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继续在我们所创造的复杂世界里生存，我们需要允许思想漫游——让它去玩耍、去发明、去创造。
大脑永远都不会休息，思想也永远不会停息。在我们生命中至少有一半时间，我们的大脑远离生活琐事——作业、纳税申报单、董事会、要做的晚饭，甚至是开车。在我们清醒时，大脑随时会神游到九霄云外，但我们可以稍微控制它漫游的去处——是回顾过去，还是计划未来，抑或是猜测孩子到底在做什么、想什么。而在我们睡觉时，大脑以做梦的形式继续漫游，我们知道自己何时做梦，却无法预测梦的内容。虽然我们的思想意志会对我们在梦中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梦会按照自身目的运转，其剧情不会被我们改变），但是我们实际上是无法控制梦的内容的。幻觉也像梦一样，导致神经兴奋的药物和感官剥夺也许会稍稍影响幻觉里的一些表象内容，但却不能改变其本质内容。
如果说人的思想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那就是构建复杂故事的能力，并通过语言将这些故事与他人分享。这些故事可能来源于过去的经历、未来的计划，或者仅仅是编造出的——幻想中的人在幻想中的地方做幻想的事情。这就是那些伟大的、口口相传的、塑造了工业革命之前文化的神话故事的产生方式，这种方式同时也产生了《荷马史诗》、《圣经》、莎翁戏剧、简·奥斯汀或者巴尔扎克的小说、现代侦探故事，以及我们电视屏幕上经久不息的肥皂剧。大脑神游本身存在于故事讲述者的口中或笔下，而听众们，抑或是读者们在导游引导下完成一场场旅行——这种旅行是另一次大脑的神游，去的是远离此时此刻的另一个时空。
大脑神游也有些缺点。有说法称思想总走神是不开心的表现，也许会缩短我们的寿命。这一观点受到目前占主流的正念（或专注力）理论的支持，还得到其他的冥思方法的推崇，这些冥思方法的设计目的就是使人们集中思想，最好把思想牢牢地、一动不动地固定在要做的事情上。不过，走神和专注之间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提升专注力的技巧之一就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体上，从脚开始，逐渐将注意力上移，虽然这与在花园散步以及在沙滩徜徉不同，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漫游。也可以这样认为，当我们专注时，漫游的大脑可以得到休息，思想可以得到滋养，休息之后呢，当然还会继续漫游。
自然赋予我们思维，使我们不会成为依照固定程序行事的机器人。我们的大脑被赋予了额外的资源，可以时不时逃离当下，逃离面前的任务，出去玩耍一番。随时间推移，这种玩耍也在不断进化，因为其本身具有适应性，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未来复杂的世界。但是这种玩耍本身也会增添世界的复杂度，形成一种信息反馈机制，使我们对于更加具有创造力的玩耍的需求不断提升。也许正是这种循环机制让我们愈发地想要溜号，想要让思想无拘束地游走，想要创造更多的故事。为了能继续在我们所创造的复杂世界里生存，我们需要允许思想漫游——让它去玩耍、去发明、去创造。
创造力
我感激泥土，因为里面生长出了粮食
我更感激生活，因为它哺育了我
可我最感激的是真主，因为他赋予了我
大脑中独立的两面。
我可以抛弃我的衣服、鞋子，
也可以不要朋友、香烟或者面包
但我一秒也不愿意失去
我大脑的任何一面。
——拉迪亚德·吉卜林，节选自《双面人》
那么，创造力为何物呢？让我们先来消除一个错误认识，那就是创造力只来源于我们大脑的一侧——右侧。如果你在谷歌搜索“右脑”，你会得到6.6亿个结果，而被认为是主导一侧的左脑却只有2.7亿个结果。麦吉尔克里斯特希望大脑的掌控权可以存在于右脑，也就是他笔下的“主人”，从搜索结果的数量对比来看，也许他的愿望就快实现了。如果你搜索“右脑创造力”，你将会得到1450万个结果。右脑还被列入到字典里，第四版的《美国传统词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对于“右脑”的定义如下：
右脑的（形容词）：1.让右脑占有支配地位。2.形容创造和想象所涉及的思想过程，与右脑总体相关。3.形容被情绪、创造力、本能、非语言交流和总体推理而不是逻辑和分析主导行为的人。
我们也不能忘记，朱利安·杰恩斯说过，上帝是通过我们的右脑和我们沟通的。
开篇那首吉卜林的诗发表于1901年，体现了在19世纪60、70年代时左脑被发现主导生产和语言理解之后，世人对大脑左右两个部分的好奇心。对左脑的深入了解也使得大家开始思考右脑的功能，一部分科学家开始意识到大脑两个部分的关系更多的是互为补充，而不是右脑从属于左脑。左脑被认为是人道和文明的资源库，而右脑则带有我们本质的原始性和野性。大家对左右脑像“两重人格”似的对立都非常感兴趣，比如在罗伯特·刘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中，哲基尔博士象征着受过良好教育的、举止文明的左脑，而海德先生则象征着粗鲁的、激情的右脑。如书里所示，这两者需要平衡，因为不平衡只能导致疯狂，尤其是当右脑占上风的时候。而和疯狂，也就是和右脑联系在一起的，是创造力。
从1920年前后开始，早期研究左右脑的风潮渐渐被大家遗忘，可在20世纪60、70年代，在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和他加利福尼亚的合作伙伴对大脑的两部分的研究结果发表后，这种潮流又再次回归[23]。一些患有顽固性癫痫的患者接受了胼胝体切除手术，通过切除左右脑之间的胼胝体——连接左右两侧大脑半球的横行神经纤维束，来彻底治疗病症。尽管两侧半球的脑组织都蜷缩在脑壳中，可是在高级的脑功能方面——例如语言、记忆、理解，甚至于想象——两侧半球都是彼此独立、没有联系的。这种手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痫样放电从一侧脑部扩散到另一侧。手术的成果大大超出预期，在很多案例中接受过手术的病人都基本摆脱了癫痫，或者有效控制了癫痫。然而，被分裂后的大脑引发了很多哲学和心理学的问题。大脑的分裂是否会导致思想的分裂呢？大脑的两个半球在它们的官能方面又有哪些不同呢？
罗杰·斯佩里和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设计了研究大脑两个半球独立能力的方法。斯佩里后来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恰好同吉卜林在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遥相呼应。斯佩里和加扎尼加详细记录了左脑在语言领域的独特功能，虽然这一方面在19世纪60年代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广为人知的成果。他们二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显示了右脑在空间和情绪方面的主导地位。这样的结果再次印证了左右脑互为补充，左脑主导逻辑和理智，右脑主导本能、情绪和创造力的理论。
我在上一章曾写道，大脑的二元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了，过度地被引用来解释我们生活中的两极分化。这些两极分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由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政治分歧所引发的。左脑象征着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世界的军事、工业成就，而右脑则代表东方爱好和平的国家。20世纪60、70年代的女权解放运动同样也对右脑宣告主权，作为对男性压制女性的一种反抗——这种二元性还要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左脑被看作是男性气质的代表，而右脑则是女性气质的代表。随着1972年罗伯特·奥恩斯坦（Robert Ornstein）推出了他的畅销书《意识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Consciousness），大脑的二元论迅速成了大众的话题。
同二元论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个想法，即右脑是创造力的引擎——这种想法本身可以解释朱利安·杰恩斯的“上帝通过右脑和我们沟通”这一观点，也可以解释伊恩·麦吉尔克里斯特的“右脑是主人、左脑是使者”这种观点。1979年，一位叫作贝蒂·爱德华（Betty Edwards）的艺术教师写出了《用右脑绘画》（Draw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rain）一书，声称可以教授人们通过开发右脑的空间和创造能力来绘画[24]。这本书比奥恩斯坦的书还要畅销，一直高居图书销量榜的前几名。卡尔·萨根（Carl Sagan）是知名的宇宙学家、科普作家，他在1977年出版的《伊甸园的飞龙》（The Dragons of Eden）一书中对右脑的描述如下：“有创造力，但是有点妄想偏执；大力鼓吹科学想法，但常常看到不存在的规律和阴谋。而理智严谨的左脑则负责详细审查这些科学想法。”
右脑的概念还悄悄进入了商界。1976年，麦吉尔大学的一位管理学教授曾经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面发表过以下一段话：
管理一个机构的重要决策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脑右半球识别出的员工的能力。高效能的管理者在含糊不明、错综复杂、神秘无序的系统中反而会如鱼得水。
这样的评价肯定会引起巨大反响，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再去谷歌搜索“右脑商务”，你会得到3.5亿个结果。
越来越多的评论分析表明这一切未必是正确的。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被要求创作图书的封面图案，而他们的脑活动则处于核磁共振扫描仪的监控下。虽然被试的学生具有艺术背景且被要求从事艺术设计任务，但并无测试证据显示他们用大脑的右半球绘图。相反，他们大脑中被激活的区域还包括负责执行能力的大脑额叶区、以及与思想漫游相关的默认模式网络。在完成任务时，学生们并没有更多地使用任何一半大脑。
在广泛地研究了与创造性认知相关的脑成像数据之后，雷克斯·荣格（Rex Jung）和他的同事们得出结论：作为“第一近似值”，创造力依赖思想漫游的最关键机制——默认模式网络。创造力的源泉很大程度上可能存在于无处不在的大脑网络中，我们的思想漫游得越远，我们越有可能找到新的东西。
爱德华·德·波诺（Edward de Bono）被称为“创造力之父”，他鼓励他的读者们“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他并不赞同右脑的相关理论，可是他以下的话有点欲抑先扬的意味：“我们相信大脑的右半球代表创造力，但事实不是这样，它代表的是天真纯洁，在创造力产生中起到了一些作用——特别是在艺术表达方面。”右脑负责艺术创造、左脑负责语言创造，这种说法或许有那么一点儿正确性，但是我们应该放弃对于大脑二元论的过度解读，选择接受它。
如果创造力依赖于广泛的网络而存在，我们应该在更具创造力的人的大脑中发现比其他人更多的远距离连接。这些连接形成了“脑白质”，而一项研究显示，发散式思维与左右脑的脑白质数量无关。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更具创造力的人都有较小的胼胝体。这项研究的负责人表示，较小的胼胝体使得大脑的两个半球可以更加独立于彼此。也许，更多的创造力靠的并不是跳出固有思维模式盒子，而是可以使用两个盒子来思考。看来还是诗人吉卜林说得对。
随机性
著名心理学家、知识学家唐纳德·T.坎贝尔（Donald T.Campbell）曾把创造力的本质形容为“盲目的选择和选择性保留”。盲目的选择正是从神游的概念中捕捉到的，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思想中游走，我们都是从一条已知的路径走向未知的领地。在未知的领地我们能发现什么，完全要靠运气。我们思想漫游的随机性为创造力提供了火花，但是当我们撞上了新的、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具备辨认出它们的能力——就是坎贝尔所说的“选择性保留”。
实际上，随机性不仅充斥着我们变化无常的思想，更是弥漫了整个宇宙。根据物理学里的不确定性原则，我们无法精确地知道次原子粒子的位置。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我们试图测量粒子在亚原子空间中的确切位置时，便无法百分之百精准测量粒子的速度；而当我们企图测量粒子的速度时，则无法精准确认粒子的位置。位置和速度，这二者我们获得其一便不能获得其二。因此只能根据概率分布来定位它们，似乎它们的漫游范围被局限了，只能自己争取自己的空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对马克斯·玻恩（Max Born）说过一句很出名的话：“上帝不会掷骰子。”可是也许掷骰子这件事上帝真的会做，如果根据概率分布存在上帝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天气将会怎样变化，每一滴雨水都会掉落到哪里，或者下一次地震会在何时何地发生——因为尽管地震学家们勤奋研究，可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在2010和2011年的两次大地震还是发生得毫无预警。在这个幸运的星球上产生了生命这件事本身同样也是一个偶然事件——配料齐全的生命原始汤加上一道闪电，一切就从无到有了。从开始到现在，随机性一直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生生不息的星球的建设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基因的随机改变为自身增加了生存值，而进化利用了这种随机改变，我们自己也是大量随机事件经过漫长的选择、组装的产物。学习也依赖随机的活动——哪怕是行为主义者也认同，行为必须要先“发出”之后才能被反复强化，最终被印刻到动物的大脑里成为固定行为模式。鸽子会反复叼起钥匙以期获得食物的奖励，但鸽子第一次叼起钥匙肯定是偶然的，然后它才会发现这样做的好处。
只要是会动的生物都倾向于在广阔的空间里漫游。有时候它们的目标很明确，选一条天天都走的路去酒吧小坐，或者一条交通拥堵的道路去上班；但有时它们只是漫无目的地走，探索新的领地，又或者好奇转过下一个弯之后会看到什么。这种漫游可以改变进化。当鸟类找到更好的栖息地时，它们就开始迁徙，它们在新环境的繁衍率要高出原来的地方。例如，生长于热带的鸟类可能会发现向北迁徙会获得更多的日照时间，这样利于繁衍更多的后代，然后它们会在冬天来临、白天变短之前从北方返回原来的栖息地。这种迁徙模式会渐渐被纳入到基因结构中。我们人类在迁徙方面更是硕果累累，7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从非洲出发，最后将足迹踏遍了全球。虽然也有冬天时加拿大人迁往佛罗里达，新西兰人迁往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这些由于天气、环境等原因的移动，但除此之外大部分的人类迁徙都是为了探索、发现，这种探索和发现最终把我们引向了新的大陆、新的气候、新的生存方式和更加绿油油的草地。
正是通过漫游，无论是身体的还是思想的，我们将随机性引入到我们的生活里，从而发现了新的事物，所以当威廉·华兹华斯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湖区漫步时，才能收获许多诗歌的灵感。
我独自漫游像一朵浮云，
高高地漂浮在山与谷之上，
突然我看见一簇簇一群群，
金色的水仙在开放；
靠湖边，在树下，
随风起舞乐开花。[25]
华兹华斯不仅仅是在散步，同时他的思想也在遨游，然后将自己的见闻用诗意的神来之笔渲染，这个过程本身充满偶然性。
本书的前几章所探讨的漫游只限于在我们的大脑里，比如精神时间旅行、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做梦、幻觉。所有这些都具有随机性的元素，随机元素将我们带入思想的领地，在那里所有的意想不到和微弱的可能都会被证明。我们大部分的思想漫游（比如空间遨游）将我们引至的领地都无关乎我们的未来，或者我们人类的未来。但是，我们偶尔也会在那里发现宝藏。
梦是一种不受控制的思想漫游，如果我们能够记住我们的梦境，它们就能够带来具有创造性的想法。奥托·勒维（Otto Loewi）凭借在神经脉冲的化学传递方面的杰出成绩，于196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据说他就是在梦中找到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方法。罗伯特·刘易斯·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的情节也是来源于梦境的启发。奥古斯特·凯库勒（August Kekulé）在白天小睡时梦到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突然就想到苯分子的环状结构——不过至今有些人还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而著名高尔夫球员杰克·尼克劳斯（Jack Nicklaus）也是因为一个梦而改进了自己的挥杆动作。
但你不能过于依赖梦。威廉·詹姆斯讲过亚摩斯·平肖夫人（Mrs Amos Pinchot）的故事，她曾做过一个梦，在梦里她发现了人生的秘密。在半睡半醒之间，她将自己的梦写了下来。当她完全从睡梦中醒来时看见自己写下的内容：
吼卡姆思，伊卡姆思
男人很花心
伊卡姆思，吼卡姆思
女人很专一。
也许梦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充满启示，而且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忘记梦里的内容。
影响大脑的神经类药物的作用可能是一种更强烈的灵感来源，因为这些药物在我们清醒时发挥作用，过后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也更持久一些。和梦一样，其作用不受我们控制，为我们带来更强的随机性，但在增强创造力方面药物的作用不大。但是，许多艺术家和作家都使用这些药物，有时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寻求艺术创作的灵感和启发。鸦片在18世纪时被进口到英国，19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们靠吸食鸦片找到了他们的灵感。华兹华斯也曾经尝试过，鸦片也许给他诗中水仙的金色光泽也增添了风采。比较而言，华兹华斯的朋友柯尔律治更加依赖鸦片以寻求诗歌的灵感，他一开始用鸦片来缓解风湿病痛，但后来愈发觉得鸦片使他的身体和思想更加和谐，不过很显然华兹华斯不赞同这一点——随着柯尔律治的毒瘾加深，这对昔日的好友也渐行渐远。柯尔律治的两首著名诗歌——《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汗》（Kubla Khan）据说都是在鸦片所带来的幻象的影响下创作完成的。
托马斯·德·昆西也是由于同样不得已的原因开始吸食鸦片——为了减轻牙痛，可是他也很快屈服于药物带来的超脱感。1821年，他写下了《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他在该书中写道：“一便士就可以买到快乐。”书中描绘了在当时社会状态下，鸦片酊（一种鸦片和酒的混合物）很便宜，在街上的小贩手里就能买到。后来，通货膨胀不断加剧，鸦片工业也被列为非法工业，鸦片的价格越来越高。德·昆西所描述的鸦片作用下的梦境和被改变的意识，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夏尔·波德莱尔、尼古莱·果戈理，不过德·昆西也曾讲述过毒瘾所带给他的无尽的痛苦和折磨。
19世纪时，也有许多作家吸食鸦片以寻求灵感，包括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威尔基·柯林斯、查尔斯·狄更斯、阿瑟·柯南·道尔、约翰·济慈、埃德加·爱伦·坡、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珀西·比希·雪莱、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看了以上的名单我们不禁想到，如果没有鸦片，19世纪的文坛是否还会存在。不仅是作家，就连美国博学家、发明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尝试过印度大麻和鸦片。20世纪使用鸦片的名人包括比莉·荷莉戴、让·科克托、约瑟夫·麦卡锡。巴勃罗·毕加索也说过：“鸦片的气味是世界上最不愚蠢的气味。”
印度大麻及其多种衍生产品似乎带给我们更多的馈赠，兼具娱乐功能和启示作用。印度大麻由拿破仑的军队在埃及取得胜利后发现并引入欧洲。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都曾种过大麻。而后大麻成为美国政治家们的消遣方式，包括托马斯·杰斐逊、阿尔·戈尔、比尔·克林顿、纽特·金里奇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在内的很多政客都曾使用大麻。萨尔瓦多·达利曾说过：“大家都应该试试大麻，不过只能试一次。”他还说过：“我不使用毒品，我本身就是毒品。”
还有一种后来居上的麻醉品——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简称LSD），这种毒品在1938年首次被人工合成，能令人产生强烈的幻觉和精神错乱。在哈佛大学的蒂莫西·利里的支持下，LSD成为致幻剂横行的60年代的首选麻醉药品。在他自己的自传《闪回》中，他声称75%尝试过LSD的教授、学生、研究生、作家、专业人士都认为服用LSD后获得了对生命更多的理解和感知。英国小说家、散文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亲身体验过麦司卡林和LSD之后，也曾经撰文赞美过吸毒所带来的创作启发，临终前还留下了想要100毫克LSD的著名遗言。赫胥黎在他1954年的书《众妙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之中记录了自己的吸毒史，而这本书的书名来自于威廉·布莱克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一书（写于1790年至1793年间）。布莱克的写作和艺术创作从特点上看很接近服用毒品后所获得的感知和启示，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服用了毒品，如果用20世纪60年代的话说，就是他没有吸毒。LSD也为音乐人士带来了灵感，披头士乐队、吉米·亨德里克斯、吉姆·莫里森、发明之母乐队、滚石乐队，还有演艺界的彼得·方达、加里·格兰特、杰克·尼科尔森都曾使用LSD。史蒂夫·乔布斯是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曾使用大麻和LSD。实际上，LSD也许帮助建立了整个计算机互联网产业，因为硅谷在加州的崛起和LSD爆发为文化标志几乎是同一时间发生的。
我们不能漏掉酒精——酒精可能是被最广泛禁止的影响神经的药物了，但在很多方面，酒精都是最危险的。酒精是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首选致幻剂，同时也是很多作家的创作灵感来源——包括杜鲁门·卡波特、约翰·契弗、欧内斯特·海明威、威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杰克·凯鲁亚克、多萝西·帕克、狄兰·托马斯。在她的小说《瓶中美人》中，西尔维娅·普拉斯写道：“我开始觉得伏特加是我最喜欢的酒。它没什么独特味道，但是它就像吞剑表演者口中的那把利剑，直冲我的胃肠，使我觉得充满力量，像上帝一般。”奥格登·纳什的表达更简洁：“糖果，不错；但酒精，简直妙极。”
我相信人们会继续使用致幻剂，不只是为了寻求灵感，更多地是为了获得超出平常人类的体验。药物的确能为我们的思想增添随机性，从而给我们带来创造力——可能在艺术和写作方面要比在科学方面多一些。但是，药物也有严重的副作用，其中一点就是被药物催生的随机性有可能缺乏意义——有时只是混乱无章的幻觉，没有任何深远意义或者审美价值。另外一点是，在清醒之后发现依靠药物获得的启发本身就是一种幻觉。而最严重的一点则是药物的作用越强，也越容易上瘾，为了戒毒所受的痛苦十分巨大，远远超出了药物引发灵感所带来的愉悦感。另外，我还需要提醒一下，大部分的神经致幻类药品都是非法的。
我们都有过以下经历——参加无聊的讲座、晚饭吃得很饱之后去听交响乐、在飞机上昏昏欲睡，这些经历使我们知道，不需要药物我们的思想也可以自由地漫游徜徉。哪怕是毫无目标的瞎想也会间接地刺激我们的创造力，当然，这都要经过“孵化”过程，即当我们在想其他事情时，一些想法在我们的思想里生根发芽。这一过程已经被实验演示证明了：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让被测试者想出一些熟悉物品的新用途（这种任务经常被用来测量创造力），实验进行了几小时后，大部分被测试者都被允许休息一会儿。在休息过程中，一些人被叫去参加一个需要他们全神贯注，要求很高的记忆测试；另一些人则参加了一个要求不高的记忆测试；而剩下的人只是静静地坐着休息，什么都不用干。当实验恢复进行后，那些参加要求不高的记忆测试的人表现得最为出色，很可能因为他们在要求不高的活动中思想游离、漫游了一番。其他研究显示，要求不高的活动容易引发思想漫游，甚至比什么都不做更容易。如果你正在寻找灵感，也许可以试试休息一下，做一些要求不高的事情，比如洗碗或者看一些轻松的电视节目。又或者你可以试试织毛衣，这就解释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神探马普尔小姐为什么总能够解决谋杀案的疑团，因为她时时刻刻都在织毛衣。也许阿加莎·克里斯蒂本人就有点编织强迫症，所以才能写出一本本精彩的侦探小说。
一位匿名的物理学家曾经告诉德国心理学家沃尔夫冈·柯勒：“我们经常说的3B——公交车（Bus）、浴缸（Bath）、床（Bed）——正是很多伟大科学发现的发源地。”[26]这个人可能就是想暗示庞加莱的数学灵感是在一只脚踏上公交车时产生的，也可能是指当阿基米德踏进浴缸，水面上升时，他的那句著名的“有了”。而说到床，梦的确能够带来一些创意，那些辗转难眠的时刻往往更是灵感迸发的良机，那时我们的思想在飞速地漫游，而我们又足够地清醒，可以抓住一些闪光的想法。也许我们还可以加上第四个B——会议室（Boardroom），会议室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创造力的思想漫游和“孵化”的绝佳环境。或者这四个B可以被统称为另个一B——无聊（Boredom）。曾获诺贝尔奖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写道：“无聊对我们而言是时间序列上的一扇窗户，为了维持心理平衡，我们时常忽视它。它是我们通向时间永恒的窗户，一旦它开着，就不要试图去关闭它，相反，让它大大地开着。”
无论你选择怎样漫游，不要气馁，不要以为这只是浪费时间。当然，老师的批评也不总是错的——我们偶尔还是需要集中精神去学习和工作。但是做梦是我们的本性，我们通过做梦才能摆脱束缚我们的种种限制。还记得第一章乔纳森·斯库勒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实验么？他们测试人们在阅读《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的走神频率，而那些走神次数最多的人也是在创造力测试中得分最高的人。如果在讨论重要事务时，你的老师或者老板发现你正望向窗外出神，你可以解释说，你只是正在打开通往创造力的大门。
最后，如果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思想偶尔走神，我希望那些神游将你带去的地方能对你有所启发、让你充满创造力——最重要的是，真正让你开心快乐。