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布尔芬奇不谈，我很快开始珍惜哈佛的许多人与事，但并不仅仅是研究生的聪慧和进取心。实际上到学校的第一周，我尚在整理藏书时，已经有人造访。除了这位年轻男子，不会有其他人能在此时如此随意地走进我的办公室。这位年轻人即将成为我的第一位门生，也是我带过的最出色的学生。他就是梅里尔·卡尔史密斯，与我在斯坦福共事过的那位聪颖但有些木讷的本科生。1958年从斯坦福毕业后，梅里尔早我一年来到哈佛。如今的他不再木讷，激动地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仿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哥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
“见到你真高兴，”他说，“你怎么才来呀？”
梅里尔对哈佛很失望，跟我抱怨找不到合适的导师。他在斯坦福学会的高影响实验，这里根本没有教授在做。我告诉他，全世界做高影响实验的地方都屈指可数。“不过，”我故作虚张声势状，“哈佛将成为其中的一个。”
“别说得那么肯定。”他说。
“什么意思？”
他回答：“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注意到这里不仅仅是没人会做高影响实验，有些教授甚至对此实验抱有敌意。”
“为什么？”
“没人告诉我。但据我所知，这里的人认为，向被试描述实验时掩盖真实意图非君子所为，甚至是不道德的行为。他们不认为这是在演戏，在他们眼里，这是在说谎。”
“有意思。好吧，我的朋友，那你打算进行一些非君子所为的实验吗？”
“当然啦。”
于是我们携手进行新的实验。
那时候社会关系系不到一半的教授办公室在系部所在的爱默生大楼，那是一幢位于哈佛园中央的古老的象牙色建筑。大楼内最杰出的人物是戈登·奥尔波特和塔尔科特·帕森斯。其他教授的办公室设在散布于中心校区之外的几幢小洋楼里。这些小洋楼就如同古代的封地一般，每幢楼里都有一位资深教授和几位年轻教授。我在卫斯理大学的导师戴维·麦克莱兰所辖的封地在神灵大街5号。
我被安排在弓街9号，那是一幢没什么特色的二层黄色隔板房，隔壁就是一家摩托车销售兼维修店。这一安排并非随意为之。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认知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希望将我招致麾下。在我来哈佛前的那个夏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欢迎信，告诉我，我的办公室就在他的办公室附近，并邀请我和他一起为新生开设一门有关人类心智的研讨课。我回信说自己很高兴在弓街办公，但不想上新生研讨课。但我到了哈佛后，还是被告知要和杰罗姆合作讲授研讨课。
跟杰罗姆合作教学是一次有趣的经历。我曾在斯坦福和拉尔夫·哈伯一起讲授过研讨课。当时我们用尖锐的提问激发学生畅所欲言。哈佛的研讨课以杰罗姆和他的知识体系为中心，我认为学生主要从他的讲课中获益，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对课程也有所贡献，但错过了聆听学生见解和认识他们的机会。
第一学期杰罗姆也邀请我参加他带着七八个研究生每周召开的研究会议。我认为他们的研究项目很有趣，但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于是在出席了三四次会议之后，我缺席了一次。第二天杰罗姆就到我办公室问我缺席的原因。那时我才明白，杰罗姆的邀请不单单是邀请，而是命令。上次邀请我和他一起讲授新生研讨课就是这种情形。我不想惹事，还是参加了下一次的会议。杰罗姆在会上宣布他第二天要飞去伦敦，不能参加下周的会议，但“我不在时埃利奥特将主持大局”。
我不想让学生们失望，于是第二周出席并主持了会议，但我对所发生的一切很是反感。实际上杰罗姆把我视为他的副手，可这本不是我的工作职责。于是待杰罗姆从欧洲回来后，我就跟他摊牌了。他的回应很是诚挚，表示支持我的想法：“我当然知道，你有自己的研究项目，不想被我的研究缠身。”
几天后，我手写了两三封字迹潦草的信件，想请秘书霍兰女士帮我打印一下。她的办公室就在杰罗姆和我的办公室之间。霍兰女士向我解释说，杰罗姆不允许她再替我服务了，因为她的工资由杰罗姆的研究经费支付，而我如今已经不再是其研究团队的成员了。这个说法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也意味着我得步行八百多米到爱默生大楼找系主任秘书帮我打印。在这里办公实在很不方便。
学期快结束时，杰罗姆来到我办公室，说他正在等一位从牛津来的访问学者。他问我：“你能否搬到阁楼上办公，把这间办公室让给那位学者？”杰罗姆的请求仍然显得合情合理。但起初只有我一个人在阁楼上办公，难免孤单。于是梅里尔和我把办公室隔壁储藏室里的垃圾清理出来，勉强塞进了一张小桌子和几把椅子。小屋既无窗户也缺乏美感，但给梅里尔和我的其他学生提供了一个可以逗留的地方，我和自己的学生们一下子与世隔绝了。九月份又有两位研究生约翰·达利和托尼·格林沃尔德加入我们，挤进了这间小储藏室。我们置身于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整个阁楼都是我们的，这一布局着实令人兴奋。在这里，我们交换着彼此的观点，严格审视研究设计和实验过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我开始学着适应哈佛，或者说至少学着适应弓街9号。但我还得开设一门课程，按计划要在春季学期开课。系主任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十分贴心，准许我开设任何一门自己觉得最有把握的课程。于是我决定讲授“社会影响和从众”，但心里其实一点底都没有。虽然成功讲授过研讨课，也在卫斯理和斯坦福做过客座讲座，但我从未完整地开设过一门课程。如果有一两周的备课时间，任何白痴都能做好一次客座讲座。但若想建构一系列连贯的课程来传授准确而有趣的知识，就不是随随便便能做好的。
新学期快开学的一天深夜，我从梦中惊醒，冷汗涔涔，忧心忡忡地想着自己无法预知的前途。多年前，我还只是一个在里维尔高中接受教育的小孩子，如今却要一周讲三次课，将自己的学识和无知通通暴露在满屋子全国最聪明的学生面前，心里很是恐慌。这些学生大多数毕业于私立名校，比如格罗顿中学、安多弗中学、埃克塞特中学，他们已经习惯于接受最优秀、最有学识的老师的教导。我怕自己两次课就把社会影响的所有内容讲授完毕，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学生们会发现我是一个冒牌教授！他们会把我批得一文不值！更糟糕的是，他们会打瞌睡，甚至站起来直接走出教室！
从众
根据他人而做出的行为或信念的改变。从众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比如因外在力量而表现出的从众行为叫做顺从（内心并不认同），而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从众行为叫做接纳。
天蒙蒙亮时，脑中纷纷扰扰的思绪渐渐平息。我对自己说，虽然有些孩子可能比我更聪明、素养更高，但我能传授给他们很重要的知识和技能，而且我热爱这门学科。如果我备课充分，又怎么会教不好他们呢？于是我潜心备好每一堂课，不仅传授我所知晓并热爱的核心理论和研究，也给学生们讲故事，比如个人经历、历史典故、幽默笑话、哲理小品和悲情故事，因为经由故事强调的观点不容易被忘记。实际上我的每一堂课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有开头，有高潮，也有结尾，并且每一堂课与下一堂课之间都有所衔接，串连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长篇故事，由许多相互关联的章节组成。
几周之后，学生开始把朋友和室友带来旁听我的课。每次下课后都有成群的学生涌过来提问，直到不得不腾出教室给下一个班上课。一些学生甚至会跟着我从爱默生大楼一路走到弓街，向我提出问题或阐述颇有见地的不同意见。他们认为课程内容很重要，也与自己密切相关，而且很多人对实验方法兴趣颇浓。学生的口口相传也证明了我教学的成功：这门课程第一年的注册人数是16人，第二年就超过了60人，第三年竟有100多人。我获得了学生的认可，终于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