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很擅长分析。你知道的，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自省，并思考自己做事的原因。
——乔治W.布什总统于空军一号，2003年6月4日
多年来，关于乔治W.布什的智力高低一直存在争议。他的不少反对者似乎从不疲于指出他的心理缺陷。总统用语杂糅、措辞不当（“现在有太多的好医生失业，有太多的妇产科医生没法对全国的妇女施行他们的爱。——2004年9月6日”），以及对众多问题缺乏了解，都被他的反对者当作把柄，证明他真是智力低下。就算是其支持者做出的辩解，也常有意无意地同意这个观点，说他虽“学业聪明”（school smart）不够，但用“街头智慧”（street smart）补足。因此，当总统多年来大学考试成绩以及三军资格测验分数被转换为智商分数后，让不少人大跌眼镜。总统的智商在120左右——用同一个公式去转换其2004年总统竞选的对手约翰·克里（John Kerry）年少时的考试成绩，结果与此不相上下[1]。
这个结果使很多总统的批评者（以及支持者）大为吃惊，而我作为一名研究认知能力个体差异的科学家，却丝毫不感到意外。几乎所有对总统的认知能力发表过评论的人，都认为布什的思维能力多少有点不尽如人意，这其中包括过去为他撰写演讲稿的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他可是布什的忠实拥趸。这些批评者的错误在于，他们假定所有的智力缺陷都能从低智商分数上体现出来。
尽管弗鲁姆对总统的描述总体而言算是积极，但还是提到“他不太有耐心，容易动怒；有时说话没有经过仔细考虑，非常武断；对事物缺乏好奇心，常表现得一问三不知”。保守派评论家乔治·威尔同意上述说法，提到总统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时“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对诠释宪法的对立观点做出明智的判断”。
简而言之，大家都同意布什总统的思维多少有点问题：怠于思考、缺乏认知弹性、闭合需要、信念固着、确信偏差、过度自信以及对前后矛盾不敏感。这些都是心理学家研究过，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测量的认知特征。另外，这些特征也是智力测验没有触及的思维风格的典型例证。因此，一个人有上述各种认知缺陷，与此同时仍有着相对较高的智商，两者同时出现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布什的认知缺陷虽没有影响到他在智力测验上的表现，但是削弱了他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这些认知缺陷是“理性障碍”（dysrationalia，类比“阅读障碍”，dyslexia）的根源。我于20世纪90年代造了这个词，用以引起人们去注意智力测验的不足。我把理性障碍定义为：尽管具有足够的智力，却缺乏理性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因此，总统并非不聪明，而是很可能患有理性障碍。
总统先生并非个案。许多智力在平均值以上的聪明人，都表现出了理性思考或行为的系统性缺失。人们或多或少会表现出一些理性障碍的原因是：我们因种种缘由，过于看重智力测验所测量的那些思考能力，而看轻其他至关重要的认知机能，比如理性思考的能力。
虽然很多人说，理性思考能力是高智力的标志性特征，然而，标准智力测验却没有评估认知科学家所定义的理性思考。理性思考，意味着树立恰当的目标，基于目标和信念采取恰当的行动，以及持有与可得证据相符合的信念。虽然智力测验评估了人们在面对使人分心的事物时，专注于当前目标的能力，然而，它并没有测量人们是否具有制定理性目标的能力倾向。类似地，智力测验评估了个体将信念储存于短时记忆，并对其进行操控的能力，却完全没有评估个体根据已有证据形成理性信念的能力。再者，也是相似的逻辑，智力测验能够测量个体加工给定信息的有效性，但却没有评估个体在自然环境中收集信息时是不是一个好的信息评估者。
考虑到智力测验只能测量到人们所需思维能力的一小部分，它们所拥有的权力着实让人惊叹。在很大程度上，智力测验决定着数百万美国人的学术和职业生涯。尽管大学招生办不敢公开承认，但是，他们所依靠的指标只不过是智商分数的替代物。SAT曾多次改名（从学术成就测验，到学术能力测验，再到学术评估测验，到最后仅简单地采用字母SAT），但无论怎么改，都意在掩饰一个基本事实——它是智力测验的替身[2]。法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的状况都与之相似，其入学评估的工具，往往只是智力测验的替代物。富人社区的儿童能否入读专属幼儿园，取决于他们的智力测验分数；大一点的儿童是否能够进入尖子班，也靠智力分数来评判；公司和军队同样依赖伪装的智力测验作为测评和筛选的工具。就连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在选择未来的中卫时，也要用智力测验作为评估工具[3]。
给予智力一定程度的关注是必需的，然而，忽略另一种至少同样重要的能力——维持理性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是不合理的。当非理性思维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显而易见，整个社会却仍执着于测量智力而忽视理性时，这显得非常滑稽。然而奇怪的是，我发现要给予其他心理能力与智力同等重要地位的这种想法，却面临巨大的阻力。比如，当我在讲座中谈到，社会过分重视诸如智力这样的心理特征而低估了理性等其他特征时，就总会有听众反问：“好吧，可是你愿意让一个智商只有92的医生来做手术吗？”我的回答是，很可能不——可是，我同样不愿意让一个理性商数（简称“理商”，rationality quotient，RQ）93的人做法官，一个理商91的人领导立法，一个理商76的人用我的退休基金投资，一个理商94的人帮我卖房，一个理商83的人在我孩子的学校做指导员。
当然，我们现在只有智力商数（IQ），没有理性商数（RQ），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相对于其他同等重要的认知机能，智商得到如此多的重视。在这个社会，能测量什么，什么就有价值。不过，要是我们能反过来呢？要是我们真的发明出理性测试呢？事实上，正如我会在这本书里所讨论的，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知识储备，理论上已经可以像测量智力那样可以系统地测量理性。心理测评公司并没有出版韦氏理性量表或者斯坦福理性测试这类东西。关键在于，采用与当下智力测验同样的标准（诸如测量的信度、能预测相关行为等心理测量标准），我们可以做出类似的东西。如果不是因为职业惰性，以及心理学家在智商概念上已作的投入，我们完全可以从明天开始正式地测量理性思考能力、关注理性教育，并对环境进行重新设计，以减小非理性思维的代价。
30年前，我们对智力的了解远远多于对理性思维的了解，但由于近年来学者们在行为决策论、认知科学和相关心理学领域的杰出工作，这种失衡已逐渐得以纠正。近20年来，认知科学家发展出一系列测量理性思维倾向的实验室任务和现实表现指标，比如目标排序的合理性、反思性、证据的恰当校正能力。研究发现，人们在这些指标上存在个体差异，这些加工过程也被认为是不同于智力测验所触及的认知操作。有意思的是，一些智商非常高的人，其理性思考能力却相当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