竞争性的“非赢即输”逻辑变成更富合作性的“双赢”取向。调解人还可以创造消除误会、增加互相了解和信任的沟通氛围。当协商不能达成共识时，冲突的双方可能就需要一个仲裁人来做一个决定，或者从他们提供的最后建议中选择其一。
有时候，冲突的气氛太紧张了，以至于实质性的沟通变得完全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某一方的一些小小的和解行动可以引发对方回报性的和解行动。其中的一种调和策略就是GRIT（逐步、互惠、主动地减少紧张）的行动，致力于减少国家之间的紧张状态。
调解劳资矛盾和国际争端的人有时也使用其他的和解策略。他们在冲突进行时指导参与者了解冲突与和解的机制，就好像这一章指导你的一样，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建立并享受和平的世界，以及良好融洽的人际关系。
作者后记：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之间的冲突
很多社会冲突是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的竞争。一个人拥有枪支的权利和他的邻居享受安全的社区的权利之间有冲突；一个人抽烟的权利和其他人享受一个清洁的无烟环境的权利之间有冲突；一个工业厂商进行任意生产的权利和社区需要净化空气的权利之间有冲突。
为了使个人和集体的利益都得到最大化，一些社会科学家——包括我自己——正在探索平衡个人与公共权利以增进共同利益的共产主义社区。“如果我此刻在阿尔巴尼亚，” 共产主义社会学家阿米泰·埃奇奥尼说，“我多半会认为，那里关心太多集体利益而不够重视个人权利。”不过，共产主义者同时也质问另一种极端——那些粗鲁的个人主义和放纵：20世纪60年代（“做自己的事”），70年代（“我的时代”），80年代（“欲望是好的”），90年代（“寻找自己的幸福”）。他们说，无节制的个人自由毁坏了社会的文化结构；他们还认为，无节制的贸易自由会掠夺我们公共的环境。回忆一下：法国革命者的座右铭，就是“自由、平等和博爱”。
这是个人的时代。
——美国前总统 罗纳德·里根
没有社会，只有个人和他们的家庭。
——英国前首相 撒切尔夫人
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的个人主义开始泛滥。父母开始对孩子的独立和自我依靠表示越来越多的赞赏，而较少关心他们的服从。衣服和首饰越来越多样化，个人自由增加，共同的价值观在渐渐消退。随着个人主义的流行，到目前为止渐渐暴露出很多弊病，不仅仅是抑郁情绪的增加，还有一些社会的退化——比如西方社会一直处于明显上升的离婚率，青少年自杀，青少年暴力和单亲家庭。
注意：这种趋势有很多原因。个人主义的流行和社会的退化在时间上的相关性并不能证明二者有因果关系。同样，共产主义者也不赞成缅怀过去——比如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严格的不平等的性别角色的时代。相反，他们建议在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东方的集体主义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地带，在独立的、男子气的传统男性描述和相依的、体贴人的传统女性描述之间，在只关心个人利益和坚持集体利益之间，在自由和博爱之间，在“我想”和“我们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机场的行李检查、飞机上的禁烟、高速公路上的酒精检查和限速，这些都是社会为确保公共利益而对个人权利做出的一些调节。环境中的一些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不能污染，不能捕鲸，不能砍伐森林）同样也是以牺牲暂时的个人自由来换取长远的共同利益。一些个人主义者警告说，这些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会把我们沿着光滑的绳索拖入一个陷阱当中，我们将失去更重要的自由。如果今天我们让他们检查行李，那么明天他们就有可能敲开我们家的大门。如果今天我们让他们检查香烟广告和电视上的色情节目，那么明天他们可能就会从我们的书房把书拿走。如果今天我们禁止了手枪，那么明天他们可能就会收缴我们打猎用的来复枪。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能冒着压制少数人的基本权利的风险吗？集体主义者回答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个人利益和社会稳定之间做一个平衡，我们会遭受更严重的社会弊病，那时可能又该呼吁需要一个专制性的镇压了。
毫无疑问，随着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之间冲突的继续，文化之间和性别之间的知识可以使我们看到其他文化的价值观，从而使我们对自己的价值观看得更加清楚。
[1]地位平等的接触（equal-status contact）：基于平等的接触。地位平等的人群之间的关系产生与其关系相一致的态度。因此，为了减少偏见，种族间的接触应该是在地位平等的人之间。
[2]超级目标（superordinate goal）：需要合作的共同目标；超越个体差异的目标。
[3]谈判（bargaining）：群体间通过直接协商来寻求冲突的解决。
[4]调解（mediation）：中立的第三方通过促进沟通和提供建议来解决冲突。
[5]仲裁（arbitration）：第三方通过对双方进行研究，强制解决冲突。
[6]整合性协议（integrative agreements）：使双方利益协调一致的双赢协议。
[7]GRIT：“逐步、互惠、主动、减少紧张”四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降低国际性紧张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