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饥饿难耐的狐狸看到了葡萄藤上面悬挂着令人垂涎的葡萄，但是它们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狐狸竭尽全力也够不到那串葡萄，于是他放弃了尝试，离开的时候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昂首挺胸。他说：“我原本以为这些葡萄甜美无比，但是现在发现它们实际上酸得难以下咽。”
——伊索寓言《狐狸与葡萄》
为了保护自我感觉，我们很多人在充满压力的情境下都会调整自己对现实的理解。“酸葡萄”寓言所提供的核心信息并非狐狸得不到葡萄，而是他对于失败的反应。通过一点点轻微的自欺欺人，他保住了自己的信心和颜面。“这是人人都有的诉求，”匹兹堡大学名誉教授阿什黎曼（D.L.Ashliman）说，“每个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期望和需求来解读和回应狐狸的自欺欺人。我们也许会批评狐狸的不诚实和前后矛盾，但是我们也有可能为他的实用主义和积极的自我形象鼓掌庆祝。”1狐狸的反应让他完整的自我形象在自己的心中得以保全。
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尔（Claude Steele）在1988年最先描述了自我肯定理论（theory of self-affirmation）。他的学生们，心理学家戴维·舍曼（David Sherman）和杰弗里·科恩（Geoffrey Cohen）在将近二十年之后，描绘了这个理论在他们的研究中所扮演的强有力角色：
（这个理论）认为，自尊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自我形象的完整性、道德合理性和适应充分性。当这种自我形象的完整性受到威胁的时候，人们会竭尽全力地回护自己的自我价值，其中一个办法就是通过防御式的反应来直接降低威胁的程度，而另一种方法是从其他的来源中寻找对于自我完整性的支持。这样的“自我肯定”，在面对威胁的时候保护了自我完整性，能让人们在面对对自己有威胁的事件或者信息的时候，不仅能够从容应对，而且还不用大动干戈地进行防御。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认为人们与其采用消极防御的方式面对威胁，倒不如主动进攻，主动提升自己的自我完整性。
年轻男孩们的做法跟狐狸如出一辙。在当今西方自我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社会文化中，我们对自己的良好幻觉，让自己严重脱离了现实。大多数人都会把幸福和舒适混为一谈，并且掩耳盗铃地选择熟悉而抛弃真实。我们一贯保持政治正确的文化已经变得死气沉沉，容不得任何形式的批判分析。尽管给每个人打上各种烙印和标签（例如“她是X症患者”“他有Y障碍”）有害无益，但这么做却也能让人们推卸责任，把矛头指向外界而无须努力提升自己。这种逃避现实的行为已经在我们的语言之中深深地扎根，甚至影响到了我们如何认识自己周边所发生的一切，就如同脱口秀明星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最近所指出的那样。他说，现在人们发明了一些“文过饰非的软话”（soft languages）来把自己跟现实隔离开来，“厕纸变成了卫生间纸巾，垃圾填埋场变成了土地填充，局部多云变成了局部阳光明媚”3。
西方文化下的现实中充斥着种种空洞扭曲和令人迷惑的观念。例如在美国，虽然最近的三十年间高中生们的学习成绩实际上毫无长进，但是他们的分数却急剧膨胀。在1976年，只有大概18%的学生会得到A或者更好的平均成绩，到了2006年，33%的学生都得到了这个分数——也就是说数量增加了83%！与此同时，跟1976年相比，每周做功课超过15小时的学生数量却下降了20%4。换句话说，我们培养了对成功的幻觉。他们付出的更少，但是得到了更多。
年轻的男孩们被告知，他们可以成为任何自己想成为的人，尽管事实绝非如此。现代社会对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施以压力，要求人们无所不能几近完美——无论是在学校里、事业上、社交上，还是性方面，理所当然地大家就会试图从其他来源中汲取成就感和认可，例如色情片、电子游戏，甚至是加入黑帮混迹江湖，要不然就是在被诊断为焦虑症或者抑郁症的时候反而如释重负，在年轻人那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也会成为时尚标签。这种与真实世界背道而驰的行为使得年轻人有了另一套行为和自我认知的准则，然而这些东西却严重脱离了现实。
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将身份认同（identity）视为自我跟外在世界及无意识心理的互动的结合。他认为如果两者之间成功地保持平衡，就会形成稳定的自我感。埃里克森说，身份认同的发展在青少年阶段至关重要5，这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开始反思，如果年轻人通过虚拟仿真的世界来追寻自我而不是从现实生活中磨砺自己的话，他们的身份认同能有多稳定呢？那种“高自尊自然而然就会导致现实生活中的成功”的想法大错特错，即使他们不停地在自己的平行宇宙中寻求庇护，并且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屏幕、帮派或标签——也就是那些可以作为缓冲或者假面具把自己从社会主流中隔离出来的东西上面，最终他们还是会面对那些避无可避的现实社会的责任和要求，这非常可能触发他们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
诗人、哲学家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和心理分析师马里昂·伍德曼（Marion Woodman）把这种冲突称为“万念俱灰”（The Great Disappointment）。伦纳德·萨克斯说，当今我们的文化让孩子们在最终发现自己原来没有那么光芒四射、一览众山小的时候毫无准备：
青春期来临之前孩子们的精神状况的主要特征就是心中梦想着“我身上马上就要发生奇迹了！”继而青春期来临，经历了整个青少年时期，孩子们逐渐意识到奇迹不会发生。这就是“万念俱灰”的时刻了。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时刻往往被推迟到了成年早期，二十大几的青年人终于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去奥运会夺取桂冠、在下一届《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中一夜成名，或者成为电影明星。6
萨克斯说，青少年时期本来应该是孩子们开始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局限所在的年纪。在这个人口众多的世界上，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没什么比别人特殊的地方。而作为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这就意味着明白自己不会成为世人瞩目的明星或者频频占据杂志封面。而我们的社会在年轻人面临这个现实的时候所提供的帮助少得可怜，导致他们在成年的时候不得不“硬着陆”。天天电子游戏不离手会让你成为自己世界中的主宰，而这对很多年轻男性而言已经足够了。
那些过度游戏的年轻男性一般都会远离任何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志得意满的成就感的东西，因为这种自信和成就已经植入了他们的身份认同之中。所以在任何时候，如果他们的活动被质疑，也就意味着他们本人被批评，这就变成了双重威胁。于是虚拟活动和自我就成了一回事。对真实生活视而不见、全身心沉浸在自己钟爱的虚拟空间里让他们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保护壳，任何威胁到自我的东西都被挡在九霄云外。
坦诚地说，我们大家每个人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这么做了——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有着自己的“网上人格”，这也成为自己获得社会认可的一部分。当生活节奏渐渐加快的时候，新鲜事物很快就变得司空见惯，继而就成为明日黄花，然后被弃如敝屣。西方世界对科技的发达越来越习以为常，而我们也对自己的漫不经心和即刻回报越来越感到理所当然。如同喜剧演员路易斯（Louis C.K.）在《柯南·奥布莱恩深夜秀》（Late Night with Conan O'Brien）中沉痛哀悼的：
“事事完美无可挑剔，但是人人愁眉不展都不开心。”7
在今天的文化中，“我”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在一项针对从1960年到2008年之间出版的超过75万册图书的研究中，琼·特文格（Jean Twenge）和她的同事们发现，第一人称复数代词（“我们”）的使用减少了10%，然而在同一个时间段里，第一人称单数（“我”）的使用却增加了42%，第二人称代词（“你”）增加了四倍之多8。对于那些跟我们的观念不和或者与我们的需求无关的事情，或者太轻而易举就提供了满足的事情，我们很容易视而不见或者漫不经心。但事情并非仅仅如此，现在，只要我们没有埋首在各种电子设备的屏幕前面，就会感到备受折磨，有种莫名的不适。这并不完全是孤独感，更像是身上什么地方发痒，但我们自己却挠不到。我们知道如果自己真的愿意，当然可以立刻停止把玩这些设备，安静地独处，或者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但是我们却不希望给自己添麻烦，费力动手去做。于是，我们只是对这些让自己不快的事情抱怨连天或者矢口否认。这就是普遍认为的“第一世界问题”（first world problem）。
这个年头里，年轻人之所以对于很多事情都有种应得感，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参与过对那些自己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进行创造、维护的过程。以前，似乎只有富贵人士才会对自己的汽车引擎盖子里面有什么一窍不通，现在却好像没几个年轻的男人了解这些了。他们在车子有毛病的时候就去修车铺，那里会用电子仪器检测问题，然后用专用的工具把车修好。生产和维修的过程已无从得知了。多数有车的年轻人甚至直到第一次车子打不着之后，才知道电池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发现自己找不到打火用的电缆。
跟把人当人看才会有同情心的道理一样，如果想要珍惜某个事物，就必须先去理解为了获得它所耗的心血和资源。如果年轻的男性在自己的早年生活中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的话，他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东西需要珍惜，或者创造什么东西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而只会对占有感兴趣。他从生活中学到的只是如何玩心眼儿操纵别人，获得那些自己觉得需要的东西。今天，小伙子们不再心存敬畏。他们跟自己所在的真实世界已经脱节。与此同时，他们对任何的蓝领工作都不屑一顾，不论这些工作是不是需要高超的技艺，甚至不在乎有些蓝领工作拿到的薪酬比普通白领还要高，比如管道工或者电工。
在1969年的时候滚石乐队曾经有一首歌唱道：“你不可能事事称心如意。”但是，他们也告诉自己的歌迷们：如果勤奋努力，人们就会各得其所。这首歌曾经风靡一时。如果换成今天，恐怕没人会写这样的歌。似乎只有不知道如何因势利导的人——那些“笨蛋”们才会去辛勤工作。年轻人不再有耐心为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不愿意冒着丢脸的风险去尝试有可能失败的东西。
“CIRP大学新生调查”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每年都要进行的一项针对刚刚入学的美国大学新生的调查，在2013年的调查中，研究者们注意到，尽管新生们认为自己具有合作精神，并且能够包容异己观念，但是当自身的信念真的被挑战的时候，他们的实际表现却乏善可陈9。
与之相似，在约瑟夫森伦理道德研究所（Josephson Institute of Ethic）进行的针对年轻人道德态度的调查中，45%的男孩子和28%的女孩子表示“同意”或者“非常同意”这个陈述：“一个人为了获得成功就必须欺骗或者做手脚。”而认可“如果人人都在做手脚，这就算不上是欺骗”的男孩数量比女孩多一倍10。请大家停下来自己读读前面这些句子。任何大家都去做的事情全是可接受的，不论是否不道德或者有害人伦。这种态度实际上成为了好人做坏事的垫脚石：只要别人在做，自己何乐而不为？
牛奶如果免费，何苦花钱买牛
《非自然选择》（Unnatural Selection）的作者马语琴（Mara Hvinstendahl）说，这个世界上男人的数量少于女人是个不解之谜。虽然女人的寿命比男人长，但是从出生率来看男女比例却是105:10011。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生下来的男人多，但是最后活下来的却是女人多呢？
《部落动物》（Is There Anything Good About Men?）一书的作者、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给出了一个让人愤愤不平的解释。他说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女性个体繁衍生息的概率相对较高。这是因为女性更有可能采用安全的策略，跟多数人待在一起（大多数女性都是这样行事的），等着男人来到自己身边交配繁衍。女性不需要像男性那样去冒险跋山涉水或者攻城略地才能发现交配繁衍的机会，而这些都是死亡率较高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女性祖先采用了以稳求生的策略。
另一方面，男性为了发现繁衍的伴侣却不得不尝试截然不同的方法。绝大多数远古时代的男性并没有后裔能够活到今天，尤其是那些采取求稳的策略随大流的男性。要想有机会繁衍生息留下子孙后代，男人们必须富有资源、创造力强、敢于冒险，并且善于发现新机会。鲍迈斯特说：
对于整个文化来说，最有利的策略似乎是让男人们之间为了争夺尊严或者其他激励而相互竞争，并且使得资源的分配极不平等。男人们为了获得承认，必须提供社会所认可的价值。他们必须在文化竞争中击败对手和敌人，这有可能就是男人们不像女性那么温柔可爱的原因。
文化支配男人的根本方式来自于最基本的社交不安全感（socialinsecurity）。这种不安全感是人际性的、存在性的，并且是生物性的。这种不安全感深深地植入了每个男人的脑海中，如果不出类拔萃，就不会被接受，不会被尊重，甚至可能有没机会建立家庭繁衍后代的巨大危险。
这种基本的社交不安全感对男人而言是巨大的压力，因此有很多男人会不择手段、精神崩溃、奋不顾身或者英年早逝，寿命比女性短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种不安全感对于整个文化和社会而言，确实是能够激发创造力并且富有成效的。12
鲍迈斯特着重指出了生物学家贾森·怀尔德（Jason Wilder）的研究，怀尔德通过从各地人口中提取基因样本的方法发现了人类祖先的性别比例大概是女性占67%而男性占33%，这也显示了某些男性可以跟多个女性生育后代，而大多数男性则没有任何后代延续下来13。这种不平等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3世纪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他的儿子们都妻妾成群，最近的基因证据显示，今天生活在前蒙古帝国土地上的男性中可能有8%都是他的后代14。
从历史上看，男性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后代生生不息，故而心甘情愿以身犯险。这导致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在性机会充足并且唾手可得的情况下，男性会变得非常懒惰。普遍而言，只要男性能够轻而易举地跟有吸引力的女性发生性关系，他们就不觉得值得耗费更多精力、时间或者金钱来博取女性的关注。这个情况在女性与男性的比例高达1.33 ：1的大学校园中尤为显著。在生命晚期阶段的养老院里也有巨大的性别失衡情况存在，在那里女性数量远远多于男性，甚至多出了一倍以上15。作为可选择伴侣的男性数量越少，这种“男人短缺”的感觉就会存在越久。
所谓的“古滕塔格-西科德理论”最初来自于一本1983年由玛西娅·古滕塔格（Marcia Guttentag）和保罗·西科德（Paul F.Secord）两人所著的书《女人太多？》（Too Many Women）。他们提出，两性之中数量较少的一方往往对他们的伴侣更少依赖，原因是他们有更多潜在可能关系供他们选择，因此他们跟数量较多的性别相比，有着更多的“单方权力”，即更占优势。当面对数量充足的女性的时候，男人们就会开始风花雪月，并且不愿意对一夫一妻制的关系有所承诺。在一个有着太多女性或者太少“能够结婚”的男性的社会中，就会更少有人结婚，即便是会结婚的人也会选择晚一点再建立家庭。既然这时候男性有着天时地利，可以在众多选择中挑来看去，女性的成就和传统角色的价值就会被低估；而女性因为不能再指望自己的伴侣忠贞不贰，所以会更多地选择进一步上学深造或者发展事业，来更有力地支持自己16。
在大学校园中，浪漫关系的数量有所下降，而随意的性行为越来越多。跟我们谈话的几位大学女生分享了她们的担忧：
这些日子男性和女性都忙得四脚朝天，高科技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跟更多的人接触来找到适合自己想法的人。举例而言，我的一个在纽约的朋友为一家顶级投资银行工作，并且事业成就非凡。她需要有人相伴，但是自己又极度繁忙，于是她选择了跟自己喜欢的男人每周一起“待”三天。这种现象在二三十岁的男女中间极为流行。我个人认为，很多女性随着自己的成长渐渐淡出了这种关系（很有可能是因为她们最终还是想要成家生子），但是很多男性却意识到拥有这种不需要费力沟通维持也不需要承诺的临时关系太容易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不知道对方姓什么就可以上床的年代里。你可以跟某个人共度良宵，但是如果问问对方是不是还跟他人有关系却反而是一种冒犯。在像伦敦、纽约、旧金山这样的城市里，全都给红男绿女们提供了彼得·潘38一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异性恋的男性占了很多便宜，他们永远能选择更年轻的异性。我们并不是要批评什么，只是说现状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这种潮流会如何影响家庭关系。当今受过良好教育、有能力的女性不会满足于表现欠佳、游手好闲的丈夫，而大多数男性也不会希望在自己妻子面前颜面扫地。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一个更多人独居、更少人建立家庭的社会呢？
“女人要求有多高，男人就会变成什么样。”我们访谈的一个27岁小伙子这么跟我们说。他的这句话让我们思考，唾手可得的性机会会如何影响男性实现其他人生目标的动机。会不会有溢出效应，也就是性机会的手到擒来让大家认为其他目标也可以轻松达成不费吹灰之力？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动机都是来自于进化压力，我们绝大多数的努力其实都只是煞费苦心地想要获得交配机会。但是在过去，性伴侣（和传宗接代）是勤奋工作的奖赏，最少也要花些心思规划设计。时至今日，这种奖赏得来全不费工夫，不需要哪怕一点点的努力，那还会剩下什么东西呢？这就像在正餐开始之前先用甜点塞满了肚子。
伦纳德·萨克斯在他的《边缘女孩》（Girls on the Edge）一书中访谈的一个女孩说道，这些日子所有的小伙子都想要“把姑娘骗上床，然后就拜拜”。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让女性满足，也根本不想建立情感连接或者亲密关系。萨克斯认为，因为现在的年轻男女比他们的父母一代在更低年龄就会开始性行为，而且小伙子们变得更自我中心和更不成熟，现在的文化中有一种从“约会”到“约炮”的变化，也就是说年轻男性们不再认为自己有义务关照爱护年轻的女性。而色情片的影响越来越大也是年轻男性不再投入关系的一个例证。在萨克斯的访谈中，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描述自己最近在色情网站上看到的新鲜玩意儿，并且告诉他如果让他们从边看网络色情片边自慰，和去约会现实中的真实女孩之间做个选择，他们宁可选择色情片17。我们自己做的学生研究中有个小伙子说，他的男性朋友中有很多人在跟真正的女孩有性接触的时候都会失望，因为她们没有色情片里的艳星性感诱人。
有趣的是，最近在《性与婚姻治疗杂志》（Journal of Sex and Marital Thera-py）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及，观看色情片的男性和女性都会在最常用的三种自恋测试中得分更高，并且分值高低跟看色情片所花时间具有相关性18。自我陶醉跟同情心势不两立，表现在对自己所在社区的事情漠不关心，也表现在认为自己毫无义务去帮助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人，以便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提要
如果一味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对自我的良好幻觉会让他们严重脱离现实。
男性和女性在进化中建立了不同的行为模式，男性倾向于冒险和竞争，女性倾向于安全；因此男性承担着更大的生存压力。
在性机会充足并且唾手可得的时候，没人会愿意为此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