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可以准备考虑这样的观点：大部分成为恶行加害者的人可以和做出英雄之举的人直接相比较，因为他们有一个共通点——都只是平凡的一般人。邪恶的平庸性与英雄之举的平庸性之间有许多相似性。两者都不能直接归因于独一无二的天性倾向：无论在基因或是内在心理面上，做出这两类事情的人都不具有病态或良善的特殊内在特质。两种状况都是在特殊时间、特殊时间中才浮现，在这之中，情境性力量扮演着强制的角色，推促着特定个人跨过不行动到行动之间的决定界限。当个人被行为脉络中产生的牵引力量攫获时，会有做出决定的决定性时刻。这些力量结合起来，增加了个人做出伤害他人或帮助他人行为的机会。他们的决定或许是有意为之，或许是无意识中做成。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强烈的情境力量经常会强力驱使人行动。情境的行动引导力包括：群体压力和群体认同、行动责任的分散、只考虑眼前不顾后果、社会模式的出现，以及对某个意识形态的承诺。
在犹太大屠杀期间对犹太人伸出援手的欧洲基督徒的说法中，有个共有的主题，总结说就是“善良的平庸性”。这些做了正确的事却丝毫不以英雄自居的拯救者，认为自己只是表现了何谓正派合宜言行的共通感受，这样的人数量多得令人注目再三。而在纳粹绝世空前的系统性种族灭绝行动背景下，他们的善良平庸性格外使人印象深刻。
我在这趟旅程的路上已尝试告诉各位，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宪兵狱卒和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虐囚狱卒都说明了《蝇王》类型的暂时性人格变化，亦即从寻常人变成邪恶的加害者。我们必须将这些人和持续执行大规模暴行的暴君对照并列，后者包括阿明将军、希特勒和萨达姆。我们也应该将一时的英雄和终身英雄对照观察。
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辆公交车上，罗萨·帕克斯(Rosa Parks)拒绝坐到公交车后方的“有色人种”座位区，乔·达比揭发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应声赶往救援危难中受害者的英雄之举，是指发生在特定时间、地点的勇敢作为。对照于此，甘地或是特里萨修女的英雄之举则是终身笃行的英勇作为。慢性英雄和急性英雄的对照正如同勇敢与英勇的对照一般。
这意味着，我们之中任何人都能轻易成为英雄或是邪恶加害人，一切端视我们如何受到情境力量影响而定。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出如何限制、约束及避免促使我们做出社会病态行为的情境性及系统性力量。此外同样不可少的是，每个社会都要在公民之中培养出“英雄形象”意识。我们可以透过传达这样的信息来培养英雄形象的公民意识：每个人都在等待成为英雄的时刻到来，而在时候到来时期望人们做出正确的事。对每个人来说，决定性的问题是：是否采取行动帮助他人？是否要避免伤害他人？还是该什么事都不做？我们应该要预备许多桂冠颁发给发现自己潜藏力量和美德，并让勇气和美德推促他们对抗不公正和残忍行为、始终坚持节操的人。
我们已回顾过大量反社会行为的情境性决定因素的研究，特别是米尔格伦对权威力量的调查，以及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揭露的制度性力量，这些研究透露出，正常的一般人可以被引导对无辜的他者做出残酷的行为，而这改变可以到达什么程度。尽管在这些研究以及许多其他的研究中，大多数人或是服从，顺从、屈从，或是被劝服，受到诱惑而做了不该做的事，但始终有少数人抗拒，抗议、拒绝服从不符合人性的指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面对轻易让大多数人沦陷的强有力情境力量，一个人的抵御能力也就是英雄精神所在。
抵抗情境力量之人的人格，是否不同于盲目服从者？一点也不。相反的，英雄之举的平庸性概念坚持认为，在重要时刻做出英雄之举的人和轻易受到诱惑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异。但并没有足够的经验研究可支持这主张。这是因为英雄式行为并不是可以做系统性研究的单纯现象，它难以被清楚定义，也无法当场进行资料搜集。英雄式行为瞬间即逝，难以预料，完全只能通过回溯的方式评价。也由于英雄们通常是在英雄行为发生后数个月或数年后才接受访谈，因此这些也许会被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雷松(Henri Cartier-Bresson)称为“决定性瞬间”的英雄作为，我们也找不到相关回溯性研究。总而言之，我们并不了解在英雄们决定冒险的那一刻，他们的决定基础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