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患抑郁症的女孩玛丽，在比利第一次来到阿森斯心理健康中心时就被他深深吸引。比利转到利玛医院后，9个月来她一直关注着有关比利的消息。
她无法和比利直接联系的时候，经常打电话给他的母亲（及她新婚的丈夫）、妹妹和律师，借此了解比利的情况。每当得知有人要从阿森斯市前往利玛医院，她都会要求同行。
暑假期间，玛丽终于在利玛市中心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房子，住得离医院近，她就能经常去探望比利了。她变成了比利与外界取得联系的中间人和信使。她帮比利打信，还将他的笔记偷偷带出医院。
看守和医院员工监视着他们的谈话，又开始担心比利把医院里的信息传递出去，揭露在病房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向林德纳和哈伯德提出抗议，但没有结果。
玛丽认为应当从旁观者的角度将比利在医院的生活记录下来，于是利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方法对他做近距离的观察，并记录下了他的想法和行为。她决定将去医院探视作为实地社会考察，并将心得写到日记里。
2
《玛丽日记》
1980年7月23日（星期三）：今天早上，比利设法回到了操作疗法室。下午1点，他到会客室和我见面时，手里拿了几张从杂志上撕下来的家具图片。他在着手准备修建更大的厂房。他请我帮他订购20个钟表机芯和表盘。能够回到操作疗法室并开始筹划厂房建设使得他今天情绪非常兴奋，是我见过他心情最好的一次。
我提醒他在地面建窑很危险，因为我不希望他被坍塌下来的东西砸伤。
他说：“如果我不能鼓起勇气带领大家重建我们被破坏了的陶瓷窑，那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
他要我今后将下午1点的探视时间改到3点，这样他就可以到操作疗法室去工作了。
1980年7月24日（星期四）：今天早上比利在操作疗法室干活的时候，他病房的几名看守过来告诉他，上面命令将他转到22号病房的隔离室。鉴于他们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职业教育部主任爱德华兹拒绝让他们带走比利。大家都站出来帮比利说话，因而导致患者与看守发生了长达1个半小时的争执，包括林德纳和哈伯德在内的医院工作人员也参与其中。
其后，操作疗法室的其他患者被带到另一个房间，留下比利一个人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事情终于有了结果，比利没有被关进隔离室。
他后来没有告诉我究竟是谁想把他关起来，也不愿过多谈论此事。我猜测，这是曾经被比利举报过的看守，或是某个不希望看到比利回操作疗法室的人搞的鬼。
1980年7月30日（星期三）：今天早上，比利在操作疗法室时，哈伯德的助手跑来给比利和他的合伙人坎贝尔、扎克捣乱。他们刚把产品装配线安装好，该助手就前去阻止，理由是他们没有纳税，医院会为此惹上麻烦。
于是比利决定，让工人们每人每月从“扶贫基金”中拿出10美元钱纳税。比利最终说服了大家，但因此引起的争论和打斗令他十分难过。他告诉我，他希望那些人不要如此粗暴地反对他，因为这样做会令他不得不自我防卫……
几个星期前，比利他们和医院签订了合同，由院方提供木材，他们负责为医院建造一个露天看台。木材运来后，他们就把工人派过去干活；但大约2小时后，大队人马又跑了回来，因为他们得知这个活根本没有酬劳，所以罢工不干了。
工人要求院方按照惯例支付与木材价格（1200美元）相等的工资。过去，患者每做一个钟就为院方也做一个供其销售，以此支付材料费。这次院方强硬地拒绝了工人们的要求，但最终还是让步了。
今天，这1200美元送到了三剑客手上。比利把钱带回了操作疗法室，然后派工人去修建露天看台。下午比利在操作疗法室里作画，但他记不清这是否是自己搬回A病房后第一次作画。
他口述了3封信，我把信带回家并用打字机打好。
（比利写给利玛医院的信）
1980年8月3日
寄件人：州立利玛医院A病房
利玛市，俄亥俄州
邮编45802
收件人：哈伯德主管和临床主任林德纳医生
州立利玛医院，利玛市，俄亥俄州
邮编45802
亲爱的哈伯德先生和林德纳医生：
我注意到，在不久的未来，将有特殊成员参与审理我的案子。基于我的律师的建议，我特此通知两位，如果我的律师和我私人聘请的心理专家不在场，我不会与州心理健康局合作进行任何心理测试或回答“特殊”成员提出的任何问题。
同时我有权将全部过程录音，以便将来作为证词。此外，我的律师认为，我有权选择在场的媒体成员。最后，我相信州政府会同意我的上述要求，以维护我的公民权利，否则我将不会合作。
威廉·米利根
抄送：戈尔兹伯里和汤普森律师；韦尔默伦博士；莫里茨博士
（玛丽写给戈尔兹伯里律师的信）
1980年8月4日
亲爱的阿伦：
比利已经拟定了计划去塑造自己的未来。他认为目前最为重要的，是搞清楚“何时”才能从这个被无限期监禁的地方释放出去。如果出不去，他宁愿待在监狱里，因为在那里他至少知道还有多久就可以出狱。尽管如此，他知道如果入狱，在整个服刑期间他“一定”会被单独监禁……
祝好
玛丽
（比利写给戈尔兹伯里的信）
1980年8月9日
亲爱的阿伦：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给你写信，但不知道该从何谈起。你大概会说我不得不追赶时间——在适当的时间抓住自己……如果我选错了时机，那就得靠你全力相助了。我想我们又回到了事情的起点。有时候我想，我们早该杀死比利。
如果做了，那么一切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糟糕。我想我们永远无法得到帮助，但我觉得这是我或者我们命里注定的。凯西、摩尔太太和我，多年来一直都是卡尔莫的囚犯。大概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可能将监禁我的人视为医生。经年累月的抗争已令我筋疲力尽，该发生的事终将发生。我知道麻烦是我们自己招惹的，当然，俄亥俄州议员也在其中出了一份力。他们终将笑到最后，知道这个结局实在令人痛心。
比利
3
在接下来的周一，宠物疗法室患者的头头胖子贝克尔和洛根来到木工房开会，讨论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压制。
“我们有要事商量，”扎克对老马辛格（Pop Massinger）说，“别让人过来。”
于是老马辛格让两个助手拿着木板守候在门口。
在烘干室里，几个头头各自倒了咖啡，立刻开始讨论看守捣乱的事。
“宠物疗法室的情况越来越糟，”洛根说，“我们那儿有很多人平白无故就被他们揍了。”
“我们什么办法都想了，”贝克尔补充道，“我试着去沟通，联系了法院和联邦法官，但他们不愿意理我们，毫无结果。”
“我们还是得用老办法，”扎克说，“给他们点厉害看看，让他们明白患者也是人。”
“我们得立即行动，”胖子贝克尔说，“要不然他们就会像过去那样挑动大家互相猜疑。把我们分化了，他们就能控制我们。我觉得，我们必须趁着还有力气的时候采取行动保护自己。”
坎贝尔建议组织集体逃亡，但亚伦认为那样做于事无补，留下来的患者还会和以前一样受到虐待。扎克则主张举行全面暴动，接管整个医院。
“怎样才能让他们明白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坎贝尔问。
“我在外面有朋友，”洛根说，“我可以让他们一起出手。”
坎贝尔表示赞同：“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卫。”
亚伦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为了反抗虐待，这几个头头已经准备豁出去了。“如果不得不干，”亚伦说，“那就得选择正确的办法，要干得值得。让一群毫无组织的患者一哄而上，砸烂几扇窗户，会有什么好结果吗？这样干只能给安全部门留下时间来镇压我们，从此我们再也出不去了。我不赞成使用暴力，但如果迫于无奈，我们也要干得漂亮。”
“你说得有道理。”扎克说。
“那你想怎么干？”胖子问。
“要干，我们就得计划好，做好准备，”亚伦说，“来一次大规模进攻。”
“我们可以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来一场大突袭。”坎贝尔提议。
“要是这样的话，”亚伦说，“警卫就有了镇压我们的借口，那我们就什么都干不成了。他们会把我们抓起来关进隔离室，然后再用老方法来对付我们，一切都会恢复原来的样子。”
“我们已经挣了不少钱，”扎克补充道，“而且还有权力，真没必要为了一次愚蠢的行动牺牲这一切。”
“但我们必须有所行动。”坎贝尔坚持自己的意见。
“我同意，”凯文说，“不过行动的规模要大。”
“我们投票表决吧！”胖子说。
投票的结果是一致同意开战。
“这样的话，”扎克说，“我们要在这里部署一个奇袭队，宠物疗法室从侧翼进攻，为我们掩护。”
“先想好怎么干，”洛根说，“把武器准备好，然后把情况告诉我们，这样大家才能协调策略。”
胖子贝克尔向木工房那边点点头：“你们得帮我们制造武器。不过我们还需要其他东西。有些东西你们找不到，我们去找。你们准备长木把，比如双截棍，然后我们缠上带刺的铁丝。”
扎克表示赞同。“我们打他们个措手不及，然后就立刻撤退，让留下的那些人去通知公路警卫队或警察什么的吧。为了防止出现肯特郡事件或者更糟的情况，我们就必须做好准备。”
“我们可以抓几个人质。”坎贝尔说。
“这不行，”亚伦说，“如果像伊斯兰什叶派霍梅尼那帮家伙那么干，我们就无法获得公众的支持。还记得阿提卡事件吗？媒体将被抓作人质的官员的死怪罪到患者身上，但后来调查证实，这些官员其实是被他们自己人杀害的。”
“但是可以抓几个看守或者工作人员当人盾啊。”扎克坚持己见。
“我们怎么保证人质的安全？”亚伦说，“别忘了，我们这儿有那么几个疯子是会强奸、杀人的。我们不需要人质。如果我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我们被转送出去以后，他们又发现有人遭到了强奸或伤害，那岂不糟糕？以后还会有人相信我们吗？他们永远都不会信守承诺了。我不同意抓人质。”
“那你说怎么办？”坎贝尔问。
“我们在下手前必须决定哪些人是不能伤害的，包括患者和工作人员。”
其他人不再反对。
他们决定立刻制作武器。大部分工作都在操作疗法室里进行，然后把做好的武器藏到宠物疗法室里。
“我们这里原来有31个人，但现在只剩下26个人了。宠物疗法室大概有22个人，烘干室有14个人，”亚伦说，“另外还有棒球队，我们把消息告诉大家，看看能不能说服其他人参加。”
亚伦建议把所有的证据都收集起来，包括纸张、文件和录音带，然后将这些证据存放到坚硬的箱子里，用铁链绑在侧翼大门的铁栏杆上。如果大家都死了，外界也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暴动发起人自称为“自由之子”，他们决定在1980年9月8日星期一开始行动，行动代号为“黑色星期一”。暴动的消息已经在患者中传播开来。
4
医院管理层和许多看守颇以棒球队为荣，比赛时还押了不少注，因而很容易说服他们让球员锻炼腕力以加强攻击能力。球员们说击打沙袋是必不可少的锻炼，但那些人不知道球员的击球、传递和慢跑练习其实都是在为战斗做准备。
坎贝尔提醒棒球队员随时准备好球棒。由于球棒都被锁在一个有三道锁的柜子里，所以他们得把柜子背面的铁链弄松，这样就能从后面打开柜子。
他们还从客队那儿偷了一些球棒。
棒球可以当作子弹，钉鞋的铁钉在短兵相接时也能派上用场。扎克用三根铁钉把球棒的尾部固定在自制的木板上，做成了攻城用的槌子。
一些球员的身体已经锻炼得十分强壮，击打沙袋的时候甚至把球棒都挥断了。因而医院不得不准许他们购买铝质球棒来代替。
出人意料的是，在医院、看守和工作人员的鼓励下，利玛医院这支弱小的棒球队居然打赢了好几场比赛。
但最为重要的是控制那条绘有101英尺长壁画的主要安全通道。汤姆很快就发现，坎贝尔的电子知识比自己还丰富。坎贝尔告诉他如何利用电动门的电源来控制这扇门。
电源箱的供电量为2300伏，天花板上的电线经过大厅直通警卫站，然后向下连接到安全门的电子锁上。警卫就是通过这个锁来控制安全门。坎贝尔和汤姆假借修理窗台找到了电源箱，将一对跨接电缆挂在断路器上，测试电压后，又把剩下的电缆线绕在上面，关上了电源箱。
坎贝尔把它叫作“电鳗行动”。
警卫进攻大厅时，两名患者可以同时向对面的大厅发动第一轮反击。只要关闭大门，就没有人能进入走廊，这时坎贝尔就会开始“电鳗”行动。他会把手伸进电源箱，抓住跨接电缆将其与电门和监视屏连接到一起。
“谁碰到这两边的门都会被电死。”坎贝尔说。
“要是他们关了总电源怎么办？”汤姆问。
“那也没用，因为备用的紧急发电机会立刻启用。这个动作至关重要，把敌人关在外面，我们就有时间把武器安置好。”
为了阻止警卫使用炸药，扎克准备在大厅和台阶上倒上汽油和松节油混合剂，这样那些人就得小心翼翼地走动以免引着火。
他们还制订了“酸雨行动”计划。汤姆在操作疗法室的水泥板底下找到了自动喷水系统，于是，他们就在机器噪音的掩护下凿穿了水泥板、切断了水源，把从印刷室弄来的硫酸倒在洒水器里。
里根需要在肉搏时使用小刀，于是，扎克用从油桶上剥下来的金属片做成了小刀。他们又用喷灯（以制造棒球看台隔板为借口争取到的）把油桶上的金属片割成条状，然后用金刚石钻孔机的钻头（一位合伙人趁探视时偷偷带进来的）把金属片磨成小刀的形状。
里根教大家在肉搏时如何使用小刀。他把皮带（皮革小组提供）的一头缠在刀把上，另一头绕在手腕上，这样刀子就不会掉下来，也不会掷出去。
里根还用粗麻布和帆布做成了沙袋，在里面装满了稻草和沙子。在操作疗法室的楼上，他找了一个警卫不常去的地方，把沙袋挂在墙上。他知道那些性情温和的患者不是冷血杀手，但认为可以让这些人接受肉搏训练。他教他们如何从后面攻击看守和警卫，以及如何握刀、肩刺、横刺、挥刀和直刺的技巧。
尽管大家都在努力加强战斗力，忙着制订计划，但是亚伦内心还是希望这些不会派上用场。只要胖子贝克尔和洛根能够通过与外界的联系，控诉他们受到的严酷和不人道待遇，只要存在改变环境的希望，那么“自由之子”就只是备用的力量。亚伦说服大家同意，“黑色星期一”只是最后的手段。
5
医院下令操作疗法室不得再向木材厂订购木料，于是三剑客开始寻求其他办法。
扎克记得在音乐治疗室里曾看到过一些镶板，但他们去找时，却发现门被上了锁。
“我们走吧！”坎贝尔说，“有人发现了我们的行动。”
“知道和证明是两回事，”扎克说，“那些证据早变成滴答作响的座钟和咖啡桌，遍布在俄亥俄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了。”
楼梯下到一半，亚伦无意中碰到一扇双开门，门突然打开了。
“嗨，快来看……”他说。
“这是个小礼拜堂，”扎克说，“哪能偷礼拜堂的门啊。”
“怎么不能？”坎贝尔问。
扎克耸了耸肩，开始动手卸铁链。
“等一下，”亚伦说，“这门太大了。”
坎贝尔抬头看了看说：“比利说得对。我们可以把铁链卸下来，但这个门实在太大了，根本无法穿过其他的门。我们得用锯在这里把它锯开。”
“那得花多少时间啊，”坎贝尔说，“不能等着人家来抓我们。”
他们走进去查看。长凳子看起来能搬走，但匆匆检查后却发现它们都被用木栓固定在地上，必须用特殊工具才能卸下来。用手锯锯断木栓太费时间了。
亚伦去查看钢琴，发现这架琴比音乐治疗室里的那架还要难搬，得冒更大的风险。他望着圣餐台后面那个18英尺高的橡木十字架。
扎克和坎贝尔随着他的视线望过去，但亚伦却犹豫了。
“拜托，比利，”扎克道，“别在这个时候和我们说什么宗教信仰。”
“也是……”坎贝尔叹了口气，“我们需要它。”
亚伦端详着这块精美的木材。这个十字架不是拼接的，而是从一棵树上锯下的整块木材，然后在它的两侧装上6英尺长的横梁。
扎克站到圣餐台上，晃了晃后面的十字架：“该死，它被固定在墙上了。”
“我们可以卸下螺丝。”坎贝尔说。
“它至少有350磅重，”亚伦说，“它倒下来肯定会砸烂大理石圣餐台，那声音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他们最后决定卸下两张长凳的木栓，用它们撑住十字架，然后用窗帘上的绳子把凳子和十字架的横梁绑在一起，这样就能把十字架放下来，靠在圣餐台和讲坛上。他们折腾了将近1小时，才把十字架和讲坛移出礼拜堂，然后搬出大厅拖回木工房。
他们迅速地将十字架和讲坛锯成块，坎贝尔估计这些木材够他们做1个瓷器柜、4张咖啡桌和7个座钟。
“你们必须答应我一件事，”亚伦坚持道，“等我们从木材商那里搞到足够的木材，就给礼拜堂做一个新的十字架。”
“我还以为你不信教呢！”扎克说。
“我是不信，但是这里有不少人要用那个礼拜堂。说好了我们只是暂时借用，我心里才能好过一点儿。”
“好吧，”坎贝尔说，“我们做个更棒的十字架，找机会把它放回去，我绝不食言。”
心理健康局把州内各监狱和精神病院里的社会边缘人全部集中到利玛医院，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些人确实精神异常，但比那些管理他们的人都聪明，也更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