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这类实验的困难之处在于，你得想法子让被试置身于一个前后连贯、引人入胜而又真实可信的预设情境中。实验者既要具备编剧、导演和演员的才能，又得遵循严谨的科学精神。在我们的实验里，实验室变成了真实的环境，真实的事情发生在真实的人身上。与传统的实验室实验相比，这种研究方式没有过重的人为痕迹，我们称这种实验方法为“高影响实验”（high-impact experimentation）。实验中我们把被试引入一个逼真的情境，确保他们的反应与在实验室外并无区别。通过设计这类实验，我发现不依靠人为或真空环境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是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我作为实验者的座右铭。
以前社会心理学的很多研究要么调查无足轻重的现象，比如为什么同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比发表在《真理报》上更令人信服，要么观察人格测试中获得高分或低分的人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差异，比如成就动机研究。费斯廷格则教会我树立创新的理念，科学家不能将研究局限在无足轻重的课题抑或平淡无奇的研究方法上。凭借充分的创造才能，我们能够在实验室里研究任何现象。这样就能将科学家从过分依赖人格变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也不再仅仅以人的个性解释其行为。我们能够直接弄清楚是什么因素引发了人们的某种行为，因为作为实验者的我们创造了这些因素。使被试爱上讨论小组的是重度入门考验，而不是被试的儿时经历和人格因素。
高影响实验成功的关键在于戏剧性。若想实验进展顺利，剧本必须可信，实验者必须是令人信服的演员，否则无法令被试融入其间，实验只能宣告失败。大概是因为有过在里维尔海滨木板道上担任话筒男的经历，实验中的表演要求根本难不倒我。比如在入门考验实验中，我成功地设计出一个情境，令被试相信，通过难堪程度测试后参加小组讨论是值得一做的事情。此外，我很快就领悟到试测的重要性。由于实验的程序相当复杂，试测可以确保整个实验过程按计划进行，就如同百老汇音乐剧要先在纽黑文彩排一样。如果试测不顺利，就要回到研究设计阶段进行改进。
进行入门考验实验的第一次试测时，我邀请利昂从单向镜后面观看试测过程。试测完成后，我去他的办公室问他：“实验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
“没有。”
“‘没有’是什么意思呢？我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实验设计十分完美，你可以着手进行正式的实验了。”
“可我下午还约了另外三位被试进行试测。”
“全部取消，可以正式进行该项实验了。”
我曾说过，费斯廷格的赞美通常包裹着批评的外衣。看来他的赞美偶尔也会以更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像这次他对我的实验设计居然不做任何批评。这种赞美是最高褒奖，因为我知道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善意或是向别人示好，他不需要这样做，也无意为之。
不久后的一天，费斯廷格居然来向我请教。他设计了一个实验来验证如下假说：为了少许酬赏而撒谎的人，远远比为了丰厚酬赏而撒谎的人更相信自己的谎话。因为后者有相当充分的撒谎理由：“我为了20美元而说谎，值了。”前者则感觉心理失衡：“为什么我会为了区区1美元就说谎？我必须相信这不是谎言。”费斯廷格让研讨课上的那位本科生梅里尔·卡尔史密斯去做这个实验。整个实验像亚瑟·米勒的戏剧一样构思精妙。
被试来到实验室后被要求完成几件极其无聊的任务：将12卷线轴装满一个托盘，而且必须用一只手将它们一个一个地放进去，然后又一个一个地将它们取出来，然后再放进去，如此反复进行半个小时。梅里尔在旁边一边观察一边记录，手里还握着一个秒表，神神秘秘地不知在做什么。半小时后他通知被试实验结束，并对对方的参与表示感谢。他向被试解释说，自己正在验证一个假设：如果人们事先被告知要完成一项特别有趣的任务，那么之后干活的速度就会比事先不知情的人要快一些。梅里尔告诉被试：
“你被分在了在控制组，所以事先对要完成的任务一无所知。”
接下来梅里尔对被试说，负责告诉下一位被试这项任务十分有趣的家伙刚刚打电话说来不了了。梅里尔恳请这位“控制组”的被试帮忙，代替那个缺席的家伙，并付给他1美元（或20美元）作为酬赏。一旦被试同意，梅里尔立刻付钱，并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列举了称赞这项任务的几条内容，让他独自准备几分钟。随即梅里尔把被试带到等候室，里面坐着一位女本科生（实际上是我们的实验同谋），让被试在她面前将工作任务好好称赞一番。
但是实验进行得并不顺利。梅里尔很沮丧，因为被试对实验意图表示怀疑。于是在梅里尔进行第五次试测时，我和利昂坐到单向镜后面观察整个实验程序。梅里尔头脑特别聪明，但在实验中却表现得十分木讷，这可怜的家伙缺乏人生历练。当我在海滨木板道上积累珍贵的人生经验时，他却把时间都花在了打曲棍球上。看着他在实验中的迷糊劲儿，被试对他产生怀疑的原因昭然若揭：他的表演本身令人生疑。费斯廷格对我说：“训练训练他。”
我听命对梅里尔进行表演强化训练。“你不能仅仅嘴上说研究助理来不了了，”我告诉他，“你得表现出坐立不安、懊恼不已的样子，你要来回走动，绞扭着双手，向被试传递出明显的讯息：你真的遇到麻烦了。然后你要装作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抬头看着被试，两眼放光：‘对了，就是你！你可以代替他。我甚至可以付你报酬。’”
接下来的三天，我和梅里尔就像是在艺人培训班里一样，经过训练，梅里尔终于脱胎换骨了。实验进行得十分顺利，40位被试只有一人对实验产生怀疑。实验假设也得到了证实：仅仅拿到1美元酬赏的被试说服了自己，认为任务是相当有趣的；而拿到20美元的被试仍然认为这项工作枯燥无趣，当然这本来就是事实。
我热爱实验研究的每一个过程：先在脑子里形成一个观点，然后设计实验程序，并撰写剧本；之后进行彩排，训练助手；正式进行实验；向被试坦承实验的真实意图；分析数据，撰写研究论文并发表。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能够从事实验研究了，那种感觉就像儿时在里维尔掌握了接地滚球的技术一样，不再因场上的紧张气氛而不安，也不会祈祷击球手把球击到别处（老天保佑，别打给我），而是希望球向自己的方向飞过来。
就这样，我找到了自己渴望从事的研究，正如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在一首诗中所描绘的那样，“它点燃了我的心灵之火”。我发现了自己的天职，但如果心理学系下一学年请我走人，这不就是天大的笑话吗？要是这该死的统计课分数高一些就好了。学期快结束时费斯廷格告诉我，他打算让我给他当两年研究助理，就从下学期开始。我回答说：“如果能一直留在学校的话，我当然愿意做你的助理，可我的统计课成绩不太好。”
他摊开手心耸耸肩说：“统计？不要紧。像你这样的家伙愁什么？等拿到博士学位，你可以雇一个甚至两个统计员，到处都是。”
他这番温情的反应是消除我和他之间师生隔膜的第一步。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将他仅仅看做一个严格的项目监工或是一位难缠的导师，而是开始视他为朋友。当时薇拉还取笑我，说正是因为我在费斯廷格手上经受了重度入门考验，所以才会喜欢上他。也许一开始的确是这样，但入门考验的实验结果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对一个群体（或一个人）的喜爱程度与日俱增，一直持续几十年。32年后，当我在费斯廷格的追悼会上致悼词时，想到往日他对我的严苛以及他那遗憾而轻蔑的经典表情，不禁会心地笑了。我很遗憾失去了人生中最温暖、最愉快的一段友情。
1959年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受聘到哈佛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因VW完全报废，我们买了一辆1954年产的雪佛兰旅行车，宽敞的车厢足够容纳日益壮大的家庭——我和薇拉，三岁的哈尔，两岁的尼尔和八个月大的朱莉。我们踏上了新一轮的横穿美国之旅，这次是从帕洛阿尔托一路开到剑桥镇。此趟旅行我们有足够的钱住旅馆，而且到芝加哥探望了贾森及其新婚太太。我几乎忘记了最初吸引我投身心理学的人本主义理想。我不再考虑为世人谋福利，只想着如何做出好实验。奔赴剑桥镇的途中，我的车厢里塞满了小孩子，而我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想法。我迫不及待地想赶快到哈佛安顿下来，翻开人生新的一页。
[1] 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美国实验医学家、病毒学家，因研制出首例安全有效的小儿麻痹症疫苗而闻名。——译者注
[2] 佐尔坦·科达伊（Zoltan Kodaly）：匈牙利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译者注
[3] 美国职业棒球联盟之一。——译者注
[4] 约翰·华生（John Watson）：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译者注
[5] 有关斯金纳及其著名的动物实验，请参见《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者注
[6] 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加拿大心理学家，认知心理生理学开创者。——译者注
[7] 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常被称为社会心理学之父，是最早研究群体动力学的学者。——译者注
[8] 有关费斯廷格及其认知失调理论的具体内容，请参见《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者注
[9] 塞勒姆审巫案（Salem Witch Trials）：塞勒姆是波士顿北面的一个小镇，三百多年前，这里的人染上一种怪病。当地人认为是巫婆在做怪，并抓来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审问她们，逼迫她们承认自己是巫婆，整个小镇的人都陷入极度恐慌。——译者注
[10] 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美国著名剧作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