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精神上穿梭于过去未来的能力，加上此二者间平稳的延续性，便奠定了我们的时间观念。
记忆是游走于过去的思绪。我们也可以漫步到未来，想象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明天或者明年圣诞节会发生什么，又或者南极的冰雪何时会融化。诸般证据表明，和思考过去相比，其实人们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未来。然而未来和过去之间有着自然的延续性，因为时间总是无情地由此时向彼时流逝。要做的事情很快会变成做完的事情——假定我们确实做了。有时候我们没有做，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可能会说：“哎呀，我忘记了。”即使是遗忘，似乎也能像适用于过去般地适用于未来。
我们精神上穿梭于过去未来的能力，加上此二者间平稳的延续性，便奠定了我们的时间观念。虽然我们的精神之旅可回溯、可展望，我们的物质生命却是植根于当下的。时间之河的上游是被我们忘却（又或是无法记起）的唯一事件——降生，而艾萨克·瓦茨（Isaac Watts）的赞美诗《神是我们永远保障》（Our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中的句子使我们想到的则是下游的景致：
时间正似大江流水，
浪淘万象众生；
转瞬飞逝，恍若梦境，
朝来不留余痕。
尽管我们的实际寿命被禁锢于生死之间，我们的精神之旅却可以超越生死。历史可以通过过去的记录和文本，或是古代文物的发现得以重现，也可以在历史小说或电影中得到美化。关于未来的场景可以描绘勇敢的新世界，也可以描绘迫近的灾难。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反乌托邦小说《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描绘了一个禁书的未来美国，到那时，藏书的房子是要被勒令焚毁的。
当我们人类意识到时间概念时，就会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时间可以被拉伸到多远？物理学家告诉我们，137.7亿年前的一次宇宙大爆炸是一切的起点，而75亿年后太阳会变得无比巨大，大到吞噬掉整个地球。我认为这些灾难性事件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世界——完全超出精神时间旅行的范畴，虽然我觉得我们可能更乐于接受这样一种可能——大家搬到了太空中的别处，那里的太阳远没有这么贪婪。
我们对未来的构建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记忆中的过去。回忆，以知识或是记忆中事件的形式，为未来计划的构建增砖添瓦。在前一章我提到过一些实验，实验要求人们记住100个事件，识别某个人、器具或场所，等等。这些实验会以如下方式继续进行。我们会重新编排记忆元素以形成新的组合，再要求受试者想象将来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件。比如，一位受试者可能记得她的朋友玛丽曾把笔记本电脑落在图书馆，她的哥哥汤姆在公园里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或者她的搭档谢恩在厨房里烹制香肠。之后她可能被要求想象一个未来和她的朋友玛丽在公园里烹制香肠的场景——一个从未发生过，却又很容易想象的场景。我们的研究表明，受回忆过去事件刺激而活跃的大脑区域和因想象未来事件而被激活的区域普遍一致。我们的大脑几乎不会察觉到其间的差异。
对于健忘症患者来说，想象未来的事件和回忆过去的事件常常一样艰难。我们在前一章遇到的亨利·莫莱森和克莱夫·威尔林，他们都既无法记得过去的事情，又不会想象未来的场景。黛博拉·威尔林（Deborah Wearing）将她有关她丈夫克莱夫的著作命名为《永驻今日》（Forever Today），苏珊娜·科金把自己有关亨利·莫莱森的著作命名为《永远的现在式》（Permanent Present Tense），二者都捕捉到这样一个事实：克莱夫和亨利都不具备过去或将来的观念。他们的思维都植根于现在，不会漫游到别处。曾经有人这样问亨利：“你明天想做些什么？”他回答道：“不论什么都好。”也许他精神上漫游于过去和未来能力的缺失，恰恰使他免受胡思乱想的烦扰（我们常备受折磨），也使他成为特别适合被研究又合作性极强的一位受试者。
这里有一段某健忘症深度病患（我们称之为“N.N.”）和心理医生安道尔·图威（Endel Tulving）的对话：
图威：“让我们再试着回答关于未来的问题。你明天做什么？”（此处停顿15秒）
N.N.：“我不知道。”
图威：“你还记得问题是什么吗？”
N.N.：“关于明天我会做什么？”
图威：“是的。你怎样描述自己考虑这个问题时的思维状态？”（此处停顿5秒）
N.N.：“我觉得是一片空白。”
比较“考虑明天将做什么”和“回想昨天曾做过什么”时的思维状态的异同时，N.N.的描述是“一片空白”，“好像在湖中心游泳一样，没什么事物让你驻足，也没什么相关。”
很多我们想象中的未来的场景，比如一场晚宴，是以发生过的事件为基础，加以重新编排建立起来的，重新编排的目的是为了适应一个新的场所，或者新的人员组合。或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于事件的记忆并不总是很准确。通过构建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形，我们便可以选择貌似最优的计划——也许最有趣，或是最安全，把招致灾难的可能降到最低。在我们的思维看来，我们可以为一场婚礼想象出不同的方案，比如在哪里举办，邀请哪些宾客，演奏什么音乐，甚至是否全程参与。面对工作面试、新的约会对象或者一场网球赛，我们也有不同的构想，希望制订出最佳的策略。我们记忆的灵活性成就了从容有序的未来，却也使记忆中的过去陷入混乱。
随着孩子的成长，大概在3—4岁，他们回忆过往以及想象未来的能力就会一同显现。而这两种能力都不是突然间显现的。3岁的孩子似乎还不能够告诉你幼儿园或运动场上发生过什么，或是明天会发生什么，但他们学到一些东西，比如新歌谣或者游戏，甚至一些新词汇，有些可能是他们不应该使用的。对于发生过的事情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可能有些概念，但不具备把这些片段串联成连贯事件的心理机制。托马斯·苏登多夫（Thomas Suddendorf）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孩子到了4岁便具备了构想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基本心理因素。也许是在4岁之前，孩子的语言还没有很好地开发，所以他们无法找到适当的词汇来描述他们做过什么或是打算要做什么。但是这种观点也可以被推翻。语言本身的设计初衷就是要表达“非现在”，而且说不定语言真正开始发展演变是在时间观念形成之后呢。在进化过程中也是如此，一些使我们得以在精神上开展时间旅行的能力的进化，可能早在我们获得谈论它们的能力之前，相关内容我会在下一章展开。
在上一章里，我建议调整我们的记忆来创建自我形象——比如说政客，似乎特别容易回忆起一些其实从未发生过的英雄主义行为。我们也会创建未来的形象。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兄弟，被一些人誉为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曾在著作中写到“潜在的社会自我”和“当前自我”以及“过去自我”是截然不同的。最近，基于我们看待过去的自己的方式以及对未来新的自我形象的期待，黑兹尔·马库斯（Hazel Markus）和宝拉·纽瑞斯（Paula Nurius）也写到了类似的“可能的自我”[4]。一想到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自我存在，我们便获得了指引自己在生活中前进的动力。正如马库斯和纽瑞斯所说，“现在我是一名心理学家，但我也有可能成为餐厅老板、马拉松运动员、记者或是残障儿童的父母”。未来的形象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我能想象自己获得巨大的成功，在派对上、橄榄球赛场上或者科研成果上，也能想象自己一无是处、挫败、沮丧、叹息。
我们想象中的未来自我甚至可以超越死亡的界限。当我们为自己创造想象中的天堂或地狱时，超越生命界限的想象力亦强化了信仰。有望在死后过上更好的生活，甚至能诱使人们在当前的生活中做出一些冷酷甚至是自我毁灭的举动。一些极端教派会这样教导信众：现世生活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为下世永恒喜悦的生活做好准备，毫无疑问这也是9·11事件中恐怖分子驾驶飞机冲向纽约双子大厦时怀抱的希望。无独有偶，二战时为国捐躯的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们也坚信在下一世他们会得到报偿。“神风”意指神圣的风，也是一种由伏特加、橙皮酒和青柠汁调制而成的鸡尾酒的名字——一种可能会让人为之不惜一切的鸡尾酒。
在自己转世为人之前便相信来世生活的存在，听起来似乎没什么道理，毕竟这对现世生活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转世是印度宗教及其他一些教派的核心教义，比如德鲁伊特教和通灵派。一些希腊哲学家信奉轮回，包括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在佛学理念里，不同的化身可以遍布六道，包括人道、畜生道以及一些超越人力的存在。按照他们的说法，转世而再为人的可能性极小。不过，这些信念都证实了精神时间之旅的独创性。
我们的许多行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都以各种方式指向未来，但并不需要具体涉及精神时间旅行。本能行为的精确进化是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生存概率，又或是提高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概率——这就是进化论的全部内容。即使是本能也是未来导向的。我们可能从险境逃走、与侵略者搏斗、吃苹果或是与新邻居调情，并不是受恐惧、愤怒、饥饿或是性的本能所驱使。我们大部分的学习也一样，都是基于惯例或是在父母看来对我们有益的事物，而不是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但精神时间之旅却以其灵活性超越了本能和习惯，使得我们可以预演各种选择，审视可能引发的后果。我们可以在精神上漫步到未来，去看看可能发生些什么。
这不是对进化论的否认。开启精神时间之旅的能力本身无疑就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而且与缓慢的遗传变化机制相比，也显示出更多的灵活性以及适应突发事件的迅速性。学习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快的方式来适应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但这仍是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勤勉刻苦，奔波于学校功课与钢琴课程，学习习惯与礼仪，但即便如此，与构建情境、调整生活的能力相比还是刻板而缓慢的。
精神时间旅行是人类特有的吗？
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在其1855年出版的《语法学家的葬礼》（A Grammarian’s Funeral）一诗中写道：“什么是时间？现在把这个问题留给狗和猩猩吧！人类拥有永恒！”很多人都曾经提出过精神时间旅行和时间观念本身是人类所特有的这一观点，包括托马斯·苏登多夫和我自己。确实，我们人类似乎总是沉迷于时间。时间设置中的事件在我们有意识的生命中尤为重要。我们追忆过往，为既得的或想象中的胜利感到荣耀，也为过去的错误心存懊悔。我们想象着一片光明的未来、阳光下的假日或是潜在的灾难。我们受制于钟表、日历、日程、预约和周年纪念——还有税金。我们对时间的衡量方法不胜枚举，从纳秒直至万古。也许这有点说多了，我们应该听从佛祖的建议，努力在当下活得更纯粹，就像勃朗宁诗中的狗和猩猩一样。
德国心理学家沃尔夫冈·柯勒（Wolfgarg Köhler）再次对勃朗宁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即使是我们最亲近的非人类亲戚黑猩猩，也像克莱夫·威尔林一样被困于当下。一战爆发时，柯勒刚好在加那利群岛的普鲁士科学院工作——维护灵长类动物研究设施。受困无援之下他寄情工作，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研究户外实验场地里的九只黑猩猩的行为。他的实验表明，黑猩猩非常聪明，有时可以运用观察力解决力学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试错。然而柯勒最终的结论是，虽然黑猩猩拥有解决问题的技能，却完全没有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概念。
虽然如此，精神之旅和对过去未来事件的想象是人类特有的行为这种观点还是遭遇到了挑战，尤其是来自瑞典富鲁维克动物园的一只名叫桑提诺（Santino）的雄性黑猩猩的挑战。桑提诺喜欢收集石头并丢向游客。它会在游客到来之前准备好石头并藏好，以确保不被游客发现。显然桑提诺是在计划一件明确的未来事件，也许在它的脑海里，它甚至亲眼看到了自己储备弹药的欢快画面。桑提诺并不是特例。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其著作《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曾经提到过好望角的一只狒狒向人们丢投掷物，并且为达这一目的预先准备泥块的例子。储备投掷物也是另外一种危险的灵长类动物——现代人的特征。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称，俄罗斯有4650枚现役核弹头，而美国只有2468枚（但在射程和精度方面更胜一筹）。
其实，不止类人猿，甚至鸟类也似乎显现出精神时间旅行能力的证据。克拉克星鸦在数以千计的地方隐藏食物，之后找回的准确度虽然不算完美却也非比寻常。灌丛鸦也会储藏食物，实验表明它们不但记得食物藏在哪里，还记得不同食物的不同储藏地点以及储存的时间。举个例子，假设它们储存了虫子和花生，如果要在储存后不久便取回，它们会选择虫子，因为虫子比花生美味多了，至少对灌丛鸦来说是这样。但是如果将取回时间延迟，它们便会选择花生，因为虫子在这段时间里会腐坏，变得不宜食用。这就意味着它们记忆中的储藏行为是足够细节化的，它们非常清楚储藏的内容、地点和时间。简单来说就是，它们在心里给每一样食物都贴上了一个“食用期限”的标签，所以它们知道东西是多久以前储存的，而不是只记得储存的举动。
它们似乎也能在头脑中储存未来的事件。如果它们在储藏食物的时候被其他灌丛鸦看到，它们通常会等到四下无人时另外找个地方重新藏好。很明显，它们担心目击者会伺机偷走自己的囤粮，正所谓小偷才懂何为贼——只有在偷过别人的囤粮之后，它们才会转换储藏地点。另外，如果可以选择储藏的食物，灌丛鸦的出发点并不是解决现在的饥饿，而是自己第二天想吃些什么——换句话来说就是预期的早餐。
与此相似，实验证明类人猿和倭黑猩猩也会提前14小时准备在当时看来并不必需的工具。有些黑猩猩群体为了剥坚果可以贮藏锤子和铁砧长达几年之久。工具的制作可以说是未来精神时间之旅的证据。新喀里多尼亚的乌鸦（简称新喀鸦）会用小树枝和少量金属丝做成工具，来解决力学问题。从很多案例来看，这可能只是简单的为解决眼前问题的即兴发挥，而不是为更远的将来制订计划。而另一些实例则表明，它们确实可以制订具体的计划为将来所用。这些新喀鸦会很小心地把露兜树的树叶制成钩形，用以从树洞中钩取食物。它们用鸟喙把树叶做成一头宽一头窄的锥形，然后叼住宽的一端将窄的一端插入孔洞中以获取食物。之所以选择露兜树树叶是因为这种叶子的一面生有斜刺，可以粘住幼虫，这样一来新喀鸦将它们从孔洞中拉出来就容易多了。这些工具的制作体现出新喀鸦的精心策划。不甘示弱的非洲黑猩猩也会将小棍用作钓竿来挖掘地下蚁穴中的白蚁，或是用作长矛伸入中空的树干来捕食丛猴。一个黑猩猩族群为了从蜂巢中获取蜂蜜，会动用一套工具，这其中包括多达五种由小棍和树皮做成的不同用具。
在所有类似的事例里，我们还不能确定动物能否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时间旅行，以及想象过去或未来的事件。鸟类或黑猩猩所表现出来的类似精神时间旅行的行为，通常会被解释为本能或习惯。比如鸟类贮藏食物是出于本能，虽然这可能是基于经验而做出的改变，正如灌丛鸦被潜在的窃贼关注后改换地点重新贮藏食物一样。即使灌丛鸦进行二次贮藏，可能也不过是习得了窃贼存在和之后的贮藏食物丢失二者之间的联系的结果，不一定就意味着它们真的对未来盗窃事件有所想象。黑猩猩制造的工具可能是不断试错的结果，而不是所谓计划，虽代代相传，却毫无对未来事件的确切想象。我们人类学习很多复杂的事情，比如阅读或弹奏钢琴，常常并没有对其可能创造的未来有什么自觉意识。
未来导向的行为可能纯粹出于本能。每年加拿大鹅都以它们独特的V字队形迁徙至南方，以躲避北方的寒冬，有些甚至飞到了奥克兰，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出发前它们是满怀奔赴新西兰“最宜居城市”的憧憬和喜悦的。在这一点上它们和移民至佛罗里达或夏威夷的加拿大本土居民完全不同，后者对于抵达目的地后的生活无疑是充满期待的。仅仅依靠本能可以驱动非常复杂的行为，从修坝、筑巢、蜘蛛结网到繁复的求偶仪式。诸如此类的活动是为了未来的生存，而不是依靠精神时间旅行。
心理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常常提醒我们，在赋予动物人类的思维时要小心。英国动物学家康韦·劳埃德·摩根（Conway Lloyd Morgan）曾师从达尔文的同僚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并非常推崇自己的老师，他的成就在于建立了著名的“摩根法规”：
如果一种动作可以解释为在心理等级划分上层次较低的心理功能运用的结果，我们就绝不可把它解释为一种高级心理功能的结果。
这一法规是在1894年提出的，而10年后的“聪明汉斯”的案例则让人们再次想起了它。聪明汉斯是一匹马，它似乎可以通过轻敲前蹄的方式来回答复杂的问题。当被问到“2/5加上1/2等于多少”时，它会用蹄子在地上敲9下，停顿后再敲10下，显然是在表明正确答案就是9/10。当被问到人名时，它会努力用蹄子逐个字母敲出答案：一下代表A，两下代表B，以此类推。柏林大学的卡尔·斯图姆夫教授（Professor Carl Stumpf），当时最优秀的心理学家之一，对聪明汉斯的天赋深信不疑，直到他的学生奥斯卡·普冯斯特（Oskar Pfungst）证实——其实这匹马不过是对训练者发出的关于何时停止敲击的细微信号做出回应而已。训练者自己显然也没有意识到，给出答案的其实是他自己而不是聪明的汉斯。
这一法规也被看作是解释动物行为的节约原则，然而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种不安感，认为保守解释可能会导致对我们动物近亲的智慧的低估，以及助长我们人类拥有高贵优越性的假想。《圣经》也给了我们更多鼓舞，正如“诗篇·第八篇”中所言：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并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
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5]
判断非人类动物是否具备人类思维的关键在于只有人类才拥有清晰的语言。按照劳埃德·摩根的说法，语言本身就是一项“在心理等级划分上层次较高的心理功能”，一些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保持思维的行为的确依赖于语言。但是不管是不是这样，我们只要简单问问人们的经历和想法就会发现很多思维的特点。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描述他们的精神时间之旅——他们的记忆、计划以及幻想。但即使是我们最亲近的非人类亲戚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也无法确切地告诉我们，它们脑袋里在想些什么。无比健谈的鹦鹉也不能。
也许会有其他窥探动物心理的途径能够提供帮助，表明动物确实有可能具备精神时间旅行的能力。为了说明这一点，在下一章中我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两种其他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