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儿时还是少年时代，我都特别腼腆。在学校我从不主动发言，若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我总是结结巴巴，面红耳赤，很少能回答上来。小学三年级的一天下午，老师被惹怒了，罚每位同学抄写50遍“我再也不在课堂上喧哗”，然后才准回家。写了大概30遍后笔尖突然断了，我吓得半死，根本不敢问老师是否可以削铅笔。眼见其他同学交了作业纷纷离开，我仍然一声不吭地坐在位子上。
我害怕自己会一直坐在那里，脑子里浮现出一幅画面：母亲用力握着双手，在厨房里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猜想着我到底去了哪里。最后我终于坐不住了，绝望中居然试着用牙齿咬铅笔头，但还是不行。我鼓起所有勇气走到讲台旁，举起铅笔，怯生生地问老师：“我可以用一下削笔刀吗？”老师一把夺过铅笔，仔细观察过后对我厉声喝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居然咬断铅笔头来气我。”我呆呆地站在那儿，窘迫得无法替自己辩解。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现在想起来仍不禁感到一丝战栗。
相反，哥哥贾森则是家里的明星人物。范戈尔德家族里的舅舅和姨妈们对于第一个外甥的出世充满了期待。他们清一色是年轻人，还没准备好生儿育女，因此贾森很快成为大家的特殊玩具。他是个惹人喜爱的小孩子，漂亮而健壮，浑身洋溢着活力和欢乐，简直是天生的讨喜宝。关注他的人越多，他就越发开心和自信。我记得大家得意地逗他说：“贾森，唱个歌吧！贾森，跳个舞吧！贾森，让利奥舅舅看看你的画！我们要发财了，他简直就是诺曼·洛克威尔！”一家人把小家伙从头到脚夸了个遍。
我讨厌哥哥吗？当然啦。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在操场上玩乐，只要我们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他总是魅力四射，映衬出我的暗淡无光。1939年我7岁，那年夏天，范戈尔德家族在马萨诸塞州东部组织了一次周日湖滨野餐，所有的姨妈和舅舅都去了。我和贾森把一只棒球抛来抛去，互传高飞球和地滚球，玩得正开心。此时几个舅舅过来说打算租一条小船去钓鱼，邀请贾森一同前往。他们非但没邀请我，还抢走了我的玩伴，令我郁闷不已。于是我怯怯地问是否能跟着一起去。麦克舅舅带着歉意对我说，船太小坐不下，而且我年纪太小，肯定不喜欢钓鱼。我的眼里霎时噙满泪水，千方百计想拦住他们，但却是白费力气。纳特舅舅见状只得说：“还是带着他吧，我们挤一挤。”于是我就跟着去钓鱼了。
我们在船上待了两个半小时。钓鱼的确很无聊，但至少我和哥哥待在一起。上岸后赫比舅舅问：“嗨，埃利奥特，玩得开心吗？”
“很开心。”我答道。
“看来你没白哭。”艾迪舅舅在一旁说。
“哎！快别逗他啦。”利奥舅舅说。可惜这份敷衍的好意来得太晚了。我沮丧万分，早知道就不跟着去钓鱼了。
我讨厌自己在家人心目中的形象，但是也无法否认。一个周六下午我去看电影，那个月正在播放根据一本漫画书改编的系列电影。片中的主人公神奇小队长平日里叫做比利·巴特森，是个唯唯诺诺、书呆子气十足的少年。不过一旦危险降临，比利就高喊咒语“变！”随着一阵轻烟飘过，比利变身为一位高大健壮的超级英雄。与超人克拉克·肯特不同，比利·巴特森并非天生的超人。他不能轻轻一跳就跃上高楼，也并不比火车头更有力量。如果朝他开枪，子弹不会弹飞，只会要了他的命。但这恰恰吸引了我：比利只有变身才能成为超级英雄，而且他只能拥有短暂的超能力。
看完电影回家，我满脑子都是比利·巴特森和神奇小队长。我将旧浴巾当做披风往脖子上一系，然后登上屋前门廊的第三级台阶，右臂笔直地伸向前方，左臂伸向后方，大喊一声“变！”，随即勇敢地跳下门廊，结果落地不稳扭伤了脚踝。见我一瘸一拐地进屋，妈妈数落道：“这次又干了什么坏事？”
几天后去参加家庭聚会。见我跛着脚进屋，一位姨妈问：“埃利奥特怎么啦？”一位舅舅回答说：“他当自己是超人，从台阶上跳下来，以为自己能飞。”“埃利奥特……超人？”不知是谁发出的声音，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想辩解说自己并不想当超人，只想做神奇小队长，但没人听我说话。
社会比较理论
当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时，人们往往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衡量自己的观点和能力。社会比较又分为上行的社会比较和下行的社会比较。前者是指将自己与某种能力或特点比自己出色的人进行比较，后者即将自己与比自己差的人相比较。
贾森本来就是任何弟妹都难以企及的榜样，何况像我这样的笨孩子，更加没法跟他相提并论。上学时我比贾森低三个年级，当老师们得知我是贾森的弟弟，就立刻认定我和他一样优秀。其实我在小学和初中表现很好，但缺乏老师期待的那种明星气质。一年级时老师就发现我并没有贾森那么机敏、迷人、聪明和自信，按学校的行话说，我缺乏像他那样的“领导才能”，我能够读出老师脸上的失望。当然这不是贾森的错，我从未有意归咎于他。不过有时我也嫉妒他的魅力，想着自己要是没有哥哥就好了。但自小我就强烈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与别人无关。即便没有哥哥，自己身上的不足依然存在。光彩照人的贾森仿佛是笼罩在我头顶上的阴影，但我知道，就算移走了这片阴影，露头的也不过是个资质平平、腼腆无趣的小子。
撇开偶尔的嫉妒心理不谈，我爱贾森，并且敬重他。他也很爱我，处处关照我：给我示范篮球的运球动作，教我如何将橄榄球抛出一个完美的弧线；他还告诉我，过度手淫不会导致失明或者手掌上长毛（那时青春期男孩子普遍担忧这档子事）；他教我体会坐过山车的乐趣；教我打棒球时如何投球、接球和击球。
年幼时我和贾森常常一起去一个棒球场玩，那里到处是结块的土壤、卵石和杂草，比拥有齐整草坪和光滑地面的芬威公园棒球场差远了。在这样的球场上，如果对方猛击一个地滚球，你根本不晓得球会往哪里弹。因此，我总是将身体偏向球的左边或右边，这样不管球弹向哪里都不会击中我的脸。贾森却反对我这么做。他连续打地滚球给我，直到我克服恐惧，敢站到正对着球的位置上。儿时付出的心血在少年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笨头笨脑的青葱岁月里，我唯一引以为傲的就是凭本事成为了一名棒球选手。
但最重要的是，我喜欢贾森为我指引方向，提出建议，帮我击退小混混。“等着吧，看我哥怎么收拾你，他会把你揍得屁滚尿流，大笨蛋！”每次有大孩子欺负我，我就这样对着他们狂叫，然后贾森就会把他们揍得半死。我们是这块穷人区唯一的犹太家庭，街坊邻居大多是信奉天主教的工薪阶层，他们特别仇视犹太人。事实上大多数邻里孩子对我们颇不友善，仿佛我和贾森就是耶稣受难的罪魁祸首。贾森高大强壮，他们不敢欺负。可我弱不禁风，首当其冲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我经常进退两难，不知是战还是逃，逞英雄就会被打得鼻青脸肿，想不挂彩就得当缩头乌龟，每次都是贾森保护我。我对他既感激又怨恨：有保镖的感觉很爽，可需要保镖保护又很丢脸。
从希伯来语学校步行回家的确需要保镖。学校坐落在小城另一头的小型犹太人区内。自从贾森13岁那年毕业后，我就得独自放学回家。秋冬季节步行回家时天色已晚，我只得选择僻静没人的小路往家走，远离人多的危险地段。尽管万分小心，我还是常常遭到埋伏，被人欺侮，偶尔还被一帮高呼反犹太口号的小子殴打。
记得一次遇袭后，我垂头丧气地坐在马路边，擦着流血的鼻子和破裂的嘴唇，心想我跟他们根本不认识，他们为什么如此痛恨我？他们是生来就憎恨犹太人，还是被父母和牧师洗过脑？我想知道，如果这些孩子多了解我一些，发现我是一位没有任何恶意的邻家男孩，他们会不会喜欢我一些？如果他们喜欢我，会不会减少对其他犹太人的恨意？我以为总被欺负的自己会变得更富有同情心，希望这段经历能促使我在其他小孩子受欺负时能挺身而出。挺身而出？见鬼，我才不干呢。我巴不得离其他受气包越远越好。所以我加入了小混混的行列，决定让那些高大威猛、凶残好斗的孩子相信，其实我与他们的关系更亲近。我并不想欺侮弱小的男生，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自己受欺。
从希伯来语学校毕业后，母亲提议我出去挣点钱贴补家用。她让我从贾森以前做过的事干起：到各个杂货店转转，问他们是否需要冷饮售货员。贾森曾在一家杂货店干了三年。我就这样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贾森的脚步——进同一所学校，遇见同样的老师，尝试同样的工作。
“没有一家杂货店的窗户上挂着‘招聘员工’的牌子。”我反驳道。
“能干的人总能找到饭碗。”母亲很坚决，她要求我自己去店里询问是否有活可干。这对我无疑是一种折磨，但我还是照办了。我去了四家杂货店，通通吃了闭门羹。母亲得知后以嘲弄的腔调对我说：“是啊，我都猜得到你会怎么问人家：‘你们不需要冷饮售货员或其他员工，是吧？’”她这样说有些伤人，但并不离谱。
最后我总算在埃尔姆农场超市生产部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的工作是确保货架上随时都放满商品，给蔬菜喷水以便保持好卖相，以及把土豆和洋葱分装到4斤半的袋子里。我自认为干得很出色，不料几个月后就被解雇了。原因是我无所事事时不会佯装忙碌，而且装进袋子里的东西常常超重约2两。“这是在浪费公司的钱！”经理为此十分生气。就这样，14岁的我已尝到失败者的滋味。好年轻，但是好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