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在卫斯理大学时，投入精力最多的不是做研究，而是教学，更恰当地说是自学如何教学。因为担任助教的缘故，我生平第一次从完全不同的视角来关注教学过程，不是从学生角度（我要弄懂这些知识拿个高分），而是从教师角度（我怎样才能帮助学生弄懂这些复杂的知识）。我很幸运地拥有三位出色的教学榜样：戴维·麦克莱兰、乔·戈林鲍姆（Joe Greenbaum）和麦克·沃特海莫。他们的教学风格大相径庭，但每一位的教学水平都堪称一流。一向备课充分的麦克总是带着一沓笔记去上课。他的讲课形式正规，内容明晰透彻，但鲜有自由发挥；乔是表演天才，风趣而博学，常在讲课中提及电影和文学作品，而且总能和课程内容紧密结合；麦克莱兰则秉持随意的教学风格，根本不带笔记，闲聊中却透着十足的专业范儿。
三人的教学风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年来我糅合他们的教学方式，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我深知，只有课前准备充分，才能在课堂上随意发挥，并对学生的各种反应应付自如。我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吸引学生聚精会神地听课，但所讲的并非笑话而是故事，有风趣幽默的，也有感人至深的。把这些故事融入到教学中能够启迪学生，引发他们的深思。我学会了从日常生活、文学、哲学、电影和新闻事件中积累授课素材。
第一学年春季学期过半，麦克·沃特海默请我给他的“心理学导论”课程做一次客座讲座。我花了整整一周时间备课。因为准备充分，正式讲课时我没带笔记，自信满满地走进了课堂。我把简单的讲课提纲打印出来贴在黑板上，主要是为自己讲课提供便利。面对全班学生，静候他们安静下来时，我的心怦怦直跳。但一旦开口讲课，我的腼腆和不安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如同在里维尔海滨木板道打工那会儿，当我坐在扑克游戏摊位对着话筒吆喝时，所有的不安和羞涩都通通不见了。
薇拉曾问我是否介意她去旁听。我们都觉得这次讲座十分重要，我也很希望她在场。但当时卫斯理大学还是一所男校，薇拉不可能悄没声息地溜进教室坐到后排听课。坦白说，若学生发现埃利奥特的太太来听讲座而哈哈大笑，我会十分尴尬。虽然内心很不情愿，但我还是让薇拉别去。现在想来很是后悔，觉得自己真是有够愚蠢。
薇拉充分理解我的难处，但她不想错过我人生的第一次讲课经历。于是我一上课，她就在教室门外席地而坐，悄悄把门拉开一条缝偷听。课堂上，学生们听得甚是愉快，精心准备的幽默故事令他们乐不可支，发人深省的故事令他们神情肃穆。讲座结束时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薇拉赶紧跑回办公室，就怕被学生发现。麦克·沃特海默不知道薇拉一直在门外偷听，直奔薇拉办公室跟她说：“你丈夫的表现太出色了！”几分钟后我步入薇拉的办公室，拥着她说道：“这就是我毕生都想从事的事业。”
以教师的眼光看待教学工作，让我对自己在布兰迪斯大学的一段难忘经历有了新的感悟。大四时我注册了一门小型研讨课，叫“逻辑与科学方法”。教师是著名哲学家阿伦·古尔维奇（Aron Gurwitsch）。年过五旬的古尔维奇是个严肃的老头，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混杂着俄语和德语的腔调。他上课时烟不离口，总是叼着一根黑色的长烟斗。古尔维奇既严厉又缺乏耐心，只要有学生没能及时理解那些复杂难懂的内容，他就会冲对方发脾气。但我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在古尔维奇教授相当严厉的苏格拉底式激励下，我学会了批判性思考，认识到用逻辑和证据挑战根深蒂固观念的重要性。
一天下午，我上完古尔维奇的课正准备离开，他见我胳膊下夹着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就问那是什么书。我把书递给他，是英文版的《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该书写于1748年，作者是法国医生、哲学家拉·梅特里（La Mettrie）。心理学史老师指定我读这本书，而且要做读书报告。我其实不太情愿做这个作业，因为自己以前从没听说过拉·梅特里，对他的核心观点也很反感，他认为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像机器一样具有程式化的特点。不过一翻开这本书，我就被深深吸引住了。拉·梅特里的文笔热情又不失精准，书中有关人性的观点在那个时代具有颠覆性。而且作为当时天主教盛行的法国的一位唯物主义作家，写这本书需要相当大的智慧和勇气。古尔维奇浏览了书的前几页内容，嘴里咕哝了几句。
“喜欢这本书吗？”他问。
“十分喜欢！”我充满激情地回答道。
“噢，”教授突然用法语问我，“那你相信人是机器吗？”
“当然不信！他所有的结论我都不赞同，但作者无与伦比的论证天赋打动了我。”我说。
奇迹出现了。古尔维奇整张脸顿时变得柔和起来，眼中闪着泪光，身子微微前倾，充满柔情地将手放到我头上轻轻按了按，轻声说道：“好孩子！”
平生第一次，我感受到一位教授亲近的触摸，带着难言的温情。更大的意义在于，古尔维奇让我明白，虽然对作者的观点有异议却依然爱这本书，这是一种美好的、甚至高尚的境界。当我在卫斯理大学向教授职业迈出第一步时，才更加体会到那时古尔维奇的姿势、表情和泪水所传递的含义。学生有此领悟，对教师而言是莫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