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车经过宾州时，我们从车载收音机里听到一则新闻，说芝加哥正在流行小儿麻痹症。当时“小儿麻痹症”是最令父母恐惧的字眼，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性疾病，往往导致瘫痪，尤其是小孩子。此病在大城市传染得特别快，乔纳斯·索尔克新近研制出了有效的疫苗，但尚未推广开来。虽然知道哈尔受感染的概率很小，但作为年轻的父母，我们决定还是小心为妙，不去芝加哥了。
我们邀请贾森跟我们一起去印第安纳州沙丘州立公园露营，那里距芝加哥约80公里。贾森是个贪图舒适的人，很怕露宿野外，所以他只答应白天过来玩。但贾森来营地后与我们相见甚欢，跟侄子玩得流连忘返，所以决定留下来过夜。起初贾森拿了我的睡袋和充气床睡在帐篷外，我和薇拉在帐篷里共用薇拉的睡袋。但不久贾森就抱怨说，他总是听到身边有沙沙作响的动静。尽管我们一再保证没什么声响，他还是半真半假地说附近潜伏着伺机袭击他的灰熊，恳求睡到帐篷里去。我没有以三个大人如何挤得下双人小帐篷的托词予以拒绝。我不想那么做。
第二天早上五点，我们迷迷糊糊地爬出帐篷照料哈尔。车停在一米之外，哈尔正睡在车后座上那张舒适的儿童睡垫上。按现今的观点，让孩子睡在车里，而我们睡在附近的帐篷里，此举既奇怪又不负责任。现今许多父母都会把婴儿拴在身边，因为怕被人拐去，但当时人们对陌生人是信任多于防备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贾森一直注视着我们一家三口，眼里噙着泪水，激动地喃喃自语：“你们有孩子了，真的有孩子了。”命里注定没有孩子的贾森，对哈尔的存在欣喜若狂。他满怀柔情，不住地伸手抚摸哈尔的小脑袋。
角色
处于特定社会位置的人被期望表现出的行为，例如作为一名教师或父亲应该达到的一系列要求。角色理论认为，社会生活就像一部舞台剧，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
晚上贾森决定开车回家，让大家都能好好睡一觉。我们相互拥抱道别时，贾森对我说：“想想看，10年前我们还在亚伯·肖手下辛苦地干活。从现在起再往后10年，若幸运的话，我俩都将在大学里当教授。说不定就在同一所学校，穿着手肘处拼接麂皮护肘的粗花呢夹克，叨着烟斗，让学生记下我们所说的每一个字。好神奇！”我同意他的观点。但对我来说，更大的奇迹就发生在这两天：贾森不必再充当父亲的角色，如同在布兰迪斯大学那样苦口婆心地规劝我集中精力刻苦学习；他也不必再当大哥，如同在里维尔成长的岁月里为我引路，教我本领，保护我不被小混混欺负。人生中第一次，他以平等之心待我，甚至对我还有些尊敬，认为我不仅是一个前途看好的研究生，也是一位成功的丈夫和父亲。
随着旅程的推进，我和薇拉越来越享受露营的快乐。我们最喜欢的栖息地是落基山国家公园，足足在那里待了一周。哈尔是露营地的宠儿，每天早上我们爬出帐篷时，总会见到一群露营者鼻子紧紧贴在VW车窗上，挤眉弄眼地把哈尔逗得咯咯直笑。他们的滑稽表演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既能让哈尔开心，又能让我们多睡上20来分钟。不过行进到内华达州时，我们开始渴望柔软的床和热水澡了。于是我们投宿巴特山金矿镇的一家小汽车旅馆。在那里我们孕育了第二个儿子尼尔。
到达帕洛阿尔托后，我们给迪克·阿尔伯特打电话。之前他主动提出帮我们在斯坦福校园附近找一间公寓，但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征得房东同意后，迪克决定搬出自己租住的小洋楼，将其转租给我们。我们自然不好意思住下，他却笑说自己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斯坦福刚刚批准他做一年代课教师（当时他正在准备博士论文），我们的到来正好让他找到提升生活品质的借口。
住在小洋楼令人心情愉快。小洋楼坐落在荷马街上，这是一条紧挨着斯坦福高尔夫球场的泥路，其所在区域已发展成艺术家聚集区。尽管三个人住着有些挤，小洋楼却散发出巨大的魔力。我们竭尽所能，有效利用每一寸空间。卧室在最里面，我们把它让给哈尔。这样只要一关卧室门，他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们用巨大的书橱将客厅与厨房及用餐区隔开。为了让客人在客厅待得自在一些，我们把床安置在用餐区，离餐桌仅两步之遥。因此我的朋友圈中流传着一个笑话：“埃利奥特特地调整了家具的位置，好让自己从吃到睡不必多走一步路。”
到了冬天，也就是1957年初，薇拉的姐姐莉莉住进了我们家。纳粹大屠杀后莉莉留在了匈牙利。跟许多犹太幸存者一样，她对承诺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抱乐观态度。而且她是一位勤奋的音乐专业学生，想继续在布拉格李斯特音乐学院师从佐尔坦·科达伊。当她对苏维埃政权的极权主义失去信心时，冷战时期到来，移民之路被堵死了，她只得留在那里。直到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发，她才乘国内动乱设法逃到美国，最后投奔了我们。
莉莉搬来后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五月份尼尔出生后，她成为很好的帮手。然而容纳三人都嫌小的小洋楼，如今却挤了五口人。一天房东路过，进屋巡视一圈后要求我们在30天内搬家。于是我们又住进了营房，就坐落在斯坦福研究所里。我们觉得那个有两间卧室的公寓很豪华，于是在那里一直住到我们离开帕洛阿尔托。后来莉莉开始教钢琴课，挣够钱就搬出去住了。
1958年12月，我们的女儿朱莉诞生了。没错，三年生了三个孩子！薇拉总想趁我们年轻时组建一个大家庭。她劝我说，目前固然很辛苦，但也其乐无穷。像以往一样，她这两点都说得很到位。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清早起来给宝宝喂奶。薇拉当然是用母乳喂宝宝，但她自己也需要休息。因此我负责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冲奶粉喂宝宝。
虽然我给三个宝宝都喂过奶，但喂朱莉时心中满溢的幸福滋味最为记忆犹新。我小心地揽着她，手握着奶瓶，注视着瓶中一点点减少的奶液，仿佛那就是从自己干瘪的乳房里流出来的。一开始，早上换了尿片，喝了半个小时奶后，朱莉就会睡着，我也继续回去睡觉。但三四个月后，朱莉喝完奶就不肯睡觉了。那会儿她精神头正好，嬉戏玩耍着，期待着新的一天开始。我很想抽身回去再睡个把小时，她却黏住了我。虽然困得恨不得马上爬上床，却被她一点一点诱哄着保持清醒，我只得喝咖啡提神。
多年之后，我的好朋友、诗人戴维·史旺格（David Swanger）为我写了一首诗《女儿的早晨》，字里行间弥漫着父女晨间活动中的那份美好：
为她，我开启新的一天：
暖暖的牛奶，簇新的尿片，陪她撒野陪她玩；
她天真烂漫，咿咿呀呀，
冲我唱起最美的歌；
而我正忙着
笨手笨脚地换尿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