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丛林中遇到雄狮，当我那擅长内省、凡事深思熟虑的祖先还在思考接下来该做何反应时，恐已成为狮子的腹中午餐。但是，他那不假思索迅速逃命的表哥却得以幸存……很多证据表明，我们人类远远没有自认为的那样遇事都会进行审慎思考。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2007
实际上，所有动物在严酷的自然选择法则重压之下，都愚蠢到只残留了可以快速逃生的智能。
——彼得·理查德&罗伯特·博伊德，《只靠基因是远远不够的》，2005
若想找出一个理性障碍的例子，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在个人理财领域，我们在第2章中讨论过的约翰·保罗斯（John Paulos）和大卫·丹比（David Denby）的案例并不鲜见。现在我们已大概知晓了为何像保罗斯和丹比这样绝顶聪明的人也会在市场低迷时严重亏损，而在市场繁荣时却会错失赚钱良机。试想我们现在正身处股票市场极其动荡的1998年年初到2001年年末这段时间。在这4年间，第一手技术价值共同基金（Firsthand Technology Value mutual fund）表现良好，公司公布的年盈利率为16%，也就是说，这只基金在这4年中平均每年净赚了16%。但是，这只基金的投资者在这4年间的平均亏损率约为31.6%[1]。1998~2001年，当第一手技术价值共同基金的年均盈利率是16%时，投资者在这只基金上总计亏损了19亿美元（是的，19亿！）。为何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何一支年盈利率为16%的基金，能够让同期的投资者损失如此惨重？
反思片刻，即有答案。年平均16%的投资收益率对那些1998年买入，之后一直持有该基金，直到2001年卖出的投资者来说是成立的。但是，多数投资者在这4年间并非一直持有该基金，而是在不同的时间点认购，并在不同的时间点赎回——投资者常常会反复多次认购、赎回。第一手技术价值共同基金在那段时间的表现非常不稳定。当它盈利时，盈利率很高；而当它亏损时，亏损率也很高。现在，上述悖论就很容易解释了（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理性障碍发生的广泛性）。投资者之所以在这只基金上亏损巨额资金，是因为他们恰巧在错误的时间认购和赎回。换句话说，他们通常会在基金的高价位点上买入，并在低价位点上卖出。加之这只基金的波动幅度较大，当它升值时会升至非常高，而当它跌价时会跌至非常低，所以导致了这只基金投资者的巨额亏损。
这类“被自己打败”的行为并非仅仅发生在第一手技术价值基金这一则案例中。例如，同时期的骏利墨丘利基金（Janus Mercury Fund）的年均盈利率为13.9%，但是，这支基金的投资者却是亏损的（年均亏损率7.4%）；富达积极成长基金（Fidelity Aggressive Growth）年均盈利率为2.8%，而他的投资者年均亏损24.1%；景顺动力基金（Invesco Dynamics fund）的年均盈利率为7.0%，但是它的投资者却每年亏损14.4%。财经记者贾森·茨威格（Jason Zweig）在研究了1998~2001年间700家共同基金的表现后，他注意到“很显然，基金投资者的实际收益通常远低于基金公布的预期收益，有时缩水率甚至高达75%”（2002）。茨威格告诉我们，他研究的这700家基金的平均年收益率为5.7%，但是，投资者的平均年收益率仅为1%。茨威格引用福特基金会的劳伦斯·西格尔的话说：“如果基金投资者的盈利率真的如基金公布的利润数据一般，他们早就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为何并非所有的投资者都有盈利？因为人们不断地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人无疑是不理性的。由于多数股票投资者都来自于高收入群体，而高收入与高学历有密切关联，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类大规模的投资表现欠佳行为（投资者在面对潜在盈利机会时，却总计损失了2000亿余美元）表明了理性障碍发生的广泛性。
对于这类非理性行为的心理过程，心理学家已进行了很多探索，并初步了解了这类行为发生的心理机制。例如，许多人对他们的知识储备量过度自信。他们自认为知道的事实，远比真实知道的要多，这些人认为自己处理信息的速度和效率优于他人。对于一个股票市场投资者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心理特质。大盘指数的变化是基于极其复杂的技术分析运算产生的，大盘的点数和股票的价值变化是对各种信息进行充分、全面的分析后得出。对于“周末投资者”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发现在分析过程被忽视的信息，并试图从中牟利。这种想法是非常愚蠢的。数以千计的投资者（多数拥有较高智商）饱受这种非理性思维特质的折磨。结果，他们的这种过度频繁交割的投资行为拉低了总的投资回报率。频繁交易增加了额外成本，由于他们的交易行为并非基于什么高深的知识，他们希望把握最佳“市场时机”（表现为反复地进出市场）的企图反而减少了投资回报。讽刺的是，不那么自信的投资者倾向于固守“购入并持有”的保守策略，而这恰恰被私人金融专家认为是最为明智的选择。这种对投资行为影响较大的心理特质被称为过度自信倾向。心理学家已开发出一些测评工具对其进行评估。
第二种致使人们犯投资错误的心理特征，在多数情况下是非常有用的。人类大脑通过进化发展出不断地搜寻各种既定模式的认知方式。我们不断寻求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物间的相互关系、究其原因并寻找其意义。这种思维特征无疑是极具适应性的，但是它带来的副作用会让人们给随机事件赋予意义。这种行为模式时常发生在股票投资者身上。股票大盘以及各只股票的走向不断受到一些不可预知事件的影响，但这些随机事件对于公司的分红（股票长期价值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并无影响。投资者试图对这些随机事件进行解读并做出反应，这种做法无疑是非常错误的。有一些投资者对消息的反应阈限非常低，任何风吹草动就会让他们过度反应。这种为随机事件寻求解释的心理倾向导致投资者频繁交易，进而减少了长期收益。
导致过度频繁交易的第三个因素是“短视损失厌恶”（myopic loss aversion）。这个理论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知科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获奖成果是判断与决策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组成部分。卡尼曼和他的合作者阿莫斯·特沃斯基提出，人们对预期损失的主观评估感受大约是预期收益的两倍。也就是说，损失100美元导致的痛苦强度，是获得100美元诱发愉悦感的两倍。“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的概念就源自这种现象[2]。“短视”是说人们监控投资的时间尺度与投资期限的时间尺度出现不同步的现象。例如，一位40岁的投资者在进行退休投资时，如果他每小时、每天，甚至每周都检视自己的投资状况的话，这就是“短视”。金融专业人士建议这位投资者以每月一次的频率检视自己的投资状况即可，最理想的状态是每年四五次。
等一下，通常意义上讲，不是获取的信息越多越好吗？为何频繁地对财务状况进行监控却成犯错误了？对，大错特错。股票市场风云莫测，涨跌不定。人们害怕损失（请回忆“损失厌恶”），因此，会对股票市值下降做出更为强烈的行为反应。每一次股票下跌，都诱惑着投资者将股票卖出变现，进而避免或减少损失。那些频繁监控投资状况的投资者，他们在一次次地检视自己的投资账户时，面临着更多的诱惑，有更多的“机会”将股票卖出。相对比那些不经常查看投资情况的投资者来说，对自己账户状况了如指掌的投资者更容易臣服于卖出诱惑。当投资者将股票卖出变现之后，那些勤于监控账户状况的投资者常常能第一时间注意到跌势已止，价格开始上涨，简而言之，局势安全了，于是投资者又开始跃跃欲试。一旦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买入，那么，他们就完成了股票市场上最忌讳的事情：高买低卖。
上述探讨的3个因素——过度自信、对随机事件的过度反应以及短视损失厌恶，是已被广泛接受的用于解释个人金融领域不良行为的理论。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上述思维特征具有个体差异性，并可通过在实验室中完成特定的认知任务进行测量。由于这些思维方式与智力水平无关，因此导致了理性障碍的大规模爆发案例：数以百万计的高智商投资者在原本该盈利的情况下，痛失数十亿美元。毫无疑问，理性障碍随处可见。为什么发生率如此之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